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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赵鞅是先秦法家思想的实践者

(2017-03-20 08: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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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汗青

为何说赵鞅是先秦法家思想的实践者

 

赵汗青

 

    赵鞅(?—前475年):嬴姓,赵氏,原名名鞅,后名志父,谥号简。时人尊称其赵孟,史书中多称之赵简子,亦称赵简主,其全称名讳当为赵鞅、赵志父(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故没有嬴鞅一说)。春秋后期晋国卿大夫,六卿之一,赵氏大宗宗主。赵武之孙,赵成嫡长子,出生世卿大族,至晋定公时执政晋国十七年之久。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改革家。战国时代赵国基业的开创者,郡县制社会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先秦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与其子赵无恤(即赵襄子)并称“简襄之烈”。

   西周时,晋国是一个重要的诸侯国。春秋初,至晋文公称霸时,六个异姓贵族,成为晋国举足轻重的新兴势力。他们是赵、魏、韩、范、中行、知氏,即所谓的“六卿”。

  春秋末年,晋国公室衰微,大权旁落,分属六卿,史称“六卿专权”。赵简子以卿主政晋国,挟强大武装,合诸侯之兵,戌周十载,又铸“刑鼎”,颁布晋之法典。同时,赵简子为了赵氏在晋国政局中立于不败之地,开始了北进的行动,即在其新的采邑地今太原古城营一带营建了一个军事城堡,并以此为中心,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就是居于晋水之北的晋阳。晋阳地处晋中盆地北端,靠山面水,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赵简子派遣谋臣董安于治理晋阳。据《战国策·赵策一》载:“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庸之,其高至丈余……公宫之室,皆以炼铜为柱质”。晋阳城初具规模。公元前497年秋,赵简子因“邯郸午事件”被政敌范氏、中行氏攻伐,遂退保晋阳,藉此渡过难关。董安于之后尹铎再治晋阳,既加固城墙,储备粮草,又减少税收,富民强兵,晋阳成为一座军政合一、易守难攻的坚固城市。

  稍后,赵简子多次主持盟誓活动,联盟魏、韩、知,孤立了范、中行二卿。

  晋定公十九年(公元前493),铁河南濮阳之战爆发,赵简子身先士卒,奋勇杀敌,虽因伤“伏歿呕血”,仍“鼓音不衰”《左传·哀公二年》,取得了决定陸胜利,范、中行二氏从此衰落下去。之后三年内,赵简子攻朝歌,战潞城,击百泉,又转战邯郸,再攻柏人今河北省隆尧县西南,伐卫国,围中牟。最后,赵筒子征伐鲜虞,消灭了范、中行二卿。

  从此,赵简子的领地从晋阳扩大到邯郸、柏人等地,范、中行二氏的釆邑全部被知、赵、魏、韩四家所吞并。赵简子也取得晋国执政卿的地位,故司马迁言“赵为晋卿,实专晋权”。

  这样,晋国六卿只剩下了赵、韩、魏、知四卿,开始了四卿霸权的时代。晋阳一直是赵卿氏族与晋国诸卿角逐、与列国诸侯争雄的根据地。公元前453 年因晋阳之战,赵、韩、魏三家分晋,揭开了战国的序幕。此后,晋阳仍是赵国北部的军事重镇,直至宋初毁灭为止。晋阳在历史长河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赵鞅在政治上表现得极为成熟。晋倾公十三年年(前513),赵鞅、荀寅占领汝滨,今晋国民各出功力,共鼓石为铁,以铸刑抓,亡刻范宜子所用“变更之法”。其核心是倡导“法治”,以法作为社会的行为规范,具有明显地反对宗法分封制的非正统色彩,因而曾遭到孔子的贬责。

  孔子反对赵鞅“铸刑鼎”,颁布成文法,说明此法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它使罪与非罪的标准明确并昭示于众,实际上是对奴隶主“刑不可丸则成不可测”的黑暗恐怖政治的否定,体现了社会进化的要求。使法家文化日臻完善,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确立封建制度的根本理论依据。

  赵鞅执政不久,六卿在逐步瓜分晋国土地和人口的间时,都在各自的封地内进行全面地改革,为最终夺取晋国的统治大权作难备。其中韩、赵、魏三家采取了比较进步的政策,而尤以赵鞅的改版措施最为彻底,改革所带来的成效也最为显著,为赵国的兴盛、强大和近一步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经济上,赵鞅革新亩制,调整赋税。春秋末年,适当扩大市制有利于农业和地主经济的发展。为此,六卿都突破了“百步为亩”的旧经界,但其他三氏的亩制不从韩赵魏的商制大,韩魏的亩制又不及赵的市制大。赵氏断制“以万计步为地,以二百计甘(四十)步为响”。而赵氏赋税却最轻,范中行氏、韩魏“伍税之”,赵氏“公无税焉”。孙武分析了六家改革后,认为赵氏改革是比较成功的,因此“晋国归赵”。

  政治上,赵鞅礼览下士,选贤任能。他重用董安于、尹铎等人,同卫庄公、扁鹊等名士的关系也极为融洽。赵鞅虚心纳谏,表彰敢于指出他错误的部下。赵鞅派尹铎治理晋阳,事先告诉他拆除荀寅等人所铸的壁垒。尹铎到任却加固增修原有的壁垒。赵鞅到晋阳,看到壁垒,一定要杀掉尹铎后入城。经人指出增修壁垒的必要,赵鞅反而“以免难之赏赏尹铎”。赵鞅家臣周舍“好直谏”,周舍死,简子每听朝,常不悦,大夫请谸。简子曰:“大夫无罪。吾闻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是以忧也。”简子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晋人。

  军事上,赵鞅奖励军功,以功释奴。晋定公十九年(前493),赵鞅率军迎出增援范、中行氏的郑国军队,出师时宣布,“充敌者,上大夫受县”。这个命令的颁布,大大鼓舞了晋军的士气,对取得战争的胜利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改革使赵氏的经济势力得到增强,政治威望得到提高,彻底改变了过去赵氏处于劣势的不利状况。此后,赵鞅联合韩魏,把矛头指向六卿中最主要的对手范、中行氏两家,揭开了讨伐战争的序幕。

  赵氏与范、中行氏之间爆发的这场战争,导火线是暂住邯郸的卫贡五百户人口的归宿问题。实际上,这是新兴的异姓强族争夺晋国大权的斗争的必然反映。

  定公十三年(前497),赵鞅想把卫国的五百户人口从邯郸辽往晋阳,遭到同宗大夫赵午父兄的拒绝,赵鞅一怒之下,杀了赵午,于是赵午子赵稷、臣涉宾“以邯郸叛”,经八年的作战,战争以范、中行氏的失败而告终。

  赵鞅之所以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因为他十分注意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调整赋税,争取民心,修建垒堡,加固城防,使晋阳成了赵氏稳固的后方。其次,赵鞅善于利用六卿之间的矛盾,结成反对范、中行氏的统一战线。再次,赵鞅还非常注意改善同别国的关系。最后作为晋军统帅,赵鞅身先士卒,有勇于牺牲的精神。

从晋哀公六年到哀公十七年,赵鞅为避免同智氏之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转移国内视线,巩固既得利益,又发动了一系列讨伐卫、齐、鲁的战争。哀公六年,赵鞅伐虞国。哀公十年春,赵鞅助师伐齐国。哀公十四年春,伐卫。然而,这一进程因赵鞅染疾而中断,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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