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康尼其实纯属偶然，因为我们是在德国的公交车上认识的。

1993年8月，世界田径锦标赛在德国的斯图加特举行，也就是在那次世界锦标赛上，王军霞、曲云霞、刘冬分别获得10000米、3000 米和 1500 米冠军，马家军开始在国际赛场上名扬天下。当时我正在斯图加特大学读书，利用暑假就成为了世界田径锦标赛的一名志愿者。

一天繁忙的工作结束后，与几个朋友一起乘公交车回家休息。突然有个德国人主动用英文与我们打招呼，他还以为我们是来看比赛的中国游客呢。由于大家工作了一天都很累，没有一个中国人跟他讲话。出于礼貌，我就与他聊了起来。

康尼一家刚刚到中国旅游不久，他心里正有一肚子关于中国的话要对人说，我们就聊了起来。至今我还很清楚的记得，那天我们聊了一路，却争吵了一路。原因首先是马家军出色的成绩。他告诉我：德国的杂志报道，一直默默无闻的中国中长跑运动，在本次比赛中突然异军突起，视中长跑的金牌为探囊取物，一定是吃了兴奋剂的结果。

我一听就火了，怎么，德国人得了金牌就因为是刻苦训练，中国人得了金牌就一定是吃药了？我马上反驳他：这么说是因为你们德国人心胸狭窄，看着别人在你家门口拿金牌妒忌。嘿嘿！我还告诉你：中国比德国人多很多，中国人又能吃苦，获得好成绩是迟早的事情，你就等着吧！

看着我激动的样子，他也来了精神，看来因为终于有人跟他辩论了。他又谈到民主，他说：你们中国根本就没有民主，我可以教教中国人，什么叫民主。我一听就更火了。要知道，在德国中国人常常被人看不起，每次去移民局去延长签证，官员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您还要在我们德国待多久？每次我都会这样顶回去：你去问我的教授吧！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我一天都不会待，马上离开德国！你还真以为你们德国是天堂呢？！

听到康尼也这么说话，我马上反击他：你先去看看你们德国的所谓“民主”吧！十几年前缺少劳动力时，从土耳其引进了大批劳工；现在失业率高了，把所有的责任都怪罪到外国人身上，还烧毁难民的房子。这就是你们德国的“民主”？我问他：其实很多外国人做的都是你们德国人不愿意做的下等工作，就算外国人都离开了德国，你们的那些“纯种的日尔曼人”就有工作做了？你们享受着外国人的服务，却对他们指手画脚，这就是你们的“民主”？你们的工资太高，活干得又少，生产出来的东西贵，没有竞争力，不失业才怪呢！

我的话一点不客气，其实我只是想打击一下他的傲慢态度。可没有想到他却非常高兴，一直到下车还抓着不让我走，一定要继续跟我讨论。就这样，我们认识了，更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还成为了好朋友，无话不谈的朋友，至今已经十五年了。

康尼的父亲创办了一家建筑公司，他曾经接替他的父亲，做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90年他的视力突然急剧下降，医生警告他：如果继续那样紧张的工作，他的眼睛会瞎的。无奈之下，他辞去了总经理的职务，去了一家建筑保险公司找了一份轻松的工作。每次我去德国出差，都会在他家停留几天，一起喝喝啤酒，洗洗桑拿，聊聊天，而他最喜欢做的就是跟我讨论国际大事，天知道那些国际上发生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可这就是康尼，他认为那些事情跟他关系很大，为了政治他甚至与太太争论到要离婚的地步。

1995年我回国工作，一年以后我去德国出差时，去看望了康尼。令我十分震惊的是，48岁的康尼已经退休了，因为他得了不治之症，一种被称为MS的疾病，即所谓的“肌无力”，这是一种神经方面的疾病，大脑的神经已经无法控制肌肉的运动（其实，当年他的视力下降就是这个疾病造成的）。至今没有人知道病因，没有药可以治疗，惟一能做的就是注射一种从中国的田鼠中提取的药物，以延缓病情的发展。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康尼的很多病友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病情虽然发展缓慢，但也已经坐上了轮椅。

康尼是个乐天派，疾病并没有击倒他。惟一让他难过的是，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受人尊重了，不能像以前那样踢足球（他曾经是当地的足球队长），享受观众的喝彩；再也不能扮成圣诞老人（他曾经业余扮演圣诞老人二十年），挨家挨户地给孩子们送礼物，赢得孩子们的笑容了。但是，他却建了一个病友网，联络德国各地得了同样疾病的病友，相互鼓励，交流医学的进展，推荐新药或新的康复方法，还每天发一些笑话给病友，让大家保持乐观的心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的多数笑话都是从这个病友网上看到的）。

2008年，他没能如约来北京观看奥运会。他告诉我：杰克，你当年说的对，中国人多，又能吃苦，获得好多金牌是迟早的事，北京奥运会你们已经做到了！他居然还记得我们当年的争论，可对我来说，这已经完全不重要了。我告诉康尼：你还在与病魔进行着抗争，要相信医学的奇迹，康尼，决不要放弃！！！

2008年12月31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