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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梭罗 ( 何怀宏1997年3月《读书》)

(2009-03-25 22: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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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森

《读书》

《瓦尔登湖》

人头税

哈丁

梭罗

杂谈

分类: 《瓦尔登湖》学习探讨

 一九九六年第五期《读书》刊出程映虹试图消解“瓦尔登湖的神话”的文章之后,不久就有了反应:《读书》第九期所载汪跃华《两个瓦尔登湖》与石鹏飞《文明不可拒绝》两文,也都对梭罗表达了一种失望之情或严厉批评。汪跃华说:“我心中的梭罗像易碎的石膏体一样坍塌了。”石鹏飞更直截了当地说:“梭罗其实是个‘假隐’,对此,程文已经揭露无遗。”
  这一结论和幻灭感是否过于仓促了呢?

 首先,我们可以注意程文所提供的材料的特点,它们从性质上说并不是属于那种可以容易隐瞒的材料,程文并不是揭出了一些梭罗罕为人知,被他自己有意或别人长期隐藏起来的“劣迹”,诸如梭罗小木屋的地点,他隐居时和周围人的来往以及那次失火,都是很明显的,人所共睹的,是梭罗在世时尽人皆知的,也是后人如果想了解,就可以轻而易举知道的。许多情况在他生前出版的《瓦尔登湖》里实际上也已经写到了。因此,我们就要充分估价另一事实:即在近一百多年的西方世界里,竟然渐渐地、不依靠任何权势、财富和有力团体而生长起了一种对于梭罗的崇敬,人们可以轻易地列出这些崇敬者的一长串名单。这种崇敬是发生在人们并非不知道,而是知道这一切(或至少可以比中国读者更为方便地知道)之后。那么就是说,他们对事情的真相更为了解,对某些事实有自己不同的解释,有自己继续推崇梭罗的理由。

 其次,我们也知道,如何选择事实材料,有时仅仅遗漏一点或增加一点,突出或忽略某些材料,或者叙述的角度、口吻、用词不同就可给人们以相当歧异的印象,而从程文看,作者的叙述立场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要努力消解“瓦尔登湖的神话”。指出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对准确、全面地理解梭罗本来并非无益,但作者的立场看来却对这种叙述产生了过于强烈的影响。
  
  我想将我所知道的一些并不完全、同时也是为人熟知的有关材料介绍如下:关于那次最易遭受非议的失火,《亨利·梭罗的日子:一个传记》(The Days of Herar Thoreau:A Biography,1962)的作者哈丁(W·Harding)叙述较详。那是一八四四年四月的最后一天,梭罗与霍尔(Edvard·&·Hoar)乘一小舟探访Sudbury 河的上游,中途在FairHaven Bay岸边生火烧鱼,一颗火星燃着了附近的干草,他们开始用手脚,然后用船上的一块板扑火,但没有用,火很快失去控制,燃上山岗。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再止住火之后,两人分头求助,霍尔乘船往下游,梭罗穿过树林跑往镇上。梭罗遇到的第一个农人说火不关他的事就径直走了,遇到的第二个人是着火树林的主人,两人迅速回到出事地,马上知道他们也同样无济于事,农人再去叫人而梭罗留下,这时梭罗已因奔跑过两英里而精疲力尽了,面对眼前半英里长的火线,他放弃了,慢慢爬到一个山岗,坐在那里观看。但很快他就听到村里响起了警钟,
足够的人手赶到时,他加入了他们,一起扑灭了这场火。后来的几位梭罗传记作家,如《亨利·梭罗:一个心灵的生活》(Henry Thoreau: A Life ofthe Mind,1986)的作者理查德森(R·D·Richardson)、《亨利·大卫·梭罗》(Heray David Thoreau,1987)的作者施奈德(R·J· Schneider)也都大致遵循了这一叙述。我们还有必要指出,哈丁在该书(导言》中说,他并不想在这本书中证明什么特殊的观点,而是“如实直述”,他甚至认为梭罗确实是“不一致的”,这部分是由于他思想和人格的发展,部分是由于他是“很人性的一个人”。
  
  关于梭罗在湖畔隐居时的生活,一九九四年重印的第十五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梭罗”辞条说他大部分时间是吃野菜野果及他种的豆子。梭罗的母亲和姐妹确实周六常来看他并带来糕点,哈丁说梭罗不想拒绝这些食品而伤害挚爱他的母亲的感情,不过哈丁也指出:“他用这些糕点来招待经常来访的客人也是同样真实的”,施奈德也说,梭罗确实有时去父母或爱默森等朋友家晚餐,但这些拜访并非是因为他不能养活自己或觉得一个人吃饭太孤单,而是因为他爱自己的家庭与朋友,感到有必要接受他们的邀请,他自己实际上更希望这样的事少些。至于被认为是“刻划梭罗入木三分”的“每当爱默森夫人敲响她的晚餐钟时,梭罗是第一个飞快地穿过森林、越过篱笆在餐桌前就座的”,哈丁明确用了“谣言”(rumor)一词。他说:“嚼舌者忽略了这一事实:要听到晚餐铃,一英里半是一个太远的距离。”(我们再想想:即便能听到铃声,住在一英里半(约合五华里)之外的梭罗竟然总能“第一个”到,不也是同样奇怪吗?)哈丁强调说:“决不应忘记,瓦尔登的试验对梭罗来说主要是一个孤独的时期,是一个与自然交往的时期。”梭罗在那里对湖畔自然的四时景色做了极抵近、极仔细和动态的观察。至于梭罗为什么要筑起小屋隐居,并恰恰选择在瓦尔登湖畔,理查德森说梭罗去瓦尔登湖有几个理由:想独立生活几年;写出他早就想写的书;观察自然;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梭罗在日记中说他想在“外在文明的深处”过一种较原始的生活。他并不想完全从社会撤退,也不是要冒险或做苦行。他只是想直面生活,想尝试“过一种经过省察的生活,去面对人生最本质的问题。”他还说:“我到瓦尔登湖上去的目的,并不是去节俭地生活,也不是去挥霍,而是去经营一些私事,为的是在那儿可以尽量少些麻烦。”在那里他写完了《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也写完了《瓦尔登湖》的初稿,还有几个讲演稿,应当说在创作方面的丰硕成果,超过了他原先的目标。
  
  梭罗喜欢他的家乡康科德,所以他就在那附近隐居也是自然的。爱默森说:“梭罗以全部的爱情将他的天才贡献给他故乡的田野与山水,……他赞美他自己的城市与近郊,说它是最宜于观察自然界的地点。”“他深信一切地方都没有分别,对于一个人最适宜的地方就是他所在的地点。”梭罗一直重视的是内心生活的改变而不是外在地理位置的变化,他主张去“勘探自己心灵的更高纬度”,去努力“寻找自己内心的新大陆和新世界”而不止是去发现外面的新大陆。而选择瓦尔登湖畔的最直接动因就是爱默森那时为免人砍伐树木而刚买下那块林地不久,梭罗本来就很喜欢那里的风景,自然也不必再麻烦地另觅它地。爱默森解释梭罗的隐居说:“这行为,在他是出于天性,于他也很适宜。任何认识他的人都不会责备他故意做作。”他在思想上和别人不相像的程度,比行动上更甚。他利用完了这孤独生活的优点,就立刻放弃了它。梭罗肯定不想固定地充当某种角色——哪怕是他喜欢的角色。梭罗执著的不是外在的某种生活方式,而是内在的心灵自由,是热爱生活的智慧,追求一种单纯朴素的真理。梭罗不是中国的隐士,他也不想为所有人树立一个生活的榜样,他说:“我却不愿意任何人由于任何原因,而采用我的生活方式;因为,也许他还没有学会我的这一种,说不定我已经找到了另一种方式。”
  
  梭罗在世时也并不总是那么讨人嫌。《瓦尔登湖的魔圈》(TheMagic Circle of Walden,1968)的作者安德森(C·R·Anderson)在为《美国百科全书》所撰的“梭罗”辞条中说:“对多数康科德的居民来说,梭罗是位古怪偏执的人,他的行为怪异,在公共事务的观点上与众人迥然有别,但他罕见的丰富的自然知识、非同寻常的手艺和敏锐常识,还是赢得了过去只将他看成怪人的人们的尊敬。”
  
  应该说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即便梭罗的弱点也很可以理解,他也会犯错误,他也有不少缺点过失,甚至我们这些爱读他的书的人假如生逢其世,与之为邻,也不一定会成为他的密友,因为梭罗是那样一个个性极其独特,并极其强调他的独特性的人,但这仍然不妨碍我们即使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梭罗也希望人们互相保持某种距离),而仍然推崇他的精神。
  而且,这一切也许都不是最重要的,即便承认程文所说全属事实,梭罗的所作所为也仍然可以理解。比起许多伟人,尤其政界的伟人来,他唯一的、构成了对他人的严重伤害的错事只是那次失火,但那也不是有意的。是啊,他还不只吃自己做的野餐,也吃爱默森夫人烧的饭菜。梭罗曾经回答他最喜欢什么菜的问题时说,“离我最近的一碗。”但是,如果那碗菜不幸正好不是家常菜而是美味佳肴呢?他是不是要不嫌麻烦地把它移开?怎样做才更矫情或更不矫情?“simple”不仅有“简朴”的意思、更有“简单、单纯”的意思,如果对偶尔的奢侈的拒绝变得比一贯的简朴的坚持更麻烦的话,有时也不妨接受,这样做也更朴素、更自然。
  
  程文的立场使作者有一种从其他方面也对梭罗进行否定的倾向,他说,“人们往往一味赞美他不纳税以及提出‘公民不服从’的道德勇气,却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从法律上说,拒交人头税就等于不承认现政府并放弃其公民资格,这不意味着实际上已不存在所谓‘公民不服从’,更意味着不再能利用合法途径参预政治。”说“这大概正中南方奴隶主的下怀”,且不谈这里所表现的一种苛刻要求,作者这里可能还有一种误解。如果梭罗拒交人头税,而又逃避入狱,那么就确实等于放弃了公民资格,但如果他为抗议奴隶制拒交人头税之后坦然接受由此所带来的法律惩罚,他就还没有放弃他的公民资格,而是在坚持一种“间接的“公民的不服从”(indirect civil disobedience),即使是在监狱里,也仍然能够利用一种合法的途径参与政治,参与抗争,乃至于取得胜利(想想甘地),而且应当说,梭罗这种完全是一个人的反抗更需要勇气和决心,更需要个人作出牺牲,从而也更有益无害。它不像那种发动众人,严密组织的斗争,那种组织客观上往往对发动者构成某种保护,即使目标正确,也可能流的只是他人的血,而这种个人的反抗,即使目标有误,伤害的也仅仅是自身。
  
  至于如果所有人都仿效梭罗会怎么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勇气,甚至可以说多数人不会有这种勇气,因为这直接的后果就是入狱,或者被剥夺全部财产,也没有必要要求所有人都这样做。而且假如真的多数人想这样做的话,那么不必等到所有人、甚至多数人都这样做,情况就会改观了,就完全可以采取别的有效手段了。梭罗所起的作用,是一种以个人的受损和牺牲来感召和激励众人的作用,梭罗这样做,是因为他确信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他的目的也不是希望他们全都仿效他而这样做,他这样做是要向多数的正义感呼吁,对多数的良知做一种强烈的震撼和诉诸,他只做他认为正当的事,他一个人大概也只能做这么多了,他确实没考虑效果,没考虑是否成功、胜利。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对个人生活实际比对社会政治更关注
  
  我想,要理解梭罗最好的方式还是去仔细读他的书。我相信,《瓦尔登湖》的文字是很难作假的,那些文字不容易骗人。我自己、我也相信许多别的人之所以被书打动,并不“纯粹是由于那个‘隐居’的故事”,不,那件事并不太重要,虽然做它也不容易,但比这更困难得多的事情并不是没有,重要的是做这件事的精神,梭罗比别人更深刻地把握到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行为后面所隐藏的精神能给越来越忙、越来越被“时髦地烘烤”的现代人一种警醒,而且他有一种能把他所想到的东西极其生动有力地表达出来的才能。
  
  爱默森在梭罗的葬礼后离开墓地时喃喃道:“他有一颗美丽的灵魂,他有一颗美丽的灵魂。”他说:“美国还没有知道——至少不知道它失去了多么伟大的一个国民。……他的灵魂是应当和最高贵的灵魂作伴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学问,有道德的,爱美的人,一定都是他的忠实读者。”另一个人在葬礼后的一封私信中也说到:在梭罗死后,我们也许要比在他生前与之建立一种更密切的联系。我相信这些话并没有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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