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如何避免成为“诅咒”

                                           赵奉军

     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探究与经济增长有关的诸种因素和条件，即增长的源泉问题。自然资源或自然禀赋、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公共秩序与法律乃至信念和价值观，相继被揭示出来并置于突出位置。其中，自然资源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必要投入品，成为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通常蕴含了更大的发展潜力。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表明，自然资源的确对于一国国民财富的初始积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快速工业化与其丰裕的自然资源密不可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资源丰裕的国家陷入了增长陷阱的事实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深思。经验数据显示，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来看，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是缓慢的，甚至是停滞的。1965~1998年全世界中低收入国家人均GNP以年均2.2%的速度递增，而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同期却下降了1.3%。在全球65个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中，只有四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博茨瓦纳)人均GNP年增速达到4%(1970~1998)，而一些东亚资源稀缺的经济体(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经济增长却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世界银行，2000)。因此，国际经济学界提出了一个专有名词：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 ，即丰富的自然资源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好运,反而与一些对经济持续增长极为有害的变量相联系。例如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内乱频频爆发等等。类似情形在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表现得极为突出。

　　我国号称资源大国，但在实际的经济运作过程中我们却越来越多地发现，我们开采资源所要付出的成本，特别是社会成本，远远高于所获得的收益。《资源如何避免成为“诅咒”》是对关于“资源诅咒”的文献综述，但读来仍具有启示意义。

　　资源怎么就成了诅咒？

　　国际经济学界对于自然资源丰富反而拖累国民经济的研究已成为近20年发展经济学重要的发现之一。为什么资源丰富的国家比资源贫乏的国家经济增长更慢？为什么资源丰富的国家收入更加不平等，人力资本投资低下，甚至内乱和战争频频爆发？ 上世纪90 年代以来，对资源诅咒之谜的探索已成为发展经济学中的焦点之一。在解释资源诅咒的问题上,国际学术界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观点,其中有将重点放在资源出口国的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上,也有将重点放在自然资源的出口导致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国际竞争力下降上,还有人认为是由于收入的不平等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严重不足造成的。   

　　贸易条件论。最早提到或者说与资源诅咒有关的经济理论要数上世纪50 年代末期的发展经济学界中的结构主义学派。普雷维斯(Prebisch) 和辛格(Singer) 等经济学家认为，初级商品的出口国将不可避免地遭受贸易条件恶化的命运，并且这些初级产品基本上都是缺乏收入和需求价格弹性的，这将导致富有的工业化国家和贫穷的初级产品出口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将给政府制造难题，出口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往往导致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受影响并进而影响到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此外，他们还认为资源部门的发展不可能促进甚至有可能阻碍其他部门的发展。由于自然资源部门大多数掌握在跨国公司巨头手中，使得这些部门类似发达国家的经济飞地，而且自然资源开采部门基本上不存在“前向联系”或“后相联系”。这就使得自然资源部门的发展即使是一枝独秀但对其他部门却没有什么带动作用，这最终会拖累整个国民经济。

　　荷兰病(Dutch disease)。上世纪60 年代荷兰北海一带发现大量天然气，随着天然气的大量开采和出口，荷兰盾变得坚挺，非石油出口的竞争力却下降了，人们把这种综合病症称做“荷兰病”。荷兰病表现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逐渐衰落。制造业承担着技术创新、组织变革，甚至培养企业家的使命，而自然资源开采部门缺乏联系效应以及外部性，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也相当低。所以一旦制造业衰落，人才的外流是必然趋势。仔细观察荷兰病可以发现，荷兰病模型并不能完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诅咒问题。荷兰病模型的理论假设是在资源出口繁荣之前存在充分就业并且资本是固定的，这无疑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劳动力的绝对过剩和资本的严重不足。按照荷兰病的分析思路，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过剩，资源部门的意外繁荣会使得过剩的劳动力转向现在繁荣的资源产业，但同时并不会提升制造业的工资水平。因此，资源转移效应中所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未必存在。另外，如果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中间产品大都需要进口，假如汇率升值，本国的制造业未必会失去竞争力，而不是像荷兰病模型所说的制造业会一蹶不振。但是荷兰病分析思路的价值在于，它强调本土的制造业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与他们提出的资源转移效应与后来一些学者认为优秀的人才会转向收入丰厚的部门导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的思路不谋而合。

　　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和收入的不平等。无论国家还是企业层面的研究都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表明，教育应该被视为一项投资品。人力资本理论包括内生增长理论预言，对教育投资的差异将导致各国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异。除此以外，对教育的投资还能降低收入的不平等，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对妇女教育的投资还会降低生育率和改善子女的健康水平，这都有利于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近来，不少经济学家试图从此角度来解释资源诅咒，即探讨资源丰富国家为什么对教育投资缺乏积极性。研究结果表明，资源丰富的国家的资源开采部门本身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就严重不足。

　　从产权到寻租、腐败和内战。上世纪50 年代到70 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的很多资源部门被收归国有，但这种国有并不能解决资源部门的产权问题，一个典型的弱点就是产权界定的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当产权的实施面临困境时，制造业的发展将有更多难以克服的障碍。但这种产权的困境并不妨碍资源产业的发展，其原因在于资源产业的短期回报率高到足以吸引投资。并且这种投资的回报甚至会要求产权的私人实施。当资源的租金足够高，而国家的产权实施又面临合法性障碍或操作困难时，大规模的寻租活动和内乱就不可避免。一般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之所以会提高一国的内战风险，是因为内战的产生与资金密切相关。冷战结束后，分离主义者无法从以前的超级大国那里得到资金的支持，这就使得他们很容易把目光转向一些高额租金的自然资源。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许多自然资源的出口相对来说并不受内战的影响。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奇怪现象：一方面内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另一方面围绕自然资源的交易却有条不紊。但其他部门如制造业和服务业(旅游业) 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们往往在内战中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且不容易在战后恢复。即使内战停息,双方会很快的发现国计民生比内战前更依赖自然资源部门,这又再一次为内战埋下了火种。

　　资源如何才能不成为诅咒？

　　在如何避免资源诅咒方面,有两个问题必须加以考虑：一是采取怎样的政策，二是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政策。在学术界对自然资源诅咒的分析中，也提出了一些如何避免资源诅咒的政策建议。

　　将自然资源留在地下。这种观点看起来比较极端，以至于不能被认为是一项严肃的政策建议。其倡议者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认为，必须对自然资源开采的速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仔细权衡。

　　根据传统的工程或项目经济学的观点，在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开发上，强调速度是符合效率原则的。很明显，资源开发速度的放慢将会降低资源的现值。在资源价格随时间增长的情况下，所有者可以预期资源作为资本的收益而随之增加。如果资源资本的收益增长率等于其他财产的利率，所有者就会对将资源保存在地下和开采出来这两种选择没有偏好，资源开采将以最优速度进行。但是考虑到资源诅咒假说，集中的自然资源出口和开发，将使得国民经济变得更加脆弱。资源开发项目的放缓会使一个国家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能力调节伴随而来的收入流。显而易见的是，缓慢而稳定的收入流比快速而巨大的收入流更易于管理。相应的由荷兰病所带来的资源转移效应和挤出效应也会变得轻微。在这方面,英国和挪威的成功实践已经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借鉴。

　　多样化。解决资源诅咒的另一个方案就是减少对资源部门的依赖，也就是推进产业的多样化。奥梯（Auty） 认为，产业的单一是资源丰富国家经济绩效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多样化几乎被所有经济学家公认为解决资源诅咒的良方，但要成功地实施却不容易。从上世纪70 年代开始，石油出口国将其巨额的石油出口收入投入到产业多样化的推进上，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原因除了前面所述的“荷兰病”外，还在于政府主导的刻意追求多样化而忽视了市场自发力量的培育，并且这些所谓的多样化往往都是政府垄断经营，这就给一些部门寻租套取政府资金提供了大量机会，自然也谈不上什么效率和竞争力，反而限制了充满希望的私人投资的发展空间。虽然政府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真正有效率的多样化来自私人部门的投资。另外，在鼓励多样化的同时要求政府实施开放的出口导向性的贸易政策，这有利于本国私人产业的成长和制造业竞争力的形成。

　　收入冻结、稳定化和资源基金。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解决资源诅咒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资源出口型国家，巨额出口收入转化为大量增加的财政收入，政府往往被如此“大好形势”冲昏了头脑，匆忙上马一些耗资巨大、周期长的项目，这往往会造成国内总需求的膨胀。一旦资源价格不由自主地回落，政府又迅速地陷入财政危机，需求的紧缩造成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极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成长。这就需要政府阻止将来自资源出口的收入转化为增加的总需求，可通过设立资源基金的形式来完成。

　　资源基金既可用于海外投资也可用于稳定收入。具体的方法是从稳定政府预算收支的目的出发设立一个资源价格，如果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超过此价格，则基金收入增加，以此来防止增加的收入转为预算支出；如果低于此价格，基金的收入的一部分进入到政府预算中以稳定预算支出。在经验研究方面，既出现了成功资源基金案例，如智利和印度尼西亚，也有失败的国家，如委内瑞拉。另外， 2002 年，德福林（Devlin） 和莱文（Lewen）在对71 个国家从1970 到2000 年的数据研究发现，资源基金能起到降低政府支出提高投资率的作用。但是也有经济学家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资源基金实际上有可能恶化财政纪律导致软预算约束，因为这种设置资源基金的办法实际上是为政府在财政支出压力增大时留了一个后门。

　　政治改革。也有部分经济学家主张应该重视资源丰富国家的政治制度改革。在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一部分经济学家主张推进民主制度。但战后50 年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已经证明，如果从纯粹的经济增长目标出发，民主制度体现不出其优越性，民主制度并不是经济发展真正的必要条件。并且问题在于，如果一国收入和财富分化严重，要使民主制度成功运转是相当困难的。现代社会选择理论已经指出了民主制度理论上的缺陷，收入的严重分化往往导致利益的尖锐对立，民主的推行往往使政府成为再分配的机器，反而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但不引入民主，继续维持寡头和上层精英的统治，又会使资源财富继续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使收入的不平等继续恶化，这实在是一个两难选择。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将政治改革的焦点集中在清除腐败和寻租行为上，要求增加政府的支出和有关资源收入项目的透明性，要求有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政府决策中去，以此来防止政府部门和官员滥用资源收入损害民众利益。例如在2003 年，透明国际发起一场运动，要求跨国石油公司公布他们对产油国政府或国家石油公司支付的款项及其用途。透明国际英国分会主席库克库勒夫特指出：“此举有利于这些产油国家，如尼日利亚、安哥拉、伊拉克、印尼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人民及其公民社会组织了解他们国家的收入状况。这样，他们就有权利监督他们的政府是否把国家预算用于增加公共服务及物品,防止这些财富被挥霍在没有任何实效的面子工程或干脆被转移到政客在海外的银行户头。”

　　目前，对资源诅咒的研究方兴未艾。最新的研究试图通过对自然资源制度质量的探讨来研究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些资源同样非常丰富的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等；还有些资源非常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例如马来西亚、博茨瓦纳等成功地维持了长期的高水平经济增长，这种现象的确是令人费解的。目前的研究认为，自然资源秉赋和自然资源制度将影响经济发展，而制度的发展路径和制度质量的不同会影响长期经济绩效。

                              “荷兰病”与“资源诅咒”的警示
                            林伯强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煤炭资源省份可能过分依赖煤炭产业而降低其综合抗风险能力。当资源枯竭时，留下的很可能是一个没有资源、没有环境和没有富人的地方，这就是通常比喻的“荷兰病”和“资源诅咒”。煤炭资源省份应该在兴盛时期就着手产业的多元化，思考在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浓烟滚滚，污水横流，烟囱林立，排放的各色烟气之浓以及污水排放点之多令人震惊，坐在车上都感到刺鼻难闻。这是一位记者对一些煤炭资源省份的某些地区的形容。是否言过其实，或许有人可以亲身去体会一下。
    发展经济学常常提到的“荷兰病”（Ｄｕｔｃ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是指自然资源的丰富反而拖累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现象。经济学家们则常常以此来警示经济和发展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的过分依赖的危险性。
    荷兰上世纪５０年代因发现海岸线盛藏巨量天然气，而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其他工业逐步萎缩。资源带来的财富使荷兰国内创新的动力萎缩，国内其他部门失去国际竞争力。至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荷兰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此外，关于矿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除了中短期矿业项目所带来的“新兴都市”效应外，更多的是与矿业资源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简单叫做“资源诅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中国古语的“富不过三代”讲的是另一个故事，但结果是一样的。
    中国去年（2006年）煤炭总产量达到２３．８亿吨，煤炭消费量为２３．７亿吨，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七成左右，能源供应将长期以煤炭为主。有预测中国可能在２００７年底转变为煤炭净进口国。中国的煤炭资源省份如山西、内蒙和陕西，在全国煤炭探明储量中分列全国第一、第二和第六位。仅陕西、山西和内蒙三省区交界处的１３个县区煤炭探明储量约占全国的６０％。产量前三位的山西、内蒙和河南煤炭总产量约１０亿吨，是全国总产量的４３％。
    从动态的增量来看，这些煤炭资源省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煤炭产量。根据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公布的２００６年全国各省煤炭产量排行榜，内蒙古煤炭产量比２００５年净增５５７５万吨，在增量排名中名列第一，山西净增５２５４万吨，排名第二。除了增加煤炭输出，煤炭资源省份还将与煤炭相关的高耗能产品的生产及深加工、煤焦油的深加工、大型坑口发电厂等作为鼓励发展的产业，享受含税用户优惠电价和各种税费减免，结果就是以煤为主，产业结构单一。
    按照经济学“比较优势”的理论，煤炭资源省份产业与煤相关才有“比较优势”，因此，市场本身也会强化产业结构单一问题。因此，煤炭资源省份可能过分依赖煤炭产业而降低其综合抗风险能力。当煤炭资源枯竭时，其经济将陷入困境，这就是通常比喻的“荷兰病”和“资源诅咒”。
    辽宁省阜新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中国第一个被确定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地区”。阜新是一座因煤而建、因煤而兴的城市，曾经是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由于煤炭的过度开采，地面塌陷情况令人触目惊心，许多煤矿因资源枯竭而陆续关闭，２０万矿工中近半数下岗，全市共有１５．６万下岗工人，１９．９８万居民处于每月１５６元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比例占市区人口的２５．４％。与阜新市类似的煤市，中国还不少，大致都面临同样困境。
    煤炭资源输出并不一定就有“荷兰病”。例如，矿业资源输出一向支撑着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单一。此外，“荷兰病”多发生在小国家，这也证实了产业结构单一的严重性。中国是一个大国，“荷兰病”即使有，也只能是局部问题，煤炭资源省份患病了，还会有中央政府帮助。当然，这不等于煤炭资源省份不用为此担心。
    事实上，如果煤炭资源省份现在不未雨绸缪，他们的麻烦会远远超过“荷兰病”和“资源诅咒”可能带来的问题。由于近年煤价上涨和煤炭需求快速增长，这些省份煤炭扩展的财力充足，加上东部发达地区对高耗能产业在环保、资源等方面的限制，资金纷纷向这些煤炭资源省份转移，增量资金绝大部分投向与煤炭相关，高耗能，也是高污染的行业。使当地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受到破坏，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
    几乎所有的煤炭资源省份都在大力发展耗能产业，这里既有“比较优势”的市场动力，还有政府的积极扶持，由煤矿为焦化企业提供了初级原料，焦化企业再为钢铁、电石等企业提供原料，形成了一条高耗能、高污染产业链。例如，山西首富河津市，围绕着煤炭，煤电铝、煤焦化和焦铁铸成为三大链条支柱产业。
    现在我们再回到本文的开头记者所描述的情景，凭逻辑和想象可能就可以理解了。除了“荷兰病”和“资源诅咒”，我们知道，可持续发展讲的就是正确处理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煤炭资源省份正在不惜资源、环境代价，努力为别人提供能源和高耗能产品，却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态环境，甚至基本生存条件。我们比较熟悉地把忽视资源成本和环境污染理解为不可持续的发展。事实上，忽视资源成本和环境污染是不计成本的发展。因为，如果加上资源成本和环境治理费用、人的健康和医疗费用，１０％的ＧＤＰ增长是要大打折扣的，严重的则有可能是经济的负增长，只不过剥夺了子孙后代该有的东西，或是把债务留给他们罢了。希望我们有经济学家去仔细算一算这个账。
    阜新市被国务院确定为资源枯竭型地区经济转型试点城市后，中央政府在政策、资金上给予了大力支持。然而，在多次碰壁之后，２００２年阜新市委出台的《关于加快阜新经济转型的决定》强调以农业和服务业为重点，走上以发展现代农业为主的转型之路。国际经验表明，经济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阜新市选择发展现代农业进行转型，可能是一个最便宜的做法，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经济转型肯定是要因地制宜，中国的煤炭资源省份主要位于北方干旱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有限。农业，无论传统的或现代的，都离不开水资源和可耕种的土地，而水土流失恰恰是资源枯竭型地区的特征。
    当然，矿业可以给当地的就业和基础设施带来好处，但是矿业活动对环境有潜在的危害，如造成水地流失，使农业人口失去生计，而这些人往往是穷人。另外，煤炭资源输出所带来的财富往往大多外流。当资源枯竭的时候，留下的很可能是一个没有资源、没有环境和没有富人的地方。
    有两点必须强调，首先，煤炭资源省份必须在资源还未枯竭之前，由政府强制进行经济转型。基于比较优势的市场运行会强化本已单一的产业结构，资源型省份的经济转型不可能由市场自发推动。这包括强制性地将煤炭资源输出的收入留住，进行经济转型投资。其二，有效的经济转型只能远在资源枯竭之前就开始进行，因为这时才有足够的资金支持。煤炭资源省份不能在煤炭资源枯竭的时候才开始寻找发展接续产业，而应该在煤炭兴盛时期就着手产业的多元化，思考在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对煤炭资源省份来说，可以做的很多，问题是想不想和敢不敢。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荷兰病”必须防患于未然，个别城市转型的困难和成本是个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