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某大学“支教团”个别女性支教队员，在支教过程中遭遇当地“游民骚扰”，不得不提前结束在当地的支教活动。目前，偷拍支教女队员洗澡的嫌疑人已经抓获，系当地一名17岁辍学青年。另外，按照支教团的细节披露，在具体的支教过程中，出现多起支教女队员被当地游民骚扰的事件，包括“言语骚扰”、“行为骚扰”、“偷看换衣”、“偷内衣裤”等，甚至，有个别女队员洗澡的过程被偷拍并传播。对于这样的恶劣事件，虽然当地公安机关已经立案并处置，但支教团的离去，不免让人感到遗憾。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支教团”的到来，对于身处偏远地区的孩子，是一种莫大的幸运。虽然不能决定孩子的未来会怎样，但总会给孩子们带来更多希望，相信作为当地的很多人，也还是很欢迎“支教团”的到来。但是个别人的恶劣行为，终究还是让更多人的善意难以抵达，这包括“支教团”的善意，也包括“当地人”的善意。

事实上，类似“支教团”被性骚扰的事情，也并非头一次发生，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是，这样的行为却会让很多支教者（一般而言女性居多）不再愿意去播散知识（相较男性，女性在支教的过程中更细腻），这样就会使得很多孩子可能失去吸纳知识的机会，着实算是很沉重的一种代价。

就事论事，“性骚扰”算是“性侵犯”的一种边缘行为，它虽然不会直接发生“性侵害”，但是会从周遭的舆论等外围因素中，会让受到骚扰的人感到恐惧和不适。不过，就“支教团遭性骚扰”事件来讲，我们要搞清楚，为何这样的事件会以“支教团”的出口释放出来，有必要厘清几个问题。

其一：为何偏远地区更易发生性侵犯？

对于这样的疑问，很多人或许觉得有点判断偏颇。甚至，以自己的亲历身份去实证这样的论断是谬误。但是，我们要清楚一点，虽然偏远地区的村落中，人口数量并不多，可其中的关系链条，组织复杂程度，一点不亚于大都市的社区。

一般而言，尤其关乎“性侵犯”的事件，明面上几乎不会有太多传播。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局域人格”的认证，如果一个村落的“大人格”出现瑕疵，很容易影响其中的“个体人格”评判，会导致个体在具体的社会活动中受阻，这种思维逻辑和社会传统在偏远地区，还是一种潜在的规则。

这也导致，大多数情况下，“有村丑不可外扬”的圭臬存在。所以，就算发生“性侵犯”的事件，被周围人知道，也只是小范围的传播。而更多时候，就算发生“性侵犯”事件，一些女性因传统道德的禁锢，不敢伸张（害怕嫁不出去），因为在乡村社会体系中，关乎“性侵犯”的事情，受害者并不受太多同情和保护。

所以，这使得很多偏远地区的不少女性，在受到“性侵犯”时，都较为隐晦。与此同时，这也在助长那些无赖流氓的侵犯气焰。另外，在偏远地区，隐私的保护意识和隐私的保护条件都不是很好，一般来讲，只要不是直接的“性侵犯”，很多人都不太理会儿。于此，作为偏于地区而言，自然就会更易发生“性侵犯”。

其二：为何是“支教团”女队员成为那个捅破事实的人？

依照常理，很多人会辩驳，为何“支教团”女队员一来，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支教团”女队员有引诱之嫌？我们暂且不论辩驳的有没有人性，但起码逻辑上也是站不住脚的。依照“其一”中的逻辑，我们知道，“不能因为不知道，就以为没发生，不管好事坏事，一旦发生就永远发生”。

而这一次，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恰好遇上“支教团”女队员，这或许就是事情被捅破的主要条件。作为“支教团”的女队员，很多都是来自大城市，同时也受过较好的教育，对于在自我权益保护的意识上，显然比当地的女性高很多。

说到底，不是无赖流氓运气差，是遇上真正懂得“反抗的人”，坏人才能知道真正的秩序是怎样一回事儿。所以，对于这样一件事情的发生，也希望能惊醒当地的受害女士，站出来说一句“Me too ”，彻底将当地流氓的“侵犯意识”击碎。

其三：即便抓到“始作俑者”，当地村民也有“二次侵犯”的责任。

从“支教团”的声明中，可以得知骚扰并非一次，而作为拍摄洗澡已经触底。从某种层面上而言，相信当地的村民也应该早已有耳闻。只是，大多数村民，在面对“侵犯事情”的时候，并没有站出来进行喝止，甚至会有部分人会将“偷拍视频”作为一种易得的“战利品”进行无端消费。

这种行为虽然看起来没什么大的过错，但从实际考量中，却已经算是一种“侵犯”。甚至，对“支教团”而言，属于明显的“二次侵犯”。毕竟，在实际的环境中，当地村民应该知道“支教团”来支教的事情，也知道支教团的意义应该是什么，但从具体的事件发生过程来看，似乎“支教团”属于不得不的一种离去，着实让人感到悲愤。

最后，强调两个问题，一个是支教者如播种者，请当地人要爱护起来，因为孩子们多一点教育，就会多一份希望；另一个就是当地的“隐性受害女性”要勇于站出来说“Me too”，让那些无赖流氓彻底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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