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催生了“读书无用论”。
1968年，各级政府和基层单位先后成立了革委会，在支“左”解放军的帮助下，学校成立了校革委会，我被结合进班子任校革会主任，两派红卫兵都有代表参加，分别担任了校革会副主任和常委，都是挂个虚名，担了职务既没工薪又没补贴，没几个月就跟着大伙下农村了。
来子各级政府和基层单位都，部队也有二的当权派，只能接受你们斗批。红卫兵运动闹了三年，冲垮了“资反”路线，打倒了刘、邓为首的走资派，夺了权，成立了革委会，完成了毛泽东赋予的“伟大”历史使命，该散了。1968年冬，毛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已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的指示。校革会成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动员学生到农村去。我很钦佩那个年代红卫兵对领袖的忠诚和饱满的政治热情。他们虽然闹了三年个人一无所得，可听到最高指示便立即行动，带头奔赴农村。我校1966、1967两届学生，分两批分别到射阳县特用、长荡两个公社插队，1968届学生到五图河农场。
那是1969年的早春，阴沉沉的天空，飘扬着寒冷的雪花，几只庞大的铁壳货驳船停靠在无锡北塘三里桥的运河岸边，那是来接六八届学生去五图河农场的。老师们在议论，铁壳驳船是封闭式用来装载货物的，舱里没窗很闷，怎能载人呢？可那个年代，人们习惯了忍受艰苦，学生由家长陪同带着被铺行李陆续走进船舱，也没什么议论。我和老师们目送着那黑压压的铁船远去，才若有所思默默地离开码头。
我送第一批学生去射阳，是坐木驳船经长江、里运河到达公社。射阳东临黄海，冬天盐碱土的农田里很荒凉，走进村庄首先映入眼底的是茅棚里的老牛和稻草盖的民房、戴着黑色纱帽的老农。我住了一晚，走了几个村看望，见学生们自愿结合成小组，合在一起生活。学生们单纯有朝气，勇于接受新事物，对未来的新生活充满着希望和乐观精神。
1968年秋，毛泽东发表了“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时期留下去……，并且永远领导学校”的指示”。御用文人姚文元立即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大肆宣扬。现在人们对这样的理论观点可能会发笑，可当时是最高指示，工宣队敲锣打鼓开进了大、中、小学，领导学校斗、批、改，学校里的知识分子都成了接受“再教育”的二等公民。
工宣队进学校第一件事是“清理阶级队伍”，把全校教师集中起来，退休的教师也不能免。那是1978年的寒冬，我们都把被褥搬到白水荡小学的教室里住下，写所谓的“交待”（即把家庭和个人历史交待清楚），谈“认识”。对有政治历史问题和运动中被批判的教师重点“帮助”，小组帮，大会批，直到弄清问题，提高认识，人人过关。那年天气特别冷，下大雪，早晨还要到“春雷”书场（即原来的吟春书场，在文革中和许多商店道路一样改了个时代性很强的新名字）门前去扫雪。
“工宣队”的成员，多数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即“造反派”，也有中层干部和劳动模范，良莠不齐。市一中工宣队的副队长以造反派的脾气，把年过六旬德高望重的老承校长搧了个巴掌。承校长是我在一中时的领导，没架子，待人诚恳，解放前是无锡县初中的教导主任，敬业，不贪名利。1953年工改时给他加一级工资，他说：“我工资已高了，够用了，年龄大了，给我钱也没用处”，多么朴素的语言啊！这样受人尊敬的老校长还要受辱，闻者均愕然、气愤。市八中姓石和姓黄的正副队长，人们尊称他们为“石头”“黄头”，他们把江湖好汉的习气带到了学校。锡师和十中的队长分别是国棉一厂和缫丝一厂的劳动模范，他们虽是女流，文化低，可朴实善良，尊重知识，尊敬老师，使学校的干部和教师免受折磨，做了好事，受到好评。我校的工宣队长是同亿布厂的人事科长，她尊重学校原有干部和教师，也得到了大家的配合和支持。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政机构担任重要职务的都是工农出身的干部，知识分子得不到信任。1957年“整风”“反右”，倒霉的又是知识分子，他们受委屈、受压抑，有些干部被定为“右派”或“右倾”后，在机关工作不称职，就调到学校做教师。六十年代我在市一中，就看到有被免职的报社总编辑、团市委书记、市“九、三”学社主委，调到学校来教书。也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得到宽大，为我所用，派到学校教书，称“废物利用”，所以教师队伍比较复杂，教师的社会地位也不高。1959年和我一起调到学校工作的下放干部，有办法的多数离开了学校，剩下的无几。男教师找对象也很困难，我校60年代师范院校毕业的女教师，找的对象都是解放军军官、工程师，而不是同事。市一中一直是省重点中学，我在一中六年，每年暑假做新生录取工作，从没人来为子女入学托情，也从没见领导来打招呼，一是社会风气正，二是知识不值钱也。
文革中高喊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工宣队”开进了学校，掌控着学校大权。文化低少知识的，可以领导文化高有知识的，甚至在学校颐指气使，读了书的人却只能低三下四，那么受人尊敬的老校长还要受辱，社会现实极大地挫伤了知识分子的自尊性，催生了“读书无用论”。一时间，轻视知识，轻视教育的思想，成为社会潮流。
送走66、67、68三届学生去农村后，1969年春迎来了“复课闹革命”，69、70、71的三届学生同时涌进学校。高等院校停课闹革命三年，没有毕业生，教师队伍失去新鲜血液缺师资。工厂就调来“工人教师”充数，他们文化低，不懂教育，不会上课，就做班主任。同时改革课本，把化学改成“农基”，把物理改成“工基”，工人师傅上课讲车床操作、线路安装、修马达。可怜那六九届学生，在校几个月就分配工作了，那是挂名的初中毕业生啊！象我女儿可萍那样的70届，初中没学到什么，幸好小学打的基础扎实。在“读书无用论”的思潮影响下，当年学生和家长的选择不是要读书而是当工人，最吃香的是到机械厂去，有句顺口溜：“学会车、钳、刨，可以天下跑”。家长都想为子女找个好的单位和工种，单位招工没标准，学校里的工宣队掌握着学生的分配大权，社会上出现了找关系，托人情，开后门的歪风。唯物论强调“存在决定意识”，人们的思想总是离不开社会现实的，在“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下，那个年代连教师也不要孩子升学了。
1972年，我家可元，校办厂老许儿子，樊校长女儿三个孩子同年初中毕业，那时全市没高中，只有无锡师范招生，可都不愿意把孩子送去读师范做教师，结果可元去了电机厂学钳工，老许儿子去钻探工具厂学车工；老樊夫妻两人都出身教师，却不让自己孩子去做教师，选择了去纺织机械厂，要让孩子去做响当当的工人阶级。
1972年，我进“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干校学员模仿部队编制，我所属的一个连，学员都是学校里的当权派，睡双人铺，我睡下铺，可元初中班主任庞老师的丈夫樊光祖睡上铺，我们一起劳动、学习、生活了半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老樊待人真诚、热情，想不到后来他们夫妻俩双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让熟识他的好友为之叹惜。
“五、七”干校本部坐落在干嶂峰山坡下，我们的宿舍在现祥符寺东侧，那时山坡上没有建筑物，早晨常去锻炼。我们在干校生活了半年，秋收，到围湖造出来的大田里去割稻；农闲，拉板车到山上去运石块，到基建工地做辅助工；冬天，到太湖东坝填土筑路基，阴雨天坐下学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当权派离开了职位，身心放松，劳动没有思想负担，除苦了筋骨，生活在马山孤岛犹如世外桃源，天气晴朗兴趣到来，早晨爬上干嶂山峰巅看太湖日出，眺望那碧波万倾平静如镜的湖面上，一轮红日喷薄而出，顿感胸怀豁朗，心旷神怡。离开人流嚣杂满眼建筑的城市和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在环湖傍山、旷野宁静、空气清晰的环境里生活，引发了我的情思，不由哼了几句歪诗：
一、送行
锣鼓红旗送我行，
人民桥畔闹盈盈。
横渡太湖去古竹（古竹即现在的马山镇），
不惑之年再教育。
二、干校生活
湖山秋意浓，
嶂峰犹苍绿。
禾熟忙大田，
闲来拉板车。
风雨读马列，
攀峰观日出。
三、东坝筑路
弯月挂晨空，
寒霜饰草地。
战士怀豪情（当年干校学员统称“五、七”战士），
擂鼓上东坝。
女子忙铲土，
男儿抬大箩。
吾侪洒滴汗，
道通后人欢。
干校半年期满毕业，市革会主任王宴，副主任造反派头头周锡林还来马山和我们合影。春天来了，我们抢时间游遍了马迹山。当时牛头、龙头还没开发，只是太湖里的荒滩怪石。现在的月亮湾度假村，那时是人烟稀少偏僻闭塞的山间村落。马迹山东西山峰连接，北边古竹镇紧依太湖，中间面南开阔的农田直达太湖，其间散落着粉墙黛瓦绿树掩映的村庄。现在开发后的马山整个变了，移植了现代文明，可那诗情画意般的田园风光和山村野趣，却再也找不到了。
9..学校办厂当厂长。
七十年代刮起了学校办工厂之风，校领导分工要我抓办厂。于是找了树脂厂的关系，土法上马搞化工。经过一番努力，工厂建起后为学校赚了不少钱，盖起了教育大楼、教工宿舍。这期间，我喊侄儿伯增出来跟包工头学做泥瓦工，那个年代农业劳动最没出息，只记工分没报酬。胜中的校办厂因办得好，在市里最出名，教育局拨出建设新村一所废用的中学校舍给校办厂做厂房，工厂还自筹资金建了金工车间发展机械加工。1973年我从“五、七”干校学习归来，教育局为加强对校办厂的领导，要我兼任校办厂厂长，许荣良老师任副厂长。
办厂要外出联系客户，我多次偕老许出差，到过不少地方，1971年秋，到了山海关秦皇岛，厂方为我俩借了自行车派人陪着到北戴河观海，正遇上疾风骤雨，海浪撞击堤岸，浪花飞溅，发出有节奏的澎湃声，我不由哼起了毛泽东“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词句。当时的北戴河海滩游人绝迹，街上行人寥落，在百货店，只看到一对碧眼黄发的夫妇，手牵着孩子在这儿避暑度假。那个年代中国人还在愁温饱，不懂得也顾不上休闲和旅游。回程到北京，我们去了故宫和颐和园，在天安门广场留下的摄影，周围也是空荡荡的。2008年夏天，我同大学放假在家的三个外孙扬扬、斐斐、歆歆一起重游北戴河。那里早已成了中外游客摩肩接踵的旅游胜地，在海滩，晴空烈日，暑热难耐，兴趣所至，我不顾七十八岁的高龄与三个年轻人一起下海嬉水，别有一番酣畅。我在海边寻找碣石，导游说那只是传说，海滩那一头的那块是否碣石尚无定论。
那几年，我俩还到过江西南昌，参观了南昌起义纪念馆；上了庐山、在仙人洞照了相。在湖南长沙，我们去湘潭韶山毛泽东老家。那时还不兴旅游，所到之处都是冷冷清清，但看到的都是真山真水。记得1974年坐火车经沈阳、盖县到大连，晚住星海公园旅社，正值批林批孔运动。公园里冷落凄凉，虽是夏天，海滩上看不到游泳的人。晚饭后我俩坐在旅馆门口的石条上，天空一轮明月，四周空洞洞的，只听到海滩传来的阵阵浪涛拍岸声。1986年暑假我同妻琪仙和她妹妹第二次去大连旅游，时隔12年，那星海公园海滩上游泳的、看景的、照相的、叫卖的人头济济，与当初的空旷无人已恍若隔世，令我不胜感慨。
出差时间长走的地方多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75年，那次从无锡出发，到开封、郑州、安阳、邯郸。折回转洛阳、西安、成都、昆明、柳州、桂林。时间紧，只用了两个星期，急于回锡，只能走马观花。我将笔记摘录如下：
9月27日中午无锡站上车，我和老许坐了一个晚上的硬座。
28日上午到开封，直奔钱醒石家，我们带去的礼物是一梱无锡产茭白。醒石即宝根，比我小一岁，小学同学，曾在复兴路口一家酱酒店做学徒，1950年应召建设东北，在沈阳工作了几年，调石油部部属开封高压阀门厂搞供销。他爱人是东北人，热情地接待我们在家吃了午饭。下午，醒石陪我俩到阀门厂参观，看到专用车床正在切削的阀球直径有一米，好大，那阀是输油管道专用的。晚上在宋门旁一家旅社住宿，宋门建于唐，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历次改朝换代都未毁。后来（最好写具体年代）听醒石回来讲：宋城躲过了大跃进和文革，没想到在改革开放后的房地产开发中遭殃，几千年的古遗被毁，却又在用纳税人的钱造假古迹，真是可叹可恨！开封古迹很多，为赶时间未能多逗留。
9月29日中午火车从开封出发，经郑州北上，过岳飞故乡汤阴县，就是黄河铁桥，到安阳县下车，转乘汽车，傍晚赶到为我校办厂加工铸件的社办企业。厂方热情接待，晚上吃煎饼小米粥加驴肉，早上由骡马拉的大车送我们到火车站。因小站快车不停，我们再北上到赵国的都城邯郸，现在是重工业城市，只见天空烟雾茫茫，周围建筑黑压压的，我俩急着上车南行。
9月30日，列车到洛阳车站已深夜，我俩直奔农机学院宿舍，找一位熟悉的无锡学员，是油泵厂的技术员，他到食堂去给我们弄来了饭菜并安置住宿。
10月1日，国庆节，慕名到龙门石窟，学员带路到市郊伊河，昨晚下了雨，河水在山涧流淌。石窟依山而凿，开创于北魏，经历唐、宋、元延续，东西两山开凿石窟、佛塔、题碑2000多个，大小佛像十万余身。众多佛像，成像年代不一，大小不一，施主的身份不一，上至皇家官吏，下至普通百姓。皇家官府有钱造大像，平民百姓钱少造小像。经历文革运动的大劫，石窟佛像面目全非，有的砍头，有的断肢，有的残足，好惨。特别是所有观音菩萨的像，头都被砸掉了。可能观音佛像的面容服饰瑰丽飘洒，破“四旧”时把她看作资产阶级的奢华而砸了，现在看到的佛像都是修补过的。
10月2日，清晨乘早班车西行，天雨，但见车窗外雨水冲刷后的黄土山坡，象削壁、象滑坡的断面，有横坡，有竖峰，高低错落，黄沉沉浑然一体，土表上看不到一草一木，那雨后黄土高原的景色，似一幅油画。进了潼关，穿过关中平原，傍晚到了古城西安，在暮色苍茫中游览了古城墙和大雁塔。
10月3日，到西安一定要去临潼，临潼地处关中平原，南依骊山，历史渊源深厚，历经周、秦、汉、唐，一直为京畿之地，众多的历史文化古迹和传说吸引着国内外的旅游者。晨起乘火车行半小时抵达，进入景区，正是雨后天晴的早上，阳光明媚，林木花草，亭台阁榭，古朴优雅，犹似江南春色。我们首先到有“千古风流”之誉的华清池，经历代战争，原建筑已毁，现建筑系1959年按历史记载重建的。现在是中外闻名的旅游胜地，可当时不见游人，只有我们三人坐在池旁照相留念。穿过华清池，到了西安事变时蒋介石的行宫五间厅。那是1926年寒冬的黑夜，东北军的枪声，惊醒了五间厅床上酣睡的蒋委员长，未及穿衣便赤足逃进了骊山坡下的树丛中。门窗玻璃上还保留着子弹穿透的弹孔，告诉世人近代史上那惊人的一幕。我们还在山坡下看到了一简陋的凉亭，挂了“捉蒋亭”三字的匾牌，亭虽小，可有历史典故。解放前，它叫“正气亭”，解放后改称“捉蒋亭”，随着岁月的流逝，国共恩冤逐渐淡化，为有利两岸和平统一，现又改为“兵谏亭”了。我们还到秦陵地坑看了兵马俑。当时还未对外开放，坑里躺着未复原的残片，兵马俑尚在修复中。下午回到西安市区，观赏了碑林。西安碑林创建于北宋，距今900多年，经历代征集、收藏、精心保护，有碑石近三千方。有秦、汉文人的古朴遗风；魏、晋、北朝的墓志英华；大唐名家的书法和宋元名士的笔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唐诸遂良那潇洒挺拔的书法碑石。碑林这样集中的古遗，在别地是无法看到的，是难以相比的。
10月4日晨离西安。火车到宝鸡换成电力牵引，在高山峻岭中穿行，穿过多个隧洞，到秦岭站停车。我下车观景，望四周都是连绵的峰峦，车停在山上，不见上下乘客，只见穿着棉大衣戴着厚绒帽持枪站岗的解放军。朔风劲吹，凛冽刺痛，我急进车厢。翻越秦岭，过了阳平关、剑阁，就进了成都平原。车窗外，看到了绿树丛中粉墙黛瓦的村庄，农田里长着葱绿的水稻，村头田角长满各种瓜菜和杂粮，好似到了江南家乡的农村。傍晚车抵成都车站。
10月5日瞻仰武侯祠，“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杜甫诗。诸葛亮作古后，上至帝王，下至庶民，敬仰他的忠、贤、廉，祠庙遍布。而成都的武侯祠，历史久远，举国皆知。到了那里，首先看到的大门门额是《汉照烈祠》，因开始是照烈、武侯分设两祠，后来两祠合并，留下的门额是《汉照烈祠》。可人们习惯称其为武侯祠，说明在百姓心目中孔明的分量比刘备重。祠内不仅有刘、关、张的塑像，还有蜀汉著名的文臣武将的塑像各十六尊，君臣合祠，同享香火，全国独特。有一对联，很有意思，我记下了上联：“合祖孙父子兄弟君臣，一堂上下共千秋”。“祖孙”乃刘备与他的孙子北地王刘谌也。《三国演义》有刘禅降魏后其子北地王杀了妻儿到太庙自杀的一回，京剧折子戏有《哭太庙》。人们憎恨刘阿斗，他的像塑了二次，被毁了二次，屡塑屡毁，就不再塑了，所以祠内没有阿斗的像。“父子”乃同时就义的关云长和儿子关平也；“兄弟”，刘、关、张也；“君臣”，刘备诸葛亮也。走出武侯祠，顺便观赏了古典园林式的杜甫草堂，武侯祠和草堂相邻为伴，方便了游人。
10月6日，早晨踏上了去昆明的火车，过峨眉山下的峨边小站也未停。列车在成昆路上奔驰，车厢里空荡荡的，三人的座位可以让你一人躺下。成昆铁路是在崇山峻岭中劈山穿洞建设起来的，隧洞多，险地多，铁路两旁不时见到新建的白石纪念碑，那是埋葬筑路中牺牲的解放军烈士的坟墓。有的地段随山势逶迤，探头望窗外，可看到列车像一条大蟒弯曲前行，颇为壮观。傍晚，车停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车站，抬头就见大凉山的崇山峻岭。站台上，看到了头缠黑布的彝族男子和穿戴彝服的妇女，身上脏兮兮的，在冷落的站台上磨蹭。
10月7日，一整晚在车厢座位上躺躺坐坐，上午车到昆明，先去一家有往来的树脂厂联系业务，下午就去游览名声显赫的金殿了。金殿原名太和宫，是明万历年间所建的道宫，后被拆毁。明末降清的吴三桂封王后盘踞昆明，在原地重建金殿，梁上留有“康熙十年平西王吴三桂敬筑”字样。金殿整体建筑梁、柱、瓦、顶以及神像、罗幔，楹、匾、旗帜、器具，全用纯铜铸成，用铜200多吨，比武当山的金殿还大，供奉道教教主真武大帝，可人们习惯称金殿。闻名中外的滇池，因时间紧未去，那时只知道云南还有周总理去过的西双版纳。而丽江，香格里拉、玉龙雪山等现在声名远播的景区当时还未开发。
10月8日离开昆明，火车行驶在云贵高原，贵州地貌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95％的面积是山地丘陵，眺望窗外，山峦叠嶂，绵延纵横，黑压压的，到贵阳已傍晚，我们没有下车。
10月9日，车到柳州下车，气温骤升，似进入夏季。住宿的旅馆有卫生设施，而前面住过的旅舍卫生条件都很差，我俩出门后还没洗过澡，于是急忙洗了个淋浴，穿着单衣，好舒服。南方气温高，卫生设施比内地和北方好，街道也清洁。在柳州办好了工厂的业务，就赶时间去桂林了。
10月10日从柳州到桂林，车窗外的景色真是换了人间，青山绿水，岩溶山水的美，一下子尽收眼帘。傍晚到桂林市，“桂林山水甲天下”，山青、水秀、洞奇闻名中外。我们观赏了市区的象鼻山，只见河道浅水，清澈见底，市内最著名的七星岩溶洞因在检修未能去成。都说“阳朔景色胜桂林”，可我俩离家十多天了，归家心切，去阳朔玩的机会也放弃了。
10月11日踏上回家的列车，13日回到无锡。这次出行足足半个月时间，兜了一个大圈子，几乎一天换一个城市，所到之处，既要办业务，又要挤时间看名胜，虽是走马观花，可收获不小，不但增长了见识，许多原生态的景物，更是现在花再多的金钱和时间都看不到的了。
加载中，请稍候......
加载中…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