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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之所以为作家(旧文一篇,悼念杨绛先生)

(2012-11-06 17: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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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教育

文学

作家

杂谈

    同事要开苏州大市级的语文研讨课,上杨绛先生的散文《老王》。“被迫”之下,又认真读了一遍《老王》。

    《老王》我上过两次,不是公开课,也就没有了刻意为之的模式。似乎都是用和学生漫谈的方式,第一次侧重谈“那个时代”善良的可贵,第二次侧重讲散文阅读的要素,兼涉及到散文创作的原则。今天重读,又有了新的感悟,这就是优秀作品“常读常新”的魅力,也是语文教师能脱离教参自主研读的个性感悟发现,不要怕这个感悟是不是很准确、完美。这次,我想从作家的基本修养角度,再对《老王》作一个窥探。

    不久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引发了中国人对文学尤其作家的一些探讨。文学不是政治的附庸,文学要有强烈的时代生活气息,特别是作家要特立独行,要追求民族文化特质和独特的“美学”风格,这些,似乎都成为了共识。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给了中国本土作家,能让中国人淡忘以前两次诺贝尔和平奖和另一次文学奖也给了“中国人”的所谓“耻辱”,进而引发人们“兴奋幸福”地关注中国文学的现状和未来,也算是“善莫大焉”。

    没有看到从作家修养层面审视文学现状的文章,也许,从这个角度,莫言,也有“勉为其难”的成分。有应有的操守、胸襟、责任等等,是当今名利至上的作家们所欠缺的。回溯至上个世纪,时局动荡、风云变幻之中,能坚守良知、道义、真理的作家,能有几人呢?但杨绛先生,绝对是不多的人中的一个,尽管她谦虚地认为自己“不是一个作家”。

    优秀的作家,不仅是“假丑恶”的严厉批评者,更是“真善美”的善意发现者。鲁迅诗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尽管在唤醒民族灵魂、“改造国民性”的理念支配下,鲁迅最终成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成了投向黑暗现实的一把匕首,但他也写过《一件小事》,赞美过有着良知尊严的人力车夫。历史在批评否定中得以前进,而文明却是在发现赞美中得以传承。对体制、政党、社会的僵化、腐败、黑暗、罪恶,应该给予无情揭露和批判,但是,对个体生命在艰难困苦中的无奈扭曲给予同情悲悯,对他们身上哪怕一点点的良知道义给予肯定赞许,这才是作家有选择的“扬善隐恶”,是作家良知支配下的一种理性的爱憎分明。尤其是社会无比黑暗荒唐的时期,整个社会道德滑坡、人性沦丧,这个时候,像“老王”这样苦苦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草根”,不为政治左右,不受世俗影响,用质朴的善良,依然对“踩在脚底下”的知识分子保持一份敬重,并尽力给予“不全为物质报酬”的帮助,这种“恶时代”的“善良”,是文明延续中最有意义的;良知正义在民间,是漫漫长夜中驱不散黑暗却能照亮、温暖生命的一堆篝火。杨绛先生,用她知识女性特有的善良和敏锐,为我们在道德的废墟乃至荒地上,发现并真实展现了一朵不太美艳但极有价值的“人性之花”。

    杰出的作家,往往首先是一个深刻的悲悯者。“对人类有不可我遏制的同情心”、“同情心总把我带回尘世”,英国思想家、哲学家罗素曾经这样说过。古往今来,伟大的诗人、作家、思想家、哲学家,都把人类的苦难,作为自己的痛苦;“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也就成了有良知正义感的作家们首要的精神风骨。真正的勇士不容于世,许多是死于非命的;深刻的悲悯者也会历尽磨难,有的甚至会身陷囹圄。爬在半山腰的文人,只会对空中楼阁仰望;同受其害的作家,才会对最底层的人们有深切的体会。悲悯,首先是“接纳”。趋美远臭,是普通生命的本能,“豆腐西施”的生意好,就是这种心理;可是,作家却要毫无厌恶感地接纳那些贫穷、丑陋、病重、伤残者,哪怕是麻风病、梅毒、艾滋病患者,有“恶病”的老王,长着“田螺眼”的老王,极为丑陋贫苦的老王,美丽的杨绛,不仅不远离他,还能像对待朋友一样善待他,一般人,能做到吗?悲悯,其次是“理解”。生命之所以悲苦,无非有主客观原因。主观原因,要理解同情,那是“不揭伤疤”的同情,是“扬善隐恶”的理解;客观原因,更要主动帮助,在不伤其自尊的前提下,有分寸地给予援助,《老王》之中,杨绛的许多言行举止(细节),都是建立在理解老王的切身处境和感受的基础上,最后一次给老王钱除外。深刻的悲悯,最后是“拯救”。“济天下苍生”,是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使命。物质层面无能为力,至少可以在精神层面给予安慰乃至“点化”,这就是上个世纪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孜孜以求的神圣目标,也是杨绛在文章结尾回顾往昔而“愧怍”的原因之一。

    伟大的作家,必须是一个严肃真诚的“自省”者。勇于反躬自省,真诚解剖自我,这是每一个伟大作家的特质,不仅体现良知,更是为了责任。自省,才能真正认识自我;自省,才能不断发现自身不足;自省,才能不断实现超越。中国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居高临下”的风骨,对“布衣”始终有距离感;知识分子能运用思想、精神、艺术、哲学在乱世中“明哲保身”、“独善其身”,却无法对芸芸众生进行施救,至少是给以最基本的精神支撑;知识分子能在“隐忍苟活”中,对未来充满希望,坚持创造“生命的意义”,可芸芸众生始终在卑微的生存线上苦苦挣扎,诸如此类,这才是文章结尾“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的丰富内涵。这是杨绛真诚深刻的“自省”,是一个超越自身苦难的知识分子的最高觉悟,是知识分子良知道义的终极体现。文章的最耀眼的光芒,就在于此。

    杨绛译过英国诗人兰德的一首耐人寻味的小诗《生与死》: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的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有杨绛这样的作家静静地存在,有《老王》这样的文章存世,我们人类的“生命之火”是永远不会熄灭的,最多只是某个时期“萎”一下而已。

    重读《老王》,烤着这样的生命之火,我为之泪盈盈,我为之眼灼灼。

                                                                201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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