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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写作的精神空间与心理势能——以周恺《苔》为例

(2019-12-23 11: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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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地方性写作的精神空间与心理势能——以周恺《苔》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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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文坛》 | 岳雯  2019年12月24日08:17

摘 要:本文在梳理地方性写作谱系的基础上,分析周恺的长篇小说《苔》的文本价值。作品在运用方言、民间风俗、仪轨等地方性知识塑造四川乐山一地的地方感的同时,建构了一种可以被“异乡人”所认识、理解的“地方生活”,寻绎一个地方的文化表情与性格。以讲述革命如何发生为主题,让“地方”与“世界”充分互动,《苔》缝合了“地方”与“国家”、特殊与普遍以及具体与抽象之间的裂隙,为以方志面貌出现的小说叙事赋予了抽象、普遍的意义。

关键词:地方性写作;周恺;《苔》;革命;世界

 

近年来,地方性写作渐渐蔚为大观。这一不容忽视的写作潮流大约肇始于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繁花》的出现为典型标志。这部以“沪语”为语言形式,以上海的城市空间为表现方法的小说在重新为上海复魅的同时,也开启了小说的一种新的美学风尚。都市风景之上的地方性知识、经验与情感,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小说书写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繁花》可以称之为“启示录”:对于刚刚走出学徒期,试图寻找自己的写作“语调”的青年作家而言,这恐怕是建立个人美学风格的重要契机。在个人的感性的地方生活经验的基础上,编撰自己的生活记忆,从而与他人联结,进而与大历史展开互动,成为越来越多青年写作者的选择。于是,我们看到,双雪涛的“东北”以及与“东北”这一地方性意象关联的写作者,譬如班宇、郑执等,正在将一种凛冽的地方性意象带入文学,并在与影视等其他艺术门类的互文中赋予“地方性”以更为丰富的面相。在这一意义上,双雪涛的创作被有的评论者致敬般称之为“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与“东北”这一地方性意象一样备受关注的还有王占黑的“街道”。如果可以将以上看作某一写作谱系,青年作者周恺的长篇小说《苔》固然是身在其中,并经由此得到阐释与说明,同时也以其丰富的文本肌理深化了我们对于地方性写作的认识。

欧宁为《苔》所做的序言《方言之魅,职人之作》似乎可以看成是对这部小说的某种规定性的导读。如我们所预期的,评论者是在“方言”这一向度上充分肯定《苔》的意义的。由此,《苔》与《繁花》建立起某种隐秘的关联。它们都以方言写就,而方言则意味着某种“在地性”与“地方感”。“《苔》可以称得上乐山‘地方知识’的集大成者……如同《繁花》一样,它是对全球化无差别文学生产线的抵抗。从全世界范围看来,中国当代文学是众多语种写作中的一个小的系统,而地方性题材的方言写作又是更小的系统。从国族差别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中国哪个地方的方言写作,都要从他们共享的中文传统文学资源中寻找养分,这样才可以形成与其他国家或语种不同的‘中国性’。”欧宁是站在世界文学共和国的视野肯定地方性写作的,认为植根于地方资源的差异性写作,方可构成有机的世界文学图景。事实上,这也是理论家呼吁地方性写作的价值所在。“乡土小说要关注和表达乡村社会被全球化劫持过程中出现的多元、丰富、复杂甚至诡异的地方经验,要用地方性的乡村声音说出自己的话,以便重建乡土小说的地方性知识。”“重建乡土小说地方性知识的深刻意义还在于:它是中国乡村自主现代性的审美表征,它表明了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差异性与独特性,是全球化时代多元现代性的一种现实的发展路径。”由此可以看出,地方性写作有一个隐而不彰的辩论对象,即全球化。全球化无差别的席卷一切的力量,已然成为文学的塑造性力量,而文学本来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有着特异的面目。正是不满足于此,地方性写作作为“弱者的抵抗”,被呼唤、强化与赋予意义。然而,到了周恺创作的年代,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之前全球化决定了世界的基本格局,那么,当下,逆全球化潮流开始抬头,并对各国的文明与文化形成冲击。在这一背景下,《苔》的出现意味深长。

诚如欧宁所言,翻开《苔》,麻辣爽利的川言川语扑面而来。这是一部用方言写就的小说,是读者的第一感性印象。事实上,如何在小说中运用方言是作家颇为关心的问题。目前看来,大抵有两类。一类是赋予叙述者普通话的声音,而赋予小说人物方言的声音。这是新文学以来常见的表现形式。唐小兵据此创造性地分析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的声音。他将叙述者的声音和人物的声音分别命名为建立了新权威的“体制化了的语言”与农民自己的语言,并极富洞察力地指出,农民语言,也就是一向为人们所称道的方言仅仅作为某种符号而存在,象征了某种生活方式与地方色彩,而规范的体制化了的语言才真正主宰了文本,服务于“象征秩序”的建立。这一叙事语言策略为许多作家所继承,比如,作家陈忠实就曾经说过,“文学写作的表述语言中掺进方言,有如混凝土里添加石子,会强化语言的硬度和韧性。”这确实已然成为作家写作的心得。另一类则让方言与方言思维成为一部长篇小说的整体,从而建立了方言自身的主体性。《繁花》大抵实践了这一路径。金宇澄是这样阐释他的方言运用策略的——“小说从头到尾,以上海话思考、写作、最大程度体现了上海人讲话的语言方式与角度,整部小说可以用上海话从头读到尾,不必夹带普通话发音的书面语,但是文本的方言色彩,却是轻度,非上海语言读者群完全可以接受,可用普通话阅读任何一个章节,不会有理解上的障碍。”整体而言,《苔》是倾向于后一种的。叙述者与小说人物同声相求,他们分享着同一种声音,对语言中小小的切口心领神会,仿佛在嘈嘈切切中共同趟过这万分凶险而又烟火袅袅的人间。但二者似乎又略有不同。金宇澄是完全融入并沉醉其间的吧,但对周恺而言,在某些特殊的时刻,他忽然转换了声口,改用普通话叙述这一切。比如,在幺姨娘这一短暂出场却长久影响了其他人命运的人物离世的那一刻,小说是这样叙述的:“哪个都不敢再说话,仿若跍着的不是幺姨太,而是自己。从宅子那边,走来一抹光,这抹光不紧不慢。这幅水墨图,被幺姨太的一声长喊撕碎了,谁也听不清她喊了什么。她艰难地站起来,背对着他们,她在等着,等着家丁过来,蒙住她的眼睛,等着刀口划开她的喉咙。最难受的时候过去了,她向后仰去,看到刺眼的阳光和斑斓的雨水。”再比如,当舞台的大幕缓缓落下,故事到了终局的时刻,叙述人也是这般抒情的:“人生是久长的,似若江河,不可逆返,流过一地,便该往下一地去。可也总有个尽头,汇入湖海可算得善终,并非每人都有这等好运气,绝大多数河流终是汇入另一条河流,绝大多数人终是汇入另一人的生命里,借由另一条河流继续流淌,借由另一人的生命继续活着。”是的,在人物命运完全呈现的那一刻,方言噤声了,叙述者仿佛从挤挤攘攘的人间抽身而去,从半空中俯瞰这些他爱的人们,并生出无限感慨。方言和普通话握手言和,并奇异地互为映衬,共同汇入小说的海洋。

当然,不止是方言,形构地方感的还有民间风俗、仪轨甚至隐秘的不为外人所知的社会生活。周恺简直对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稔熟于心。他巨细无遗地为读者指画蚕丝业、纤夫、挑夫、石匠等不同行业的情景。不同的行业生态,既牵涉不同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构筑了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生活的河流就在普通人家的日常中缓缓流过。在日常生活之上,还有属于节庆的时刻。普通人从平淡的艰辛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享受属于生活的欢欣。周恺尤为注意这一点,于是,在他笔下,我们看到每年十月十三的牯牛会是何等的热闹,各种器乐是如何轮番上场,状元牛又是如何被选出来;春会则又是另一番光景,四面八方来的百姓如何眼巴巴围观卜测,以预示来年的光景……如此种种,是民俗的展示,亦是一个地方民心所在。即使笼罩在层层迷雾中的不大为人们所提及的场所,比如烟馆、青楼、堂口等,周恺也是一丝不苟地写来,并漂洗其传奇色彩,使之成为情节推进的原动力以及展现人物关系的重要手段。应该说,对地方的严谨考证与一腔深情,使《苔》得以迅速被辨认,进而在“地方性写作”这一谱系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

但是,一种完整的“地方性写作”,其核心要义还不在于此。从根本上说,“地方性写作”应当在“地方性知识”基础之上,建构一种可以被“异乡人”所认识、理解的“地方生活”,寻绎一个地方的文化表情与性格。那么,周恺是如何想象嘉定这一四川小城的“地方性”的呢?归根结底,一个地方的性格都藏在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上。细察周恺所叙写的几十个人物,可以发现,他们无不被强烈而澎湃的欲望裹挟着,以暴力作为人生的底子,命运无不向他们显示出极其惨烈的面容。简而言之,欲望与暴力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基本结构。究竟是怎样的让人身不由己的情欲与恐惧,让幺姨太将生命献祭于此,就像小说所叙述的那样,“她吐的丝正一圈圈将自己缠得梆梆紧。”这“丝”,固然指的是她为了逃离李家宅院所做的种种筹谋,但某种意义上,又何尝隐喻的不是连绵不绝的欲望本身呢。生命消失了,欲望还在,而且以一种轮回的方式降临在不同的人身上。李世景对九岁红的迷恋仿佛新轮驶入旧辙,欲望再次找到新的寄主,并再次吞噬了活生生的生命。这恰恰是欲望极其迷人的地方——它捕获了人的全部热情,却以人的血肉为饲料。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与欲望相伴随的必然是无处不在的暴力。刘基业对幺姨太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情欲,但是亲手杀了她并装到笼子里沉河。两者以奇异的姿势缠绕着,直接主宰了他之后的人生,并导致了庞大的权势家族的土崩瓦解。不仅是刘基业,几乎小说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卑微如张石汉、刘太清等,还是拥有权势地位的朱申顺、吕济平、龚占奇等,无不在血淋淋的暴力中度过属于他们的日子。

有意味的是,周恺以同样坦然的态度书写欲望与暴力,没有惊诧,没有犹疑,仿佛那是人生来就该历受的。这一叙事策略固然可以追溯到先锋文学,但某种意义上,也是作者对地方文化性格的洞察。四川籍批评家在谈到四川乡土文学时认为,“四川乡土小说真正重大的艺术特色在于,它把实力融化在蛮力之中,让权力赤裸裸地以粗暴和蛮横的方式来践行,以带有血腥气味的蛮力来艺术地表现那种令人恐怖的粗暴实力”,并将之归因于“儒家的那套巩固封建秩序的礼仪文化和伦理道德还没有从根本上化育到四川的乡村角落”。对此,周恺或许有不同的理解。在他看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蕴含着强悍的生命能量与生命意志。这一能量在血液中奔涌,必然要以欲望与暴力的形式倾泻而出,而这一生命能量才是形塑地方生活的关键所在。

从词义上理解,“地方”这一概念往往与 “国家”“中央”等概念构成张力关系。对于“地方”的强调,旨在说明它与国家其他地方相比所呈现出来的差异性。然而,任何一个“地方”,无法不受整体的影响。因此,有论者提出“全国地方性”的概念,认为“中国的‘地方性’也毋宁是一种‘全国地方性’——其中有‘全国性’。也有‘地方性’,而这两者之中也都相互掺杂了对方的因子,已经构成一个不可离析的整体。”在这一视野之下,《苔》虽然讲述的是四川乐山一地的故事,却颇有意味地选择了从光绪九年到辛亥革命这一段历史。这一时段是中国转型的重要时期,不同地方的革命风起云涌,彻底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讲述革命如何发生的《苔》恰恰缝合了“地方”与“国家”,特殊与普遍以及具体与抽象之间的裂隙,为以方志面貌出现的小说叙事赋予了抽象、普遍的意义。

周恺在《苔》中追问的是,革命是如何在嘉定这样一个小城发生的?这是小说中除了家族没落之外的另外一条线索。这一故事要从税相臣说起。周恺敏锐地发现,革命往往是从旧堡垒中看上去最坚不可摧的环节发生的。甫一出场,税相臣就是科举制度下最有可能进入旧制度序列中的那一类人。按照小说的描述,他是东岩书院袁东山的得意门生,其策论屡屡被刻印行世,因而被寄予了厚望。倘若他中规中矩按照既定的道路前进,其命运也无非是成为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捶足顿胸的一员。但是,在新旧交替的时刻,历史的闸门稍稍洞开,让他看到了未来的新世界。他奋力跻身进去,成为波澜壮阔历史长河中的水滴。而导致这一切的,是留洋归来的许佩箬。许佩箬带给他的美国人惠顿所著的四卷本《万国公法》,让他去除了固步自封的传统之于他的遮蔽,看到了世界的模样,可以算作他初步的政治启蒙。但是,真正推动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却不是西学,而是《扬州十日记》。《扬州十日记》是明末王秀楚所写关于清兵在扬州屠城的书。小说是这样描述他读这本书时所受到的震撼。“这本薄薄的册子,在这个诡异的下午,像利刃一样剖开了他的胸膛。两百年前的亡灵们走出文字,在书案上,或昂首,或下跪,或战栗,或哀哭,或咆哮,或静默,他们以各种姿态迎接砍上来的屠刀,再埋葬到书页里。”一本前朝旧书何以引发如此大的反应?据说,这本书在辛亥革命前被人从日本印了带回中国。它成功地激发了民众对于清政府的不满情绪,做了革命心理动员,由此观之,革命往往是借助过去的旧事物实现自己的目的。税相臣的心理发展过程,亦被刻画得十分清晰。在革命书籍与时局的影响下,税相臣意识到已经到了要改变的时候。但最初,怎么改变,他并无主张,只是模模糊糊意识到依托君主是不可靠的,完全照搬西方也不可行,只有限制皇权这一条路可走。到了日本留学期间,他与当时的革命党渐渐有了思想上的距离。他被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平等所吸引,不是一味要求排满,而是追求满汉平等,这也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最终,在革命实践过程中,税相臣逐渐形成明晰的思想与坚定的信念——“税相臣与那些懦弱的党人不同,也与熊克武等坚信三民主义者不同,在返回嘉定的商船上,他再次笃定了自己的信念。他所追求的,终是以平等取代君权,以互助统系取代臣民统系,并非以汉人取代满人,以民国政府取代大清政府。强者绝不会将权力拱手相让,无论是身处当下的清廷抑或将来的民国,革命必将贯穿其终生,失败亦会贯穿其终生。”小说叙述至此,悲壮感油然而生,革命与革命者有了正大庄严的形貌。而周恺念兹在兹的川人的强悍生命能量也助推了革命的进程。坚定如税相臣,早早认定了革命必有流血,必有牺牲。只有到了这一时刻,暴力才洗去了无目的以及为了一己之私所带来的粗鄙,而具有了更为坚硬的质地。

当然,在书写革命历史目的性的同时,周恺也没有完全逃脱新历史小说的影响。在《苔》中,既有像税相臣这样面容坚毅,为了革命毫不犹豫牺牲自己的革命者,也有像李世景那样在家族没落过程中因为各种因素走上革命道路的革命者。在他身上,革命所具有的偶然性也得到了说明。“多年后,李世景笑言,自己加入同盟会可算是不清不明,没有宣啥子誓,也没有盘查过底子,只凭税相臣一句话,他便被卷了进去。跨出这一步,意味着啥子,要担负的是啥子?他不晓得。他既没的仇满情绪,也没的远大抱负,是出于对税相臣的信任也罢,图事成后可捞得些好处也罢,甚而仅仅为了增加炫耀的资本也罢,这种种可笑的因素混在一起,使他稀里糊涂地就成了革命的一员。”但无论如何,正是种种必然和偶然的因素,令革命之火在嘉定,也在中国熊熊燃烧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苔》中嘉定已然不止是一个地方,它就是中国。

地方性写作并不等同于封闭性。倘若仅仅从一个地方的内部来叙述地方,毫无疑问,这将会扼杀地方的生机,令其死气沉沉,由此呈现出来的地方感也会令人有虚假之感。周恺作为一位优秀小说家的资质正在于此,他讲述地方的故事,同时也让外部世界涌入进来。或者更准确地说,地方是如何与世界互动的,本身就是他关心的问题。

小说一开始,李普福带着幺姨太和李世景等人,坐船去重庆,为的是重庆开埠后,洋行陆续设立,李普福经营的福记丝行希望与重庆买办搭上线,以节约成本。某种意义上,这次出行草蛇灰线,伏延千里。李普福等一干人的命运在这次出行中被决定,封闭千年的小城也向世界打开了自己。小说中,尚是孩童的李世景对开埠之后的重庆充满了种种好奇,在大人们关于洋人洋货的议论中禁不住要问,“啥子叫西洋?”他得到的回答是“远山远水的地方”。那么,“远”是如何近到身边,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的呢?小说的叙述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嘉定的经济命脉已然被外国势力集团所掌握。这表现为,福记是否能与洋行搭上关系,直接决定了福记的生存状况。于是,我们看到,在地方颇有势力,在哥老会中也占有一席之地的李普福,在与洋行买办陈启亘沟通的过程中,议价能力着实不强。在被步步紧逼的过程中,陈启亘居高临下地启发他:“局势还看不明白么?”是的,此时老大落后的中国与蜂拥而至的列强关系,也反映在小小丝行的生意中。之后,福记丝行被刘基业设计掉包之后,福记也无力依据正常的商业逻辑与洋行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洋行完全不打算履行在生丝达不到质量标准的情况下将生丝退回的契约,而是扣了千多两银子和三百担生丝。李普福亲自出面,试图挽狂澜于既倒,反被抢白:“洋行从不做亏本买卖。”此一役中,福记生丝一溃到底,只能任人宰割。等到外国商人不经由买办之手,直接与县衙合资组装西洋缫车,开办丝厂,本土的丝行就完全穷途末路了。福记丝行的经营状况象征着嘉定这一地方经济的命运——当缺乏强有力的民族国家的保护的情况下,地方被强行打开,面临世界的侵入,必然会脆弱不堪,被外部世界的强权扼住咽喉,奄奄一息。地方与世界的不平等关系也左右了地方上的人们对待洋人的态度。这是小说着力的第二个层面。

或许,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普通民众并不十分清楚地方的经济命脉已然掌握在列强手中,但无论如何,人们大约是能感受到周遭的氛围,对“洋人”的误读、恐惧乃至仇恨弥漫其中,成为小说不容忽视的背景。小说有一段,写税相臣听到街上的人们在摆龙门阵,谈得最多的还是育婴堂拐童子童女的传闻。谣言、迷信、误会闪烁在一个个煞有介事的故事之中,今天的读者大约很容易看出其中的无知与荒诞之处,但是在小说讲述的年代,那是实实在在的恐惧。曾经封闭的家园被世界强行进入,且不论洋人的野心和企图历历在目,即便是好意,也会令本来就脆弱的人们更加恐慌。周恺不动声色地写街道上的闲言碎语,不动声色地让有心的读者发现,流言并不是无的放矢,它精心被组织起来,成为针对洋人暴力的前站。

应该如何理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民众对于洋人的特殊心理?小说至少提供了如下的思想通道与逻辑。第一,暴力其实源自脆弱与不安的民族情绪,而这一情绪被动员起来,足以形成席卷一切的风暴。第二,民众失控的情绪某种意义上是在政府有意无意的默许下被组织起来的,它不是非理性的,是合理的结果。第三,暴力一旦形成,往往会越过边界,超出控制范围。而历史总是以相似的形态一再上演此种情形。第四,暴力在摧毁一切的同时,也摧毁了一个传统世界的根基。一个变革的世界在远处略略显影。至少,在这部小说中,未来的革命者税相臣在改变一切的暴力中清晰地感受到了——“天可变,道亦可变。”

在笼统地写一群人的暴力与被暴力反噬的过程中,周恺特地写了一个“洋人”,即赫叶士。这是一位医学传教士,而在嘉定,他主要的使命是创办印字馆。如果考虑到税相臣正是被西学书籍启蒙的话,印字馆的作用就意味深长了。与普通民众关于洋人的想象不同,赫叶士温文有礼,对普通民众的疾患施以援手,对时局有清晰的认识,开启了税相臣对一个新世界的想象。及至成为东岩书院教西文的洋教谕,赫叶士对税相臣的影响可以想见。写出“这一个”,对于小说家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当 “这一个”与“那一些”并不完全一致时。这意味着作家敏锐地意识到不同人的目光会依据自身的想象幻化出不同的身影。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看到,在一个地方小城的震颤性的摇晃中,世界正在深刻地改变它的模样。一个地方即将消失,而周恺深情的凝视也为嘉定赋予了一种光晕,使其成为我们时时重返的历史遗迹。

通过长篇小说《苔》,我们清晰地认识了四川小城嘉定。周恺致力于将地方生活图景全方位立体地呈现出来,这使他具备了某种在地感。难能可贵的是,在锚定一个地方的同时,他准确地选择了一个历史时段,从而使地方具有了普遍性与象征性。他写地方,也写地方在世界涌入之时的羸弱与坚韧。在他的描摹下,嘉定不再是我们不熟悉的他乡,而是成为我们曾经的来路,成为一个让我们得以认识自己的装置。周恺成功地开拓了地方性写作的空间,使地方性写作不再是方志的附庸,从而具备了解释当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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