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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中國史研究如何走向世界?———以臺灣地區及日本的中國史研究為鏡鑒的思考

(2012-09-04 19: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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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學術文章

《史林》 2011年第5期
我們的中國史研究如何走向世界?

———以臺灣地區及日本的中國史研究為鏡鑒的思考
胡成

[摘要]在今天全球化時代裏,中國史已是一個世界性的學問,我們的中國史研究如何走向世界,就成為一個需要認真面對的問題。臺灣地區、日本與我們有同源、同質的文化背景和學術資源,與居世界學術領導地位的歐美學術的互動,也比我們先行一步。這體現在臺灣地區的中國史研究者關注開創新的議題,矢志於確立“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 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者關注在中國歷史思想中開掘概念框架,矢志於建構一個能夠與歐洲比肩而立的東亞世界。我們目前的策略雖還在“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及“借鑒西方學者的研究”,但未來的發展似可鏡鑒臺灣地區、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者與歐美學術互動的研究經驗,並最終形成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特質,以與世界學術進行更多平等和共用的對話。
[關鍵字]中國大陸; 中國史研究; 世界學術

[作者簡介] 胡成,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210093

中國人在中國大陸治中國史,具有文字、語言和文化等諸多優勢,在中國所有學術門類中應最先走向世界,這是近代新史學百年以來一個最大的光榮夢想,自不待多言。到了今天的全球化時代,隨著進一步改革開放,互聯網和交通的空前便利,中國大陸學者走向世界,尤其是如何與目前還居世界學術領導地位的歐美學術互動,已是中國史研究者需要經常面對的一個問題。這裏且不論目前中國史使用的概念體系和思維框架,如“話語”、“認同”、“建構”、“空間”,無一不來自歐美,需要我們在具體研究中時刻斟酌和掂量其有多大的適用性; 關鍵還在於世界範圍內的學者之間的密切學術交往———參加各種國際學術會議、申請各種研究基金、參與各種合作研究,以及各種名目的校際、系際訪學交流,致使我們必須經常思考如何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夠讓對方理解。

早在1980 年代,中國臺灣著名學者嚴耕望教授回憶當年在哈佛大學訪問時,在一次野餐會上,大家談起受到歐美學者關注的中國學問家,在哈佛任教的楊聯陞教授說: 假若列舉一百個研究中國學問的學者,日本人要占五十個或以上。意謂中國人對於中國學問的研究成就遠不如日本學人。嚴耕望最初對此有些反感和不解,後來仔細想想,“覺得聯陞的話也不無道理。”①臺灣地區使用繁體中文,日本在漢字文化圈內,兩地學術都曾受到清代漢學的深遠影響,與我們有同源、同質的文化背景和學術資源,並長期以來都面臨著與歐美學術互動的問題,比我們先行一步,形成了更為深厚的相關學術傳統和特質。所以,當我們今天順著楊聯陞、嚴耕望兩位著名學者所提出的問題,返觀這兩個學術社會與歐美學術互動的理念和實踐,及其成就和影響,或可作為我們討論此問題時進行參照比較的鏡鑒。

一對歐美學術走向的關注及國際視野的比較
臺灣地區的中國史研究肇始于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以下簡稱史

① 嚴耕望: 《治史三書》,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50 頁。
頁165

語所) ,即1920 年代末胡適、傅斯年等人確立的學術傳統。早在創辦史語所之初,傅斯年的一個基本考量就是要將之推向世界。在談及聘請人選時,傅斯年認為如果要讓中國歷史學及語言學與時俱進,外國人之助力斷不可少。他大力說動其時主持中央研究院事務的蔡元培,同意高薪聘請法國、德國和瑞典漢學家伯希和( Paul Pelliot) 、米勒( F. W. K. Muller) 和珂羅倔倫( 高本漢,BernardKarlgern) ,理由就是無論治何種學問,都應該把眼光放大,“要看到全世界的學人,他們走到何處?在如何的工作?”①至1949 年之後,由於政治原因而導致中國大陸與歐美學術界的隔絕,很長一段時間裏臺灣“中研院”成為中國人的中國史研究中心,與歐美學術界互動十分密切。大陸改革開放之後,儘管在地緣方面臺灣地區已逐漸處於中國史研究的邊緣,但在人脈關係方面,一批在北美頂尖大學任教的華裔中國史研究者,如許悼雲、余英時、張灝等人被聘為臺灣“中研院”院士,加之學術主管部門極為重視和雄厚的財力支持,這個傳統依然保持不墜。至於日本,作為亞洲第一個近代國家,又比中國臺灣更早形成了與歐美學術互動的傳統。早在20 世紀初,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分為東京、京都兩個學派。前者以1887 年擔任東京帝國大學史學教授,蘭克弟子利斯( Ludwig Riess) 的學生,並有在德國、法國、匈牙利布達佩斯大學留學經歷的白鳥庫吉為創始人; 後者由時任京都大學教授的內藤湖南和桑原騭藏所開創。儘管這倆人沒有在歐美留學的經歷,但對歐美漢學有較深的瞭解,學術取向與歐美學術相近。用他們的學生,京都學派第二代領袖人物的宮崎市定的話說: 京都東洋史的學風是以內藤先生和桑原先生為代表,“兩先生之不同點,大體桑原先生是德國派,內藤先生是法國派的吧。”②如果稍作引申,宮崎市定所說的“德國派”和“法國派”,意指桑原受業于白鳥門下,得到利斯講授的蘭克史學之真傳; 內藤受法國漢學者伯希和的影響,重視敦煌卷軸等出土文物和文獻的研究。

承接上述各自學術傳統的中國臺灣與日本,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在今天全球化時代裏與歐美學術幾乎同步互動。走在臺灣地區史學最前沿的是1990 年以臺灣“中研院”史語所、近史所創新人士為核心創辦的《新史學》,發刊詞稱要以一種前瞻、開放、嘗試態度研究中國歷史。出於對歐美學術史的反思,《新史學》諸君認為,自19 世紀下半葉德國史學家利用政府檔案建立歐洲的政治史和外交史,曾在當時也被作為一種新史學;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史學界蔚成一股風尚的年鑒學派,注重社會經濟以及心態文化的研究,又取代其成為另一種新史學,“最近已有人開始反省這股流行數十年的‘新史學’; 他們開始思考社會經濟是否一定比政治對人類歷史的影響更具關鍵地位?歷史著作分析是否一定比敍述更高明?”③同樣,日本面對歐美學術的“新文化史”的興起, 2002 年11月9 - 10 日,日本史學會第200 回史學會大會設定的議題是“歷史學的最前沿”,在東京大學安田講堂的會場,兩天內有600 多人參加了會議,規範空前。④ 就專業期刊出版的專號來看,討論的主題也是歐美學術的熱點問題。在新世紀的這些年裏,日本歷史學研究會出版的《歷史學研究》,刊出了“世界史與區域整合”( 2000 年10 月號) 、“20 世紀的普通人”( 2001 年10 月號) ,“‘公共性’再思考: 全球化與民族主義之間”( 2003 年10 月號) 、“性的權力關係與歷史”( 2002 年8 月號) 、“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歷史認識”( 2002 年10 月號) 、“反恐戰爭與歷史意識”( 2002 年11 月號) 、“帝國研究的新視角”( 2003 年6 月號) 、“作為全球權力的‘帝國’”( 2004 年10 月號) 、“東亞殖民地的‘近代’”( 2005 年6 月號) 、“多媒體時代的歷史意識”( 2006 年10 月號) 、“作為全球權力的‘帝國’”( 2006年10 月號) 、“東亞的醫療、衛生的制度化與殖民地近代性”( 2007 年11 月號) 、“‘近代性’在東亞殖民地”( 2008 年10 月號) 、“男性史: 新的方向”( 2008 年9 月號) 等。

再通過對這兩個地區學術專業期刊刊登的書評、國外新書評介等欄目的統計資料,可得出更為

①傅斯年: 《致〈史學雜誌〉編輯先生函》,原刊於1930 年9 月《史學雜誌》2 卷4 期,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80 頁。
②宮崎市定: 《內藤史學の真価》,《內藤湖南全集月報》1969 年第3 期,第5 頁。
③《〈新史學〉發刊詞》,《新史學》第1 卷第1 期,臺北《新史學》編輯部1990 年版,第1 頁。
④史學會編《歴史學の最前線》,東京大學出版會2004 年版,第1 - 4 頁。
頁 166


直接的感官印象。臺灣地區的中國史研究主要的學術專業期刊有1928 年創刊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集刊》,1965 年創刊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及1990 年創刊的《新史學》。由於歷史的原因,《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集刊》在創刊之初沒有書評,擱置不論;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和《新史學》每期都刊有若干篇書評。2000 至2008 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共發表55 篇書評,討論歐美學者的著作41 篇,占74%; 《新史學》共發表71 篇書評,討論歐美學者研究的書評有38 篇,占53%。在日本學術界被認為最有影響力的學術專業期刊有: 1890 年創刊,由東京大學史學會負責編輯出版的《史學雜誌》( 月刊) ; 1908 年創刊,由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文學部史學科負責編輯出版的《史林》( 雙月刊) ; 由1932 年創建的歷史學研究會負責出版的《歷史學研究》( 月刊) ; 以
及由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會編輯出版的《東洋史研究》( 季刊) 。《史學雜誌》發表了267 篇書評,均為討論日本學者出版的著作,然另有一欄目為“新刊介紹”,發表介紹性評述690 篇,其中介紹歐美學者的著作137 篇,占19%; 《史林》發表了書評84 篇,其中評論歐美學者的著作17 篇,占20%,另一“書刊批評介紹”欄目,其中發表評述文章16 篇,介紹歐美學者的研究6 篇,占37%; 《歷史學研究》發表書評419 篇,評論歐美學者的著作3 篇,占0. 7%,另還有一個“介紹”欄目,發表評述文章37 篇,介紹歐美學者的著作19 篇,占51%; 《東洋史研究》發表59 篇書評,討論歐美學者的著作4篇,占6. 7%,另一個“批評介紹”欄目,發表評述文章27 篇,介紹歐美學者的著作6 篇,占22%。統計資料表明,日本的學術專業期刊,除《東洋史研究》有刊文範圍的限定,很少刊發東洋史研究之外的文字外,其他所刊發的關於歐美學術著述的書評或介紹,主要是西洋史研究,中國史研究不到10%。比較而言,中國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由於編輯方針只刊發自明清以來的中國史研究文章,刊載的歐美學術著述的書評或介紹,也只在中國史研究領域。《新史學》編輯方針中雖沒有某一專門領域的限定,且還在第3 卷第2 期刊發了一篇期望能夠提升臺灣地區的外國史研究風氣的評論文章,以及在第14 卷第3 期刊發了“西洋史”研究專號,但盤點下來,也只刊發了13 篇歐美學者研究西洋史著述的書評和介紹,不到其刊發歐美學者著述的全部書評和介紹的50%。究其原因,或在於臺灣地區的西洋史還處在一個發展的初級階段,作為臺灣地區最高學術研究機構的“中研院”,歷史研究方面雖有史語所、近史所和臺灣研究所的機構設置,卻沒有一個專門的外國史研究所。這也表現在《新史學》的核心人物多為從事中國史研究者,少有從事西洋史研究者。比較而言,外國史在日本與日本史、東洋史並列,被稱之為西洋史,從業人數、發表文章和學術影響力超過了東洋史研究。他們中很多人有留學歐美的經歷,回國任教之後,寒暑假期間經常來往于歐美各國,使用當地的第一手資料和歐陸語言撰寫文章,並發表專題論文于歐美主流學術期刊,是公認為在歐美之外研究歐美歷史水準最高的學術社群。① 如果考慮到在歐美學術界,不論就機構設置、從業人員,抑或從發表文章的數量和影響力來看,作為主流的還是其本國歷史,即歐美史研究,而中國史處在相對邊緣的位置上; 那麼日本那些高水準學術專業期刊,刊發大量歐美學者關於歐美史研究的書評和介紹,即可反映日本在與歐美學術的互動意義上,比中國臺灣更為全面和深入,國際視野也更為開闊。

更勝一籌的是,日本擁有世界上最發達的學術翻譯事業,使其中國史研究者可在最快時間裏閱讀到歐美經典學術著述的日譯本。早在明治時期,日本以學習西洋為急務,培養了一大批西學翻譯人材。如果說其時在中國專門從事西學翻譯者,僅有嚴複等寥寥數人; 那麼翻翻明治時期日本社會科學翻譯人材的名冊,登錄者不在千人之下。② 這個傳統延續到今天,作為世界上外語教學開展最好的國度之一,在大學教授歐陸語言的眾多外語教師,組成了各種各樣專業翻譯的讀書會,幾乎每人都有一、兩本正在翻譯的歐洲學術著作,結果很多歐洲經典學術著作,英文版還沒有出來,就已有
①酒井三郎: 《日本西洋史學発達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 年版,第1 - 11 頁。
②山室信一編《明治期社會科學翻訳書集成》,東京ナダ書房。
頁167

日文版的問世,自然也比中文版更早問世。① 如福柯( Foucault,Michel) 1963 年以法文出版的《臨床醫學的誕生》( 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édical.,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de France,1963) ,日文版的《臨床醫學の誕生》,由神穀美恵子翻譯,東京みすず書房1969 年出版;英文版(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New York,Pantheon Books ) 則在1973 出版; 中文繁體字由劉絮愷翻譯,臺北時報文化1994 出版; 簡體字由劉北成翻譯,譯林出版社2001 年出版。再作一個比較,如果在美國進行學術研究的美國學者,不會法、德、西班牙、義大利等歐洲文字,又沒有英文翻譯,肯定無法在第一時間裏瞭解到歐陸同行的工作; 但如果在日本,由於有最便捷的翻譯,研究者可以不必直接閱讀原文,通過日文版就足以大致瞭解歐洲的學術發展。尤其是對於一些歐洲重要學者的著述,如馬克斯•韋伯、葛蘭西、布洛赫、布羅戴爾、福柯、布迪危等人、不論是簡體中文版,抑或繁體中文版,只是一些論文、論著的選擇性翻譯; 日文版則是包攬無遺的全集。這自然更有利於研究者全面瞭解一個域外學者的思想和心路歷程。

二“新議題的拓展”和“中國傳統歷史概念的開掘”
中國臺灣與歐美學術交往進一步展開的風向標,是在20 世紀70 年代前後,一批受福特基金會、哈佛燕京學社資助,前往美國頂尖大學遊學的研究者返回中國臺灣之後,在臺灣行政院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的支助下,由李國祁、張朋園、張玉法等人主持和參與的“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集體研究專案。② 張朋園回憶道: 20 世紀60 年代末,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做訪問研究,當時美國學術界熱衷於“現代化”研究,強調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方面的科際整合。受此風氣影響,張朋園對一些政治社會學觀念下過功夫,如菁英分子政治參與、政黨政治等。當他回到臺北之後,發現臺北的學術界也受“現代化”一詞的影響,成了學術界的熱門話題。有的學者正著手準備要組織以“現代化”為主題的研究,社會科學整合與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氣氛也很濃厚。1972 年,臺灣社會科學界的李亦園、楊國樞、文崇一等人發起了關於“中國現代化研究”。其時,臺灣正處在蔣經國統治後期,思想界的主流是鼓吹民主政治,改選國會,該研究雖不為當局接納,③卻受到社會上的廣泛歡迎。當然,這項研究還主要面對國際學術社會, 1976 年該項目初稿完成,主持者再提繼續展開自1916 至1937 年的現代化的研究新計畫,海外院士提出了新的審查意見,謂前此的計畫以省區為單位,做得太細,“國外學者不易瞭解,建議先是應以全國為範圍。”④

20 世紀90 年代,最引人矚目的發展是臺灣的中國史研究者們推進的三個幾乎與歐美學術同步的研究議題。第一個是中國婦女史研究。1975 年近史所的張玉法教授與任教美國的李又甯教授合

①再進一步比較,如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 1961 年德文出版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Strukturwandel derffentlichkeit; Untersuchungen zu einer Kateg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日譯本( 公共性の構造転換) 由細谷貞雄翻譯,東京未來社1973 年出版,英文版則是1989 年出版(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of Bourgeois Society,Cambridge,Mass. : MIT Press) ,中文版則由曹衛東翻譯,由學林出版社1999 年出版,臺灣聯經2002年出版了同一譯本的繁體字版; 布羅代爾( Braudel,Fernand) 1967 年法文出版的《15 至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XVe - XVIIIe sieècle,Paris,A. Colin,1967) ,英文版(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15th -
18th century,translation from the French revised ,New York : Harper & Row,1981,London : Collins) 1981 年出版,日文版的《物質文明•経済•資本主義15 - 18 世紀》,由東京みすず書房1985 年出版,中文本則由顧良、施康強譯,北京三聯書店1992 年出版; 薩義德( Edward W. Said) 1978 年英文出版的《東方學》( Orientalism,London : Routledge & Kegan Paul. ) ,日文版則由今沢紀子翻譯,東京平凡社1986 出版; 中文版則由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出版; 臺北由王志弘等譯,立緒文化出版社1999 年出版。
②關於其時臺灣與美國學術界的交往細節,請參見張朋園《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 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7 年。
③張朋園: 《研究生活的回顧———從梁啟超到現代化》,《中國近代史研究通信》第23 期( 1997 年3 月) ,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36—37 頁。
④張玉法: 《我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回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33 期( 2002 年3 月) ,第56 頁。
頁 168

作,利用和整理哥倫比亞大學的材料,出版了《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977 年,任教美國的鮑家麟教授,在臺灣大學首次開設了婦女史的課程。1991 年,近史所、史語所就婦女和性別研究與一些在美國任教的美國學者,組織了“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共同開始了“近代婦女史研究計畫”,並編輯出版了全球第一份刊發中、英、日文文章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年刊) ; 第二個是在梁其姿教授、杜正勝教授等人推動, 1992 年以史語所為中心成立了“疾病、醫療與文化”讀書討論會。1997 年又成立了“生命醫療史研究室”,並召開了多次國際學術討論會和發表了眾多學術成果,此後又進一步了規劃了“影像與醫療的歷史”三年研究,希望運用圖像、影片等視覺史料,從文化史和社會史的角度,考察各個醫療體系和整個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網路之間的互動; 第三個是以史語所和近史
所的研究者組織的“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或者說“明清社會的禮教與情欲”研究。主持者李孝悌教授聲稱這項研究在地域上將包括城市( 如蘇州、揚州) 和鄉村、華北、江南和臺灣,在階級上將包括了上層士大夫、文人、基層士人、下層民眾和最邊緣的宦官族群,在情欲的世界裏,除了男人外,將更著重在婦女和同性戀者的情欲生活,家庭生活、宗教信仰和器物圖像等物質文化的流通。①

這三個專案的主持者或參與者,基本上都是留學歐美,並取得博士學位之人。他們對歐美學術研究脈絡和趨勢有較深的瞭解,並願意思考那些曾是歐美學術的熱點,且又可能在中國史研究中有新發現的議題。如“婦女和性別史”研究者的留學美國李貞德教授和留學法國的梁其姿教授,在為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的《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中《婦女與社會》導言中,稱自20 世紀80 年代中期以來,臺灣學界受西方學風的影響顯而易見,該書作者中半數以上曾留學歐美,注腳中引用西方學界著作者不乏其人。再如同樣有留美經歷,疾病、醫療史主持者的林富士教授撰寫的主題研究計畫稱: 近半個世紀以來,歐美學者根據其自身的歷史經驗所做的研究,已經很清楚地揭示了疾病與人類文明之間緊密與互動的關係,證明了疾病史與醫療史研究是整體歷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反觀中國學者在這個領域的成績,則還較為薄弱和不足,故應該墾拓中國史( 和臺灣史)研究的新領域,使我們的歷史經驗成為人類整體歷史的一部分。還有留學美國的李孝悌教授主持的“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研究計畫也稱熟悉西方當代史學發展的學者,對年鑒學派或英美史學
界拓展出的研究領域,如村落社會的整體歷史、民眾的日常生活、個人的私密或感情生活多半在豔羨不置之餘,存有一份喟歎: 為什麼中國史和臺灣史的研究中,產生不了類似的作品。他們的研究計畫就是要證明,中國和臺灣地區的史料,同樣可以讓其針對上述議題,做出細緻地探討。

不同于中國臺灣學者的新議題較多參照了歐美學術正在展開的研究,日本學者更善於從中國歷史實際考察中開掘歐美學術界尚未注意到,或尚未進行充分研究的問題。20 世紀80 年代中葉以後,在美國的中國史研究者受哈貝馬斯( J. Habarmas) 的“市民的公共性”或“公共領域”理論的影響,試圖在中國歷史中尋找類似歐洲市民社會出現之後形成的“公共領域”,並蔚然成為一時學界之風尚。20 世紀90 年代中後期,這股潮流波及到中國大陸,一些研究者開始採用哈貝馬斯的理論,關注中國歷史中“公共領域”的問題。大概為了銷售上的便利,此時被譯成中文的日本京都大學夫馬進教授的《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一書,被中國大陸的出版商在廣告中冠之以“借鑒了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近代公共性的概念”。夫馬進教授感到吃驚和不能接受。中文版緒言中,他試圖澄清自己的研究與哈貝馬斯理論的關係。夫馬進說他最初讀到哈貝馬斯所著《公共性的構造轉換》是在1973 年,此時該書剛被譯成日文。雖則,他承認被該書中論述的“市民的公共性”觀念所吸引,並感到可以將之與自己剛剛開始著手的善會、善堂史研究結合在一起; 但他在研究中未將哈貝馬斯的觀點置於主要的地位。原因之一是他對哈貝馬斯的觀點尚不能全部理解; 另一個原因則

① 李建民: 《一個新領域的摸索—記史語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的緣起》,《古今論衡》創刊號( 1998 年) ,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古今論衡》編輯小組,第62 頁; 呂芳上: 《近代婦女史研究計畫》,《中國近代史研究通信》第14 期( 1992 年9 月) ,第90 頁; 李孝悌: 《明清文化史研究的新課題》,《昨日到城市: 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臺北聯經出版社2008 年版,第1—24 頁。

頁169

是“公共領域”和“市民的公共性”這一模式原產於歐洲,與“近代資本主義”的理論模式完全一樣。如果在中國前近代中也採用這種尋找“公共領域”和“市民的公共性”模式的研究方法,他認為最終無疑會與尋找“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方法一樣,走入死胡同。①

當然,現代學術體制本身來自歐美“邏各斯”的希臘科學主義的傳統,日本的中國史在理論體系方面難免不受歐美學術的影響,故他們更注重從中國傳統歷史思想中探尋更為貼切的概念框架。20 世紀80 年代初至新世紀的最初幾年,“地域社會論”社會史的興起,曾是日本明清史研究中最引人關注的研究範式。按照提倡者森正夫教授的說法,所謂地域社會不只是一種單純的經濟地理區域,而是一個包含經濟、政治、思想、意識等層面交互作用的總體社會結構。這時正值法國年鑒學派大舉影響日本學術界,舉凡年鑒學派的重要著作均被譯成日文,日本社會經濟史學會1978 年度大會的主題就是關於年鑒學派的討論,並引起了《中央公論》、《思想》、《歷史評論》、《歷史公論》、《史學雜誌》等重要刊物的深度關注。不過,“地域社會論”不是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者對法國年鑒學派研究范式的簡單照搬,而是根據中國歷史典籍中的記載實況的理論抽象。如森正夫教授指出“地域社會論”的研究,就是要格外關注由習俗、倫理、價值觀等為仲介構成的秩序意識,因為明末清初地方誌中,有太多關於尊/貴、貴/賤、長/少、主/僕、富/貧等“秩序顛倒”的記載。② 另一位“地域社會論”的提倡者,也是當今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最有影響力人物之一的岸本美緒教授,在1999 年出版的《明清交替的江南社會: 17 世紀中國的秩序問題》序言中,稱自已從十多年前的經濟史研究,轉向社會史研究,就因為“地域社會論”不是憑著高舉“方法論”,藉以折服對手,而是一種微觀的、由下而上的,從人們行為與動機出發的研究取向。③ 在她看來,與秩序相關的中國傳統歷史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莫過於“風俗”,將“風俗”與西方的Civilization、Culture、Custom 進行比較,可以看到中國的風俗概念沒有“文明”那樣直線式進步的涵意,也沒有“文化”、“習慣”那樣的對抗外部影響的防衛性意識。岸本美緒教授進而寫道: “我們研究中國歷史時,採用的方法性概念大都是從西方進口的。我並不是反西洋主義者,但對這種情況,直覺得有點遺憾,我們能不能從像“風俗”那樣中國固有的概念中來提煉出來新的、有普遍意義的方法性概念呢?”④

實際上,這種試圖利用中國傳統學術資源與歐美學術互動的思想取向,作為一個源源流長的學術傳統,似還可追溯到內藤湖南的那個年代。當年,內藤湖南以中國歷史發展邏輯出發,提出了對後來學者影響深遠的“唐宋變革”“宋代近世說”的概念框架。當然,內藤關於對中國歷史進行上古、中古、近世的歷史分期,也受到西方近代歷史科學的影響; 並還基於歐洲歷史評估體系,如貴族主義和平民主義,確定近世的變化,以及他接受歐洲啟蒙思想中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價值觀念。⑤但不可否認,內藤不同于當時歐美學者及其同僚,如那珂通世、白鳥庫吉等人普遍認為中國歷史始終停滯不前,他充分注意到中國是一個持續數千年,沒有中斷的文明,因而沒有照搬歐美學者觀察歐洲歷史時多以政治、經濟變動為歷史分期之準則,而是從中國歷史實際出發,認為中國經歷了一個不斷由“時運”、“時勢”或“氣運”、“時勢所趨”、“世運”、“形勢”、“運”推動的歷史變遷。在《支那學變》、《地勢臆說》、《支那上古史》等一系列文章中,內藤提出了被國際學術界稱之為“內藤理論”( Naitō’s thesis) 或“內藤假說”( Naitō Hypothesis) ,理論框架就是“天運螺旋迴圈”及“文化中心移動”的論述。內藤大量使用了中國歷史匯中與“變”密切關聯的一些同義語,如“變化”、“變遷”、

①夫馬進: 《中文版序言》,《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張學鋒等譯,商務印書館2005 年版,第1 - 3 頁。
②森正夫: 《總說》,森正夫等: 《明清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7 年版,第12 - 13 頁。
③岸本美緒: 《明清交替の江南社會: 17 世紀中國の秩序問題》,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 年版,第1 - 20 頁。
④岸本美緒: 《風俗與歷史觀》,《新史學》第13 卷第3 期,臺北《新史學》編輯部2002 年版,第7 - 19 頁。
⑤增淵龍夫: 《日本の近代史學史における中國と日本( II) -內藤湖南の場合》,《歴史家の同時代的考察について》東京岩波書店1983 年版,第66 頁、第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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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移遞”、“遞嬗”、“盛衰”、“衰亡”等等,①並在《支那論》緒言中指出: 中國歷史表面上像似一股順逆混雜的流水,其基底必循一定的方向推進,研究者必須看透這一潛流,注意到中國歷史內在的自發動力和慣性深層流脈的“緩、重、鈍、強的潛運默移。”②

三“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與“歐洲比肩而立的東亞世界”

中國臺灣學術領袖們始終無法釋懷的,是當年傅斯年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那份雄心壯志,即認為歷史學和語言學具有科學的普世性,中國人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和語言學,“要科學的東方學的正統在中國!”就如1958 年4 月至1961 年期間,胡適但任臺灣“中研院”院長,為了擴大學術影響,臺灣教育部建議在臺北召開一次國際漢學會議。由於擔心史語所的學術水準不足於召開這樣一個會議,害怕邀請國外人選時,因為聲望不夠,得不到國外一流學者的回應,這一建議遲遲未能得到胡適的答應。逮至1983 年11 月,吳大猷但任臺灣“中研院”院長,為了加強臺灣學術界與歐美學術界的互動,制定了每個所每五年內必須聘請國外學者進行學術評估制度。再到了1994 年李遠哲擔任院長的時代,設定的目標是亞洲第一、世界一流的研究水準,確定從2003 年起,連續三年,按人文及社會科學、數理科學和生命科學三級,分別邀請國內外頂尖學者前來評鑒。為了學術的國際化,李遠哲的領導團體特別“要求審查和評鑒工作都應該注意國外學者的參與。”③體現在中國史的研究方面,1994 年兼任臺灣“中研院”副院長張光直教授是最熱衷的鼓吹者。早在1988 年,他在《新年三夢》一文中稱: 自己夢想傅斯年先生在六十年前提出來的“讓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的口號能夠充分實現。④ 1994 年,張光直教授又撰文指出,在20 世紀裏,沒有一個人在外國史上被那個國家的歷史學家尊為大師,也沒有一個人在國際上成為有地位的歷史理論家,很少見到中國學者與西方學者在會場上辯論歷史哲學、歷史原則一類的一般問題。他設想中國學術走向世界要經過三部曲,第一,跳出中國的圈子,徹底瞭解各個學科主流中的關鍵問題、核心問題; 第二,研究中國豐富的資料在分析過後是否對這些屬於全人類的問題有新的貢獻; 第三,如果有所貢獻,一定要用世界性的學者( 即不限於漢學家) 能夠看得懂的語言寫出來。⑤

日本的中國史研究開創伊始就旨在確立一個與歐洲歷史相對等的東亞歷史。1894 年,時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的那珂通世,在中等學校教科課程調查委員會上,正式提出應把日本史以外的外國史,分成西洋史和東洋史。當時歐美學術不僅用西方/東方( the East /the West) 區分東西文明,還使用了另外一個“東方”( the Oriental) 概念,即在地理和文化意義上設定位于地中海或古羅馬帝國以東的國家或宗教、西南亞或亞洲國家之通稱,或指歐洲基督教國家東部之帝國,並較多帶有停滯、放縱、被動的負面意義。與之不同,當時日本學者心目中的“東洋”,與西洋相對,帶有“地球東半部”或“鄰近日升之處”的正面意義。1887 年,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設立史學科,課程中已有包括中國史在內的“萬國史”一科,再設立以中國史( 那珂通世稱之為“支那史”) 為中心的東洋史,語義有所重複。那珂通世強調世界的文明開化並非只屬於歐洲,東洋諸國特別是如日本( 那珂通世稱之為“皇國”) 、中國( 那珂通世稱之為“支那”) 、印度等,對於人類社會發展也曾產生過巨大的歷史影響。這個新設定的“東洋史”雖不包括日本史,但在那珂通世等人看來,通過對古代中國的研究,有可能呈現一個以日本為中心,與歐洲比肩而立的古代東亞文明。其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帝國

①張廣達: 《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第42 - 56頁。
②內藤湖南: 《〈支那論〉緒言》,《內藤湖南全集》第5 卷,東京築摩書房1972 年版,第306 頁。
③ 臺灣中研院編《追求卓越: 中央研究院八十年》,第98 - 99 頁、第278 頁。
④張光直: 《新年三夢》,原刊《中國時報》副刊《人間》, 1988 年1 月1 日,《考古人類學隨筆》,臺北聯經出版社1995 年版,第143 - 144 頁。
⑤張光直: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該躋身世界主流》,原刊《亞洲週刊》1994 年7 月10 日,《考古人類學隨筆》,第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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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積極經營大陸政策,欲圖吞併朝鮮,染指中國的東北和蒙古,那珂通世關於增設“東洋史”的提議,遂於1897 年正式得到文部省的批准。再至1907 年、1911 年,京都大學、東京大學相繼設立獨立的東洋史學科,基本確立了中國史的研究格局。① 用時任京都大學教授桑原騭藏的話說,古代中國不但充滿了變革,且作為東亞的中心,與東亞數國的歷史關係密切,要想瞭解東亞,必須首先瞭解中國: “曷言乎東洋史,抑東洋史為何而作,且于史體何居也。其諸壹以東亞為經,餘部為緯,演繹其問種族之衰王,邦家之廢興,嶷然而與西洋史相班,劃然而斡世界史之半者也。”②

19 世紀末至20 世紀初,是日本國勢蒸蒸日上的明治、大正時期,學問被作為宣揚國威的重要手段,各個帝國大學都在趕超“國際水準”,“東洋史”也就面臨著與歐美漢學競爭的態勢。③ 作為其時東洋史研究的主流,是以“中國史的外側設定,討論歷史的普遍主義”的白鳥庫吉; 而非試圖調和清代考據與歐洲近世科學方法,關注中國特殊性和內側研究的內藤湖南。④ 白鳥庫吉大學畢業前,僅通英語、德語,後來學了法語、朝鮮語,留學歐洲期間,又學了土耳其語、匈牙利語,回國後學習了俄語、滿語、蒙古語。在德裔老師利斯那裏,及隨後遊學歐洲的經歷中,白鳥庫吉十分熟悉歐洲歷史學和漢學的發展脈絡和研究路數。1899 年,萬國東方學會在羅馬召開,白鳥庫吉雖因故未能參加會議,但提交了《突厥闕特勤碑銘考》一文,以考證詳實、分析精確,引起了歐洲漢學家們的高度注意。白鳥庫吉向來認為“東洋人的研究,東洋人應該領先”,在其他方面學習歐洲人,尚可以理解; 在東方歷史方面,也要由歐洲人來教,尤覺慚愧不勝。⑤ 為了不輸給歐美學者,白鳥庫吉多次撰文強調推進中國東北( “滿洲”) 、西域、朝鮮、蒙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並指出歐西漢學雖對波斯、印度、即中亞細亞以迄中國老文明國; 西伯利亞曠野、以迄安南半島,全亞細亞各地自然界現象,以迄人種、言語、宗教、藝術、文藝等,彼等闡微顯幽者甚多; 但對於東北和朝鮮的歷史研究方才開始,整體水準不高; 日
本在日俄戰爭之後,東北和朝鮮已為其勢力範圍,日本學者有可乘地利之便在這兩個地域的研究上超越西洋人。⑥ 在此後30 多年中,白鳥利用掌握多種語言能力,通過對塞外地名、族名的考證,重點關注了塞外史、東西交涉史,以及東洋各民族的興亡和交替,將內地亞洲的歷史與中國中原、乃至東亞和世界歷史聯繫在了一起,被認為是在日本最先具有國際意識,是“日本東洋史開拓的第一人”。⑦

二戰後到20 世紀70 年代末,日本史學整體上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歷史學人多“從世界史
的立場去看待日本史、中國史、歐洲史等不同地域的歷史。”⑧且不論日本歷史學研究會那些宣導以“世界史的基本法則”進行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學人,即使是非馬克思主義者,如戰後“京都學派”的第二代巨匠宮崎市定,也特別強調中國歷史在世界史所處的位置。作為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宮崎市定發揚光大了內藤湖南“唐宋變革”假說,極力主張從歐洲之外的立場重新檢討亞洲歷史,並認為中國經歷了古代、中世、近世和最近世的歷史變遷,即從古代的春秋割據經戰國時代至秦漢帝國的統一; 至中世以後,形成了三國魏晉南北分裂,隋唐帝國時代為表面之大一統時代,至中唐以後割

①中見立夫: 《日本的“東洋學”の形成と構圖》,岸本美緒責任編集《東洋學の磁場》,東京岩波書店2006 年版,第14
- 53 頁。
②桑原騭藏: 《中等東洋史》,《桑原騭藏全集》第4 卷,東京岩波書店1968 年版,第16 頁; 桑原騭藏: 《支那學研究の必
要》,《桑原騭藏全集》第1 卷,第607 - 621 頁。相關的研究還請參閱錢婉約: 《從漢學到中國學———近代日本的中國研究》第22 - 29 頁; 古澤誠一郎: 《東洋史學の形成と中國: 桑原藏の場合》,《東洋學の磁場》,第56 頁。
③五井直弘: 《前言》,《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東京青木書店1976 年版,第5 頁。
④増淵龍夫: 《日本の近代史學史における中國と日本( Ⅱ) ———內藤湖南の場合》,《歴史家の同時代史的考察につい
て》,第77 頁。
⑤白鳥庫吉: 《後藤伯の學問上の功績》,《白鳥庫吉全集》第10 卷,東京岩波書店1969 年版,第386 頁。
⑥白鳥庫吉: 《西洋に於ける東洋學者の近況一斑》、《亞細亞研究は戰後の一大事業なり》,《白鳥庫吉全集》第10 卷,
第64 頁、第57 頁; 松村潤: 《白鳥庫吉》,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第1 集,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 年版,第45 - 46 頁。
⑦五井直弘: 《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第12 頁。
⑧穀川道雄: 《戰後日本的中國史論爭》,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論著選譯》第2 卷,高明士、邱添生、夏日新等
譯,中華書局1993 年版,第3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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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勢力再抬頭,五代分裂更甚; 宋王朝統一後迄明清時代,大致維持統一之局,是為近世。他認為,從世界史的觀點看,最早進入近世的是西亞,其次是受西亞影響、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最後才是受西亞、東亞影響進入近世的西洋。在25 卷本《宮崎市定文集》中收集的文章,雖不少涉及中國歷史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東西交涉史等諸多方面,卻沒有太多討論中國本部之外,如曾作為日本東洋史研究強項的中國東北、朝鮮、中亞等地各部族的歷史變遷,他的論文最初以《亞細亞史研究》為名結集出版,在後記中他特別注明“亞細亞史研究”這個標題,“現在對我來說,是一個負擔過重的名字,因為要把我的研究範圍普遍擴展到亞洲各地,這還有待於遙遠的將來。歷史必須是世界史。事實上,我的研究方法經常是預先從世界史的角度來進行考察的,從來一次也沒有脫離過世界史的體系而孤立地考察個別的史實。從這個意義上講,不管研究的物件如何,我都希望把它叫做世界史研究。”①

之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出現了去理論、去方法的發展趨勢, 20 世紀60、70 年代開始關注個別現象的實證研究,而不在熱衷於普遍和宏大體系或結構的爭論。與此同時,研究者們一方面批判歐洲中心論; 另一方面也開始解構以往中國史研究中的中原中心、漢族中心和國家中心的觀念,取而代之的是“地域研究”、“人間社會”等較為微觀、也更為多元的具體研究。② 1960 至1970 年代期間,時任東京大學中國史教授西嶋定生發表一系列關於“東亞世界”的文章和講演,③此時受到了研究者們的高度注意。在西嶋定生提出的“東亞世界”,是以中國文明的發生及發展為基軸而形成,在這個文化圈內的各文化又都具有獨自的和相互關聯的歷史結構,本身具有自律的發展性,“是個歷史的世界。”④經過20 多年的發展,這一被稱之為“東亞世界論”的學術典範,在岸本美緒教授看來,已通過對歷史上的北方草原民族、內陸亞洲文化,以及中國與周邊地區文化和經濟相互交往和相互影響的歷史研究,一定程度上鬆動了以往民族國家的研究迷思,將“中心”與“邊緣”之間關係相對化和具體化,並呈現方興未艾的發展態勢。⑤ 作為這一學術典範領軍人物的岸本美緒教授,關注的“後十六世紀問題”就是一個東亞共同體的歷史。在她的筆下,此時開始的全球白銀貿易,隨後威脅明朝統治的北方女真族和在中國東南沿海的“倭寇”,以及在戰爭消耗了大量財富的中國社會和日本銀礦被采空,致使剛剛建立起政權的清朝和資源耗盡的日本一起採取了“閉關”政策,並最終使這兩個
國家不得不以不同的方式尋找重新融入世界的機會。⑥ 如果比對布羅代爾筆下的地中海世界、K.N. Chaudhuri 筆下的印度洋世界、⑦Anthony Reid 筆下的(東)南亞世界,⑧回過頭來再看岸本教授的文章,即可認為16 世紀以來全球和地區的商業發展、人口流動、新興宗教興起,是幾乎所有近世國家
①宮崎市定: 《〈亞細亞史研究〉第一卷序》1957 年12 月,原載《亞細亞史研究》第1 卷,《宮崎市定論文選集》下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翻譯組編譯,商務印書館1965 年版,第318 頁。

②岸本美緒: 《宋代から清代中期を中心に》,《東方學》第百輯,東方學會, 2000 年9 月,第5 - 8 頁; 《現代歷史學と伝統社會形成論》,《歷史學研究》2000 年10 月號( 2000 年10 月25 日) ,第11 - 20 頁。

③西嶋定生: 《中國史を學ぶとぃぅこと—とくに日本史との関連にぉぃて》,《西嶋定生東アジア史論集: 東アジア世
界冊封と體制》第3 卷,東京岩波書店2002 年版,第3 頁; 《東洋史學の成立過程と課題》,《西嶋定生東アジア史論集: 歷史學と東洋史學》第5 卷,東京岩波書店2002 年版,第27 - 34 頁。

④西嶋定生: 《東亞世界的形成》,原刊於《中國古代國家與東亞世界》,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 年版,劉俊文主編《日本
學者研究中國論著選譯》第2 卷,高明士、邱添生、夏日新等譯,第88 頁。

⑤Kishimoto Mio,“The Ching Dynasty and the East Asian World,”Acta Asiatica,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n Culture,The ToHo Gakkai,Tokyo,2005,pp. 87 - 109.

⑥岸本美緒: 《“後十六世紀問題”與清朝》,《清史研究》2005 年第2 期, 81 - 91 頁; 《中國史における「近世」の概念》,《歴史學研究》2006 年11 月號,第25 - 36 頁。

⑦K. N. Chaudhuri,Trade and Civilis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New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Asia before Europe: Economy and Civilisation of the Indian Ocean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1750,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⑧Anthony Reid,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1450 - 1680: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p. 275; Charting the Shape of Early Modern Southeast Asia,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1999,p.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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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的共同問題,那麼東亞世界自然有了與歐洲比肩而立的歷史主體性。

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借鑒西方學者的研究”
中國大陸今天與歐美學術互動的一個主要傳統,來自於在1930 年前後中國社會問題論戰中發
展出來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範式。最早提供典範性研究的郭沫若,曾按照歷史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撰寫了數篇關於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論文,並於1930 年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為名彙集出版。郭沫若強調歷史唯物史觀的價值,在於人類思維對自然觀察上所獲得的最高的成就,即一種具有普世意義的方法論、認識論,而非關於某一社會歷史的具體知識。他說: “要使這種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廣泛的接受,必須熟練地善於使用這種方法,而使它中國化。”①不過,郭沫若雖曾在日本醫學院受過良好的德語訓練,並參考日譯本和英譯本,翻譯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 但長期以來被認為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為成功的典範,卻是從考據訓詁、誦習師說的經學系統走出來的範文瀾。範文瀾很少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文,而更多利用以往的漢學知識積累,並特別關注了中國歷史上的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和農民戰爭,將之視為推動中國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尤其在建國之後,作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領袖人物的範文瀾,多次批評搬弄馬克思主義詞句的教條主義的危害。1957 年,範文瀾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所做講演中,強調學習馬克思主義應得其神似,即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聯繫起來,也就是把普遍真理和當前的具體問題密切結合,獲得正確的解決; 反對貌似,即“把書本上的馬克思主義詞句當作靈丹妙藥,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裏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問時間、地點和條件,千篇一律地加以應用。”②


除了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外,還有一個可被稱之為“借鑒西方學者的研究”的學術傳統,對中國大陸今天與歐美學術互動的影響也至為深遠。其中的一個典範,是曾聆聽過陳寅恪等人的講課,並在歐洲一些重要大學留學,回國後專治元史的韓儒林教授。從“主義”的思想傾向來看,韓儒林強調利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進行歷史研究的重要性; 但就“問題”的具體研究而言,韓儒林又時刻關注其時國外研究的最新動向。1956 年,教育部批准在南京大學建立元史研究室,時任歷史系主體的韓儒林親率研究生,將校圖書館所藏有關中外文圖書期刊集中,建成了頗具規模的專題資料與研究中心。此後,他利用多次出訪蘇聯的機會,深入瞭解蘇聯的蒙古史資料及研究情況,並得到《史集》的新俄譯本等書,回國後給研究生作了介紹,強調研究元史須隨時掌握國外研究動態。當年曾為韓儒林先生助手的陳德芝教授回憶道: 韓儒林先生特別重視擴大眼界,隨時注意吸收各國的研究成果。他經常說,蒙元史是一門國際性學科,在一些方面,例如穆斯林史料和歐洲史料的利用,外國學者有比我們更優越的條件和更好的成就,所以最忌閉門造車。他經常說的一句話是: “人家會的。我們也要學會; 人家不會的,我們更要會。”的確,韓儒林先生的論文通常是先評介中外學者的有關研究成果,哪些問題已解決,哪些未解決,在此基礎上開始自己的研究。這樣研究問題,視野闊,起點高,就能有新貢獻。至於元史研究在國內的學術地位,陳德芝教授的結論是: “近幾十年,我國的蒙元史研究者較之其他史學領域更為重視瞭解國外研究情況,掌握世界學術資訊,哪怕在中外交往很不方便的年代也是如此,這與韓先生及翁獨健等先生的指導是分不開的。”③


經過20 世紀80 年代的思想解放,以及90 年代以來對具體問題研究的實證回歸,最新的發展
是一些學者提出了走向世界的期待和願望。早在1994 年,曾留學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歷史系,時任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的張椿年先生以《中國史學應走向世界》為題,撰文強調與西方的學術交流過程中應是全面的,不是只有接受,不是只向西方看齊,還應該在吸收國外史學的成果時,向
①郭沫若: 《革命春秋》,《郭沫若全集》第13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年版,第330 頁。

②範文瀾: 《歷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範文瀾歷史論文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年版,第204 頁。

③陳德芝: 《韓儒林的元史研究》,《學林往事》下冊,北京朝華出版社2000 年版,第1011 - 10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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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介紹我們的收穫,“中國史學也才能在國際史學上佔有自己的位置。”①1996 年,羅志田教授也寫道: 今日的學術已成為世界性的。在新的世紀中,中國史學的進一步走向世界,既是必然的,也是必須的。至於怎樣才能走向世界,羅志田教授進而指出,中國學者不得不先接受我們在國際史學論說中尚處比較邊緣的地位這一事實,“首先要熟悉瞭解歐美主流史學論說,逐步做到能以其論說方式和‘語言’來表達中國的史學精義; 在此共同語言的基礎上,進一步從中國史學的思路以中國的方式和‘語言’提出國際接受( 指內心真正接受) 的史學論說,為世界史學做出我們的貢獻。”②再至2008 年,羅志田教授又進一步談及如何“熟悉瞭解歐美主流史學論說”的問題,即注意瞭解50 年代後期到70 年代的西方論著( 包括研究中國的論著) ,以及歐美史家研究其本身歷史的論著; 而不是僅僅關注最新的發展和外國史家關於中國的論著,全方位瞭解歐美學術發展的脈絡,“然後才容易知其論著之所欲言。”③不過,總體上來看,在改革開放30 多年來的發展歷程中,關於“請進來”,即如何融會貫通地借鑒、吸收歐美學術的文字和言說,已有不少; 然而,關於“走出去”,即如何與歐美學術進行平等對話的文字和言說,滿打滿算,加起來可能還不超過一千字,且只有一、兩位學者談及。這也表明我們的中國史研究對如何走向世界,目前還處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借鑒西方學者的研究”的學生階段; 而非將自己作為能夠對其研究進行講說、諫諍、批評和校正的師友。

參照我們的主要學術期刊刊登的書評,比對前文列出的臺灣地區、日本學術期刊的書評統計,
或可更清楚地看到中國學術在國際視野方面的明顯差距。2000 至2008 年,《歷史研究》發表18 篇書評,其中有6 篇討論歐美學者( 討論中國大陸背景、在歐美獲得博士學位和任教學者的著作1 篇)的著作; 刊發“國外新書評介”文章26 篇,其中19 篇評介歐美( 包括有中國大陸背景、在歐美獲得博士學位和任教學者的著作5 篇) 的著作,這兩個欄目談及的都為歐美學者的中國史研究。④ 《近代史研究》發表了21 篇書評,有2 篇評論歐美學者研究。《中國史研究》發表了49 篇書評,無一篇討論歐美學者的研究著作。可以稍作辯解的是,臺灣地區、日本的學術期刊每期刊登專題論文不過四、五篇,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刊登書評和新書介紹,相同于歐美重要學術期刊的編輯佈局; 國內主要學術期刊之所以較少刊登書評和新書介紹,在於學術體制和環境不鼓勵嚴肅和正當的學術批評,沒有太多高品質的書評稿源可供選擇。⑤ 而一些學者浸潤其中的觀察和感受,似表明深層原因還在於相當一批中國學者仍喜于畫地為牢、關門自閉或固步自封與旁若無人地面對域外的學術研究。2004 年,黃宗智先生談及從美國回國後多年在一些重要大學任教的印象時,指出有的教授甚至積極抑制研究生們使用外來概念,排斥西方近幾十年與社會科學結合的史學趨勢,卻又不知自己該怎樣去做。⑥ 另有學人更明確地批評道: “毋庸諱言,在我國當前的諸多人文社會科學中,中國史研究者的平均外語水準幾乎是最低的,不少研究人員,甚至是博士生導師也畢生沒有讀過一篇外文論文。這導致他們談外語而色變,也將閱讀少數民族文字的文獻視為畏途。尤其糟糕的是,導師們在國內的學術成就給了他們的學生一種誤解,以為不用花大力氣學習多種語言,只去讀些品質參差不齊的譯本,也可以在學界取得成功。如此的觀念經過師徒們相授,代代相傳,前景不堪設想。”⑦

①張椿年: 《中國史學應走向世界》,《世界歷史》1994 年第5 期,第113 - 114 頁。

②羅志田: 《立足于中國傳統的跨世紀開放型新史學》,《四川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6 年第2 期,第68 頁。

③羅志田: 《近三十年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變與不變———幾點不系統的反思》,《社會科學研究》2008 年第6 期,第138 -
139 頁。

④按照黃宗智教授的說法,有中國大陸文化背景,在歐美獲得博士學位和任教的學者,是中國人在外國研究中國史,與
外國人在外國研究中國史是有區別的。請參見氏著“Biculturality in Modern China and in Chinese Studies,”Modern China,26. 1 ( January 2000) : 3 - 31
⑤在過去的這些年裏,主流學術期刊曾努力試圖改進。如《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1 期,專門選登其組織“近代史書評
的現狀與期望座談會”的發言,宣導研究者們更多撰寫平和、公正的學術書評。

⑥黃宗智: 《連接經驗與理論: 建立中國的現代學術》,《開放時代》2007 年第4 期,第6 頁。

⑦聶鴻音: 《從絕學到顯學: 新世紀西夏研究的展望》,《中國史研究》2008 年第4 期,第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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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在中國發現世界的歷史
如果說我們討論與歐美學術互動的目的,並非在於單向度地曲從或迎合他人意義上的“國際接
軌”,而是希望能夠與之進行雙向、或多向的平等與共用的學術對話,那麼一個可供參照的選項,是我們學術人口的人數眾多,當能夠採取分工協作、分頭突破的策略。即除原有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借鑒西方學者的研究”之外,臺灣地區、日本的模式還可作為參考選項。畢竟,自20 世紀90年代以來,我們主要大學的畢業生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出國留學大潮,致使今天在歐美、乃至日本主要大學的東亞系、東洋史系或歷史系的中國史研究群,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占到了一半,甚至三分二左右。① 如果這些人回國後擔任國內頂尖大學、或一線城市( 如北京、上海和廣州) 等重要大學的教職,並成為一個時代的學術領袖之後,由於他們熟悉歐美學術的研究路數,又有較好的語言交流能力,我們也就有可能像今天的中國臺灣,或也像曾有遊學、留學經歷的傅斯年、陳寅恪等人創造近代新史學與歐美學術互動典範的1930 年代,致力於開創新議題和爭取“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至於采行日本模式,這需要更完善的學術環境和條件。一般來說,爭取歐美主要大學攻讀外國史的博士獎學金,中國學生在文化背景、語言能力和知識準備方面沒有太多優勢,只能走國家公派的道路。好在,當前我們的教育領導層已開始意識到派遣留學生去歐美學習人文學科的必要性,受益者不乏一些外國史研究者。儘管目前多是一年期的專案,但隨著國家財力的不斷增加和領導者的眼界不斷開闊,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更多資助留學生在域外高水準大學攻讀外國史的博士學位。當我們的外國史研究發展起來之後,最先獲益的一定是中國史的研究者,就像今天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者那樣,在世界史框架下開掘中國傳統歷史概念,確立與歐洲比肩而立的東亞之中國歷史意象。

中國人治中國史,是我們走向世界最重要的優勢所在,目標自然是最終形成在地學者的研究特
質。當年,日本著名中國經濟史研究者和田清教授問其老師,也是日本中國經濟史研究開創者的加藤繁教授,說: “身為一個外國人,能夠把中國歷史研究得和中國人一好嗎?”得到的回答是: “就純知識來講,我們絕對不會比中國人差,只有Common Sense 或文化直覺方面趕不上中國人而已。”②另有提倡在中國發現歷史的美國學者柯文教授,也承認在中國之外的研究者總會產生一種局外旁觀( outsideness) 式的距離。③ 的確,作為親身參與,並也是這一歷史創造者的中國學人,在研究中國歷史時更容易“心同此理,情同此心”地發現中國歷史的內在精神,如瞽目臏足的晚年陳寅恪,在披尋錢柳之篇什于殘闕毀禁之餘,“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④再從今天全球化的角度來看,作為在地學者進入國際學術社會,為了讓更多國外同行瞭解我們的研究,切實形成對話和共鳴,就不能只在中國發現他們不太熟悉、不太關心,或者說與之社會發展關係不大的中國歷史,還需要在中國發現他們相對熟悉、比較關心,或與之社會發展關係密切的世界歷史。

具體來說,一方面,這體現著中國史與他國乃至與整個世界的各種聯繫。如1921 年梁啟超在
天津南開大學的講演中指出的: 人類動作息息相通,牽一髮而動全身,中國史研究者當應注意“如銅山西崩而洛鐘東應。以我中國與被西方文化中樞地相隔如被其遠,而被我相互之影響猶且如此其

①就目前國內尚未建成一所世界高水準大學的教育水準來看,有些研究領域和議題恐怕一時還只能如傅斯年於1929年9 月9 日在致陳寅恪的信中所言: “此時修史,非留學生不可”( 上下文請參見桑兵: 《“史學只是史料學”再析》,《近代史
研究》2007 年第5 期,第26 - 41 頁) 。

②和田清: 《序》,加藤繁: 《支那經濟史考證》上卷,東京東洋文庫1952 年版,第1 頁。

③柯文: 《〈在中國發現歷史〉新序》,《歷史研究》1996 年第6 期,第95 - 105 頁。

④陳寅恪: 《柳如是別傳》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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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的歷史連帶性、關聯性和共通性的發展。① 另一方面,則體現在對人類社會普世價值的開掘。面對今天的環境保護、防止恐怖主義、消滅貧窮、多元文化並存及世界和平等諸多人類共同問題,中國歷史傳統精神中的平和、仁愛、禮讓、節制、勤儉等,可作為與其他國家人民共用的思想財富。就如1932 年,顧頡剛先生設想新的中國史應重點證明,我們這個民族是有自尊心的,故不為他種民族屈服; 也是有和平性的,“故不願以武力屈服他人。”②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中國史研究走向世界,即使目前更多只是與歐美學術的互動,但如果真正能夠在中國發現世界的歷史,那麼也就有可能成為在世界學術範圍內我們區別臺灣地區、日本的中國史研究的又一新的學術亮點。

[本文初稿曾於2009 年7 月9 日下午,在日本東京大學的中國近世史研究會報告,有幸得到日本禦茶水女子大學的岸本美緒教授、東京大學的吉澤誠一郎教授、北京大學的郭潤濤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的張志強教授、首都師範大學的江湄教授的批評教正,有些想法還來自於日本靜岡藝術大學的孫江教授的啟示,特此致謝! ]
( 責任編輯: 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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