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谢宇在“一审”中被判死刑，随后他表示“不服”将要提起上诉（上诉状自己来写）。与此同时吴谢宇还想要家人给他写信，可按照他父亲生前的朋友所述（他父亲这位生前的朋友将替家人“代写”），吴谢宇的家人都是农民，家人被他搞得很凄惨，所以不知道“怎么写，从哪里开始写”。

有必要说明的是，正是吴谢宇父亲生前的这位朋友始终在操劳案件相关事宜，于此他强调“吴谢宇的家人都是农民，家人被他搞得很凄惨”，主要应该是为交代两个层面的事情：其一、家人们受文化程度所限，对案件涉及的事宜不太清楚，也不知道怎么办；其二、吴谢宇的“诈骗行为”让家人们的生活严重失序（物质生活）。

不过令人感到心酸的是，家人听说吴谢宇被判死刑（未到庭审现场的家人），都是比较难过的。就如吴谢宇父亲生前的朋友所言，这时候的心态就是“生命第一”，翻译过来应该是“朴素的亲缘悲悯”。

到此为止，我们再去理解吴谢宇父亲生前朋友所强调的“怎么写，从哪里开始写”大概就更为容易些。因为当“上诉”策动“改判”的可能性很小时，无论这封信怎么写，都也只是情理之言、悲凄之语，起码对于家人来讲，直面本身就是残酷的。

而对于吴谢宇来讲，即便在被判死刑后，叙事层面强调他“情绪稳定，客观看待”，但是就他庭审中的情绪起伏以及想要家人给他写信的诉求来看，他内心的冲突应该始终存在：一面是“悔恨自己”的能量，一面是“畏惧死刑”的氛围。当然不排除有更细微的情感异动。

因此就“想要家人给他写信”的诉求而言，就属于大概率事件。一般来讲在“死刑难改的判决”中，犯案者要不拒绝跟家人互动，要不很想跟家人互动，从心理自洽的角度看，这都是比较正常的现象，也算是人对于“人间值得”最后的笃定。

严格来讲一封信确实不解决什么问题，可对于吴谢宇而言，如果“上诉”之后依旧“维持原判”，那么作为家人“对他的看待”将会成为他最后的防线。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原谅与否”已经不是主要问题，“在不在乎”应该才是吴谢宇看重的事实。

平心而论，当吴谢宇通过诈骗行为得知亲友并不是“不管他父亲的死活”时，等待他的又是“另一种煎熬”。如果说弑母的事实让吴谢宇难以回头，那么诈骗亲友的事实算是彻底让他无法回头，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他自然是在意家人的看法，即便信的内容全是劈头盖脸的谩骂。

当然就现在的情况来讲，家人应该不会再去苛责他什么，能有生的可能最好，如果没有也只能伴随着“死刑的到来”，彻底让悲剧封存。而对于当前的吴谢宇来讲，他跟这个世界的勾连也只剩下情理层面的关系，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他活着跟死去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另外索伦·克尔凯郭尔在《致命疾病》一书中写道：“无法成为我们自己是一切绝望的根源”。用这句深刻的话解释吴谢宇的畸变也是没问题的，就如他在庭审中所言，感觉父亲去世后“考第一名也没用”，表面看来是父亲的离世打击到他，而根本性的问题在于他可能从来就没有“做过自己”。

普遍来讲“自我”是人们最不屑一顾的存在，以吴谢宇的悲剧来讲，如果他能更早地意识到“自我”，那么就不会认为自己的人生是绝望的，因为对于家庭的变故来讲是“自身”无法抗拒的，尤其是生老病死。

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讲，意识到“自我”也是灾难的，因为当个体“丧失自我”之后，又意识到“表面的自我”时，就会陷入自我认同的失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吴谢宇在犯案前应该是比较痛苦的。

与此同时，在不知廉耻的罪犯或犯下某种极端残忍罪行的罪犯面前，我们总是很难维持淡定的风度。但是我们却必须要克服这种困难，因为每个人都曾经有过被激情冲昏头脑的瞬间（甚至接近犯罪）。所以只有保持克制才能直面他（她）者的失控，最终真正抵达良性的“自我控制”。

之所以这样讲，就在于我们审视过极端罪犯后，终归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生活中。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能更好的理解失控的共通性，就有可能更好的拥抱美好的生活图景。但这又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的事情。

因为“自我”夹在“本我”与“超我”之间，两头不讨好，永受沉浮之苦。“超我”的使命就是压抑和摧残本能欲望，而“自我”除却被扯来扯去，被迫接受两者的修正，毫无自由，所以很难说存在真正的理想，所谓实现“自我”的欲望，多是自恋和幻念，以至于容易生发破坏欲，在这个认知逻辑上，吴谢宇似乎算典型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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