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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命运的契机到义无反顾的写作,刘醒龙与邓一光叩开文学的大门

(2020-10-08 16: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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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从命运的契机到义无反顾的写作,刘醒龙与邓一光叩开文学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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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学报”微信公众号 | 刘醒龙  邓一光  2020年10月06日08:34
关键词:刘醒龙 邓一光

1981年4月,《文学报》正式创刊,近四十年文学历程,犹如一条宽阔河流,源远流长。顺着水流的方向,是崇峻向坦荡宏阔,是湍急向幽深丰厚。这也是一片辽远星空,今天的文坛名家们,曾经是与现在“90后”新人一般的年龄,如一颗颗初升的新星,以新锐身姿,并入星轨,璀璨交辉,许许多多的第一篇访谈、第一篇创作谈、第一篇评论之声留在了《文学报》。

创刊号

明年4月,创刊四十周年,我们从此刻回望并聆听文学与作家们初升时的声音,那里有经典性背后隐藏的质地、品格和精神成长。正是这些声音相互激荡、回响,不断阐释和生发,从而形塑文学当下。

我们将陆续为大家带来这组专题文章“40年·星辰回响”,和年轻时的作家们相遇对话。

今天带来作家刘醒龙和邓一光谈论自己的初涉写作时的记忆。

刘醒龙

无树菩提

刊于1997.7.24文学报

机遇是命运的笑声。回头伫望人生之旅时这种感觉油然而生。在我的小说处女作中,我曾经将机遇写成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十年以后,我想将这句话作一个小小的修订,从前的手法显然是出自一个胸有大志而又期期不遇的落魄人之口,它冷落了许许多多的日夜辛勤劳作的普通人们。实际上机遇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存在的,关键是自己的期望值有多大,太大了就会喧宾夺主、反仆为主,使本来存在的东西变成了不存在。那么这句话应该这么说:机遇是每个人一生中偶尔才能享受的奢侈品。

那年春天,我在小说处女作将发而未发之际,随县里的一批业余作者,跑到安徽霍山境内的小镇漫水河,住在那里写东西。小镇很宁静,一条古朴的小街至今还令我念念不忘,特别是灯光初上时,走在那满是山风醇香的青石街路面上时,常有一种寻梦般的感觉,仿佛随时有什么奇迹发生。

有天中午,正在床上休息时,同行的一位文化站长闯进房间,说我的老师来了。我以为他是开玩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深山小镇,谁会是我的老师呢?可他的话是真的,随即就见到两个中年男人,他们自我介绍说是《安徽文学》的苗振亚和温高松。他们正要到我们县去看望我,不料客车在这小镇上抛锚了,他们给县里打电话时,才知道我正巧也在这个镇上。我后来常常独自回想,普天之下何其大也,怎么偏偏我能与他们狭路相逢,真是苍天有眼吗?

苗振亚先生是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他对我的影响与关怀一直持续到今日。作为大山深处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许多古怪的念头与做法,只有遇上他时才头一次被人肯定。我一直有这样的后怕,如果那一次客车没坏,我与他们失之交臂,文学于我此生将是另外一种样子。就在由苗先生编发的处女作中,我慨叹着机遇,我们见面后的几天相处,却只字未提机遇问题。

命运板着的面孔,只有机遇才能改变。机遇却不能主宰命运。它更多的只能是阴霾满天时云缝里的阳光,是心绪忧郁愁肠百结时的喜悦,是给行走不便的草鞋球鞋解放鞋系上一根带子,是给一头两岁黄牯或三岁水牛拴上一只牛鼻栓,它们唯一的直接效果就能影响信心的变化。

命运是不公平的,当年一位省内著名作家提醒我,必须多费三倍的力量才能达到与城市人同等的位置,原因就是我生长在乡下。命运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偏颇反而让我等一些外省人、外县人练成一副沉重而踏实的脚板,不走则已,一走起来,步步都是咚咚震响。然而,当有了机遇之后,命运又变得平等了。在深山老林历尽艰难采到仅有的一株灵芝,没有理由不百般珍惜。汇百川百物的城市里可以炫耀的荣华太多了,人们便变得朝秦暮楚,空耗许多心血。所以机遇是命运的平衡块,不同的命运也因此而发出同等的光焰。再不好的命运,再平常的机遇,它都是上苍的一种给予,需要我们做的是紧紧抓住它们,决不放弃。

邓一光

回望一九九四

刊于1997.8.7文学报

直到一九九四年秋天的时候,我还在一家报社当新闻记者。我干这个活儿足足十年了。我的职务是采编部主任,管着一帮年轻快乐的记者编辑。我们每天都很忙碌,策划选题、设计活动、讨论版面、采访、写作、参加大量的社会活动。这种新闻人的日子新鲜、刺激、充满诱惑和现世的激情,其实是一份不错的职业。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厌倦了,我对自己心满意足的沉溺甚为不满,我无法容忍自己再在这种浮躁的日子里多待一天。我找到主编,对他说,我不干了,我干够了,我要回家去了,我这样做算是自动离职,看在我为报社扛了十年长活的面子上,请让我把档案寄存一年时间,如果一年之后我不来取走我的档案,你们可以随便把它丢到哪个垃圾桶里去。

离开报社之后我就开始犯愁了。不是因为经济状况。我工作了十几年的时间,积蓄总有几个,一年半载怎么也饿不死。我犯愁是因为我毕竟得干点什么,我不可能到处去游手好闲,我喜欢工作,但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当时就职业而言我有两种选择,一个是从商,一个是做电视导演。我的一位朋友开了一间以房地产、贸易、服装美食娱乐为业务的公司,公司在海内外都有生意,做得十分红火。我的这位朋友希望我能去她那里做,待遇和报酬自然是不会错的。与此同时,有两家电视剧制作部门也同意我调到他们那里当导演,我们说到了我去之后怎么干的问题和如何深造的问题。其中一家电视剧制作部门甚至已经开始着手做人事准备工作,并且考虑如何为我的到来打一个能够立刻上手干活的摄制组班子了。

这两个地方,最终我都没能去成。前者是因为我的犹豫,我不知道我是否适合生意场,或者生意场是否适合我,如果我们彼此都不适合,那将是一个多么糟糕的职业呀。后者依然是因为我的犹豫,在我之前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调进了那家电视剧制作部门,他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业毕业的学生,看过几百部大片,而那时我已经三十几岁了,连一本正经八百的影视专业书也没读过,我有一种不知从何干起的茫然。

《父亲是个兵》收录于《百年百部中篇正典》

我真的如同我对报社主编说的那样,回到了家里,我的传呼机送了人,因为我从报社消失掉了,由新的面孔替代我过去的位置,以往热闹非常的电话也不声不响了。屋里空空寂寂的,我的日子也空空寂寂的,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来捱过这种空寂,我就在书桌前坐下来,开始写小说。

我的家住在六楼,四面没有什么高层建筑,有一扇向街的窗户关不严,隙了一道大缝。那时正是一九九四年的冬天,风从窗隙中呼呼地往屋里灌,没遮没拦的,让人无法在书桌边安静地坐下去。有时候冻得太厉害了,我就躲到床上去,蜷进被窝里呆呆地看窗玻璃上的冰棱花,一边心里想,原来这就是一个人的冬天呀。这么胡乱想一阵,感到两个膝盖头有点暖意了,就跳下床,跑回书桌边坐下,提笔继续写小说,那篇小说,我给它起名《父亲是个兵》。

我不知道《父亲是个兵》算不算我的成名作,但我知道,至少从一九九四年的冬天起,到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别的什么选择了,我得学会写小说并且专心致志地写下去。我该让自己鼓起信心来,也许我的心情不会老是那么糟糕,我会对自己渐渐地满意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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