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喜欢写作,写这个写那个,十多年后又拣起笔来,写感悟,写外面的世界,就是没想起来写写生活了近三十年的这座城市。也许是对她太熟了,熟得处变不惊,挑不起任何新鲜感。更可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大庆,一座荒原之城,一座石油之城,一座共和国长子之城。
那还是八十年代初,我从大兴安岭来到大庆成了一名钻井工人。井队发了两套棉工服,蓝色,劳动布面,从上到下,扎有一条条的线杠杠,以防止棉服里的棉絮滚包,我们称其为“杠杠服”。钻井苦脏险累,干活要两套工服倒换,我却留下一件上衣没舍得穿,那上面有大庆油田字样的胸标。八二年冬天,母亲去了山东龙口老家,过年,母亲来了信,建议我回老家看看。队里放假了,我便只身前往,临走前,我穿上了那件崭新的“杠杠服”,穿上它,便觉得满面春光了——全国“工业学大庆”嘛!
倒车换车,我穿着有“大庆油田”字眼的“杠杠服”,一路走过了哈尔滨、沈阳、大连,我总觉得迎来的是无数条艳羡的目光,那目光刺得我胸膛、后背很热,热得我信心百倍。实质上,那“杠杠服”很重,足有十多斤,很摭风保暖。直到大连,邻家小哥在大连当兵,他一见我好生惊呆,问我怎么穿了这样一件衣服,像从劳改监狱刚出来似的。他的话,让我忽然明白了在沈阳大街上的一幕。因为要转车,无事到市里逛逛,在一位老伯的杂货滩里,我看到了一把非常漂亮非常奇特的刀具,我拿起来,爱不释手地打量观看,掰开刀刃,很亮很锋利,很想把它买下来。在我抬起头要向老伯寻价时,那老伯突然卷起杂货滩,仓仓皇皇跑了,我一喊,那老伯跑得更快,一晃就不见了踪影。我傻愣愣地持着刀具,不知如何是好,引来路人围了一圈,都警觉地看着我,无奈,我只好把那把刀放在老伯货滩的位置上,回到了火车站……
那时候,大庆到处都是杠杠服,不论男人女人。但是在今天,“杠杠服”已作为大庆的一个时代的符号,埋藏在大庆人的记忆里了。埋藏的越深越久,反倒不能真切起来。去寻找一件那样的“杠杠服”,很难,只能去陈列馆里寻到它的踪影。那必竟记载了无数的风雪交加的夜晚,必竟出自他们亲手缝制的针针线线。
不知道当年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第一次来大庆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心境。一方面,共和国为发现大油田而振奋,这无疑是给美帝苏修重重一击;另一方面石油大会战的艰苦程度让人不忍目睹。他的脚步是沉重的,踩下的大地也在巍巍的颤抖。举目望去,真正的青天一顶,荒原一片。让他激动的是,住着帐篷睡着地窨子、咬着凉土豆吃着窝窝头的钻井工人依旧开动钻机,钻头切屑地层岩石的隆隆机鸣声振撼天宇,经久不息。
人不是机器,还要生活啊。周总理离开大庆时给大庆职工生活指出了“十六字方针”——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方便生产,方便生活。
在所有的城市中,大庆属于那种大气的城市。大气就在于,你看不出市区的边界,一处处的居住地星罗棋布般散落在整个荒原上。让时光倒流回去,你就会惊异地发现,现在所看到的高楼大厦林立之处,便是一片片的干打垒。说是村屯,里面住的却都是石油工人;说是矿区,它却和农村的土房毫无二至。那是用土一层层地夯起来的,一栋可住一两家的干打垒,其成本不过是抡锤使出的力气,上梁流出的汗水。
就这样,大庆人在他们亲手打下的干打垒里生生不息了二十多年,也栉风沐雨了二十年。它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岁月,承载了井上男人十几天、二十几天回不上一次家的急切,也承载着女人们翘首星辰孤影随身的期昐。回家的男人们会直接扑到热炕上去,盼夫而归的女人会马上脱去男人身上油泥呛鼻的“杠杠服”,送来用大碗盛好烧酒。这一切都化成了石油,源源不断地注入了共和国的血脉里,让首都的汽车不再顶着煤气包,让轮船能驶上太平洋,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而充实。
荒原赋予了大庆人豪爽耿直干脆的外在文化人格。放下了,绝不拖泥带水,就像我上井时穿的那种“杠杠服”,承载了太多的泥浆、油渍,所散发的那恼人的气味早已灌满了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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