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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马诗创造》--第四章“西化”没有出路

(2016-03-24 02:59:39)
标签:

刘强

非马诗创造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5

第四章

分类: 评论非马

《非马诗创造》,刘强著,中国文联出版社,北京,2001.5

 

第四章 “西化”没有出路




台湾一批诗人,早先做着现代派的摸索,并在其中浮沉。

经历过五、六十年代一窝蜂似的“西化”时期,到了七十年代之初,才发现这条路走不通。

他们回过头来,从事本土风格的创造,整个地是一个相当繁杂而又艰巨的大工程。由“横的移植”回到“纵的继承”,再到“合璧”。

非马避免了走弯路,他并没有搞“横的移植”,没有走“恶性西化”的路。

他挣脱了桎梏,既学习并吸收西方“现代”艺术,又不脱离现实并且深化和提升现实,比较明显地抵制“恶性西化”的影响,不受沾染,走自己独创的艺术之路,被称为“台湾诗坛的异数”。


一、诗的“憎恨”

 

如果说,《星群》(1957)、《港》(1958)是非马诗创作的最早产儿;那么,伴随着他的次子马楷的诞生,1965 年,他的诗创作的新的产儿,来得何迟!

1965 年《现代文学》杂志第26 期,刊登非马诗二首:

其一,《你是那风》:

 

      你是那风,摇曳

      婆娑的椰树

      于白云深处

      使他寂寞


    你是那风,激荡

    女面鸟的歌声

    在严重的时刻

    引他思乡


    你是那风你是那风


    垂死爱情的扑翅

    上帝最后的叹息

 

我读此诗,喜欢“垂死爱情的扑翅”这个意象。

爱情到了“垂死”地步,仍然“扑翅”欲飞,伤感而又振奋,让人痛心而又不甘屈服。很积极入世。

“上帝最后的叹息”也是如此。即使“叹息”也大气,显示一种瑰伟。

因此,“风”的意象不凡,是一种高层意象,“虚”而不“实”。在于它是“怪异的”,使人对之倾倒的莫名的“风”啊!

这“风”,连“上帝”都为之莫奈何,是一种宇宙超力,“大虚”!

也是“神秘”的。

非马诗创作一开始便有“神秘”味道,在于运思方式的“虚观”。这或许兆示诗的一种未来走向,兴许非马拥有某种“先知性”、“超前性”。

其二,《我开始憎恨》:

 

    我开始憎恨

    野鼠泥湿的足爪

    窜过黑夜的旷野,我郁闷的胸膛

    我的胃翻腾如海上流浪的手风琴

    当一只消化不良的黑猫

    在病月黄黄的手指摸不到的角落

    呕吐着傍晚时一个鱼白色的笑容


    不久灰雾将再度升起

    自漠漠的湖面你的眼睛

    而当烈日终于揭去你的面纱

    我们的相望定必更陌生吧

    因那时我们将已是一尾尾死了的鱼

    在发臭的滩上曝晒干瘪的眼球

 

此诗的意象,使人心神不宁。

“死鱼曝晒干瘪的眼球”,给人一种绝望的痛苦。

到此止步。非马没有走向“恶性西化”!

──因为,他已经“开始憎恨”。

我理解,他已经开始憎恨诗创作艺术的“恶性西化”。

于是,非马的诗创作,从一开始就能较自觉地作“本土化”(民族化)的回归。

这个理解对于这首诗牵强吗?恐是诗的多义性问题。

在非马,当时那种强烈不安的心灵,情绪表现在多个方面。自然有诗创作方面的。   

我把这首诗,读作一种艺术(诗的“恶性西化”)的意象了。

非马诗创作营造意象的“远距离”艺术,早早地便开始起步了。

非马答我说:

    我离开台湾时,在诗坛上无藉藉之名,又不属于任何诗派或诗社。《现代文学》在1965年发表了我两首诗,已经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二、友情与奉献

 

这段时间,非马的生活表面上安定了下来,但他的内心,还是一直为是否要“更上一层楼”(指学位)这意念所苦。亲友们的期望,可以不去理会,但他自己知道,“不把博士学位拿到手,虚荣的心将永远不得安宁。”他答我说,“那时候写的几首诗,多多少少反映了这种矛盾心情。”

1967 年,碰巧非马的工作部门因亏损过巨,公司决定把它关闭。这正好替非马下了继续入学深造的决心。

部门里有一位顾问,是威斯康辛大学电机系主任,对非马的能力颇为赏识,当时,他主动把非马推荐给该校核工系主任,给了他奖学金。

就这样,非马再度回到了学校,进入陌地生的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核工博士学位。

也就在这时候,白萩同非马取得了联系。

当时,白萩正好担任《笠》诗刊主编。他希望非马能大量译介在世的美国诗人的作品,说好要“有泥土味和汗臭味的”。他愿意提供大量篇幅,让非马每期介绍一本刚出版的诗集。并答应积到了相当份量,便为非马编选一本译诗选出版。

这样,非马开始大量地翻译当代美国诗人的作品。每两个月一集,两三年下来,数量相当可观。后来并及于其它地区的诗人诗集。

他说:“我做这桩工作的时候,奉献的成分居多。没想到,到头来,得益最多的,却是我自己。”①

与此同时,非马自己的作品,也在《笠》诗刊上登台。并且,一开始便受到台湾诗坛的注目。大家纷纷问白萩:

“非马是谁?怎么一出手便这样不同凡响?”

白萩告诉他们:早在多年前,非马便同他在台中街上“踢土”(闲逛)了。

《笠》诗刊为什么会大量刊登非马的诗作和译诗?

因为与白萩结识,非马和《笠》诗社及其同仁们的关系较好。非马说:

  《笠》诗社的同仁,是清一色的台湾人,我是唯一的例外(虽然我生在台中,我的籍贯仍属广东,因此成了外省人)。他们大多具有本地人纯朴与脚踏实地的乡土精神,而在台湾现代诗的发展史上,他们多少受到有意或无意的排挤与漠视,这是我一直同他们保持联系并支持他们的原因。只是近年来台湾的本土意识似乎过分强烈膨胀,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免受到影响,而多少变得有点疏远了。这是令我耿耿于怀的憾事。

当时,台湾诗坛“恶性西化”的诗风甚烈。

客观地说,西方现代诗,并不都是晦涩的和脱离现实的,西方现代艺术有它的先导性,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只是走到极端,“恶性西化”就不好了。《笠》诗刊和白萩,当时能提倡“有泥土味和汗臭味的”诗,对诗坛的“恶性西化”是有抵制作用的。这时候,刚好非马在译诗和诗创作上,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和非马便一拍即合。

非马带有“泥土味和汗臭味”的译诗,也正好说明西方现代诗,也有与时代与现实结合紧密的。学习西方现代艺术,也并非要离现实越远越好,越晦涩难懂越好。

(话说回来,无论中外诗人,写诗要脱离时代也难。如像鲁迅先生说的,想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在此问题上,不必过多担心。真正的好诗,总是与时代和现实有形或无形地纠葛着,而有形则有限,无形乃无限。《笠》诗社提出带有“泥土味和汗臭味”的译诗,仍然有所局限性,停留于“有形”。)

大量翻译“有泥土味和汗臭味”的欧美当代诗,从中吸收了不少营养,对非马自己的诗创作,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非马自己的诗创作,也就能较自觉地学习西方现代艺术,以现代艺术深邃地表现现实生活,有效地挣脱“恶性西化”的桎梏,而又不陷入图解、复制现实生活的泥潭。

后来,非马一直坚持译诗,一读到好的西方现代诗,就顺手把它译了出来。

有一个时期,非马对玲珑可爱的美国意象诗特别感兴趣。对他影响较大的,是“疲脱”(Beat)诗人劳伦斯·佛灵盖蒂( Lawrence Ferlinghetti,1919- ), 非马很喜欢他那种独创的自然抒发的诗型,机智而口语化。

美国之外,非马比较喜欢土尔其诗人纳京·喜克曼( Najim Hikmet,1920-1963)。他的诗简单而美丽,把逼人的现实,天衣无缝地融入了诗里,令非马叹为观止。

至今,非马已翻译了一千多首外国诗,其中大部分是英美及欧洲诗人的作品,还有拉丁美洲的。

艾略特、波特莱尔和庞德,都是非马心仪的诗人。

他非常喜欢艾略特的作品,在他的心目中,艾略特的诗诗味最浓。艾略特关于传统以及一些对诗的看法,都深得他的心。1965─66年间,非马曾译了他的几首诗,在《现代文学》上发表。

非马认为,这三位诗人都对现代诗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1978 年,非马出版了译诗集《裴外的诗》,介绍了这位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作品,颇多得益。

非马的另一本译诗集《让盛宴开始──我喜爱的英文诗》(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 1999 年6月版),用英汉对照的方式排列,每首诗后还附了他自己写的“简析”。

后来,非马对台湾诗坛一度陷入“恶性西化”的状况,作了回顾式的批评②说:

    早期的台湾现代诗,没有继承中国新诗的写实传统。相反地,在工业化社会影响下的台湾诗人,一窝蜂转向西方,生吞活剥地接受了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与流派,并且用西方的个人主义,作为逃避现实的藉口,深深地走入个人的内心世界,孤立于社会与时代之外。在他们的诗里,我们看不到一点当时的社会与时代面貌。事实上,如果把他们的诗译成英文而不加以注明,我相信没有多少人会认出他们的出处。这种极端脱离现实的东西,当然无法得到大众的共鸣。而诗人们毫无节制地使用从西方学来的半生不熟的超现实主义技巧,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经验与想象范围之外,结果是诗的读者一天比一天减少。大部份的现代诗,变成了少数几个人的文字游戏。

        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七十年代,经由现代诗论战以及后来的乡土文学论战,引起了文学工作者特别是敏感的诗人们的深切反省,才有所改变。


三、现代艺术的真谛

 

1969 年,非马获得核工博士学位,从此进入芝加哥阿冈国家研究所,从事核能发电研究工作,一直到退休。

1970 年,非马的诗作《画像》、《我失手扼杀的鹦鹉》、《子夜弥撒》等,被选入日文的《华丽岛诗集》,同时被选登在田村隆一主编的《都市》杂志上。

田村隆一的《都市》杂志,相当前卫;而田村隆一本人,听说在日本的声望极高。一位诗人告诉过非马,田村隆一被邀请到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时,有日本女学生来看他并服侍他,那种必恭必敬的态度,有如他是一尊神。

且读《画像》:

 

    就这样让没有焦点的眼赤裸裸

    去同太阳的目光相遇


    当旋风运秋野交叉的枝梗在你嘴角

    构筑一个苦笑的时候,我瞥见你的灵魂

    自枯焦的须丛中灰鼠般窜出而又急急钻入

    你黄黄板牙后面沉默的黑暗

 

据非马自己说,《画像》一诗,是看了梵谷的画像而得到的灵感。

当然,只是具象的感触罢了。

其实,这是一帧写社会麻木、萎蘼的意象画,一幅社会扫描。

它应是“商业化”社会衰败面的一种“虚观”。

具象与抽象之间,取一种“远距离”的契合。具象是人的面象:眼神迟钝、痴呆,面对“太阳的目光”是无任何反应的。

这个社会的灵魂,更是萎缩的。

“灵魂/自枯焦的须丛中灰鼠般窜出而又急急钻入/你黄黄板牙后面沉默的黑暗”──灵魂被胁迫、挤压,活动空间极为狭窄。

可说是人的面像,更是社会大象扫描。这首诗的现代艺术特点,它的象征性是“远距离”的,有“壅隔”,但没有沾染西方现代派的灰暗、颓废。

《画像》一诗,应是非马学习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典范之作了。

1970 年前后的诗创作,对于非马来说,应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作时期。

这个时期,非马写的许多诗,尽管他自己说:“都不是很满意,好像情绪还没沉淀成熟便被端上了桌面。”但正如任何果实太成熟了就要落地,并且腐烂一样,有一点点“青味”反而新鲜。他这个时期的诗创作,很有“现代”色彩。

如果没有它们,也就没有后来的非马。

《破晓》、《黄昏》、《我失手扼杀的鹦鹉》、《床上》、《晨雾》、《烟囱》、《构成》等诗,都像《画像》那样,是非马学习西方现代派艺术的成功之作,深得“现代”艺术的真谛,它们没有向“恶性西化”尽头走去,而是属于“中国式”的现代派艺术。

它们的特色,是用象征造成诗的多义性,使不同读者在不同时空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阐释,从而打破了诗的定势。

如《我失手扼杀的鹦鹉》:


    没有理由

    要扼杀一只

    羽毛艳丽

    且会牙牙学语的

    鹦鹉


    像一个自觉有腋臭的人

    紧紧收敛着翅膀

    躺在

    辽阔空间的一角

    沉默地看着

    我,那只


    被我失手扼杀的鹦鹉

 

非马在一篇文章③里说了下面一个故事:

    有一天早上,孩子们不在家,我忽然听到鹦鹉的尖叫声,赶紧跑过去察看。见到其中的一只仆伏笼底,猛扑着翅膀。我打开笼门,战战兢兢把它抓出来,发现它跌断了一只脚。之群建议用绑带为它包扎。手术期间鹦鹉在我手里挣扎得很厉害,又踢又蹦,我也越捏越紧。渐渐地它开始安静了下来,我感到手里温暖的小身体微微颤动了几下,终于完全平息。松开汗湿的手心一看,它竟已断了气。孩子们回家发现,直呼我为凶手。为此我写了这首题为《我失手扼杀的鹦鹉》的忏悔诗。

在我读来,这不是一首“忏悔诗”,而是一首内涵很深邃的社会诗。

每一个生命,都是大宇宙中的一种自然,是不能被豢养的,任何生命都不应该成为“宠物”。“豢养”便是设一种桎梏,便是对自由的限制。它的最终命运,如果不是被“失手扼杀”,也可想而知。那是被桎梏的悲哀,凶手只能是那种人为的“桎梏”!应该还自然生命以天然的自由!

社会的种种“桎梏”,都是对人性和自由的扼杀!

读者的不同阐释,便是诗的多义性。好的现代象征诗都是多义的,见仁见智。

好诗的涵义都不是固定的,具象与抽象之间的“距离”,越“远”越好。

诗的意蕴不固定,便不受时空限制,便超越时空。

捎带补充说一下,像《床上》(前一章引出)那样的诗,也不能只读到“性”止,还能阐释出较深的社会意蕴。它写性爱,却也是对“上帝”的揶揄、嘲笑,妄图主宰一切的“上帝”,也不是什么都懂!面对着“X+0=0”一类艺术美趣,他或许就只能瞠目结舌。

像《我失手扼杀鹦鹉》这样的诗,它的具象“实”出,或者源于“实”,但又不囿于“实”,而是一种“远距离”艺术,出“虚”。乍一读,以为“失手扼杀鹦鹉”,不会有什么社会内涵,太“实”,小象;然而,仔细一品,诗的意蕴出“虚”,出大象,不受时空限制。

只有现代诗美艺术的“虚”,大虚,才能最大限度地、最深邃地表现“现实”!这就是诗的辩证法。


  四、挣脱桎梏

 

非马的诗创作,没有搞“横的移植”,避免了走“恶性西化”的路。

现在,回过头来看,他能比较自觉也比较明显地抵制“恶性西化”的影响,而不受沾染,大致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1)前面说到,他从译诗的过程中学到了真正的“现代”艺术,对之狠下了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功夫;

(2)他对社会现实拥有独立的批判人格;

(3)他对优秀传统艺术的创造性继承;

(4)他的“虚观”的审美意识。

这些,随着本书章节的展开还会细谈,这里只说说他所具备的一种挣脱一切桎梏的人格精神,他拥有灵魂的最大自由!

现代诗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既是一种宇宙的自然精神,又是一种人格精神。这两种精神的合成,便是灵魂的自由!这便是非马诗创作的本质精神。

非马在芝加哥“文学艺术新境界”座谈会上的讲话④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作了一番关于诗的回忆说:

    我还记得三十多年前,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读到法国一个小女孩写的一首题目叫做《我爱的树》的诗:

 

    树

    被一个笨拙的孩子所画

    一个穷得买不起颜色粉笔的孩子

    他乱涂你

    用学校里他画地图剩下的棕色

    树我走近你

    安慰我吧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

 

    每次当我一个人走近一棵树,我常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这首诗,想起一个孤单的小女孩,把不会说话,很可能根本没有感情的树,当成能够了解自己、安慰自己的好朋友。这种把宇宙万物都看成像自己一样有血有肉,能哭能笑,同自己息息相关,这种民胞物与的胸怀,我认为是诗的根本精神,也是所有艺术的根本精神。

“民胞物与的胸怀”,即自然精神和人格精神的合一。

这种“树人合一”的精神,在非马的思想里打下了很深的烙印。1966 年,他曾接连写过多首《树》,选其一⑤:

 

    我笑千百种笑当晨风吹过

    我笑时浑身颤动──

    他常说胖的女人多福


    解生命阴影的亵衣于脚下

    抬头见他眼里正燃着火──

    像所有我爱过的男人

 

看得出,非马写这首诗时,用了全力在挣脱“恶性西化”的桎梏。

乍看,诗很怪诞,神秘。其实,也是“树人合一”,好理解。

阳光,在枝叶间跳跃,成“千百种笑”;“解生命阴影的亵衣于脚下”,也是太阳对“树”的触抚。这或许是三十岁男子对“树”的一种“想象”吧!

进入灵觉活动,一般肉体感官不可得:肉眼不可见,肉耳不可闻,肉身不可触……在这首诗里,树、太阳、风、男人、女人,自然和人谐融契合于一体,展现生命及爱的活力。

生命和爱在燃烧,它的热力、活力在扩散,束缚不了,桎梏不了。

这是自然和人的一种束缚不住的力量!

那个时期,诗人自身有一种任谁也束缚不住、桎梏不了的力量!

当然是一种最高人格精神的力量,是灵魂的自由!

再读《我知蓝天》:

 

    我知蓝天,蓝天是一个钟型的玻璃罩

    人的眼睛看不穿它的透明


    于是我有被囚的难堪感觉

    虽我无翅

 

这是一首大诗,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它呼唤觉醒,呼唤自由解放,容忍不了桎梏。

“蓝天”的意象,妙不可言。人,总受着某种无形的束缚:如艺术的“恶性西化”哪,社会环境的“商业化”哪,种种。“灵性”总被桎梏着。

人,必须克服、战胜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不为所囿。

读另一首《鸟》:

 

    这鸟

    飞向天边

    竟是这般

    悠逸

    吊着

    一颗尘心

 

这首诗与《蓝天》可作一个组诗来读。

尽管“吊着一颗尘心”,难以脱离尘俗。但毕竟已在“悠逸”地向蓝天“飞”去。

有了这种“超拔”精神,总可以甩脱桎梏而飘潇。

 

  注:
  ①《我的诗路历程》,载《华文文学》1990年12月总15期。
  ②《中国现代诗的动向》,载《文季》1984年7月2卷2期。 
  ③《宠物》,载1997年6月24日《羊城晚报》。
  ④《笑问诗从何处来》,载1993年4月27日曼谷《中华日报》。 
  ⑤此诗载《现代文学》1966 年第3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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