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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奘在幽燕大放光彩:有趣的佛教入辽(之八)

(2017-11-21 11:57:33)
标签:

佛学

历史

文化

杂谈

分类: 发掘历史


                                   /王德恒

云居寺的律宗和慈恩宗

有《云居寺》一书书曰:“自唐以来,禅律共处,至辽代,则改为律宗。”与史相符。

前文论及当辽圣宗朝时,由辽圣宗颁旨、诠晓执行对禅宗经典在燕京进行焚毁;到云居寺砸磨之事。开始此事为佛教中的教派之争,和宋辽两国战争和政争的背景。

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和好,双方均谨守条约,和平友谊成为主旋律。但是,在文化方面,暗中却是呈现出竞争状态。宋太祖时代,宋朝抢先刊刻了《大藏经》,因为是刊刻于开宝年间,故称为《开宝藏》。此经刻完后,曾经应高丽、日本国僧俗之请,赠送给两国。《开宝藏》中有许多新译经,后来又在真宗、仁宗时代经过两任皇帝亲自校订。按照当时的状况,宋朝也应该赠送给辽朝。因为赠送佛教为祈福表示友善之道。而且当时宋辽的关系也确实友好。

房山《云居寺石经简目》金刻宋译三十帙是按照宋藏原有序列下来的。此三十帙之后,又续刻法天翻译的《分别缘生经》一卷、《未曾有正法经》六卷,合编为[]帙。后二经都是宋藏《大中祥符法宝录》所收录的。这可以证明辽藏收宋新译经三十一帙,是根据宋藏天禧本覆刻。刻制的时间应该是在圣宗晚期,太平三年至太平十年。到这时,辽藏至少雕印颁宣了三十一帙,含以前的部分,既是[天——说]共计557帙。

辽藏(根据宋藏天禧本)收入者只是新译佛典及西方圣贤集著。对宋帝御制诸品及《景德传灯录》等禅宗之籍皆不收。这又说明辽藏的编校者严守本朝立场,对禅宗经典则一如既往地排斥,门户很深。这一点,尽管“澶渊之盟”后,双方结好,称兄道弟,宋帝崩逝,辽圣宗举哀真挚殷切,但是,并没有因此全盘接受宋朝的文化,包括佛教文化。

应当指出,前此有据辽太平二年蔡忠顺所撰《大慈恩玄化寺碑阴记》,认宋藏之入辽应在圣宗太平元年者。按蔡忠顺其人系高丽显宗时的“参知政事”,《辽史·圣宗纪》载“开泰元年夏四月庚子,高丽遣蔡忠顺来……诏王询亲朝”即此蔡忠顺。时高丽使用辽的年号,故碑文所载,指的是宋藏入高丽之事,而辽获得宋藏也应该在此前后。

这一段历史说明,云居寺从诠晓开始的由禅改律,虽然在澶渊之盟后,并且得到了宋藏,但是,云居寺律宗为主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变。

辽代改禅为律,在历史上是一件有很大影响的事情,甚至是一件孤例。《云居寺》一书说:“辽代通理大师主持刻经,于前代不同,以前所刻多为大乘的经。通理则刻律和大乘论,于是,经、律、论三藏齐备。”是符合辽代的刻经历史,也同时揭示了佛教律宗在辽代的极度兴盛。

中国翻译佛教戒律和实行受戒仪式开始于曹魏嘉平年间(249----253)。那以前的中国僧人只落发,不受戒。中天竺僧人昙柯迦罗发现了这个问题,专门翻译了《僧祗戒心》,请当时的传法僧人带到洛阳,中国佛教僧人开始有了受戒的仪式。此后,经过二百多年,印度流传的“四部广律”,“五论”全部传到中国南北。

在北魏孝文帝时代,法聪律师开始在北魏首都平城(今大同)开讲《四分律》,慧光律师作《四分律疏》,删定《羯磨戒本》,“四律”、“五论”开始弘通盛行,律宗的基础开始奠定。之后,慧光的弟子道云、道晖、洪理、昙隐,一直到智守集前人大成,创《广疏》(又称《大疏》),律宗从理论到形式都建构了完整的系统。

在唐代,律宗达到了和禅宗并驾齐驱的地位。而在民众中的影响甚至更大。民间佛教的戒法五花八门,还直接影响到其它各种教派,连影响最大的道教亦在其列。而佛教律宗主要为“四戒”,即戒法、戒体、戒行、戒相。由此生发开去,加以论列,因所持义理和性相的见解不同,律宗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甚至举行的受戒仪式也有了区别。各派的戒律,周详而又琐碎。陈述起来那是很烦冗的。但是,律宗由于一改禅宗坐禅颂经的形式,律戒当时即能目见,外守其戒,则内心彰明,所以,产生的影响便明显了起来。

对于契丹这样的有本族语言,而在官方公文等方面又大量使用汉文的情形下,禅宗以内视为主的修习方式便不太实用,而律宗则很容易为他们所接受。辽太祖始崇佛教,圣宗、兴宗、道宗臻于及至。圣宗除了增建佛寺、施给寺院土地民户以外,还注意了加强了对佛教教务的管理,由于民众间对佞佛,当时便通行过“燃指供佛”的习俗。对这一陋习,圣宗便颁旨禁止了。他拨款支持云居寺刻经,也要派人管理。所以,圣宗时的佛教发展是井然有序的。

辽兴宗则过之。他本人带头皈依受戒,铸造银佛,编刻《大藏经》并且常常召名僧到内宫说法,并且给予高官显爵。当时僧人中正拜“三公”、“三司”兼理政事的有二十人。甚至在兴宗微服胡闹的时候,还有僧人参与。道宗文化修养高,他通梵文,对华严学造诣颇深,对《释摩柯衍论》尤其精通,关于“性”“相”之学,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往往自己在宫内设坛开讲。而这三帝,都排禅重律。道宗的时候,在内廷设坛受戒,开讲律学风气,一时之间,辽国境内受戒行律朝佛的风气大行其道。除了完成《契丹藏》和房山云居寺四大部经外,还建造了许多寺院佛塔。北京的大昊天寺虽然是大长公主捐私宅所建,但道宗专门赐钱五万贯,御题“大昊天寺”,懿德皇后萧观音是大长公主的女儿,也仿效母亲赐予了大昊天寺许多银两。而且,萧观音每天按律宗规矩为佛菩萨上香礼拜,成为长久的功课。正因为如此,大昊天寺成为当时京城中最大寺院的一个主要原因。后来,大昊天寺的一个僧人,前来主持位于良乡的法象寺,呼其寺的舍利塔为昊天塔,从此,法象寺本名倒不为人所注意,久而久之,讹传成真,使昊天塔也成为著名的佛家胜地,自京而南,一片梵音。

当时,除了主持刻经的通理大师之外,海山、志智都是名噪一时的律宗高僧。海山和兴宗互相唱和,多为以律宗为宗旨,从现存所遗的诗歌来看,海山和兴宗都是平等唱和的。海山又名非浊,他继承德云大师的遗志,利用新得的宋新译经,将一切佛菩萨名号集全,之后,便刻进了房山云居寺石经之中。

在《云居寺石经简目》中《一切佛菩萨名集》二十二卷,编入〔勿多〕二帙。应县木塔所见《辽藏》“卷第六  勿”恰与其帙号相合。依《千字文》、,此二帙为564565号,已近579号之末。

《一切佛菩萨名集》二十二卷前有辽代高僧思孝所作的《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序》,详述此集之编纂入藏始末,是辽藏始雕于圣宗朝的另一重要旁证。

据真延所记,非浊得前二十卷手稿于重熙十八年,集全后奉呈给兴宗,兴宗颁旨,将这部经典收藏在《大藏经》的同时,也在云居寺进行雕刻。到了通理大师时,律宗的律论雕刻完成,云居寺经律论三藏齐备。

这是辽朝对云居寺刻经事业也是对佛教事业的重大贡献。

而素来不显扬自己的慈恩宗经律论由于和律宗有着义理方面的关系,在此时,成为云居寺刻经的主要底本。在石经未回藏之前,在藏经馆陈列的时候,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大唐三藏法师玄奘”所译经的刻本。而慈恩宗的创始人就是玄奘,玄奘的徒弟窥基又加以发扬光大,诠晓在辽代接踵其后,使慈恩宗大行其道,唯识论哲学得到发扬光大。在佛经学术上,幸有云居寺保存的佛经经幢碑刻等,使我们还能理清这一段历史,悟道佛学中的禅律之争,幸甚。

 

201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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