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发展是关系国计民生，社会稳定和粮食安全的头等大事。为此，历届政府，各级机构没有少费心血、花力气。每年出台的“一号文件”必定是关于农业的政策性文件就是证明。

然而，由于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在如何发展农业的根本思路和路径上，遇到了迈不过去的沟坎，所有的政策一直在以下几个方面原地画圈：

1. 政策放宽，比如土地承包，流转

2. 加大补贴力度，调整补贴项目，改革补贴方法

3. 适度引入市场化机制，比如粮食价格与市场对接

4. 金融支持，贴息贷款

5.制定面积和产量目标，与各级政府的政绩挂钩

6. …

但是，中国的农业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撇开制度性问题（尤其是土地制度问题）不谈，结构性问题是最根本性的问题。如果结构性问题不解决，上述的各种政策和措施都治标不治本，都有无用武之地之惑。

结构性问题的最突出的体现是农业GDP比例与农业人口的比例严重失调。

一个国家的GDP总额为100%，各个产业的从业人口总和也为100%，所以一个产业的从业人口与该产业GDP的比例如果是1，就是平均数字，这种产业人口比重与GDP比重之比我称之为“产业公平系数”。大于1则为强势产业，小于1则为弱势产业。

在新中国建国之初的1953年，中国的农业GDP为57%，农业人口为76%，当时中国农业的“产业公平系数”为0.75，略低于全国平均数。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农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各行业的发展，特别是农业人口结构没有得到多少改观。

2017年农业GDP不足8%，农业人口约为30%，（农村人口约48%），农业的“产业公平系数”反而降低到0.25，即僧多粥少– 全国100个人有100个馒头，30个农民只分不到8个馒头，68其它职业的人有92个馒头。农民挨饿受穷的命运就被注定了。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业的“产业公平系数”在0.5-0.7之间。而世界的四大农业强国，美国，法国，巴西和加拿大农业的“产业公平系数”都大于1。

比如：美国的农业GDP为2.4%，农业人口1.7；法国农业GDP4%，农业人口2%。中国农业的“产业公平系数”仅为0.25，属于“极度不公平”的范畴。

造成这一现象有多重的历史原因：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建国之初，中国即面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建设，又要应付抗美援朝等外部的挑战，因此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定价的转移支付的方式，从农业中获得启动资金和建设资金就非常重要。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步完成，这种不合理的定价机制并没有得到扭转，这就是农民劳动不算工钱的最重要的因素。

户籍制度。为了稳定粮食生产和控制城市人口的增加，中国建立了强大的户籍制度，从而也阻止了农民身份转化的通道，为后来农业和农民的发展与进步设置了诸多障碍。

政策限制，资源缺失。教育、医疗、卫生等资源向城市倾斜，使得农村和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资源和机会。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大大低于社会平均水准，因而在后来放开的市场竞争中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无法改变。

在当前新的国际竞争环境下，靠各种激励政策鼓励农民多种地、种好地的策略已经难以奏效，因为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和约束条件已经改变，指望农民扛着锄头下地，早出晚归，“汗滴禾下土”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无法应对全球化农业的竞争，农业现代化必须是在适度规模的基础上，通过效率的大幅度提升，高科技技术手段的普及和应用，全产业链的布局和运作来完成。这些不是传统“小农经济”可以承受和应对的。

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农业的GDP比重还会降低，因此，人口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农业人口的减少和转移的速度必须大大加快。其现实意义体现在：

1.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不足8%的农业GDP承载不了30%的农业人口。而且，由于现代化农业科技手段和工具的应用和普及，农业种植根本也消化不了这样多的农业人口。即便在当前一家一户的分散种植和经营中，我国北方大田农作物种植的农民（一年一季至两季）的有效劳动时间也不足1/3。

因此，在未来10-15年内，中国的农业人口应该减少到10%甚至以下，即在现在的基础上减少2/3以上，这样每个农民的收入机会才有可能大幅度提升，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差距会有所缩小。

2.加速传统小农业的改造，促进农业的现代化的完成。

根据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经验来看，无论是“大农业”还是“小农业”，农业的现代化程度与农业人口和用工数量成反比。

高比例的农业人口是农业和经济落后的标志。我国当前过多的农业人口对于农业“被动”依赖，是诸多历史原因造成的，但无奈的现实是，它严重制约着中国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的发展。

3.农业人口、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解放和转移，会有效缓解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给工业化带来的压力，对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消费拉动会起到极大的积极推动作用。

4.产业结构与人口结构的比例- 即农业的“产业公平系数”趋于合理。

这一转变的完成不仅仅关系到农民的收入水平，更关系到农业的未来发展的根本性战略和可持续性，关系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关系到经济和人口战略和结构的重大调整。

为了实现这一经济和人口结构重大调整的战略目标，国家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

1.国家应该进行制度性的改革，取消居住、就业、子女上学等对于农民身份的限制和歧视

2.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一视同仁

3.全面开展和持续提供农民转型职业技能培训

任何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应该从改革观念和顶层设计上入手。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情节”要通过提供平等的居住、教育和医疗条件来弱化；农民对于“地租”的依赖需要通过更好的就业和收入机会来冲抵；农民对于未来转型不确定性的担忧应该由同等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分担。

发展农业需要有合理的顶层设计和公平的社会制度的保障，唯由此才可以激发全社会的活力，聚合各行业的资源，造就有核心竞争力的农业，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基本公平。

加快转移农业人口，使之与GDP比例基本匹配，以先进的科技和生产方式迅速取代传统的小农经济，这才是强农的根本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