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据说是阎崇年先生说过的三句话，便想针对这三句话发表一些观点。之所以强调“针对这三句话”，是因为：第一，不能确知此三句话是否真为阎崇年先生本人所说；第二，倘若真系其本人所说，不能确知此三句话是否真代表其全部真实之想法；第三，即使此三句话非阎崇年先生本意，也足够代表一部分有关清史的观点。修不读书，对于清史的了解远不如清史专家，然粗通历史大义，愿意从中华历史大义出发，针对这部分有关清史的观点发表些许个人意见。

    第一句话：“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

    看待历史，有一大忌，就是以现代人的意见强加于古人。从现代眼光看历史是应该的，但更重要的是从古人眼光看历史，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古人，获得对历史的真实还原。

    剃发易服，在17世纪的中国人眼中看来，显然是文化侵略和侮辱。一个武力强大的异族，突然来到家门口，杀你的家人，抢你的钱财，还要逼着你抛弃世世代代习惯了的衣着风格和发型，改穿长期以来被鄙视为野蛮的装束。相信任何人身处此情此景，也很难怡然欣慰地认为这是一种文化交流。

    剃发易服当然是文化侵略。但是，注意但是，它也许起到了一些文化交流的作用。

　　第二句话：“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

    这句话是默认了社会稳定具有起码不低于思想灵性的重要性。对此，我表示极大的怀疑。

    第一，思想灵性的背后不单单是几个学者闲情逸致的创作，而是四千年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传承。这种传承不断革新着文化中的糟粕，坚守着文化中的精华，具体到历史的一个时点，就是几个人的思想灵性，如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辈。中华历史演进的大致脉络，每每是在一个动乱的时代，新学术兴起，形成风气，进而指导一个新的伟大时代的来临。秦汉如此、隋唐如此、宋明如此、共和国亦是如此，唯有清朝，相比于以上的任何时代，既无文治武功上的宏伟业绩，也无思想制度上的伟大创举，恐怕就是因为乾嘉学风的保守、僵硬。众所周知，明末清初的学术氛围是相当自由活跃的，为什么百年之后会在没有留下任何重大现实功绩的情况下，就退化为乾嘉考据了呢？修以为，文字狱实为罪魁祸首。

    第二，相比于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延续与四千年中华文化发展的思想灵性，一时一代的社会稳定实在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当然，老百姓要过日子，所以社会稳定很重要，但是稳定只是条件，不是目的。倘若所谓的社会稳定，就是人们不敢说话、不敢写文章，动不动就掉脑袋（反右运动的时候也不至于给牛鬼蛇神判死刑），社会毫无活力，一派死气沉沉的话。那么，任何人对这种稳定的欣赏还真是一种独特的品味。

    第三句话：“清军入关更多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其中造成的某些局部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

    我相信，任何一个理智正常的人应该都会相信的是：多尔衮入关之时，绝对不会觉得自己是肩负着民族融合的伟大历史使命。

    清军入关，就是侵略，就是烧杀抢掠。当然，为什么大家对日本侵略者有万众一心的痛恨，而对清军则相对宽容，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因为清军成功了。

    也许有人会说满清和日本不一样，满清和汉人同属中华民族，日本则不是。说这种话，是因为对于中华民族的含义缺乏起码的了解。中华民族是一个动态概念，在不断融合中成长，但这并不代表那些尚未融合进来的也属于中华民族。在21世纪，满人当然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在17世纪，满人当然不属于中华民族的。

    当然，一个侵略活动意外的引发民族融合是可能的。

    可惜，这次融合与之前的不同。不论是在春秋、南北朝还是辽金元，汉文化都是在文化融合中采取主动攻势的，这可以说是汉文化对异族文化的同化。但是，满清不同，他们吸取了前代教训，谨小慎微、阴险狡诈。尽可能的利用汉文化中有利于自己统治的部分，即使那是糟粕；尽可能的破坏汉文化中不利于自己统治的部分，即使那是精华。相比于之前的伟大时代，这可以说是满族对汉文化的异化。异化的结果就是，中华文化成了五四运动时人们眼中的那副德行，成了 鲁迅先生所痛斥的那副嘴脸。一个在漫长的历史星空中闪耀了四千年的伟大文化，怎么就突然堕落成了这样呢？一切，皆是拜满清所赐。

    以上就是我针对这三句话的大致意见。抛开这些关于清史的纠缠，放眼望去，我们现在身处的又是一个新的伟大时代，一个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世界上最伟大的两种文化——实现大融合的时代。肩负历史重任的我们，一方面自然要虚心学习西方文化的精髓，而更重要的则是洗净满清刻下的秽渍，继承祖宗留下的精华，兴我文教，强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