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徐志摩的散文《泰戈尔》一文中，读到了泰戈尔访华的事情，那还是在高中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后来上了大学，虽然在亚欧文学中有泰戈尔的相关章节，但因为考试的需要，只记下了泰戈尔的代表作、其创作思想以及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对其访华的事老师好像讲的不多（或许老师讲的很详细而我没有听），之后就再也没有过意。近日，读北京出版社的现代学人小品文丛，谢国桢的《瓜蒂庵小品》和叶恭绰的《遐庵小品》都写到了此事，现摘记之。其一作为自己的备课资料，在学生解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时，可以作为补充，丰富了自己也丰富了学生，其二是为研究家提供一点资料。
一．谢国桢的《瓜蒂庵小品》叙写如下：
我年事已高，但每年仍要到天坛去逛逛。坐在茶桌上，吸着香烟，品着清茶，吊古以思今，每每想起很多往事，使人感念不忘。
我记起来，五十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我正在北京上学。一天，我一个人独游天坛。那时，天坛处处破坏不堪，我正在那残破的断坦瓦砾中间漫游，无意中遇到了当时正在我国访问的印度老诗人泰戈尔。他和蔼可亲，白发苍苍，穿着褐色长袍，由婷婷玉立的林徽音女诗人在身旁搀扶，缓缓而行，一起在那欣赏苍凉寂寞的景色。这青年是谁，当时我就不知道了。这三个人，一个苍老，一个瘦长，一个艳丽，相偕而行，大有松竹梅同时况秀的姿态，使我久久不能忘记。
……
去年十一月（应为1980年11月，因为此文附记为：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八日，记于北京团结湖畔之瓜蒂庵，时年八十有一），我收入到从周（应为陈从周）从上海寄来他新印的旧著《徐志摩年谱》。展开来一看，其中就记载有徐志摩陪同印度诗人泰戈尔游览天坛的遗事。
看了《徐志摩年谱》的有关记载，我才知道，原来那是在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印度诗哲泰戈尔由上海来到北京，游览北国风光，并应各大学之邀作学术演讲，所有演讲均由徐志摩担任翻译。还曾在天坛草坪上开欢迎会，泰氏登台演说，由林徽廛搀扶。从周引述吴咏《天坛史话说》：
林小姐（徽音）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泰戈尔）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氏在翻译泰戈尔的英语演说时，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词，以硖石（地名）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琮琮可听。
二．叶恭绰《遐庵小品》有如下之文字：
今只叙余之经历及感觉。
十年前，余居沪时，老友姚弗堂（华）自北平，以所译《飞鸟集》属余作序。将原作悉变为五言绝句，而情理曲尽。余因是益有感于泰戈尔之为人。其襟抱深渊，在在表现东方哲学之特色，尤足吸引同情。
未几，泰戈尔东来沪。徐志摩招致于其寓所，款以极美之华筵。时，沪上文艺家多列席，谈叙甚欢。泰戈尔不多言，言则出口成章，殆若诗歌。余叩以佛学，则逊谢“未研究”。亦不愿谈政治。其仪观俊伟，褒衣长髯，实令人过目不忘。时，笔会同人亦欢迎之甚热烈。顾吾国政府，似未有何表示，或偶未注意也。
既，泰戈尔返印，于其所办国际大学高中国学院。又欲为我国学生专辟宿舍。其捐款达进万卢比，欲我国有所捐助，以示提倡。属谭云山回华，商之戴季陶先生及余。戴与余为之部署筹集图书、款项。云山奔走多次，迄未能满吾等初愿。而“九一八”事起矣。余避地香港，泰戈尔与余等尚书问不绝，并捐一摄影，亲自署名，即上刊者是也。
泰戈尔为我国之良友，人多知之，无待阐扬。顾念中印文化之灌输、融化，阅千余年，占世界文化史之特殊位置。其间，并非偶然。谓吾国任何人之精神上，皆有印度文化之结晶，良非过论。（民国三十年）
插入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