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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口街14号,夏衍家的来访者

(2020-01-08 19: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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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六部口街14号,夏衍家的来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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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青年报 | 沈芸  2020年01月08日08:14

原标题:六部口街14号的来访者

编者按:身为大作家夏衍先生孙女,沈芸与爷爷夏衍在京城一起生活了20年,亲情深厚。她也得到了祖父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吸收了很多来自祖辈及其亲友圈丰盈的精神营养。爷爷去世后,沈芸从回忆爷爷逐渐走向研究爷爷。

1980年代,夏衍与他怀中的猫

《一个人和一群人》 出版社: 生活·三联·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19年12月

我们的家住在长安街沿线的时候,大六部口街14号这个院落,闹中取静。

六部口处在北京西城很中心的位置,从胡同口出来,对面是电报大楼。往东是著名的六部口邮局,据说它比我的年纪大,历史悠久。再过去是一家摄影器材店,也是一家老店。往西是热闹的西单,途经首都电影院和鸿宾楼。

某一个夏天的傍晚,我散步时,刚好看见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她很有气质,身着花格连衣裙,坐在电影院的花坛前,正给一位老外讲“首都电影院”和“鸿宾楼”这两个郭沫若的题字。

隔着一条长安街,斜对面就是府右街,那条街上一溜中南海的红墙。六部口的交通中队很有名,府右街的消防中队也很有名,而这两片地区共管的派出所同样很有名。所以说,六部口街是府右街的邻居,我们是名副其实的“皇城子民”。

法国总统密特朗喜欢北京的胡同,有一年来华访问,专门到我们家这一片来参观。他流连忘返在绒线胡同的青砖灰瓦之间,赞叹不已,久久不愿意离去。

屋顶长枯草,灰墙爬绿藤,地面有青苔,院里养肥猫……这就是我们14号老院里的景象。

我爷爷夏衍在这个院子里,终老。

大约在冬季。

街上的人都穿着厚厚的冬装,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臃臃肿肿,帽子、围脖、手套,全副武装。

北风呼呼地,那个吹……风直往人的脖子里钻。归途中,骑着车的人们头顶风,脚下急忙地加速快蹬。

这是北方的冬,一天之中只有临近中午的时候,阳光晒着暖洋洋的。

梅兰芳的女儿梅宝玥穿着一件大棉背心,头上扎着三角围巾,朝我们家走来,她也住在西城,离我们家不远。她常在胡同里笃悠悠地溜达,有时候进14号里来坐坐,有时候只是路过……她已经微微发福了,走起路来稳稳当当,有着标准老北京“大奶奶”般的端庄。打扮很普通,像邻居大妈,眉眼之间一看就是梅兰芳的女儿。她跟我姑姑年纪相仿,一口字正腔圆的京腔。

我小时候,我爷爷刚从秦城监狱回家,宝玥的妈妈福芝芳来过我们东城南竹竿113号的家。“文革”后,那个院子被占了,成了大杂院。福芝芳老太太坐着梅家的黑色大轿车,进到胡同里显得十分扎眼。我记得,老太太一身中式黑衣,头发向后梳成背头,前额光溜溜的,气宇轩昂。她当然不会是一个人来,儿子梅绍武、儿媳屠珍常陪着。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老太太带来一对漂亮的孙女,她们一进屋子,就叫:夏爷爷。福芝芳老太太很义气,很江湖,又很讲礼数,从来不空着手来,有一次是带来一盒上海的华夫饼干。那时候,上海的东西最时髦,那个奶黄色的长方形饼干铁桶,我始终忘不了。当然,梅夫人走进院子时“大姐大”的神情,和院里“革命群众”的异样目光,我也忘不了。那时候,我们家并不是自由的,胡同里经常会出现监视我爷爷行动的人。

所以,宝玥跟我们的人都很熟,她是来“串门”的,不用事先打招呼,直接按门铃就进,有人就多聊聊,没人就少聊会儿。基本上都是聊猫,她跟我爷爷聊;跟我爸爸说得最热闹,因为他们俩都是养猫专家;她跟我也聊过,好像是她说她家的猫,我说我家的猫……如果没有记错,我们家从他们梅家“引进”过一只白猫。

直到我看到一则言慧珠与梅宝玥的老故事,才把这位猫奶奶的形象做了部分的剥离。当年,言慧珠为了进梅府学艺,给梅家千金讲故事,哄得宝玥离不开“言姐姐”,于是,得以入门拜梅兰芳先生为师。

后来,事情听得多了,才知道这类情节剧在很多宅门都上演过,只不过有的是喜剧,有的是闹剧,也包括在我们家。毕竟不会都像言慧珠只为拜师这么单纯,有一些人是动了心机的。

叶向真有一个时期正热衷做电影导演,她几次登门来拜访我爷爷,态度很是谦和,完全不摆公主的架子,见到我,一个小孩子跑出来为她开门,也同样是笑嘻嘻的打招呼。

我爷爷给她递三五牌香烟,她说自己有,掏出了一盒细长的绿摩尔女士雪茄,抽着烟,开始跟我爷爷聊她的新片子。

作为电影导演的凌子,在当时是极具先锋性的。她的《原野》挖掘了曹禺名著的再生价值,突破了那个时代的人性禁区。她的特殊身份帮她超前完成了这一题材,但也使她的创作长期被电影界忽视,这是不公平的。她是叶剑英的女儿,同时,她还是一位有着个人成就的电影导演。

长在宅门里的小姐,如我姑姑和梅宝玥们,跟现实社会是有着一段距离的。良好的教育并不能教会一个人如何洞察人心。

1995年,我爷爷临终。在北京医院的厨房里,赵朴初的夫人陈邦织老人一边洗着碗一边对我讲:“你爷爷要走了,你伤心吧,你爷爷这辈子真不容易啊,‘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多少罪,那么的坚强,活下来了……赵朴老当时是被保护起来的。”

1980年代,是一个从1970年代末延续下来的笼统概念,现在的很多说法赋予了它一定的迷幻色彩,其实就是全社会的人性复苏。

1979年1月27日的农历大年三十,人民大会堂的春节联欢。我被大人们用我爷爷的请柬带去参加了这场联欢会,因为晚上爷爷不便出行,没有去,听我们回来的汇报。就是在这场人民大会堂的舞会上,我亲眼看到王光美和陆定一的出现。王光美在那一天的舞池里还跳了几曲交际舞,很多“牛鬼蛇神”都是在那天的翩翩起舞中迎来了生命的又一次春天。

拨乱反正,老将们出山了。周围迅速地集结起了新的力量,老干新枝,文艺界一片繁荣。

每到周末,我们家最热闹的事情,是各路英豪要来拿内部电影票,票被一打一打地取走。当时美国过路片是稀罕物,每次放映仿佛是一场盛事,我姑姑和她的闺密们是积极的组织者。我第一次看《星球大战》就是在地质礼堂,乌压压的人挤满了一个礼堂,目标集中地盯着一块黑乎乎的小银幕。那天的翻译是我姑姑的朋友吴甘美,她平时说话的语速极快,英文极好,后来听说去联合国工作了。她的爸爸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吴大琨。

从门可罗雀到门庭若市,我们家的变化就在这两三年间。

我爷爷说过,他的朋友是“三教九流”,伴随着“文艺的春天”,枯木逢春的老友们又使他的周围热闹了起来。“文革”以后我们搬过两次家,院子越换越大,人气也越换越旺。我爷爷和冰心是同年同月生的“老姐弟”,又同为猫友,再加上巴金的生日也在金秋,所以每年的这个季节京沪两地互为拜寿,蛋糕、鲜花不断,好不热闹;一场“浩劫”使“四条汉子”剩了三条,情谊厚重。晚年周扬缠绵于病榻,我爷爷去北京医院看望时,两人对视,周扬情绪激动,双目流泪。“二流堂”的聚会更是一年不止一次,但“重阳节”我爷爷阴历的生日那天是固定相聚的日子,“一流人物二流堂”,这是一群才华横溢的人,我爷爷喜欢他们,他们一来,嬉怒笑骂,我们的院子立刻喧哗起来。钱锺书、杨绛夫妇是单独上门的,从不呼朋引类,进了我爷爷的房间,夫妇俩便开始争先恐后地讲话,气氛很热烈。我爷爷尊重钱杨,他说过:“别人捧钱锺书,我却偏要捧杨绛。”电影界的人更是常来常往,其中以汪洋和谢晋的大嗓门最突出,只要他们中来上一位,声音就充斥了客厅的每个角落。

随着“伤痕文学”兴起,大家都沉醉在“满园春色”的微醺里。一批中青年作家成了我们家的新客人,他们有才,而我爷爷是出了名的爱才。

其中有几位女作家格外活跃、出众,让我从小怀揣上了“作家梦”。比如写《人到中年》的谌容,小说写得好,人也非常能干,做得一手好川菜,她专门请我爷爷去吃过一次她亲自下厨的家宴。

我们家当时亟待解决的是住房问题,全家三代人挤在南小街院子的一排北房,我爷爷在客厅里睡觉、吃饭、工作、待客,厨房只能挪到户外的廊子上。由于拥挤,我姑姑一家依然住在她自己的社科院宿舍。对外友协的王炳南会长给我爷爷配备了司机,而我爷爷的工作性质跨界,秘书的安排尚未到位。因此,这些暂时的不便,给我爷爷在出去开会和参加活动等出行问题上,带来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

(转载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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