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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梁子(1)

(2010-10-04 11: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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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转载--梁子(1)

                    转载--梁子(1)



引子

我又要出发了。这次是去西非的塞拉利昂。

朋友听说我要去塞拉利昂,大为惊恐:“你疯啦?那儿正打仗呢,赶紧上网看看吧。”

尽管我知道这个西非小国已经打了10年内战,听说目前战争已基本平息了,不过看了网上的信息,还真吓了一跳,害得我两夜没合眼。

有关网页显示着下列可怕的内容:

7维和士兵丧生 50人被绑架

连日来,联合国维和部队与塞拉利昂前反政府武装革命联合阵线发生冲突,造成至少7名维和士兵丧生,3人受伤。革命联合阵线还绑架了约50名维和人员。

西方记者喋血塞拉利昂

美国政府对发生在塞拉利昂的一起造成人员伤亡的伏击事件进行了强烈谴责。这一发生在24日的伏击事件中,一位美国记者,一名西班牙摄影记者以及4名塞拉利昂政府军士兵被炸身亡。

500多名联合国维和士兵在塞被绑架

5月初,500多名荷枪实弹的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士兵和观察员,沦为塞拉利昂革命联合阵线的人质,其中多人被杀害,令人难以置信。

我的思绪顿时陷入了极端的矛盾中。自己是军人的后代,又有着15年的兵龄,还做过一年的战地摄影记者,我知道接近战场会有怎样的危险。如果贸然闯入这片正沐浴着枪弹的战区,给自己造成恶果,实在没意义。

可是,自从采访了南部非洲的高山王国莱索托之后,我便对非洲患了一种“激情狂热病”,只要提起非洲,就全身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记得一位美国学者曾经说过,非洲的一切都是值得探索的。我对这话颇有感触。特别是上次去莱索托王国,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感受到非洲特有的热带风情。在我的潜意识中,只有钻进了热带丛林,领略过那种酷热,见过神秘丛林里裸露着上身的妇女和头上插着羽毛脸上画着图案的彪悍男人,才算真正到过非洲,而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真是老天不负有心人,这次机会主动送上门来了。

2001年6月,我将《独闯非洲高山王国》的书稿交给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不久之后,便得到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贾丁总裁的邀请,参加他召集的一个聚会。贾总是个性情温和的人,说起话来总是面带微笑。他说:“梁子,你不是特想感受非洲的热带风情吗?我给你介绍两个朋友,他们经常往返于塞拉利昂。那可是西非的热带国家。”说着,他把我带到塞拉利昂驻中国大使馆商务专员刘晶先生和助理卢文女士面前,并对他们说:“梁子已经迷上非洲了,你们再去塞拉利昂时别忘了把她也带上。”

“我们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了关于你去莱索托的情况,还以为你又黑、又粗、又壮……没想到,你看上去……挺女人的……”卢文对我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写满了惊奇。

眼前这两位皮肤白净,说话温文尔雅的标准白领,让我很难将他们与非洲联系在一起。可他们一说起塞拉利昂来,无论是19世纪的弗里敦解放黑奴,还是近期的10年内战,以及那里的风土人情,血腥钻石等等,可谓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听得我心里阵阵发痒。之后,刘晶说:“塞拉利昂濒临大西洋,那里是典型的热带气候,当地人的生活是很有特点的。你若想去,这个时间下去,正是好机会。因为,10年内战使塞国损失很大,现在战乱已基本平息,政府正急于恢复建设,而且他们只能靠外来力量。由于战争导致的不稳定因素,许多人根本不敢踏入那片土地。如果你此时进入塞拉利昂采访,政府一定会非常重视。你的安全也能得到相应的保障,这对你很重要。”

2001年9月8日,我的书《独闯非洲高山王国——一个中国女摄影师在黑人村落的生存纪实》正式出版了,并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一楼举行了首发式。那天,一楼大厅人头攒动,特别是莱索托驻中国大使的到来,更给整个大厅增添了热烈的气氛。我与大使共同为读者签名售书。但他们却不知道,此时我的心已经飞向了遥远的西非,甚至,看着眼前这位健壮威武的大使,竟想像着自己已住进西非的大酋长家,那位酋长也像这位大使如此魁伟。或许,当地政府还会为我挑选一位比这位大使还健壮的保镖呢……

我的西非之行从此悄然启动。我天天查寻着有关塞拉利昂的各种资料,然而与上次一样,资料少得可怜。而网上的信息又足以使人裹足不前。

转眼,北京已进入深秋,丝丝凉意浸润着肌肤,而我的内心却越来越不能平静,似乎已无法再忍受对热带丛林的向往仅停留在梦境中,而此时,刘晶和卢文一行,很快又要赴塞拉利昂。于是,我终于横下心,尽快大胆地迈出自己的步伐。

一、上飞机前才拿下签证

我开始全力以赴地办理去西非的事宜。我将护照和一封申请报告递交到塞拉利昂驻中国使馆,果然,得到了使馆的格外重视。大使说:“我将把你的这封申请报告传真至我国外交部,再通过他们下发至所有地区和一些有关部门,在收到能确保你安全的回复信后,我才能为你办理签证。”

大使的重视,使我庆幸不已,可如果塞国的哪个部门把我的申请报告丢在一旁不予理睬,这么一等可就没日子了。

不久,刘晶又给我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塞拉利昂一年中只有雨季和旱季。从十二月至来年四月是旱季,旱季虽然气温高一些,但每天出行拍照片没问题。如果你赶上雨季就没那么乐观了,特别是霉雨天细菌繁殖很快,热带病也多。所以,你最好旱季去,并赶在雨季到来前回来。”

他们说得非常有道理。我的确应该在旱季赶到那里。

可是,一晃半个月过去了,眼看着一批又一批赴塞拉利昂的工程人员签证很容易地拿到手了,而我的签证却迟迟没有音信。

11月上旬,刘晶、卢文及使馆的约翰尼(Johnny)公使一起去了塞拉利昂,这就让我更加心急如焚。我一遍又一遍地往迪恩(Deen)大使的办公室跑,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打给他。和蔼的迪恩大使微笑着对我说:“在没有收到我国外交部的回涵之前,我就是想给你签证也不行。如果没有外交部的回涵,你的行踪是无法受到保护的,这个回涵对你很重要。”我只好一边办理药品,打防疫针,买礼品,买器材,订机票等杂事,一边焦急地苦苦等待。

然而,直到我的机票订好,万事具备,只等第二天清晨起程了,我仍未拿到赴塞拉里昂的签证。11月19日,临行的前一天上午11点,我给大使打电话之前,特意在家烧了三柱香,祈求上苍,这次一定让我拿到签证。

默默地祈祷之后,我战战兢兢地拿起了电话,三声铃响之后,电话接通了。只听见大使在电话那头说:“你可以来办签证了。”上帝!我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按计划出发了。

事后我才知道,多亏了约翰尼公使、刘晶和卢文在那边不断地帮我催促,才使得这边使馆终于在11月18日晚收到了塞方外交部的传真:

REQUEST FOR ENTRY VISA—LIANGZI

I have the honour to acknowledge receipt of your letter reference No, RSL/001/VOI,1 of 1 November 2001 in respect of the above subject, and to request that you grant Miss Liangzi entry visa to visit Sierra leone as proposed, but not to visit the Kono District as it is not yet under civil Authority.

In other words she could visit any other parts of Sierra Leone.

S.Sundu

Director-General

塞拉利昂外交部的回涵明确地规定了,Kono地区不能采访。迪恩大使特意向我解释:虽然战争已经平息,但Kono地区是钻石矿区,也是叛军的一个聚集点,叛军在那里的活动较频繁。为了我的安全,所以不能去那里。

从使馆出来,我立即给丈夫任国恩打了电话,当他听说我已经拿到签证,电话那头足有几秒钟没有回音。之后,他很深沉地说:“这么说,明天你真的要走了?”我手握着电话,没有回答。接着,他让我立即到他办公室去一趟。我以为他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立即开车去了他的办公室。谁知,他只是特意给了我一张我们在家的合影。“揣好了,别丢了,不论你在外面遇到什么困难,我和这个‘家’都会给你力量,别忘了,在外面跑累了,就‘回家’歇着。在这个世上,这个家永远都是你最温暖的地方。”看着丈夫那充满了担忧的双眼,我的心都碎了。丈夫大我16岁,原本应该我好好地照顾他,尽一个妻子的责任,而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出行,反而老让他为我提心吊胆的。我故作轻松地对他说:“你放心吧,这次当地政府很重视,我肯定不会出事的。”

之后,我又去了坐落在北京香山的金山陵园,去看望长眠在那里的爸爸。这是我每次远行前必定要去的地方,我需要从爸爸身上获取伴我远行的力量。

冬天的陵园显得格外冷清,干枯的树木失去了清明时的滋润。缓缓延伸的台阶上只有我和我的脚步声。站在爸爸的墓碑前,我默默地对他说:“爸,我又要走了,这次是去西非的塞拉利昂,我不知道这趟会是什么结果,也不知道在那儿究竟会发生什么,所以,我需要您的保佑,更需要您给我力量。”

四周是那么寂静,但我能感到爸爸听见了我的心声,并对我说:“只要你认为自己做的是有意义的事,就大胆地去做吧。还是那句老话,要机智勇敢,不要卤莽。”

临行前的晚饭是被妈妈用电话叫回家吃的。由于要办的事情很多,等回到家时,天色已晚。家里的数间屋子只亮了一盏灯,妈妈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餐桌前等待着我的归来。此时,家里显得异常的安静。“儿行千里母担忧”这句古话妈妈不知道体验了多少回。这些年,我从青海上老山,又从老山去西藏,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却越走越远。每次与妈妈离别后重逢,都发现她的白发在增加。

这顿饭,妈妈只为我准备了一碗面条。我们家每逢有人过生日时,大家都会为寿星吃一顿长寿面。今天,家里没人过生日,妈妈做的这顿面条意味犹深。哎,妈妈,您就放心吧,女儿明白,我的生命不完全属于我自己,为了亲人和那么多关心我的朋友,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这时,大姐急匆匆地赶了回来,她说特意为我准备了一些棉织衣服,并说:“非洲热,出汗多,穿纯棉的衣服吸水性强,还有这些长袖衣裤,至少能帮你抵挡些蚂蝗蚊虫什么的。”后来,事实证明,姐姐颇有先见之明,她为我准备的衣服全都排上了用场。

临行的时候,我故意很轻松地对她们说:“这次我去的地方很美,号称西非的小巴黎(战争之前的确如此),靠近大西洋,听说那儿的鱼虾吃不完,特别是当地还盛产钻石,说不定哪天我的运气来了,走在路上也能捡一两块呢……”可她们好象谁都没听我说话。妈妈没有太多的嘱托,也许,她的祈求都在这顿长寿面里。

她们默默地看着我上车发动机器,用心灵和我告别。汽车缓慢地前移,我摇下车窗,向她们挥手,示意她们回去。借着车灯的反光,我看见了站在黑暗中的妈妈和姐姐湿润的双眼。

就这样我离开了给了我太多呵护的亲人,离开了牵挂着我非洲之行的朋友们,离开了亲爱的祖国,再一次开始了非洲之行。

二、在加纳认哥们儿

从北京至塞拉利昂,中途需要转两次飞机,度过两个晚上。先是从北京飞至阿姆斯特丹,第二天从阿姆斯特丹飞到西非的加纳,第三天才能飞到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最让我担心的是,自己独自一个女人,随身携带着数台摄像和摄影器材、手提电脑和现金,如何在加纳的机场里,度过整整一个夜晚。要知道,一般非洲国家的机场很小,飞机的班次也很少,工作人员十分懒散,有时甚至连人影都找不着。即使不出机场,到了深更半夜,机场里空荡荡的,若真碰上个里应外合的抢劫团伙,麻烦可就大了。于是,我琢磨着,在阿姆斯特丹机场登机前,先找一找自己的同胞,如果有人能给我指引一家机场附近的酒店,就在酒店过夜,这样绝对比在机场安全。到阿姆斯特丹后,我便早早地来到赴加纳航班的候机厅。然而,登机的时间已经临近,候机大厅里晃来晃去的大都是黑皮肤的人,尽管也有八九个白人,却不见一个黄皮肤。看来没什么希望了,以后的一切都要靠自己了。可我不甘心,又下意识地向站在最后边的黑人扫了一眼,竟然发现了一个黄皮肤的男人。真是老天保佑,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此人不仅是同胞,还是个北京人,叫邬满,曾在中国驻加纳使馆商务处工作过,如今自己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开了家公司,干得相当成功。他在加纳生活了十几年,是个加纳通。最令我高兴的是,他与摄影界著名的王氏四兄弟曾住邻居,并与他们一起长大。而王氏四兄弟的老大,中国日报摄影部主任王文澜是我丈夫和我共同的朋友。他乡遇故知,真令我感到格外惊喜与亲切。当他得知我对安全的顾虑后,非常痛快地说:“这样吧,你一个人,又是第一次到加纳,还带着这么多贵重器材,的确很不安全。等到了加纳,我的朋友会来接我,到时我与他们商量一下,帮你安排住一晚上,你就不用找酒店了。”我顿时高兴得差点蹦起来。这下,我放宽了心,在飞机上踏踏实实、安安稳稳地昏睡了一路。

当我从昏睡中醒来时,机舱外已是一片漆黑。而我手上的表,却显示着北京的正午时间。

到达加纳首都阿克拉,走出机舱,顿时,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而我身上仍穿着绒衣,不一会儿的工夫,身上就被湿热的粘汗浸透了。可此时,我根本顾不上这些,提着大包,两眼紧紧盯住邬满,寸步不离地紧跟在他的身后,生怕他一溜烟儿被人群淹没了。然而我发现,几乎所有的人下了飞机都一窝蜂地拥到了海关出口处,等待办理出境手续,取自己的行李。我告诉邬满,在北京托运行李的时候,我已办理了直达弗里敦的手续,所以,不用从这儿取行李。邬满一听就笑了。他说:“你的行李不可能直达弗里敦,在这儿你必须把自己的行李取走。”我们办理完海关出境手续,刚走出大厅,我便一眼看见自己的行李孤单单地横在大厅中央,看样子早被人甩了出来。可这会儿连工作人员的影儿都找不见。提着硕大的行李箱,尽管增加了许多重量,但还是觉得万幸。如不是听了邬满的话,这个装着我半年生活用品的箱子,可就没处找了。我不禁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跟着邬满刚走出机场大厅,就被冲上来的一帮当地人紧紧包围了。他们二话不说,有的抢着拉我的行李车,有的抢我手上的小包,还有的把手扶在行李上跟着行李车往前跑,另外一些人尾随着我说这说那。这下几乎把我弄晕了。我不得不紧盯着行李车,用手紧紧护着小包,并应付围着我问这问那的当地人。更糟糕的是,每个行李车都被一大堆“热情的人”哄抢着,连邬满也不例外。结果,我把邬满给跟丢了。此时,机场外一片混乱,而我又找不到邬满。我想,最好的办法是站在路边明显处别动。于是,我决定赶紧给这帮人付小费,把他们打发走。谁知,一看我掏钱了,突然又拥上六七个壮汉,个个都向我伸出手。有人说,我给你拉车了;有人说,我帮你拿行李了;还有人说,我给你带路了;反正都要钱。可我当然不能谁都给,最后,只给了两个确实帮我拉了行李的人。我拿出两美元,想给这两人每人一美元。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分呢,就被其中一个人一把抢走了,而另一个还伸着手等着我给钱呢。无奈,不得不给那人同样的钱。从机场大厅出来,不过才几十米,不仅付了四美金,还弄得我一场虚惊。好在我一直站在一个地方没有动,大约过了20分钟,邬满终于出现了。他说,自己忙着找朋友的车去了。这时,他的两个朋友,把车开了过来。邬满给我匆匆介绍了一下,一位是江艾峻医生,另一位是中国医药总公司加纳分公司陈金才经理。不一会儿的工夫,他们把我带到一座二层小楼前。邬满对我说:“今晚你就住这儿,别客气,走,先进去看看。”

这是一座并不华丽的二层小楼。陈经理一家与江医生夫妇各住一半。我们进了江医生的家,只见他家的餐桌上摆满了地道的中国菜。由于江医生的妻子回国生孩子去了,这会儿,陈经理的妻子高念为我们跑前跑后的。这桌菜就是她特意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年近三十岁的高念,看上去像个20出头的女孩儿,娇小的身材,白净的皮肤,待人十分温和,并很能干,是老陈公司不可缺少的主力。老陈是个转业军人,在部队一直从医,转业到地方后,在中国医药总公司从事医药工作,几年前被派到加纳来,专门批发中国药品。江艾峻医生是北京人,在当地开了一家诊所并用中医方法,救治了不少病人,因此,他名声鹊起,被许多当地人知晓。他还培养了几个非常能干可靠的当地人作护士,就连他家的女佣人都能做一手地道的中国菜,甚至还会包饺子,擀面条,烙饼。而邬满是一个人在加纳,由于妻子的工作和孩子上学的问题,这些年,他一直是北京和非洲两头跑。他说自己长期被罩在非洲的蒸笼里,非常向往冬天的寒气。因此,他总是特意在冬季最冷的时候回北京。他们几个在一起,相处得很融洽,就像个大家庭。

第二天上午,老陈夫妇和邬满把我送到机场。临别前,邬满掏出一沓加纳币硬塞到我手里,他说:“这钱不多,主要是让你在机场打发小费时用,别给他们美元,小费用不着给那么多。今后你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他怕我不收,又说:“咱们都是中国人,给你一些帮助是我们举手之劳的事。千万别客气。如果你实在过意不去,等回来时再还给我,但你现在需要当地的钱,就先拿上吧。”接过钱,我的嗓子哽咽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这位故乡人,只好默默地将这份美好的情谊留在心里。

在机场排队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身后的两个白人见我右手拉着超大的行李箱,左手提着大包,肩上还背着摄影包,便主动帮我挪动行李。通过交谈得知,他们是意大利人,一个叫赛肯都(Secondo),50多岁,是从事电话及汽车自动装置的公司总经理。另一位叫波罗(Paolo)的年轻男人是个工程师,是赛肯都的助手。他们将与我乘同一航班,飞往塞拉利昂的弗里敦,与当地政府洽谈战争给他们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的补偿问题。赛肯都是个长相滑稽、待人和善的热心老头。他说话时,两撮白胡子总是微微翘起,咧开月牙嘴,一双笑眯眯的眼睛充满柔和的目光,透着意大利人特有的浪漫,他不管我是否听得懂意大利语,总是一个劲儿地对我说话。看我一点都听不懂,对他直摇头,就蹦出几个英语单词,但说得高兴了,仍一如既往地讲他的意大利语,还附加着手势和表情。说来也奇怪,我们一直是用这种混淆的语言交流的,并无大碍,很是愉快。他告诉我:10年前,他十分看好弗里敦,许多黎巴嫩人和欧洲人都在此投资,并购买了自己的地皮,修筑了豪宅。没想到,内战爆发后,一打就是10年,不仅把这个国家毁了,也给他们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当他听说我是一个人去塞拉利昂采访,拍摄照片时,感到非常吃惊。“难道你不害怕战争?不害怕黑人吗?”赛肯都问我。说实话,有过一次莱索托的生活经历后,我对黑人不但没有丝毫的畏惧感,反而很喜欢与他们相处。

 

 

第一章 进入炎热的蒸笼

离开了加纳首都阿克拉,飞机穿越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上空,三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Freetown)的隆吉(Lungi)国际机场。走出机舱,感觉这里比加纳更加灼热,好象空气都在燃烧。从隆吉机场到市区,要经过一片海域,为了方便省时,大家还需再花20美金,乘坐几分钟的直升飞机。

本以为乘坐直升机,在海域上空飞行会凉爽些。没想到一头钻进直升飞机后,简直就像进了蒸笼,憋闷得喘不过气来。尽管直升飞机开了两扇圆形的后窗,但机舱内仍觉得缺氧。更糟糕的是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极其震耳,就像进了冶炼厂。回头看看坐在我后面的意大利老头赛肯都,就像从水里刚捞出来一样,从脸到脖子不停地往下淌着汗珠。他看我也一脸大汗,冲我撇了撇小胡子,擦了一把脸,又冲我耸了耸肩,意思是:这就是塞拉利昂,这里就是这么热。

走下直升飞机,尽管仍感到有一种无法躲避的燥热,但映入眼底的大自然的清新色彩,使人顿时感到身体舒展了许多。令我眼睛为之一亮的是,在一群黑色的肤色中,有两张与众不同的中国脸。

“总算与他们见面了,这不是在做梦吧?”我感觉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扩张起来,尽管淌着大汗,拖拽着一米多长的行李,我仍不顾一切地冲向前去,与来接我的刘晶和卢文久久地拥抱。

之后,我赶紧把身后的赛肯都和波罗介绍给他们。巧的是,两位意大利人预定的酒店,竟是我们要住的Solar酒店。于是,大家一起来到与机场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酒店。

我们居住的Solar酒店,是庭院结构的公寓式酒店,大约有十几栋不同形状的房子,酒店没有外墙,尚未铺设道路,也许是战后刚刚恢复营业的缘故,每栋房子的前后都是不久前才刚刚平整过,唯有酒店的中心地带树木成荫,偶尔还能听到鸟叫声。酒店每天晚上供电,有电炉灶和一些简单的厨房用具,但没有电视。在办理入住酒店手续的时候,卢文告诉我:由于战争的缘故,塞拉利昂现在仍有联合国派驻的维和部队和军事观察员,除此之外,弗里敦还有许多联合国各机构的派驻人员。这些年,当地的消费让他们越抬越高,连这样不够档次的酒店,每天都要收60美金,而这个价格,在弗里敦已经是比较便宜的了。

当天晚上,躺在湿热的床上,实在难以入睡,望着墙上爬来爬去的壁虎和各种叫不上名字的怪异虫子,我的心不由得一阵紧缩,生怕自己的肌肤成了它们的美餐。按理说,对热带气候我并不陌生。当年在云南老山战场,我们师指挥所就设在一个叫“曼棍洞”的天然溶洞里。这个溶洞住了上百名军人,我也在其中,而且在那儿一住就是一年。洞里非常潮湿,以至于脚下总是泥泞不堪。每天晚上,人们都是伴着溶洞里“滴答、滴答”的滴水声入睡。从溶洞走出去的人,身上都无可避免地带着一股霉雨味。最要命的是,上厕所前,务必要手持一根长棍,站在门口,先把那些成群结队硕大的老鼠轰到厕所的一角,才能避免如厕时被那些从不怕人的家伙咬上一口。

我对自己说,别怕,这是塞拉利昂的首都,而且是酒店,你还没到村里去呢,赶快闭上眼睛睡吧。

第二天,当我见到中国驻塞拉利昂使馆的樊桂金大使时,他又给我带来了新的警示:“梁子,你跑过非洲,与当地人打过交道。生活上我对你并不担心。但这里最不可忽视的是疾病。疟疾、伤寒,最近还有一种拉撒热。得了这种病,七窍出血,人很快就会死亡,对这些你都有准备吗?”

我吭哧了半天,对大使说:“我已经准备了疟疾药,也听说过伤寒这种病,但总觉得自己不会患病上身,在国内也就没想找这方面的药。而那个叫什么拉撒热的病,我从来都没听说过,所以……我……也没……”我不敢跟樊大使再说了,我曾口口声声对大使说,自己如何在黑人地区生活过,有一定的经验,如何做好了充分准备等等,可我连预防、治疗当地最常见疾病的药都没带,真是傻到家了。

此时,樊大使似乎看出了我的卤莽,对我说:“这样吧,我让使馆的人给你准备一些药品,再与联合国驻塞拉利昂的总部打个招呼,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至少他们能帮助你,有备无患嘛。不过,使馆原有的治疗拉撒热的药都到期了,我们已经向国内申请了新药,目前正在路上,最快也得一个多月后才能到货。所以,治拉撒热的药你这次是带不走了。什么时候药来了,可以让人捎给你。但在这段时间,你要格外多加小心。”

使馆的老盛和任强很快将治疗疟疾最有效的针剂药,连同针头,针管都拿来了,并把治疗伤寒、痢疾等一些热带病的药品一起给了我。真是走遍天下,也离不开“家”呀。

一、白人求救,“二把刀医生”上阵

两天后的一个清晨,天刚亮,就听到一阵急促地敲门声,我正感到纳闷,隐约听见门外一个熟悉的声音在焦急地喊着:“photographer(摄影师),photographer……”

谁会一大早喊我呢?

我迅速穿上衣服,打开门。原来是那个意大利老头赛肯都。只见他紧锁眉头,瞪着一双焦急的大眼睛,敞着胸,蓬乱着花白的头发,慌乱地蹦着英语单词对我说:“波罗……波罗……哇哇哇……扑哧扑哧……扑拉拉拉……”

我知道他在说波罗。

“波罗怎么啦?出什么事了?”我问他。

“NO,他……病了……是吃后哇哇哇……扑拉拉……扑拉拉……”,他边说,边指着自己的嘴,做着往出吐东西的样子。又用另一只手,指指自己屁股,做往出拉东西的样子。他急切地对我说:“中国药,你一定有中国药,对吗?”噢,他是为病中的波罗来向我求救的。我二话没说,赶紧进屋找了几包思密达,还有黄连素,又担心他会得伤寒,就把使馆刚送来的药抓了一些。我冲到波罗的屋子,像填鸭似地,让他吃了一大把药。也许痛苦中的波罗顾不了那么多了,让吃什么就吃什么。而站在一旁的老头,眼睛瞪得比玻璃球还圆,那眼珠就一直没离开过我手上攥的一把药。毕竟是他把我这个“二把刀医生”请来的,万一波罗有个好歹,老头就是一头栽进丛林里让毒蛇咬死也说不清。

第二天一大早,又是老头来敲门。这次老头眯缝着眼儿,一脸深情的样子,他是专程来邀请我和卢文共进晚餐的。地点就在酒店他住的房间。他说,要亲自为我们做一顿意大利晚餐,因为,是中国药治好了波罗的病。

当晚,我和卢文带着中国的小礼品准时到老头那儿赴宴,波罗的脸色果然好多了。老头见到我们,非常殷勤,跑前跑后地为我们效劳。他指着桌子上的两条大鱼让我们看,然后,很利索地提起一包整袋儿的盐,哗哗地撒在两条鱼的身上,直到鱼全部被盐淹没。之后,老头将鱼用锡纸遮盖住,放进烤箱,大约20分钟的工夫,老头把鱼从烤箱里取出来,告诉我们,现在可以吃了。我和卢文看了看那盘鱼,除了撒盐,其它什么作料也没放。心想,这能好吃得了吗?

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违背了老头的好意,我切下一块放进嘴里,天呐,鱼皮咸得直蛰嘴,可鱼肉却淡得没有丝毫味道。

老头还特意为我们买了上乘的红葡萄酒,也不知他从哪儿弄了几个酒杯。他首先举着斟满酒的杯子,深情地望着我和卢文,用意大利语表达了一番我们听不懂的深情厚意。我俩瞪着四只大眼睛不住地频频点头,反正不用翻译我们也能估摸到他想说什么。优雅的情调,温馨的气氛萦绕着整个小屋,波罗的身体也因此而恢复了许多。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吃中国药,没想到如此神奇,吃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觉得身体好多了。

这话我最爱听,所以,我当然挺得意。

这时卢文对我说:“记得你上次去莱索托,就当了回“赤脚医生”,从大酋长,到放牧的,谁病了都找你。这次还没进村呢,你又开始干上‘老本行’了,真是走到哪儿干到哪儿,从黑人到白人,干脆别回去了,就在这儿边拍照片,边开诊所吧。”

我说:“我充其量是个‘江湖医生’。这功劳应记在祖国的医药上,我要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的中国药,吃一次就放不下,以后他们再得了病,天天念叨中国药。”

她说:“我怎么听你这些话有点推销的味道,怕不是给哪儿还兼个‘托’吧。”

我说:“难道你感觉不到我这是在一点点传播中国文化吗?”

尽管我们俩是在开玩笑,但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言行。这两个意大利人就是通过我的言行认识了我,认识了中国人,进而认识了中国。也正如他们的热情、善良、浪漫、富于情调,给我留下的不仅是对他们的个人印象,而且是对整个意大利男人的印象。

二、被姐们儿“收容”,住进“总统套房”

美丽的弗里敦海滩,在湛蓝的天空映照下,色彩显得格外清新。傍晚,许多人在长长的金色沙滩上踢球,散步,聊天。而我却无心欣赏眼前的美景。

住了四天的酒店,心里慌慌的。每天60美金的房费支出,再撑下去恐怕后面的日子就艰难了。我不是个来观光的游客,还要到下面去与当地人零距离地接触,并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几天来,我跟随着塞拉利昂驻中国使馆的公使约翰尼先生、刘晶和卢文,一起走访了塞拉利昂外交部的外交司司长、文化旅游部部长、农村发展部部长、安全部部长等,但毕竟战争尚未最后平息,所以,他们对我住当地人家的要求表现得非常谨慎,一时难以安排。

无奈,我不得不耐心地继续等待。

细心的卢文看出了我的不安。她对我说:“弗里敦有一家中国餐馆,老板姓李,大家都叫他阿李,我们可以去他那儿吃吃饭,聊聊天儿。另外,北京城建集团正在承建塞拉利昂政府的宾图玛尼酒店的项目,那儿也有不少中国人,说不定谁能帮你找个便宜的住处。”

接着,她向我隆重推出了城建集团长城装饰公司的一个女项目经理陈永涛。

我一听女经理,有些惊讶:“什么,什么?在这儿做工程,还有女经理?”

“这地方怎么就不能有女经理,你不也是女的吗?你能往这儿跑,人家凭什么就不行。”卢文说。

“那是,那是,当然行,我的意思是说,这地方太热,各方面条件太艰苦,女人住在建筑工地那样的地方,挺不方便的。那个女经理一定有过人之处。”我突然产生了特想结识一下这个女经理的念头,就对卢文说:“这位女经理平时接待像我这样的散客吗?”

卢文笑了,说:“你这家伙……好吧,我这就看她有没有时间过来,专程上门接见你一下。”

不一会儿,这个叫陈永涛的女经理便带着她的副手胡玉纯从工地赶来了。一眼看去,说她不是女经理,都找不出更合适的职业往她身上安。只见她短短的头发,干练的做派,大方的举止,端庄的仪态,适中的个子,丰满的身材,神情不妖冶,说话不嗲气,单凭第一眼的感觉,就觉得这人挺对路子。

不过,从她身上也丝毫感觉不到工地的气息。她身穿一件蓝底、小白碎花、圆领、无袖的连衣裙,脚踏一双带跟的黑色皮拖鞋,手拎一只黑色小包,身上没有任何饰物。

“你们的工程快完工了吧?”我根据她干净的衣着猜测着。

“我们装饰公司只是分包商,具体竣工的时间,由集团公司统筹,他们是总包商,估计明年年中吧。”她说。

“在这儿搞工程很苦吧?”我问。

“嗨,怎么说呢,已经习惯了。不过,这儿的条件的确比较差,特容易染病,这不,小胡已经得了两次疟疾,打起摆子真要命。”

坐在旁边的胡玉纯大约三十出头,按说他的形象应属都市帅哥之列,而眼前的他,由于两次被疟疾摧残,面容黯淡而憔悴,身体极为消瘦,连说话的底气都不足,看来这热带病真挺要人命。

我问他是不是特想家,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人家陈经理在这儿干了8个月,嗨!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没什么……没什么。”

“你在这儿都干了8个月了,也在工地上生活?那地方条件很差吧?”我怎么看都感觉陈永涛像个酒店的大堂经理。

“习惯了就好了。我学的是自动化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基层搞技术。1993年开始做水电安装项目,1997年到工厂做管理,后来从2000年开始接手这个项目,一直与施工打交道,长年泡在工地上。现在要是让我每天坐在办公室里,一张报纸,一杯茶,那才叫害我呢。不过,真要是如此,我可能就会变,我最怕变得惰性十足。”她笑着说。

这时,卢文插话说:“人家当经理的就是不一样,住的可是当初塞拉利昂国宾馆的总统套房。”

“对了,梁子,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可以搬到我那儿住。反正我一个人住了两大间,地方有的是,随便在哪儿支张床都行。再说,住酒店花费太高,你每天出来进去的也不安全。”

我当即表示同意,并且说搬就搬。于是,我结了四天的房费,颇感轻松地跟着他们,直奔后山的宾图玛尼酒店。

宾图玛尼酒店坐落在弗里敦西边一座突起的小山包上,酒店三面邻海,在任何一个房间,都能领略浩瀚的大西洋风光。战争前,这里曾是塞拉利昂政府的迎宾馆,曾多次接待过来访的各国元首,并在这里召开过多次重大会议。而如今的酒店,已破败不堪,尽管其庞大的建筑结构保留了下来,但无一处不使人感到战后的凄凉。被雨水浸泡的墙皮已经剥落,院里到处长满了杂草,四周充斥着垃圾。

酒店的工地上,只有几个中国工人在干活,显得十分冷清。我跟着陈永涛,顺着破旧的楼梯,走上尚未修复的酒店公寓四楼。她打开用木板钉的大门,我随她进了屋。只见屋内的窗户没有玻璃,都是用木板钉住的,两间屋子空荡荡的,里屋中间横放了一张木板钉的床,墙角处挂了一扇布帘,布帘里放着衣服和杂物。她说,里屋是自己的生活区域,外屋是办公室,办公室里仅有一台从国内带来的电脑和两把椅子。天哪!这就是原先的总统套房,现在却成了陈永涛的“闺房”。

我对她说:“难怪你说这里可以随便支床,我看你这儿住上一个班都没问题。”

卫生间更简陋,蹲坑和池台都是用水泥砌的,从水管上接过一跟管子,便是淋浴。从墙上拉根电线,再在线头处装上灯座和灯泡,悬吊在墙边,便是照明设备。

为此,我由衷地敬佩陈永涛,而由于她的“收容”我终于在弗里敦有了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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