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文学批评

    英文“结构”（struc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struere”的过去分词“structum”,意思是“归纳在一起”或“使有序”，加入希腊文后缀“-ism”把它提升为一种抽象概念。

    结构主义是一个哲学概念，指人文或者社会科学研究客体的现实呈关系性而非数量性。（霍克斯）两千多年前亚里斯多德的《诗艺》就可以认为是对文学作品结构的阐释，霍克斯也以十八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科《新科学》为近代结构主义的代表作。当代说到结构主义则主要指以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热耐特、阿尔图塞、拉康、皮亚杰（Jean Piaget）、巴尔特（Roland Barthes）、格雷马斯(Algirdas J. Greimas)等理论家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但还包括俄国的雅各布森、巴赫金，以及美国的皮尔斯（C.S.Peirce）、乔姆斯基等。结构主义理论之父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其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有三大观念：语言的任意性，关系性，系统性。在此之前的语言观，一般把语言看作一种“指称过程”(naming process),认为语言和现实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前者是对后者的忠实表述。索在理论上首先切断语言符号和物质世界的关系。他把语言符号称为“能指”（signifier），把与此相对应的东西称为“所指”（signified），把客观世界中的对应物称为“指涉”（reference）。这里的关键是，能指对应于所指，却和传统语言观重视的指涉无关。所指指的是，能指在大脑中所唤起的概念，和指涉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一点不难理解：同一个指涉（如“电视机”）对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尽相同的观念（所指），在不同的语言里更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能指），所以索提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既然语言符号和外界的联系因地域、文化、族群的不同而变化，那么研究语言本身的性质就必须排除含有太多异质成分的“指涉”而专注于语言的能指/所指。

   但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能指，而要遵从语言内部一套“游戏规则”。于是索提出语言/言语的区别。他解释语言意义产生于语言单位的相互作用，即它们各自在语言系统里的特殊位置，这些位置各不相同，语言意义便产生于这些“差异”的相互特约之中。他十分重视语言差异的作用。他认为语言先于思维，没有语言思维只能呈现混沌状态，经语言的梳理方变得清晰有序，梳理的方式便是产生和安排差异“在语言中，或在任何符号系统中，一个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区别构成这个符号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里只有差异存在”。索的差异论是其结构主义思想的基石。它把语言学的研究重心拉回到语言符号本身，从差异出发建立起二元对立，在这上基础上产生出结构观，更加重要的是，结构主义后期的解构主义就是从索的差异论伸展开的。

    索绪尔一组重要的二元对立概念是“历时态/共时态”（diachrony/synchrony），即俗称的“时间/空间”轴。传统语言研究遵循的是历时轴，探讨语言现象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及一系列改变语言的事件，积累下庞杂的语言资料，却很难形成关于语言的整体理论。索提倡共时研究方法，即抛开孤立的语言现象，研究历史瞬间各种语言所共有的运作规律。尽管索并不排除历时语言学的意义，但共时态才真正符合结构主义认识论，因为任何结构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其各要素必须同时存在才能共同架构起系统的框架，解构主义正是从结构要素的“缺损”入手破结构主义神话的。

    巴尔特认为语言学和文本分析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叙事犹如一个长句，正像陈述句犹如短篇叙事一样”），1964年结构主义刚兴起，巴尔特便发表“结构主义行为”一文，其独特之处在于把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因素揉和在一起。他把结构主义等同于技法，“使旧词换新颜”。和俄苏形式主义不同，结构或者技法是“分割”和“连接”行为，把客体分为有意义的单位，再在其间建立起关系。这个活动表明，结构是人们后天创造的，形式是阐释活动所赋予的，并没有所谓先在的意义。身处六十年代，巴尔特多少表现出读者批语的倾向，四年之后发表的文章“作者之死”也宣称要“以作者之死迎接读者的再生”。但他显然已超出读者批语的范围，强调作品的本体表现就是语言符号，象征的不是“神学意义”（他反对把作者比为上帝，喻指尼采的“上帝之死”），而是文本套文本的多维空间，引语相接，永无止境。

热耐特《叙事话语》

巴尔特《S/Z》

解构主义文学批评

    德里达抓住索绪尔语言学的“差异”说，用解构主义哲学加以重新诠释，认为不仅语言符号与客观事物之间存在差异，而且语言符号本身的能指和所指也非索绪尔所说的相互对应关系。一个能指（如cat）之所以能引出相关的概念，并不因为有一个和它固定对应的先在所指，而是因为它以发出一系列和它相连又相异的其他能指（cat的意义在于它不同于rat,rat又不同于mat……）。换言之，一个能指所涵盖的（即所指）其实是无数与它有差异的其他能指，这些差异组成一个个意义的“痕迹”（traces），积淀在这个能指之中，使它具有无数潜在的歧义，造成意义的不断延宕变化。既然语言符号所对应的所指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文本的明确意义实际上呈现漫无边际的“播散”状态，结构主义赖以产生意义的深层结构也就不复存在了。

    德里达所要消解的当然不仅仅是结构主义，而是结构主义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传统。他认为，这个传统的思维方式是预设一个“终极能指”。，由此出发设定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正确—谬误，精神—物质，主体—客体等等），其中的前一项对后一顶占统治地位，形成西方文化特有的“逻各斯中心论”（logocentrism），作为意义自明的纯粹工具来维护思想的一致和纯洁。因此，结构主义才把能指归于感觉的、物质的、历时的，而把所指归于精神的、共时的。他指出，结构概念和西方哲学、科学、认知一样古老，其基本形式就是结构总需要一个中心的“在场”（presence），以限制结构内部由索绪尔所说的差异活动造成的不稳定（德称之为“自由游戏”），保证结构的平稳延续；但是这个“中心”虽然属于结构，却必须凌驾于结构内一切其他因素之上，不受结构运转规则的限制，否则就无法“统领”所有其他的结构因素。既然结构中心同时处于结构的内部和外部，其本身就不稳定，很快会脱离结构因素而枯竭，造成结构的瓦解。

    “延异”是一个空间的开放，指的是构成性的、生产性的和原始的因果关系，一种断裂和分割的过程，会产生或构成不同的事物或差异。延异是拖延性，又是空间性。从符号和书写的问题开始。符号通常是代替事物自身和和在场的事物，“事物”同样指意义或所指。符号在事物不在场的时候再现其在场。它代替在场的事物。当我们不能把握、不能表示一个事物的时候，不能陈述在场的和此在在场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符号，采取符号的绕弯方式来予以表现。不管是口头或书面符号，是货币符号，是选举代表还是政治代表，符号之使用都会延迟我们面对事物本身、使之无法即时地成为我们的事物，延迟对它的消耗或使用、触摸、看见、直觉感应它的存在。我在描述并要说明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符号结构，具有一切平凡的特点——意义作为拖延性之延异。这种结构预示了，使在场延迟的符号只有以它所要延迟的在场为基础才有可能存在，并向它要重视的被延迟了的在场靠近。根据这种传统符号学，符号代替事物本身是次要和暂时的：之所以是次要是因为有原初的和消失了的在场，那是符号的本源；之所以暂时是因为符号在此意义上只是一种中介行动，指向最终的和迷失的在场。

    为了解释符号含义的特殊性，德里达提出了“踪迹”这个概念。他说踪迹并不是在场，尽管在作用上它类似于所指在场的“镜像”。差异过去在能指中激活的任何含义，在现在、在将来都会作为一种踪迹起着作用；能指里聚积的踪迹的“积淀”致使它当前含义产生游戏，导致歧义。踪迹构成了文本难以把握的特点：文本本身并不难以把握，但操作起来又似乎难以把握；踪迹并不“在场”，却在现场起着作用，它既“显现”又“消失”，“既展现自身又消解自身”。若想要界定或阐释符号或符号链的意义，阐释者能做的只有用其他符号或符号链进行替换，也就是“符号替代”；在一次又一次的替换中，符号的踪迹自我消解，把我们求而不得的确实而在场的意义水平地推延下去。踪迹似乎允诺了一个在场，使得符号的游戏能有皈依，以指向确定的事物，但这事实上又是不可能实现的。相反，这个在场只能被无限地推迟延缓。德里达造了一个法语的缩合词“延异”（涵盖了差异和延迟两个意思），表示所产生的含义不断地游戏，其现实指涉被无限地推延。结论呢，按德里达的话说就是：“中心所指，也就是本原性所指或先验所指”“在差异体系之外绝对不会在场”；而这种“终极所指的缺失使得含义的场域和游戏无限地延伸”。

    德里达的本原和立场就是书写中心论，那是一个封闭的文本暗室。他邀请我们进去，但首先要我们放弃言说自己，听取他人，阅读并理解语言这些日常体验的空间。从德里达这里出发，我们将得到一个预料之中的必然结局，因为他的文本小屋是一个密闭的回音室，在里面意义变成了鬼魅般不在场的符号，发出空洞的回响，四面八方的交混回响，但这回声却没有来源，没有意义，不指涉任何事物，只是虚空里的嗡嗡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