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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众律师疾呼“同命同价”

(2009-11-06 23:08:22)
标签:

法律

死亡赔偿金

城市居民

姚俊青

北京

文化

分类: 原创新闻

此文发表于亚洲中心时报周末版11月6日第二版

 

北京众律师疾呼“同命同价”

 

“我肯定是希望能够‘同命同价’的嘛,可是说了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用处!”在广东省中山市务工的湖南籍打工者曾先生无奈地说。

日前进入全国人大三审的《侵权责任法(草案)》或许给与曾先生一样呼吁“同命同价”的公众以曙光。该草案规定:“因交通事故、矿山事故等侵权行为造成死亡人数较多的,可以不考虑年龄、收入状况等因素,以同一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虽然该草案的规定在一些法律界人士看来会与现行相关法规产生冲突,在执行上也会有问题,并且只是规定“人数较多”的情况下才能“同命同价”,离公众所希望的“同命同价”还有相当远的距离。不过,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这是“同命同价”在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曾先生及其他公众“同命同价”的呼求更是得到了北京众律师的强烈支持。针对侵权责任事故多发生于劳动、交通、医疗等领域,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北京多位长期专业代理交通、劳动等领域案件的律师。众律师们一致认为在中国现阶段可以在省级行政区域这一层面上实现“同命同价”,即在一个省区内不分户籍、不分地区,统一死亡赔偿标准。同时,律师们也一致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省级“同命同价”已具有可行性。

 

省级应该“同命同价”

 

“一个省级行政区域内应该实行统一的死亡赔偿标准,不能因城乡身份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律师丁玉芝对本报记者说。

目前,我国死亡赔偿标准仍是“各自为阵”。同样的案件,省区市之间实施的标准可能不一样;省区市和所辖各地的标准可能也不一样;同一省区市内的各个地方标准也不一样。城市居民与农民的标准也有差别。

丁玉芝现为北京凯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华北电力大学(北京)劳动法教师。执业期间,出版相关著作多部。长期代理劳动领域的案件。

丁律师向本报记者表示,从她代理的劳动案件来看,以城乡的身份来划定死亡赔偿标准是很不公平的,以北京为例,在相同的事故死亡条件下,城市居民的赔偿是农民的3倍多。

丁律师分析,从对死者家属的赔偿来看,并不能断定城里人的家属扶养费就一定会高于农民的家属。城市居民与农民的家属不仅有数量上的区别,并且城乡之间也是流动的,农村的孩子也可以到城里来上学,农村的老人也可以到城市生活。并且,现在的这种赔偿标准也只是更多地考虑到了受害者家属的物质损失,没有注重精神损失,谁又能断定农民家属所受到的精神损害就一定比城市居民家属轻呢?

姚俊青律师对本报记者说:“同命不同价,太不公平了!”

姚俊青为北京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长期代理全国多个省份交通事故案件,发表了多部相关专著与多篇论文。

姚律师认为,在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侵权责任上,各个省区、甚至全国应该不分地域、不分身份,实行统一的死亡赔偿金标准。

“谁能预料一个博士生就一定会创造出多于农民工的价值?现在很多博士生一个月拿几千元,而很多的农民经商一年可以赚得千百万元!”姚律师说,“死亡赔偿金可以考虑受害者的收入水平,其他方面都应该是统一的。”

“现在以城乡的身份来区别死亡赔偿标准,确实是不应该!”北京君永律师事务所邵雷雷律师对本报记者说,当前在全国实行不分地域统一死亡赔偿标准有难度,但应该以省级行政区域为单位,实行不分城乡身份的统一赔偿金标准。

邵雷雷律师代理民事、经济、医疗等领域的案件,他认为在当前的条件下,可以适度考虑受害者的个人收入水平来定赔偿金的标准,但这也只是个补充,主体上仍是在一个省区内,死亡赔偿金应该统一标准。

 

省级“同命同价”具有可行性

 

丁玉芝律师认为,在一个省级行政区域内,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是很大,可以不分城乡与地区,实行统一的死亡赔偿金标准。以她办理的劳动案件来看,在一个省区统一死亡赔偿标准,可以促进企业合法用工,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对于其他个别的经济很落后的地区,也可以通过国家建立相关救济机制来弥补。

“可以实施统一的赔偿标准,现在实施已没有问题!”姚俊青律师对本报记者说,在交通事故中,车子都买有“交强险”,保险公司可以赔到11万左右,再加上司机所买的商业保险,赔偿应该没有问题。如果统一的死亡赔偿金过高,司机可以通过多买一些商业保险来弥补,也用不了多少钱。

对于统一赔偿标准后,是否会拉低大城市居民原有的赔偿标准?姚律师认为大城市居民的各项保障比较多,就算拉低一点也可以通过其他的保障进行补助。并且,统一赔偿金标准后,会促进司机多买保险,提高司机抵御风险的能力。

邵雷雷律师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在一个省区内实行统一的赔偿金标准是没有问题的,“车子在北京买20万的商业险与50万的商业险在保费上也就是300多元的区别。”

邵律师表示,现在很多地区在事故死亡赔偿标准上,只要农民在城市工作一年以上的,都是按城市的赔偿标准进行赔偿;人员外出,在异地发生事故,也是以事故发生地的标准赔偿,如果人员户籍所在地的赔偿标准高于事故发生地,也可以以户籍所在地的赔偿标准进行赔付。这些做法都是在向“同命同价”的目标迈进。

而统一死亡赔偿金标准后,农村人口的赔偿标准增高,是否会带来“碰瓷”之类的负面效果,姚律师认为可以通过交警的事故认定来化解,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同命同价”也是消除差别的一部分

 

今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专门向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介绍了社会关注的“同命不同价”现象。他明确表示,“倾向于原则适用统一标准,适当考虑个人年龄、收入、文化程度等差异”;“统一标准不宜以城乡划界,也不宜以地区划界,而是人不分城乡、地不分东西的全国统一标准。”

部分人士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地域与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各种差别还客观存在。在工酬、就医、就业、子女入学,以及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存在差别与不平等的情况下,来谈“同价同命”还为时过早,只有等到到上述差别都消除后,“同命同价”才有实现的可能。

对于上述说法,姚俊青律师并不认同:“怎么就不能从同价同命开始做呢?同命同价也是消除社会不公的一部分啊。”

姚律师说,现阶段还有很多的社会不公平客观存在,同命不同价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着手去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建设我们的和谐社会。

丁玉芝律师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丁律师说,消除各种社会的不公平现象需要从各个方面努力,“同命同价”也是消除社会不公平的一部分,我们应该从各自的领域入手,积极改变与推动社会公平,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去等待社会公平正义的到来。

                             本报记者刘功武 发自北京

北京众律师疾呼“同命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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