明年4月王石要再攀登一次珠峰，作为他登山运动的结束。王石计划自己组队，召集五六名队员，再加上协作队员，跟上次2003年从北坳进发不同，这次准备从南麓进山。这次登珠峰也是万科“3年公益计划”的句号。计划从2008年开始，到2010年结束时，会在上海世博会设置的万科馆里放映一部纪录长片，纪录这3年来万科通过登山、穿越沙漠、穿越雨林等活动促进生态环保等公益行动的过程。“把我过去单纯的探险和企业的公益宣传结合起来。”王石解释说，为了避嫌“以公谋私”，整个活动中他自己自费，邀请的科学家、专业媒体等其他费用由万科来出，“会在活动结束时公布预算情况。”
之后从2011年——那时60岁的王石正好和惯常的退休年龄相契合——开始“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无论是公司的经营活动还是公益活动——尽管他说那不是退休，他还得工作，因为他的积蓄不足以让他彻底退休而只做自己喜欢的事，但事实上，在他的计划表里，2011年后他将“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涉足航海和滑翔机”——自然主义者王石只玩无动力的。环球航海可以是一口气环下来，目前最快77天，最慢100天，因为季风不等人；也可以是间断地航，最后连起来也是一圈，用时1年到3年不等。
至于玩滑翔机就酷了，王石飞滑翔伞很多年了，2007年开始改去学滑翔机——这项运动一度为空军培养飞行员，高峰时国内有80所滑翔学校，但并不在民间开展。上世纪80年代空军体制改革后不再在滑翔员里选拔飞行员，滑翔学校也随之衰落。“但在国际上依然是很好的运动项目，它的原理跟滑翔伞一样，飞机把滑翔机牵到空中，脱钩后滑翔，巧妙利用热气流向上攀升的力量让自己盘旋到机场才能降落，当然也有可能回不来，那就得迫降了。”王石说。虽然在国内这个项目基本停止了，今天“飞滑翔机的不过20人”，但王石还是想破一下20年前有人创下的滑翔机一口气飞过600公里的纪录。
当然这一切的“具体规划要等2011年以后”。他现在最想说的是，万科完全离得开王石，离不开只是一个假象。
技术派的审视
始于2008年的3年公益计划只是万科诸多公益作为的一小部分，和当时万科的尴尬境地有什么联系已经没有求证的必要。其实2008年的所谓万科“负面”事件，在理智思考之后很多人终于发现不过是欠缺常识的冲动。比如捐款门，以金钱评价道德，几乎丧失了最基本的慈善常识，也算是长久以来拜金主义的一次集体爆发。万科和诸多房地产企业都捐了200万元——这也是董事会主席能直接批准的上限，却唯独让万科成为众矢之的，谁让你平时清高呢，这种心态直接将之后王石“员工捐款每人不超过10元”的提倡用口水淹没。
自王石出名以来经常为其他品牌做代言，最早代言摩托罗拉的250万元他捐了，当时他的年薪是30万元。到现在他控制着每年代言不超过5家，以保持自己的代言身价，不过他保住的所有身价却依然悉数捐出，没有留下一分钱，连带着工资收入也会捐出一些。“财富最终只能属于社会。”他是企业圈里有名的“要名不要利”的人，这两年他计划给自己成立个小型点的基金会，和万科的基金会完全不同，这个基金“没多少钱”不用请人来打理，“我自己协调一下就可以。”王石一直将公和私分得很清晰，但站在企业领导人角度一句理性的号召，显然与公众想象的英雄振臂一呼、忘情募捐截然不同，“那种落差我也能理解。”王石说。
当时他最担心房子不好卖、股票被抛售和企业内58%的80后人心不稳，他说这三种状况发生任何一种，他都会立刻辞职。当然他过来了，他很清醒——跟公众进行思辨，对于一个上市公司而言于事无补，甚至还可能“对品牌是一种伤害”。此时他只给自己一个最明确的身份——万科董事会主席，他必须也只需做好份内的事情。
一些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主动站出来替他做解释、替他不平，甚至替他去批判社会公众的信仰缺失造成的精神危机以及道德观畸形，王石却没有在批判与反批判的声音中挣扎，他迅速从意识形态的困惑中抽身而出，控制自己只用职业心态来处理和公众乃至和社会的矛盾——这是一般知识分子做不到的理性，毕竟读书之外他还有不寻常的阅历。
王石一直信奉一种非直线性的历史观，所以面对2008年让自己和企业所遭遇的种种偶然事件，它可能比常人能更容易平复心态。最近两年他最常向别人推荐的一套书是繁体字版的《罗马人的故事》，作者是日本史学家盐野七生。“它从存在主义和技术角度去解读罗马。比如开篇就说，罗马在修大路的时候，东方的中华帝国正在修长城，2000多年过去了，罗马修建的道路很多地方都在使用。接下来就是一个罗马道路的剖面，从工程角度分析其的先进之处，所以罗马攻下一个城池就进行修路，罗马人用镐头建成了罗马。”盐野七生的观点是，罗马人论文化比不过雅典人，论财务比不过迦太基人，论孔武有力不如高卢人，但却把他们一一打败了。盐野七生坚持着“距离研究地半径不超过200公里”的理念，为研究罗马史在意大利生活了40多年。
一直以来，王石的阅读都偏向历史和哲学，这和他中学教育赶上的文革半政治化背景有很大关系。他24岁上工农兵大学，当时文革已经结束，他同时也对政治体系产生了疑惑，“就非常想用另一个视角解读一下社会现象，当时想的角度是经济，而图书馆也只有政治经济学比较沾边。”他认真地看了3年徐禾的《政治经济学》，但并没有找到答案。
现任凡客诚品CEO的陈年当时从卓越网转而自己创业时说过，把政治的书看得差不多了，这些经济学里的公司经营就不是问题。当一个人可以站在更高的角度洞悉市场经济的发展走势，那么无疑他从一开始就严格遵循市场规律——规范、透明、非暴利，以避免无谓的付出和代价。作为国内最早接触市场经济的一批人，1992年王石给万科提出了令所有同行和公众都匪夷所思的“利润率超过25%的项目不做”，而当时在房地产业利润不超过40%的项目无人问津。但王石笃信市场长久下来会形成平均利润，类似“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江湖教条。
真正在经济上让他豁然开朗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套《走向未来》丛书。他印象很深刻的是两本书，一本是张五常《卖桔者言》，深入浅出地从社会现象来谈经济学；另一本是《社会生物学》，认为动物和人在自私以求生存等特性上是相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王石以往被灌输的“绝对无私”的理念。
当然真正改变王石世界观的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他认为中华文明没有中断的原因，一个是沿海的格局，一个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互动。“直到今天我还被它的历史观笼罩着，尽管我现在也意识到它未必全对。”王石认识到汤因比的思路还是直线性的，遵循着历史的必然性，和翦伯赞、黄仁宇等绝大多数史学家一样，也就是说都是回头给已经发生的事情做个了断，“但实际上未来不一定仍这样发展。”所以“带着更多偶然性的和残片式解读”的《罗马人的故事》更能打动王石，“生命科学已经发展到破解基因图谱的水平，你会发现人类的演变过程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带有太多偶然性。所以我们看未来就没有什么必然道路可循。”
徘徊的灵魂
今年王石计划和中信出版社合作，出版一本《徘徊的灵魂》，算是2006年那本自传性的《道路与梦想》的延续，“除了谈我这么年来的经历，也会谈一下现在的困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去年拐点论和捐款门带来的纷扰持续不能平息，甚至出现了万科老业主因不满降价将售楼处砸毁，而警察就在不远的地方袖手旁观——这件事在业内成为幸灾乐祸的笑柄，在网民中引起的也多是针对捐款门的报复性回复——似乎万科和王石与社会的矛盾已经恶化到高潮。“我们在30多个城市进行开发，如果30个城市的地方政府都是这种态度的话，就完全失去法律框架下交易的环境了，这么下去怎么办？我不知道。”当时万科面临着巨大的经营压力和品牌风险。
王石为社会丧失契约精神而困惑的同时，也为那些为房子降价而一片叫好声折射出的社会心态担心，“这比老业主的不满更让我们警惕，因为它更多是一种仇富心理的思潮，这种叫好未来可能会有更大的损害。”
2008年9月王石按计划进藏，准备登希夏邦马峰，这是他第一次怀着忐忑不安去登山。希夏邦马峰是世界上l4座8000米级高峰中的最后一位，也是唯一的一座完全在中国境内的8000米级山峰。2002年北大山鹰社曾有5名队员在希夏邦马因为雪崩遇难，在教育界引起震惊，当时引起了网络上的激烈讨论，最大的声音认为他们这些本可以成为国家精英的北大学子，完全不值得为业余登山损失掉生命。当时王石在德国也发了一个山鹰精神永存的帖子：“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点儿探险精神，人类如果没有对未来的好奇，那所有发展都将停止，而我们这个民族恰好缺乏这种精神。”
巧的是，这次王石在希夏邦马大本营遇到了那次山鹰社登山队的队长刘炎林，他和另一个朋友准备为5名遇难的队员修一面纪念墙——以山石垒起玛尼堆，挂上5块不锈钢的金属牌，用激光打上5个人的图像和简历。一天训练结束后，王石准备在纪念墙前拍些照片，但无论怎样换角度去拍，“他们的遗像我照不出来，上面都是我自己，像镜子一样。” 他非常惊讶地发现，“与其说在那里是对故人的一种怀念，还不如说是你在追问自己。假如他们再登一次山，知道会遇难，他们还会不会去？你也有可能这样，你还会不会去？不会去你又会怎样？原来都是完全把自己置之度外，但反思一下，到底登山的意义是什么？”
从希夏邦马峰下来后，王石接着又去了耶路撒冷，“回来之后就不能自拔了。”他感到自己需要对一神论重新认识。一神论有一个最高的理性的神，他掌握着你，你没法对他进行判定。但是无神论没有，我们指的天很含糊，总是和最高权力联系在一起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信仰问题。一神论带着社会文明，比如基督教就继承了希腊科学主义的东西，当然科学主义并不能全面解说这些现象，而且科学主义也可能带来很大的负面，比如现代大屠杀和传统大屠杀的区别，就是效率更高。”
以色列回来以后王石着手写书，但发现根本进行不下去，“人完全就在耶路撒冷打转。”他现在很困惑，发现原来的“道路和梦想”与现实之间存在意想不到的矛盾。“万科过去做的和现在做的一样，媒体没有变，网民也没有根本变化，但在2007年之前万科做的事情、说的话，哪怕你犯了些错误也容易被理解被接受，为什么在2008年就不行了，同样的道理，你却怎么都不是，左右都不成。”万科接下来该怎么走？独善其身不行了，“你突然感到你必须要兼济天下了。”说完王石在这次采访中第一次爽朗地笑了。
王石曾经说过，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基督教的产物，我们是拿来主义，但万科拿来之后，尽管力求企业透明、规范，后来也成为了行业标杆，“但现在看我们掌握的还是皮毛，停滞在技术层面却拒绝思想。万科接下来怎么走，道路非常清晰，但我们无疑还缺乏一种真正的思想渗透力。这也是我的困惑。”
刚好这几天刘震云的新书《一句顶一万句》出来，评论界有一段话似乎很契合王石最近的思考。“我们在与神对话还是与人对话的千年思考中徘徊：与神对话的西方文明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与人对话的农耕文化却因为人心难测，而使我们陷入了真正的百年孤独。”
王石的阅读习惯至今没有停止，现在他一个月虽然反复精读的只有3本左右，但可以泛读二三十本，并且仍以历史和哲学为主。与众不同的是，他可以同时读10多种书，“家里的床上、桌子上、马桶边等摊开着两三本正在读的书，走到哪里拿起就看。”他看书没有任何功利性，仅随口味，现在正在读的是汉娜·阿伦特的《政治哲学》，“读得云里雾里”却不释手。
王石的第一面是职业经理人，上市公司董事长，第二面是“我思故我在”的思辨者。他的学识、睿智以及思辨高度跟知识精英不相上下，但是当他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时，却没有如知识分子那样愤怒和力图影响民众，他只会站在他的第一面，以职业的心态审视自己和改变自己，而不企图去改变社会。他有时会说，“思”和“在”并不总是因果。他把进入第二面的状态称为“游离”，偶尔为之没问题，但不能深陷其中，“那样只能让企业出问题。”
作为思辨者，王石可以思考得很深，却在媒体和公众前刻意回避说透，一旦话题蔓延到社会信仰、意识形态等，他就不止一次地表明，“这些是你们媒体人和公共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他理智地将话锋一转，继续将对话带到万科的现实——显然他更希望公众将目光停留在这家他一手经营起来的企业，而不是那些充满不确定的思想争辩。
但无论如何，在那极具冒险精神的企业家王石的背后，永远站着一个洞悉历史和哲学的王石。虽然“万科如何走下去的道路很清晰，但灵魂的徘徊还不知要持续多长时间。”——希望王石早日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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