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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近长安远》:“生命现实主义”的文学构建

(2019-11-19 11: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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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日近长安远》:“生命现实主义”的文学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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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说评论》 | 金春平  2019年11月19日08:37

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中,“乡村”与“都市”承担着文学展开自身话语空间的修辞性角色,愚昧与文明、传统与现代、民间与市井、自守与纵欲、道德与理性等复数的“主义”,普遍借助于两大修辞场域上演斑斓奇崛的生活景观,形成具有鲜明文学观念特征(启蒙批判、诗意唯美、阶级革命、荒诞魔幻)的乡村与都市的叙事经验,充当着主题性叙事的“原型”,支配着城乡抒写的创造性“延宕”。但是,异质化的主体身份、言说语境和叙事企图,也将城与乡的“真实性”被各种理念意识消解过滤,呈现出“天使化”抑或“妖魔化”倾向。“70后”女作家周瑄璞的《日近长安远》借助底层女性的奋斗史来展示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和中国人的精神嬗变、心灵渴望、生命意识,小说所赓续的“入城”与“返乡”的表象结构只是展开叙事的假定性情境空间,作者不再赋予乡村与城市以隐喻性的价值暗示和内隐性的文化判断,而是在“城—乡”叙事经验的基础上,整合了乡村与城市的文化形态区隔,卸去了附着其上的诸种意义重负,从而构建起一种“生活共同体”,让“人与生活的关系”成为叙事中心。罗锦衣、甄宝珠、尹秋生等在生活共同体当中,不断经受着“资本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推进的“历史过程”,包括经济的改善、身份的转型、尊严的获取、话语的占有等,他们一切繁闹的生活积极行动,都是对宏大历史语境的个体合法回应。同时,他们也经历着隐秘的丧失,诸如人的危机感的强化、对人的局限性认知的盲目、人的命运敬畏感的消解、人的生命存在意义的迷失等,这使人物在世俗世界的冲撞奔走中,裸露出苍凉的生命质地。因此,周瑄璞是以典型人物的自然成长来隐喻中国人所普遍经历的生活、情感、心灵和命运轨迹,是以“人与土地、生活、命运和生命的关系”为中心,去表现中国现代化在微观个体领域的隐秘投射,而她对人的生活欲望与历史现实达成高度默契的理想性可能,她对人的生命热烈与命运悲凉之间的深刻悖论的洞悉,正是对当代人“生命真实境况”的敏锐捕捉,并由此建构起一种以身体感性、生活美学和生命哲学为价值轴心的“生命现实主义”的文学范式。

身体资本的现代构建

现代性在中国的发生分为感性现代性、理性现代性和反思-超越现代性三个层面,现代性的中国化社会历史实践,既表现在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以及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抗衡,也表现在传统民间道德、封建王朝道统与现代理性实践、现代个体权利的拮抗,宏大的现代性并非能匀质的覆盖到每一个体,但其鬼魅却反复激励着身处于特定处境的个人进行转型与蜕变。《日近长安远》当中罗锦衣、甄宝珠等的生活奋斗史,正是感性现代性在乡民阶层、民间日常和微观个体领域“介入”和“发生”的“历史过程性”展示。他们对乡村的逃离蕴含着朴素而本真的感性被压抑的解放诉求——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外在共名语境所反塑的人的内在性诉求,包括身份、性别、身体、物欲等,舍勒所说的“心中充满怨恨”、“本能造反逻各斯”,正是感性现代性的个人化投射,“恨这广大无边的土地,恨这长在土地上的一切,恨这不能逃脱的命运”,并转化主人公积极的“现代生活行动”。但罗锦衣和甄宝珠的高考屡次失败,阻塞了他们生活转型的可能,而“民办教师”的非体制性仍然充斥着生活的不安定感,也就是他们企图通过知识化资源的占有而实现个人现代化的兑现宣告了彻底失败。

于是,他们选择了“身体”作为兑现感性现代性的唯一资本——罗锦衣依靠身体实现半体制身份向体制化身份的过渡,依靠性别化的身体实现了政治权力的升级,身体打开了她自身都无法预料的欲望边界,身体也改变着常规化的权力资源平等交换的坚固规则,身体在成为她获取政治资本的不二法宝之时,也充当了“感性现代性”的自身结构内容,在“政治经济学”和“男性话语霸权”的历史语境当中,罗锦衣的“身体”成为“政治权力”隐喻的典型。而甄宝珠夫妇则将“身体”视为经济资本增殖的生发之地,从奔赴西安从事服装贸易到特色餐饮经营再到承包停车位,他们依靠身体的劳动能量换取原始资本的积累,“他们渴求最安稳的生活”“所以他们拼命地赚钱,拼命地省钱……成为资本家手中源源不断的资本”。

“身体”在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叙事当中,通过修辞性的凸显、隐没或变异,充当着诸多艺术观念和文化理念的意象化隐喻,参与着人对自我存在性的不断建构和发现。《日近长安远》当中“身体”则承担着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资本化”隐喻功能。在人与身体的关系重构中,身体一方面沦落为被压迫的工具性角色,源于人的生存权利的确认和人的欲望本能的诉求,感性现代性衍生出强大的同化力量,一切可以满足人的感性生存的物态都必须服务于这一“解放工程”,人的身体的神性、高贵、圣洁也就卸去其道德性而降格为“物化形态”,造成人的新的“政治”异化与“资本”蒙昧,但这种人的异化或蒙昧是特定社会机制运行的必然产物,是人的生活感性诉求难以获得机制性合理支持的畸形抗争的生活行动。另一方面,小说并未将罗锦衣、甄宝珠等人的人性自觉与其资本化的身体“同构化”,即周瑄璞在揭示出特定语境规约之下女性身体被“资本化”的同时,更聚焦于人物在日常生活行动当中所展开的人与时代历史、人与社会生活、人与内在自我的关系重构,以及在重构过程中所完成的艰难的女性主体性建构。同时,罗锦衣以“使女性化”(feminize)的温柔方式和迎合顺应的生活姿态,撕裂了固有的男性话语和政治规则,策略性的实现了“性别政治革命”,剥离了作为女性身体所惯常的道德重负、性别重负、文化重负,实现了对外在生活和人际关系进行“高度自主操控”的自由;甄宝珠则以“去女性化”的姿态来实现自我主体性的建构,在她将身体降格为生产性工具时,也放弃了作为具有性别等级性的身体权力,并以“生产共同体”的方式实现了与他者化的劳动阶层的同构,跻身为城市奋斗者群体当中被泯灭了性别意识的普通一员。无论是身体的“使女性化”抑或是“去女性化”的构建,都是女性个体回应历史现代性感召时所付出的身体、性别、道德和尊严的人性代价,其中既寄予着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深切人文关怀和人性理想主义的愿景,也是她对历史话语与个体生命之间“真实性”的直面审视。

世俗人生的生活美学

《日近长安远》当中罗锦衣、甄宝珠和尹秋生等对北舞渡生活充满了“复仇”的热切,这种集体意绪的生发之源来自切身的底层生活体验——封闭贫穷的守成乡村、可预料到的人生终点、亘古不变的乡村景观、惯性滑行的日常生活,而都市作为异质生活空间的历史事实,生成出充满现代化魅惑的“生活乌托邦”。乌托邦固然是人类坚定信仰的精神表征,蕴含着高贵而永恒的人对自我局限性的持续突破、对自我超越性的执念自信,但是乌托邦同样蕴含着无法自拔的偏执,直到可能陷入极权主义的哲学陷阱。罗锦衣对城市人、公家人、权力者和中产阶级的身份想象和狂热迷恋具有乌托邦的极度偏念,而这种偏念更多来自于其身份的双重性,包括历史与现实的罗锦衣、被压抑与话语者的罗锦衣、底层自卑与成功自信的罗锦衣,这是其“精神底色的乡土化”与“日常生活的都市化”的奇妙共存,罗锦衣因此成为一种复调的声音。

一方面是她的隐秘“乡村人”的立场、眼光、思维、行为和心态等,并内化为本我的基准声音,对发生于现实世界的权力晋级、身份升级和生活绚烂进行评价,在其镜像反顾的新奇、享受和赞叹中,指向于对凡俗自我的“进步性”“优越性”“成功性”的肯定;另一方面是她的完备“都市人”和成功“权力者”的身份确信,她以现在的凡俗生活去佐证假定性人生道路的绝望、去想象苦难乡村生活的不堪,直至否定一切与乡村关联的社会生活、人际伦理和价值理念。更重要的是,罗锦衣不断以世俗化的美学意象和物喻符号,对自我的“城市人”和“权力者”角色进行确认。“乡下人”的罗锦衣对现实自我的“欣赏”与“艳羡”,以及“权力者”的罗锦衣对现实自我的“沉溺”与“自恋”,体现在“具象生活装置”的打造,包括一切语境化与主体化的物态、人际与心理的系列表征,小说当中的生活装置和物化细节,就是包含着“叙事意图”的意象隐喻。服饰、装扮、资金等物化的占有是其“体制化”的具象生活装置,语言、形象、气质等形象的自塑是其“都市化”的具象生活装置,臣服感恩、资源分配、话语姿态等权力的彰显则是其“政治化”的具象生活装置。而甄宝珠夫妇虽然以“农村人”的身份自认,但他们与城市只是资本增值的生产合作者,他们以朴素而传统的乡民劳作以求基本物质资料的丰足,他们以在城市的挣扎来反哺乡村的繁盛,以出走乡村的方式来获得更好的回归乡村,并将经济资本的量化积累变革作为衡量一切努力的标准,而他们不断变更劳作职业、与当权者的努力结交、对集资项目的青睐,则是“劳作身份的隐没”与“资本身份的生成”的隐秘转型,而劳动力付出的减少、经济资本的增长、物质条件的改善,正是他们世俗生活装置的巨大进步。

罗锦衣对城市和权力的征服,以及甄宝珠夫妇等对城市和资本的和解,构建出精致而和谐的“生活美学”,这是周瑄璞对历史话语、社会变革和大众精神的“本质真实性”的敏锐洞察与捕捉,是她对时代剧烈转型当中人与日常生活“关系性本体”的多维度开掘与透视。首先,小说当中的“生活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共名”在个体微观生活领域“方向性”和“合法化”的延伸。尽管个体的心灵诉求与历史话语之间往往呈现出偏离甚至悖反的张力,但个体的历史价值更多体现于对特定历史合法性的巩固,小说当中的所有人对时代共名话语所展开的积极而切实的行动与对话,包括话语、权力和资本占有的实践结果“进步性”,都是依靠艰难但终归期望中的日常生活装置的“获得”和世俗生活景观的“变革”,来佐证作为历史个体的价值感和意义感,具象的生活美学成为抽象的个体价值的时代性显现。其次,小说当中的“生活美学”,是对人的世俗本能的直面与肯定,所衍生出的“人性解放与精神自由”具有对特定历史情境的文化形态、道德伦理和权力话语的尖锐反叛,是对普罗大众和市井民间的日常生活、生存权利、国人精神的神圣性或合法性的价值坚守。如果说,“当代文学中乡村、土地、粮食生产的固定关系几乎没有什么改变”,那么《日近长安远》则延续着乡村世俗性的日常生活逻辑,在“城市、资本、欲望增殖”之间建立起了本体性关联,小说人物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或离合悲欢,无不源于切实而细微的世俗生活装置的收获或丧失,而人与土地空间、人与阶层身份、人与物态器具,即人与政治经济话语历史的“关系密切度”,正是人对自我的“内在性重建”,这是周瑄璞对传统农耕文明的经济秩序、对王朝宗法制所衍生的乡村伦理的文明反思,对现代文明的运行法则和资本伦理的自觉认同,更是在异质文明的参照中对当代人的生活本质、集体心态和情感结构的“本源性”的深刻发现,包含着对人的生活方向性、社会未来性和历史进步性的宏远判断。第三,小说当中的“生活美学”,是对“生活实践”与“道德实践”进行兼容的“后传统社会理想”的文学性构建。当代人对世俗生活装置的高度渴望和身心依赖,滋生出对理性、道德、人性和心灵等的戕害,这固然是异化的真实境况,但周瑄璞却从异化的真实中洞悉着反异化的真实,即世俗化的生活实践在构成当代人集体心理与日常行动之时,并不必然导致道德伦理、心灵世界、人格品质和人性质地的彻底坍塌。小说所有人物表现出的人格品质,是乡土文化介入都市生态和个体生活的观念与行动的真实表征,“乡土伦理”因此展示出习焉不察却足以与权力或资本异化相抗衡的人性本真、理性制约和本真情感的强大自足性,而人对“政治经济话语”和“公共伦理话语”、“私德”与“公德”、“世俗性”和“超越性”、“个体主义”与“利他主义”的共时接纳,构建出一种“后传统社会”的“人性理想”和“生活美学”。

自然意志的生命哲学

小说对生活的介入是作家主体与现实密度的隐秘对话,并指向于“旷野”与“密室”两大维度。周瑄璞在《日近长安远》当中,既以典型人物的性格成长和命运波澜,抵达对中国社会转型图谱的真实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旷野”叙述领域,同时,在个体人物生活奋斗史的纹理雕刻当中,还渗透着作者强烈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不仅包含着对生命力量解放的热烈,也包含着生命锐力的自然性衰减,而热烈与悲凉的“奇妙并存”和“震惊体验”,正是小说所触摸到的人的存在的“密室”景观,蕴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儒、佛、道诸家“生命哲学”的文学演绎。

生命的存在感体现于生命的过程性当中,但是生命的自然性决定了人永远处于永恒性与局限性的悖论当中,这是生命的绚烂魔幻,也是生命的苛刻诅咒。罗锦衣的生命自觉首要来自于对“身体”的敏感和恐慌,对身材走样的恐慌、对他人奉承性称呼的反抗、对同类年轻女性群体的敌视,直至与卢双丽的冲突升级,都是罗锦衣对欲望、青春、身体之间渐趋分离但却不可控的清醒认知。“时间”在小说当中扮演着人物成长或叙事演进的幕后角色,它吞噬着人的身体力量,侵蚀着人对生活操控的力度,消解着人的内在性的坚韧;但时间无法湮没人对生活的热爱、冷却人的生命渴望,于是,当精神的永恒性遭遇生命的时间性之时,只能选择黯然退场,罗锦衣和甄宝珠等的“返乡”因而具备了某种隐喻内涵,这是他们对现代性场域的距离式反观,对本我身份的寻觅,对生命基点的重估,更是身体、心灵、精神和灵魂的生生不息对时间魔咒的无奈妥协,而作者在表现人的生命存在的普遍性困境时,更对个体生命无法逃遁时间之流囚禁的生命悲剧投之以深广的人文悲悯,昭示出对生命神圣和生命高贵的信仰捍卫。

与此同时,周瑄璞消解了被乡土现实主义奉为圭臬的道德理想主义,解构了将乡土伦理或乡土文化作为破解现代性难题的文学观念,而揭橥出乡土诗意的“无效”和生命诗意的“虚幻”,即并不存在通约性的诗意策源之地。罗锦衣的“返乡”既有对本我存在的试探性寻访,但更是构建乡村生活的诗意来作为“自我欲望的疗救”和“异化自我的过滤”,但是,希冀中的诗意却遭遇到生活现实的揶揄反讽,“你也知,这农村人,你过得好了,他眼气,你不好了,他笑话你”。因此,周瑄璞一方面以生活真实的原则,消解了乡村叙事史当中“乡村诗意化”的叙事模式,另一方面又重新为“生命诗意”进行了注解,即“诗意”并不生成于某种空间地理或身份共同体想象,“诗意”来源于自我对生活方向、对现实操控、对乌托邦抵达的主体自觉度,是人对受规约语境必然性的超克,是实践中不断抵达的可能性认知,而人只有在不断的超越和抵近当中,才能兑现对自我意志力的切身“震惊发现”和深度“迷恋欣赏”,才是具有深刻审美体验的“诗意”,但这种发现与迷恋并不虚妄,它蕴藉着周瑄璞对城乡剧变转型期国人深层精神结构的直面观照,对当代人生命存在方式的总体透视,以及对当代人精神内在性的先锋式开掘。

周瑄璞赋予罗锦衣、甄宝珠等人以热烈的生命意志和生活欲望的同时,也是对国人历史化的精神世界、心灵世界和生活观念“剧烈嬗变”的经验表述。作者一方面对政治经济学历史语境规约之下,人对生活、命运和人生进行操控的可能性与合法性进行生活化诠释,身份、权力、资本等的占有宣示着他们在感性现代性层面实现了自我主体的确认,也指向于生活底层对生活理想、未来信念、尊严确立、话语权力的“陌生距离”所导致的生命静默。但小说还包蕴着与“生命自由解放”相伴而生的“宿命抗争无效”、“生命底色虚妄”的沉重,苹果老人的神秘预言是对罗锦衣和甄宝珠世俗生活命运的语辞暗示,但预言并未揭示出华丽而繁闹的人生景深所共通的生命归宿,罗锦衣在权力巅峰时的瞬间坠落、尹秋生等在资本攫取中的惨败落幕等,都是他们开启对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进行心灵辩驳的生活契机,而“异化”与“理性”的双重本我的对话自觉,不仅是对个体的现代性“迷狂”进行审美式制衡的话语表征,也是人沉溺于生命解放的“酒神”膜拜当中无法自拔的“灵魂透视”。因此,小说当中的生命意识包含着对人的共同生命质地的智性通透,蕴含着对炽热生命涌动的肯定,饱含着人对命运魔咒进行抗争无效之后所抵达的自然性的生命静穆的宏远境界,这是一种内隐式的东方生命哲学,是作者面对当代国人深陷其中但普遍不自知的生命境遇,将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民间文化当中的核心生命理念进行创造性构建之后,所进行的超前性的文化反哺和生命启蒙,由此,《日近长安远》实现了对陕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惯性的自觉艺术突破,并在延续性的文学谱系当中,创建出一种具有深邃的生命哲学、前卫的文化启蒙、深广的人文悲悯和理想的道德人性内涵的“生命现实主义”文学范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游牧文化与中国西部现代‘汉语写作和汉语译介’小说研究“(16CZW05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德]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罗悌伦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页。

卢德之:《资本精神:人类文明协同发展的力量》,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162页。

南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乡村形象谱系》,《文艺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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