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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威、会泽彝族历史上的教育状况简析

(2011-06-22 09: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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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威

会泽

彝族

教育

历史

杂谈

宣威、会泽彝族历史上的教育状况简析

张大群


地处滇东北乌蒙山系南延部分的宣威、会泽一带,是古代彝族聚居生息地域之一。现两地共同生活着汉、彝、回、苗、壮等各族人民200万余人,其中彝族人口约7万人,分布在各个乡镇,宣威市24个乡镇342个行政村、办事处中,几乎都有彝族。据统计,占行政村总人口15一30%以上的彝族村就有47个,东山乡芙蓉村彝族人口占该村总人口的77.6%。 宣威市现有120万人口,自然资源丰富,经济文化也发展较好,但尚有占总人口2o%左右的民族贫困乡5个、贫困村82个;会泽县则是云南省的贫困县之一。探讨这一地域彝族历史上的教育状况,对进一步加强内地高寒山区少数民族教育工作是有稗益的。本文就调查了解的材料作一些简略分析。

宣威、会泽彝族历史上的教育,主要受到汉文化和南诏大理文化的影响。其教育的基本方式和途径,仍是以言传身教为主,由家族长者、部落酋长、宗教巫师、圣衣班、老君头、艺人等,对本民族成员进行生产劳动技能与社会生活知识的教育。彝族很早就在社会实践中创造了种记录本民族语言的象形音节文字——毕摩文(老彝文),亦称囊文或韪书,行款直书左行。据史书载:“唐时人纳垢(今云南马龙县王家在乡半山村人)酋之后阿 搜集规范表意文字,形如蝌蚪,凡字一千八百四十号。”毕摩文的出现,可以说是彝族文化史上的一大进步。巫师用它记录整理了诸如《指路经》、《献水经》、《咒语经》等大量经卷,还记录了彝族独具特色的大量民间文学,其中包括彝族历史、地理、哲学、艺术、天文、医学、农技、民俗等方面的内容,多服务于宗教祭祀和喜庆节日活动,达到传播传统信仰及道德思想观念、调节社会关系、维持本民族生存和繁衍的目的。但因为这种文字主要用于宗教活动,故流行使用范围相当狭窄。

宣威、会泽一带开始设学,先后不一,却均在土司制建立之后。据史籍载: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御史缪文龙在宣威始设学宫,规定“土州彝民其屯所生童俱赴乌撒卫应试,自建学寄粮之后,始入州应考”。这是因为当时大范围实行军民屯田,各族间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土司家族也较注意学习汉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与此同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也在当地得到传播。但是,此时朝廷推行的是“不准各地土民滥人”的民族歧视政策,规定“广西、云南、四川等州县土官地方,凡设学由提学严格清查,实系土著人才准考充附学”。直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才准“云贵土司应袭子弟受训”,“俟父兄卸事之日,回籍袭职”。东川土府于康熙六年(1667年)“川陕总督提请建学,在府城南门外建文庙”。沾益土知州也曾聘请汉族文人学士为师,教授子弟习《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之类。如末代土司安于藩,“颇好学能诗”,在其母龙氏抚孤管州事时,让他“奉邑绅孙衍庆为师,敬礼备至。其厅内辟有二轩,东曰励志,西曰启明……敦诗说理,师人师经”。

博雍正初年。当地改流后,朝廷官吏一面劝民耕织,一面推行“崇儒垂道”教育,即所谓“国家乐育群材不限以地 捕梓记,尤望士之能自奋而应其选者庶几无负”。其时,东川署知州王廷珏“奏照例立学取文武童生十五名”,建崇词、文昌宫设义学;雍正七年(1729年)朝廷“准建威州学,设学正一员,每考入学文武生八名”。知州张汉建义学,城内二馆,四乡八馆。其后,东川知府崔乃镛在义学基础上扩建“西林书院”(后知府义宁易地更名为“日新书院”),宣威建“龙山书院”(后移建改名为“榕城书院”),聘请孝廉或副榜以上之士任“山长”(院长),由官府“廪给”与置学田、房产及抽收部分生息银解决经费。乾隆年间,应试童生渐多,东川乃设廪生、增生8名,继增至20名,当地绅民为记载知府义宁办学、兴水利有功绩而建盖“义太宁饲”,义宁应请题匾,改词为“金钟书院”;宣威州生员定额奉准廪生、增生各20名。当朝曾先后颁御书“万世师表”和“生民未有”匾额于书院学宫,设祭器、舞器10余种,钦定春秋乐章及“六 舞图”,宣讲案讲《圣谕广》、《圣谕十六条》、《卧碑》、《圣愉士子文》等和“大清律”所定的学习科目,如书院条规、孝经、尔雅、诗、书、礼、易等,以培养人才,儒学科举之风兴盛起来。同时,义学、私塾也大为发展,

至光绪初年,仅东川府(会译)的义学由原来6所增至15所(官办8所、乡里创建2所、土绅富户捐资兴办5所),也皆置学产作为经费来源,免费招收彝、汉子弟入学;私塾由原来的26所增至78所,除少数富户延师在家教诲子弟外,多为清贫之士设馆授徒,收取学费。也有全村共同请师办学的,其生活待遇由学童家庭担负,学无年限,以《幼学琼林》、《子弟规》、《干字文》、四书五经等为内容,进行启蒙教育。道光末年(1827年),宣威学正 宝、齐禀、叶乔秀等人倡导“捐资生息”,以作为书院文武童生投册费,使儒学教育有了更大发展,至咸丰、同治年间,当地考生达八、九百人,在府学廪生、增生数额中占四分之三以上,后人曾勒石立碑铭记其绩。明、清两代,不少人登科及第。仅据宣威史志资料统计,共有贡生267人、副榜10人、举人61人、进士5人。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东川府邑人黄毓英自费赴日本留学,相继以官费选派刘盛堂、唐继尧、张璞、倪鄂、刘震东、李琪、钟琪等人到日本留学,并逐步开办学堂,至宣统初年共有含高、初两级的小学堂4所、初等小学堂9所、女子小学堂1所、中学堂1所(后改为师范传习所),还有私立小学堂2所。宣威改设高等小学堂1所,私立小学(班)1所。此时,高、初小学堂均设修身、读经讲经、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图画、手工、乐歌、体操科目,只是高等小学堂增设农商知识课。

民国元年(1912年)实行县制,学堂改为学校,取缔儒家诗书,小学7年制,高、初级分设,初级小学一、二、三年级,毕业考试合格升入高级小学。初级小学习国文、算术、修身、图画、乐歌、手工科目;高级小学加授史地、格致(自然、卫生、社会常识),改修身为公民课。同时,相继成立“县劝学所”,注重提倡民众教育,规定:“村民就附近联络每三百户必办小学一校,其经费分甲、乙、丙三等担负,平均以每户三角为率,谓之三角捐。”民国十三年(1924年)云南省推行“义务教育”,曾下发《义务教育提纲》,在城乡取消私塾,之后在农村举办保国民学校,县城、集镇成立中心小学校,两地办学规模逐渐扩大。据史料统计,至三、四十年代,宣威县共有高、初级小学300余所,学生13600余人,教职工700余人;会泽县有初级中学和农牧职业初级中学各1所,小学110所,保国民小学45所,普通小学54所,短期小学24所,民校23所,学生7650余人,教职工约300人。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大学矿冶、土木建筑二系由昆明迁至会泽授课、实习,当地县中和农牧职工及简易师范合并为省立初级中学。中学课程设有国文、英语、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历史、地理、公民、音、体、美、生理卫生和军训等,直至解放前夕。

清末民国期间,不少中小学毕业生进入各级各类学校就读,出现了一批人才。仅据《宣威县志稿》统计:当地毕业于云南省立中学43人,省立师范143人,高级部师范10人,优级师范选科6人,高等师范7人,云南甲种农业学校10人,乙种工业学校7人,甚至有女学生留学法国;补录入省女中高级部和初级部共25人。

纵观宣威、会泽彝族解放前教育的演进过程,我们大体可以看出:彝族在早期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教育始终处于“言传身教”的低级阶段,在历代王朝的管辖之下,兴学也较晚。

据史料记载: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年),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在滇兴学,“以所改云南郡县上闻……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其时,“有路学,有府学,有上中州学,有下中州学,有县学,有诸路小学……而书院亦极为发达。吾滇兴学亦于此始”。民可是,宣威、会泽(东川)境内却未建学。明代在当地建立土司制后,开始执行的是民族歧视政策,虽规定土州彝民可应试,但又不准土民滥入;后来才于两地建学宫、兴儒学,入学的则仅限于土官子弟。“崇儒重道”、儒学科举制推行之时,则是在清代“改土结束土司制之后,朝廷官吏、士绅富户大力提倡办学,才把儒学教育完善纳入封建王朝整个教育思想管理体系的轨道上,出现了不少功名之土,对彝族和其他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形成彝族崇尚汉文化的传统。正如《宣威县志稿》云:“自改流而后,四境虽属蛮夷,而涵濡圣化……白彝于诸夷中向化最先,进城市者,衣冠礼仪,一如汉人。”

民国时期,新学得到进一步变革发展,倡导民众义务教育,学习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各级各类学校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开发了民族智力,并随着各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奠定了彝族使用汉语、掌握汉文的基础。但是,在相当一部分彝族地区尤其是偏僻贫瘠高寒山区,民族文化教育非常落后,有的处于蒙昧状态,直到今天,仍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民族经济文化的更大发展。

近年来宣威、会泽两市县党委、政府从高寒山区生产水平低、群众生活贫困的实际出发,坚持以发展民族经济为中心,依靠政策与科技,把“治穷”和“治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对少数民族山村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大力开发山区有资源优势的脱贫产业,注意普及推广实用科学技术,同时极为重视民族教育工作,在少数民族行政村建民族小学或半寄宿制小学,县一中设民族生高中部(班),积极兴办多种形式的农职业教育,并给以财力、人力、物力上的重点扶持,使之更好地培养民族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民族乡村自我发展的内在活力,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据调查,云南省内地高寒山区面临的特殊性是:少数民族居住的散杂性,地域环境的差异性,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此外,不少农户还存在着温饱问题;学校点多线长,办学条件差,师资数量不是,质量也偏低,规模效益不高等,这些制约着民族教育的快速发展。当前,根据党中央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确定的我国教育发展总目标和总任务,要在本世纪末完成全民教育的“两基”、“两全”任务,这对于宣威、会泽以至云南全省来说,还相当繁重而艰巨。

《民族教育研究》1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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