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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战乱是否和天象有关?

(2010-07-20 09: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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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五胡

分类: 五胡乱

探寻血染百年的历史疑云•五胡乱华之篇外篇(二十九)

 

一个巨大危机出现之前,其中往往蕴藏了无数个小的危机。也就是说,任何情况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历史上战乱最频繁、竞争最激烈的十六国时期的到来,就是最好的验证。司马氏政权在北方的终结,其实早在八王之乱时,就已经露出了苗头。当时的西晋朝,简直乱成一锅粥,各个分封王侯全都瞄准了皇帝的宝座,捋胳膊挽袖子的大打出手,再也不记得什么守土有责,导致中原混乱、外防空虚。这就在客观上给了周边以可乘之机,最后晋室终于把自己赔了进去。

 

匈奴人刘渊是最先起事并问鼎中原的。他称汉王建立汉国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304年,习惯上被认为是十六国时期的开始。几乎与他同时称王的,还有当时一个流民的领袖,巴氐人李雄。匈奴当年被曹操分为五部,但之间相距并不遥远,便于联合。况且,匈奴人本就有着复国的梦想,怀念着昔日的辉煌,他们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不奇怪。而流民流向蜀地,也渐成规模,建立政权,也是大势所趋。

 

刘渊和李雄,是最早建立政权的人,却不是最先起事的人。早在他们之前10年,西晋的边境就已经开始躁动了。晋惠帝元康四年,亦即公元294年,当时也是一个匈奴人叫做郝散的,举行了暴动,“攻上党(今天山西省东南部的长治、晋城一带),杀长吏”,整得很热闹。但这种类似饥民抢粮的突发性暴动,并不能持久,郝散很快被攻杀。元康六年(296年)五月,郝散的弟弟郝度元,联合冯翊(今陕西大荔县一带)一带的马兰羌人和卢水胡人一起反叛,攻占北地(今甘肃宁县西北)。这次起义不像郝散那般仓促,队伍发展很快,响应的人很多,一时间“秦雍氐、羌悉叛”。渐成一定规模之后,共同推举氐人齐万年为首领,起义军攻城略地,直接威胁关中。齐万年当时还“僣号称帝”,影响很大。太子洗马江统为此专门作了《徙戎论》,并上表朝廷,要求将这些少数民族“还其本域”(《晋书》)。

 

这场战祸持续了四年之久才被平息,关中一带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略阳、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就谷入汉川者数万家”(《通鉴》)。这些流民不亚于一场大规模的起义,流民越聚越多,“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于是又流向蜀地,给成汉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客观条件。太安二年(303年)五月,义阳(今河南信阳)人张昌举兵反叛,拥立丘沈为主,“伪号汉”,史称丘汉政权,一度“陷江南诸郡”。临淮(今安徽凤阳)人封云也举兵呼应,“自阜陵寇徐州”(《晋书》)。

 

人祸总是和天灾相辉映的,二者有时可以互相转化。流民也好,起义也好,其根本原因还是为了吃饭问题。要想有饭吃,就要有好的收成,就要有好的生产秩序。可巧的是,晋末的自然灾害似乎也特别的多,这些灾害的发生,无疑又在客观上加剧了社会的动荡。而社会越动荡,生产也就会越遭破坏,这又使天灾带来的灾祸变本加厉、雪上加霜,形成恶性循环。我们只要简单看看晋末十几年发生的自然灾害情况,就会感到怵目惊心。

永平元年(291年),“冬十二月辛酉,京师地震”;
元康二年(292年),“冬十一月,大疫”、“沛国雨雹,伤麦”;
元康三年(293年),“夏四月,荥阳雨雹”,六月,“弘农郡雨雹,深三尺”;
元康四年(294年)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寿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坏城府及百姓庐舍”;六月,“寿春地大震,死者二十余家”,“上庸郡山崩,杀二十余人”;秋八月,“上谷居庸、上庸并地陷裂,水泉涌出,人有死者”,“京师及郡国八地震”;
元康五年(295年)六月,“金城地震。东海雨雹,深五寸”。秋七月,“下邳暴风,坏庐舍”。九月,“雁门、新兴、太原、上党大风,伤禾稼”。十月,“丹杨雨雹”、“荆、扬、兖、豫、青、徐等六州大水”;
元康六年(296年)正月,“丁丑,地震”。三月,“东海陨霜,伤桑麦”。五月,“荆、扬二州大水”。十一月,“关中饥,大疫”;
元康七年(297年)五月,“鲁国雨雹”。七月,“雍、梁州疫。大旱,陨霜,杀秋稼”;
元康八年(298年)正月,“地震”。秋九月,“荆、豫、扬、徐、冀等五州大水”;
元康九年(299年),“京师大风,发屋折木”;
永康元年(300年),二月“大风,飞沙拔木”。十月,“黄务四塞”。十一月,“大风飞沙石,六日乃止”;
永宁元年(301年),“郡国十二旱,六蝗”;
太安元年(302年),七月,“兖、豫、徐、冀等四州大水”。十月,“地震”。(以上均见《晋书》)

 

自然灾害对生产的破坏很大,老百姓没有粮食吃,“骨肉相卖者不禁”,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许多地方还出现“人相食”的人间惨剧。除自然灾害和瘟疫外,还有人祸,如元康五年(295年)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及二百万人器械”,武器库着火,不管是偶然还是故意,总归是人为的。这下损失惨重,朝廷又“新作武库,大调兵器”(《通鉴》),花费巨大,这些都让老百姓的负担加重。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异象出现。比如:元康五年(295年),四月,“彗星见于西方,孛于奎,至轩辕”。冬十月,“有石生于京师宜年里”,而在三年后的元康八年(298年)五月,“郊禖石破为二”,这就更增加了它的诡异性;
元康六年(296年)三月,“彭城吕县有流血,东西百余步”;
永康元年(300年)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见于南方”;
永宁元年(301年),“五星经天,纵横无常”;
太安元年(302年)四月,“彗星昼见”;
而公元304年到来的前夜,也就是太安二年(303年)的八月,“天中裂,无云而雷”。十一月辛巳,“星昼陨,声如雷”。壬寅夜,“赤气竟天,隐隐有声”。(以上均见《晋书》)

 

其实这些都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但古代科技并不发达,自然无法做出合理解释。这些特殊天象出现,虽然在客观上不会造成什么损失,但如果和频频而发的自然灾害以及人祸相联系,在路卫兵看来,势必会增强人们对它的感知度。天,本来就是古人所顶礼膜拜的对象,魏晋之际,社会上又盛行玄学、易学,对天的崇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天象如此,自然就会增加人们的恐惧和不安,也就会产生一些人为的躁动和骚乱。到后来,人们甚至会将连年累月的人祸和战乱,解释为天意所为。

 

被这些天象所困扰的,也不只是老百姓,就连皇宫里也不例外。公元290年—304年,正是白痴皇帝司马衷在位期间,他在这几年里频繁更换年号,说白了就是为了顺应天意、讨个吉利。然而,晋末的丧乱已成蔓延之势,天灾也好,人祸也好,战乱也好,都不是靠更换年号所能解决的。(文/路卫兵)

                                                                        戏说影响历史的五次蝴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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