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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十二)

(2012-08-12 21: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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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忏悔录
作者:陆铿

云南易帜经过和国军攻昆失利

    凡人之情,穷则思变。──宋·司马光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宋·苏洵《辨奸论》

    在监狱里廿二年,正如监狱当局负责管教工作的一个中共干部批评我的:“陆铿犯的记者职业病是无药可医的,当了犯人还要采访新闻”。一点也不错,就在廿二年的监狱生活中,我通过与各种各样的人接触,终于将云南天翻地覆、所谓“起义”的故事,冒着带镣带铐的危险弄清楚了。而在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九年,其中有五年即一九五五到五八、一九七六到一九七八两度被邀请参加了中共统一战线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囚犯一变成为民主人士,又把我狱中采访所得做了认真的查证核对。从这个故事中,读者不但可以看到一个省的翻覆,也可追寻到一个时代终结的痕迹。

    当我两度入狱,和我关在一起的“同犯”(监狱当局一九五〇年允许被关押的人互相称呼为“同学”,五一年大镇压开始,就规定互相称呼为“同犯”。有人说彼此并非同一案犯,称“同犯”不通。但那不是咬文嚼字的年代。)高至陆军上将,低至地方小特务,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其中相当多的人都参加过卢汉的所谓保境安民的活动,这一活动的终结就是在云南换了旗子。直接向我提供过有关情况的有卢汉宣布“起义”前先行逮捕的国府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沈延世,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马锳,有代表卢汉与地下党挂钩的云南绥靖公署少将高参严中英,有奉蒋介石之命必要时取卢汉而代之曾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热河省主席的孙渡,有奉蒋介石之命发动昆明反击战的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和第八军军长曹天戈,有国府中央宪兵十三团团长王栩,有为卢汉策反李弥和余程万的原云南省警务处长李鸿谟和昆明《观察报》社长李耀庭,有长期任云南外交特派员公署秘书的陈公宪,有卢汉专门用来与国民党中央打交道的智囊云南省政府秘书长朱丽东,以及被卢汉封为清客、写的一手好字、有“末世王孙”之称的李鸿章曾孙李广平。

    故事要从国民党的政权讲起。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国民党的政权实质上也是靠蒋介石用枪杆子从军阀手里夺取过来的。但是从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到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虽然经过了廿二年的建政,中国并没有真正统一。山西阎锡山始终掌握自己的“王国”。青海、宁夏的马家也形成伊斯兰格局割据。四川军阀刘文辉、刘湘叔侄以及后来的邓锡侯、潘文华等等拥兵自重,盘踞在“天府之国”。而云南更是龙云的天下。至于西藏、新疆更不要说了。

    共产党在延安为了打到国民党而制造舆论,由陈伯达写了一本书《中国四大家族》,揭发了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在云南,同样有云南“四大家族”,实际上只能称为“四小家族”:龙(云)卢(汉)安(恩溥)陇(体要)。这是一个以彝族亲属家系为核心的军事政治集团。而集团的领袖和灵魂就是龙云,这是一位读书不多而视野开阔的将军。举一个最小的例,谁都知道宋子文是一个眼高于顶,自以为是,甚至连中国话都不愿意说的洋博士,但是他偏偏会对龙云着迷,结为知交,从这也可见龙云的魅力。

    至于龙云与卢汉,既是亲表兄弟,有着血统关系,又是同时出道闯江湖的。卢汉虽然格局不如龙云,但他却是一员战将,为龙云打天下的先锋。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命令杜聿明以武力解决龙云,龙云被迫到南京接受软禁,但蒋也发觉要使云南社会安定,仍得借在云南有威望的人,卢汉被视为第二个龙云,曾被蒋任命为越南受降的司令官,也算有了“知遇之恩”。李、闻案发喧嚣国际,卢汉的主席位置,蒋介石本来是制定李宗黄代的,这一下不再需要代了,大踏步地上了五华山。直到一九四八年大局丕变,云南以地处边陲、情况特殊,共产党很快地利用云南的特殊性建立了地区武装“滇桂黔边区纵队”。领导人名义上是荘田,实力派则是黄埔军校转化的中央军校八期毕业、曾在卢汉手下当过团长的朱家璧。对这一支部队,卢汉不但不打击,相反地还予以纵容、甚至供应枪枝弹药,借而予下一着棋。最后并假借“消灭边纵”为名,向蒋介石讨价还价,得到将地方保安团改编为两个军的经费和武器,成了他“起义”的资本。

    龙云在南京接受软禁三年,最后利用国民党在徐蚌会战中大败,南京政权摇摇欲坠,特务宪兵对他的监视松懈时机派其亲信、英文秘书刘宗岳到上海找到龙的老朋友陈纳德包了一架飞机,一九四八年底化装出南京。在广州小停,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到了香港。龙云结束了软禁的生活,而龙云与卢汉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当时的情势是蒋介石已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任何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国民党的天下不长了。卢汉也就在这个时候接到了他的旧部、被共产党在东北俘虏的滇军一个团长张秉昌回到昆明传达的中共中央对卢汉指出的三条出路:一是跟着蒋介石去台湾,最后被抛弃;二是国外当“白华”(“白俄”的变称);三是走长春起义的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的路。而中共希望卢汉走第三条路。此外,在卢汉心里有一个大疙瘩,就是一九四八年锦州战役中他的被俘的叔叔卢浚泉,一直耿耿在念。他希望借他的起义之功,能把亲叔叔从共产党手中要回来。事实上,共产党也深知他和他叔叔的亲密关系,预先放话,如果卢汉在云南起义,就宽大释放卢浚泉。卢汉经过深思熟虑,按照张秉昌的信息,派了抗战时期曾在武汉见过周恩来的宋一痕为私人代表秘密取道香港北上,当面向周恩来表示了起义的诚意。正当宋一痕于四九年八月回到昆明时,龙云于八月十四日在香港招待记者,由云南省议会副议长李一平代表他发表谈话,宣布云南即将在龙云推动下起义,在香港报纸上引起了轰动。却使卢汉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虽然事先龙、卢在“起义”问题上达成了谅解,按龙云给卢汉私信的说法:“滇事由弟主持,外面接头由兄负责”。但正如卢汉在龙云宣布“云南起义”后的反应:“内外分工,也不能乱搞呀”!

    就在龙云在港谈话的消息传到广州后,李宗仁、阎锡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为防滇变,用桂系的鲁道源兵团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而卢汉得到张群的支持,张群又利用蒋、李之间的矛盾,说动了蒋介石,由蒋向阎致意继续让卢汉主滇,不过要加强部署对边纵部队的进剿,使云南最后成为一个坚实的反共基地。

    与此同时,蒋介石决定在重庆召见卢汉,为了安卢汉之心,特派蒋经国到昆明作为“人质”,换取卢汉的重庆之行。一时之间,云南政要为卢汉是否作重庆行,展开了舌战。最后是卢汉相信了张群安全保证,冒险前往,见蒋后声泪俱下,誓言决无二心,云南局势之所以谣言叠起,主要是龙云急于投共。蒋不知卢汉善哭,竟信其言,不仅让其来去自由,且批准其将保安团改为正规军,并拨给大量弹药及黄金,卢汉回昆后,上演了一出假整肃的闹剧。

    正当蒋介石决定将云南作为最后一个反共堡垒,国民党中央军是机关大批向昆明转移时,共产党的刘邓大军兼程向大西南挺进,十一月十五日克贵阳,二十二日占桂林,三十日陷重庆。原来被认为白崇禧指挥下的华中剿总十几万大军会在广西跟中共军队打一场硬仗,人们万万想不到几乎是不战而溃,只有黄杰所部逃入越南。最为蒋介石欣赏的战将、黄埔一期的宋希濂率领的精锐部队经过力战,亦于十一月在重庆南部的南川一带被歼,宋希濂本人被俘。正所谓兵败如山倒。早就有意投向中共的卢汉,便选择了十二月九日张群衔蒋介石之命到达昆明这一时机,以绥靖主任的身份发出通知,说明张长官莅昆,订当日下午九时在青莲街卢公馆开会。第一个到的是沈延世(空军第五路副司令),他匆匆走到张群下榻之所,告诉张群说:从飞机场到市区沿途警戒森严,部队正在调动,与寻常不大相同,恐怕会有意外事件发生。张群却说“不至于吧”!?后来与李弥、余程万、石补天、李楚藩、童鹤年、沈延世、沈醉等在会客室里老等卢汉不到,石补天才溜到外面去看究竟,结果被警卫干预又走回会客室,这时大家才感到有问题了。沈延世方才想起他来赴会之前成都方面有一紧急电报到昆明,嘱他分转李弥、余程万,他因想到今天反正大家要在一起开会,就未派人及时送交,放在口袋里准备面交,临时换衣服又忘了带来,而今懊悔不及。当场被李、余等骂了一顿,据沈延世后来在监狱里向我分析,成都密电可能是蒋介石临时得到昆明不稳消息,通知第八军、廿六军加强戒备的。如果他不是作风一贯大而化之,收到后即限时转送,说不定后来的局面不会是这个样子。李弥、余程万如果不是成了瓮中之鳖,两军配合进攻昆明,卢汉是招架不住的。从这一点,我又得到了一个相信“数”的例证。也就是哲学上的偶然性,往往在历史进程中起到出人意表的作用。

    至于卢汉义释张群,张群在香港只告诉了我,他写了一封信给卢汉,但没有谈信的内容。在狱中我听李广平说,他曾从交信给卢汉的杨适生口中听到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是说对卢的处境他能理解。他本人无军权,留下也无用。望念昔日旧交,放他离去,则感激不尽。他保证今后到国外去当寓公,再不过问政治了。从而使我联想到,张群之得以脱险,关键还是卢汉和他的交情,对他的投桃报李,并不是因为他眉毛里那一颗痣。

    说起云南易帜后的昆明争夺战,也是惊心动魄的。蒋介石得悉卢汉叛变后,马上命令汤尧以陆军副总司令身份飞到沾益组织指挥所,指挥第八军和廿六军加上五个宪兵团合力进攻昆明。十二月十五日,第八军的先头部队与卢汉的警戒部队,开始了接触。到十七日第八军为右翼、廿六军为左翼向昆明夹击。卢汉考虑到防守兵力支持不住,只好缩短防线御敌。卢本人日夜守在五华山上的警备司令部,他知道他下面的掌军的人如龙泽汇只是“绣花枕头”,根本不能打仗,所以只好亲自出马,夜晚就在沙发上躺一两个小时,可以说是拼上老命了。

    先是十二月十三日当卢汉的部队开到昆明东郊的大板桥去缴第八军教导师的械时,双方就发生了战斗。卢汉就叫龙泽汇说服李弥夫人,当时她和被扣的李弥一起被安排住在龙泽汇家中,单独去到大板桥,劝告第八军部队停止军事行动。事实是她到了大板桥就对部队长说:“你们就打吧!打得越凶,炳仁(李弥的号)出来就越快。你们不打,炳仁就无法出来了”。而她回来以后答覆龙泽汇则说,保安团的炮弹打中了第八军的总部,死伤无数,激起第八军官兵的愤怒,表示非打到底不可。他们声称,只有见到李弥,才肯放下枪杆。李弥也就顺水推舟,表示只要他出去,就不会再打了。

    但当李弥和他的夫人私下谈话时,问起她第八军官兵士气,在他们的寝室里,李夫人撩起她的旗袍说:“看!这就是他们的答覆。”原来使用鲜血写的“誓死报仇”!而且所有的签名也都是以血签下的,显示了强烈的战斗意志。后来这段故事在第八军中传为佳话。

    卢为了缓和第八军的进攻,决定放李弥走,但李弥并不答应以劝说第八军撤军为交换条件,只说他的部下攻城的口号是要救他,让卢汉看着办。

    从整个事件的过程看,李弥自始至终表现为大丈夫气概。当卢汉的警卫营长龙云青冲进会客室大吼“举起手来,不准动!”时,其他的将领都被弄得目瞪口呆。只有李弥沉着地问:“这是搞什么名堂?”又当他和余程万双双关在五华山光复四楼一室时,卢汉派随身参谋、“起义”后升任昆明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的杨肇骧去探视,余忙着和杨打招呼,而李则站到窗口念《正气歌》,给杨肇骧“极为倨傲”的印象,显示了军人本色。

    第八军和廿六军分两路进攻昆明,十二月十八日进入最紧张的状态,十八日晚廿六军拿下了飞机场,十九日东南两线发起总攻,二十日后第八军占领了昆明以北高地,卢汉看事态有点抵不住了,他知道廿六军进攻昆明的口号之一是营救余军长,而余本人也表示愿意说服廿六军“起义”,便决定释放余程万以缓和攻势。余于廿日打着白棋乘吉普车进入本军的炮兵阵地后,还带去了卢汉的四卡车银元。及时制止了向昆明开炮的行动,指挥部队退往呈贡。已经深入昆明东北部的第八军发觉友军停止射击,并已撤退,恐怕孤军深入遭遇不测,也只好撤退。所以到了廿日深夜一场激战戛然而止,连卢汉都感到意外。

    到了廿一日炮火声全部停息,香港《星岛日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昆明城郊混战”,倒楣的我,以拼命三郎的姿态上演了自投罗网送货上门不要收条的一幕。

    杨肇骧以昆明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在“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一九六三年五月)首篇发表的“云南起义记事”一文关于我这一段是这样写的:

    《接收大员》的降临

    十二月二十三日(按:应为二十一日)上午,香港英国环球航空公司来电给昆明的代理人汇利公司经理杨永昌,谓该公司有飞机一架将于上午十时飞昆。杨永昌接电后,即到五华山找省府总务处长邹凤石转报卢汉。卢汉就把我找去并指示:英国政府还没有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不能让英国飞机飞来昆明。并叫我设法阻止。经我了解,去电阻止已来不及,空军电台又与英机无联络信号,不能阻其来昆,遂向卢汉建议仍让英机降落,看看究竟是什幺一回事。卢汉即命我到飞机场去处理。我先打电话给机场司令张有谷,请他把英国飞机扣留起来,驾驶员与乘客分开监视。我赶到飞机场时,英机业已降落。该机系送走张群的飞机,驾驶员系马来(西)亚人,与我见过几面。我找来翻译人员询知该机因前曾得卢汉发给准予维持昆港交通的许可证,见有人来包飞机,有钱可赚,所以又飞来了。我和张有谷检查飞机,除了几桶汽油之外,另无货物。机内乘客只有两人,其中一人为陆铿,云南保山人,曾任蒋介石《中央日报》副总编辑,一九四九年夏曾代表蒋介石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到昆明会见卢汉,与我也有一面之交。他见我后行色怆惶,立即将怀中所带信件撕碎揉成一团悄悄的掉在座椅下边,并向我介绍另一乘客说是贵阳造纸的经历,要求搭我的车子进城。我指定专人派车子分别将陆铿等二人和飞行员三人解往警备司令部,并将陆铿揉丢的文件找出来,但见上面都是一些密语。陆到警备司令部后见副司令许义浚,即请许说情(陆为许的内弟)。许不了解情况,未便作主。旋将陆等二人送陆军监狱管押,飞行员三人则送警察局看管。事后才了解,蒋介石已任命陆铿为李弥的云南省政府的教育厅长,陆铿是在香港国民党报纸登出“收复昆明”的消息后,向英国环球航空公司包了飞机,作为“接收大员”飞来昆明的。殊不知昆明并未被收复,“接收大员”成了送货上门的俘虏。英国飞机一架已被扣下,其驾驶员三人则经教育之后遣送出境。

    汤尧在昆监谈国军进攻昆明失利及他率李弥、余程万赴台北见蒋介石经过,关于国军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日已攻入昆明,因廿六军军长余程万被卢汉收买临时退却,第八军恐孤军深入被歼,亦行撤退;传说余到台湾后已被蒋介石枪毙。我在狱中曾就此问汤尧,他告诉我余随他赴台并未被杀,蒋对未攻下昆明,反而以阿Q的哲学表示说:“留一点人情余地也好”。汤尧本人即以被派到大陆以陆军副总司令之身指挥军事,也是国军日落西山的写照,内部斗争始终未停。这段话事隔四十年,记忆模糊。一九八九年致函养老杭州的原总统府第三局局长、第九兵团司令,也是我昆监“同窗”的曹天戈中将,愿闻其祥。他于同年四月自杭州写来了《一九五〇年一月国民党部队在云南被歼始末》一文并附诗一首:

    半生戎马真耶梦,梦到残桥人乍醒,
    敢教是非人怎说,留待终审付苍穹。

    兹摘有关国府迁台初期内秘辛如下: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顾祝同鉴于汤、李、余三人意见不能统一,特派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周芸繁和空军第一区副司令易国瑞飞蒙自,邀汤尧、李弥、余程万三人飞往台湾详商。一月五日,汤、李、余三人飞抵台北,前往欢迎的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许朗轩对汤尧说:“陈诚当初极力反对顾祝同把国防部搬到台湾,经屡次交涉无效。另一方面,阎锡山已经组成袖珍内阁,也因为这个原因,准备迁往马尼拉。后来不知道谁的建议,利用孙立人和陈诚间的矛盾,就由国防部电令孙立人负责替国防部找办公房子。孙立人果然仗着国防部的撑腰,开了一个师到台北市警戒起来,这样,行政院和国防部才得在孙立人掩护下搬进台湾,陈诚为了这件事,气愤成病。他向蒋介石建议,把才逃回来的胡宗南赶回西昌,把顾祝同赶回大陆指挥军事,顾妻得知这个消息,天天哭泣,担心顾年老体弱,吃不了这样辛苦,所以正物色一位适当人选去代替。可是钱大钧、韩德勤等都不肯去,其他的人多半资望不符,不便提出,照目前情形看来,我想你倒可以承担代替一下,既可解除顾祝同的困难,又可减轻胡宗南的负担,他们自然会感激你,也会全力保荐你的”。汤尧表示愿意,但要求多给一些部队,许朗轩说:“目前不能要求部队太多,部队一多,就形成重点,又必然会牵涉到要顾总长亲自去指挥的问题。只要你将来有人,给你另成立十个军都可以。这不过是一时之计,等你在大陆站稳了脚,番号装备都不成问题”。汤尧也就动了心,对许朗轩说:“好吧!大势已去,大官都怕死,孤臣孽子就由我来当罢!”(这段话原是根据一九四八年何应钦在上海江湾军医院养病,汤尧前去探访时愤慨地有所指而对汤说的)。

    一月五日晚,顾祝同当同汤、李、余三人去见蒋介石,蒋把汤先夸奖了一番,并说:“这次没有攻下昆明,留一点人情余地也好”。蒋又把李弥、余程万责备了一顿,又问余程万:“卢汉给了你多少钱?”余吞吞吐吐地回答说:“四万元银元”,蒋若无其事地说:“我给了卢汉很多钱,为什么只给你这一小点呢?”


狱中性饥饿与色胆包天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论语子罕》
    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

    监狱里的性饥饿,已到了恐怖的程度,不是亲历者,不能体会。白居易有诗:“壮者不可耐,饥火烧其肠”。这是指的缺乏食物。监狱里的犯人对此感受特别深切。而性饥饿,尤甚于烧肠之痛,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

男女界限严格难得一见

    云南省二监,因为是模范监,各方面都要做出模范成绩。在男女犯隔离方面,也是做得很认真的。首先,男女犯分别管理,平日根本见不到面。只有全狱的活动如监狱长或政委上大课,才同时集合在大操场上,这时,男女也才能引颈了望对方。但因管教人员一旁监视,稍不小心即被呵斥:“看什么?”搞不好,吃不完兜着走,当晚还得作重点检查,接受批判。

    其次,所有负责女犯管教工作的队长、指导员、干事,都是女干部。有时也有男性队长兼领女犯管教工作,但他的助手肯定是女的。他本人为了避嫌,也很少到女犯劳动场所,更不要说女犯住处了。

    其次,由于同属被服厂,为了照应不可避免的生产片料分配、工序衔接、物质交流、技术交流,多半指定年纪较大、案情单纯、而且经过考验的男女犯进行公务接触,但都有干部从旁监视,不得逾越各项规定。

    在这种严格的管理下,男女犯近距离如一两公尺内相看,那都是非常难得的。什么叫做“相看两不厌”,只在狱中一瞬间。

刑满留队接触机会增多

    一般来说,彼此都当犯人期间,男女接触的机会微乎其微,微到几乎类似中六合彩。但刑满留队做所谓“生产员”以后,机会就比较多了。因为你本人已属半公民性质,不论在法律上、政治上都做了结论。干部在心理上要负的责任也相应减轻,加上一般每周可以回家或外出一次,见到异性也不会那样丧魂失魄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男性生产员,一旦出现在女犯中间,你会感到无数的眼光向你射来。如果你再找机会跟对方说上一两句话,你可以发现,对方所流露的喜悦,简直无法形容。如果碰巧传递一小件东西,比如一个线紽,一把尺子,两只手碰触那怕只是几厘米部位,你都会感到对方的手在发抖,甚至有一股热流传出。而眼睛里放射的语言,比李清照的词还要幽美,还要缠绵,还要引起丰富的联想。

春节大检查性饥饿暴露

    到了每逢春节大检查,所有犯人都要分监、分舍把自己的行李物件钜细靡遗地全部抱到大操场,摊开来由干部检查。我在释放前两年的春节,从两个意识形态比较开放的干部口中,竟听到了不可想像的情况。

    这次的大检查先从女犯队开始,她们来不及作任何事先准备,因为是突击,所以竟发现了一些想像不到的阳具,有的还沾着血迹。有橡皮的,有软木的,更多的是布套塞进棉花的,还有一个铝皮的,真是匪夷所思。这些女犯从那里弄来这些东西?其中一位干部说得妙,这证明人是万物之灵,可以由无变有。特别是女人,更是灵上加灵。不过,这里面又包含了多少恐怖、多少残酷。

    就在这次大检查的阴霾尚未散尽的时候,突然大厨房的伙食总管犯人李凤翘被点名检查了。原来,他利用干部对他的信任,掌握两千多人的吃饭事务,在一个负责烹调回教伙食犯人马培忠的同情下,和有时轮班到大伙房取回教伙食的女犯马竹英勾搭上了。

月黑风高夜男女犯偷情

    李凤翘人高马大,马竹英青春年华,干柴烈火,一点就燃。他们两个真是色胆包天,事先约好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由李凤翘在深夜一时,趁马竹英在女犯宿舍轮值守夜之机,翻墙进入,由马竹英架梯相迎,成其好事。

    事发后,负责厨房管教工作的干事李文达,除了向狱部检讨自己的失职外,特别组织一个检查小组叫李凤翘交代问题。俗话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虽监狱亦不例外。因此,犯人中很快便流传了“李马相会”的故事。甚至说,因为值夜班都是两人一组,李凤翘与马竹英的幽会第一、二次在另一女犯的怜悯下,放了他们两马。好事不过三,在“第三次接触”时,另外一个女犯就提出要分一杯羹了。只是李凤翘不中用,那种极为紧张的偷情,对他来说,一个已应付不了,岂可枪挑两巾帼?只好哀哀告饶,请求“宽大释放”。

    事情究竟是怎么暴露的?原来,马竹英的肚子大了。怀孕三个月后,终被检举揭发出来。

老干部承担小生命降生

    幸而,负责女犯管教工作的指导员严素清是一位老干部,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承担了责任。除了自己向公安厅劳改局写了检讨报告之外,还提出建议,由狱方另在监狱附近的林家院乡下为马竹英租屋一间,一切费用监狱负责,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严素清的论点是:这是一个错误的情况下劳改工作出现的错误,但新的生命没有错。后来听说生出来是一个男婴,交由公家的育婴组织去扶养。这孩子如果健康成长,现在也该大学毕业了。

女干部偷情献身留队

    犯人固然有性饥饿的问题,干部中同样有。一位湖南籍的女干事,就不惜献身给留队人员伙食团的管理员董家彦。这件事直到“文革”到临,在留队人员中开展政治运动才揭发、交代出来。这个夜莺的丈夫死得也奇特,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以木工车间主任之尊,在一个没有月光的黑夜,跑到监狱苹果园偷摘苹果,不慎失足跌落粪水池中淹死。

    我常常被朋友问起,国民党的牢和共产党的牢哪个牢比较好坐?我的答覆是:从管理制度看,共产党的牢要好坐一些,因为它基本上按制度办事,不像国民党的牢有黑金之手渗入。但共产党的牢剥夺人知的权利,实行新闻封锁,大搞思想控制,更不要说像柏杨在台湾绿岛可以著书立说了。而且一般坐的时间太长,人们要活着出来很不容易。特别是遇着一些满脑子充满极左思想的干部,有时候会产生生不如死的念头。追根溯源,问题出在党性压倒人性的列宁主义上。而列宁主义不仅是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也是邓小平的指导思想,如今还是中南海当局的指导思想。中国人什么时候摆脱了列宁主义的幽灵,中国这个民族也才能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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