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在其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各时期总是呈现出其独特的时代特征。清人梁巘《评书帖》:“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是高度精确的概括。从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是中国书法日趋完备的重要时期，也是书法史的核心时期。或可说唐人在继承与创新方面有着很成功的经验。这对于我们学习书法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唐尚法的形成与书法的发展。

（一）、唐尚法的形成

    唐代是书法盛行的时期，较之东晋不能说是“抗行”，而可以说是“雁行”。其所以盛行，固然有经济繁荣和整体文化发达的原因，同时，也是由于六朝的书法传统、名家墨迹能得以直接继承，是六朝书法发展的继续。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在国家制度上，对书法比任何朝代都更为重视。周以书为教，汉以书取士，晋置书学博士，唐代则全面采用了这些措施，而且设立了专门培养书法人才的“书学”。

    “书学”是唐代最高学府中六种学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中的一种，书学中设置书学博士，以教授书法。学书每天用纸一幅。设立书学是唐代的创举，在铨选人才时，也把书法作为条件之一，使唐人得到实惠。

    唐代的科举制度把书法列入取士之科。《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制》：“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其中所谓 “明字”即指以书法取者。此外选官制度也对书法有所要求, 《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制》“……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唐代官僚制度还在官职中设立“侍书”一职，如“皇帝侍书”、“太子侍书”。弘文馆不定期地举办书法培训班，专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唐代书吏有机会转为官员，在文官的选择任用中书法起一定的作用。一时间书法家辈出，使得魏晋以来处于无序的自由发展状态的书法，纳入有序的轨道。书学的目标、标准、起点相对建立，涌现出大量书学技法书论。如欧阳询的《三十六法》、《八法》、《传授诀》、《用笔论》，虞世南的《笔髓论》，李世民的《笔法诀》等等，特别是李世民的《笔法诀》，其中提出的：“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心神不正，安则欹斜；志气不和，书必颠覆……”极为重要。“中正冲和”是他为“楷法遒美”提出的标准。

（二）唐代书法的发展

    唐代书法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初唐、中唐和晚唐（包括五代）。

    初唐，太宗李世民笃好书法，尤为欣赏王羲之。他不惜重金购求王羲之的墨迹，每得王帖便叫诸王子临摹，每帖都要临写五百遍。又命赵模、冯承素等书家摹写《兰亭序》，赐赠给权贵朝臣。一时间，士大夫皆宗法王右军。虞世南是王羲之的嫡系书派，自不必说，就是欧阳询、褚遂良等虽出自北派，也不能不旁习右军以迎合太宗的意趣。弘福寺僧怀仁，搜遍王羲之字迹，集成《圣教序》。武则天执掌政权后也曾向王方庆索求右军遗迹。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初唐宗王书风之盛。初唐的书法虽然成就很大，便基本上没有能脱出晋宋的藩篱。在创新上，虽有欧、虞、褚、薛等大家，但也受到了很大的局限。直到开元之后，颜真卿出现才打开了局面。颜鲁公书“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括众长。”卓然形成了盛唐书风。有人评颜书：“与少陵之诗，昌黎之文，皆同为能起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之衰者。”从初唐墨守成规的情况来论，这并不算过誉。

    中唐和初唐有所不同：在字的形态风格上，初唐是劲健，中唐是肥厚。从书法的发展来说，初唐是囿于守旧，中唐则是富于创新。颜真卿所开创的新书体，深得唐人之意。他的影响，几乎代替了王羲之，到了后世书家无不师颜的程度。此时，书法呈现出以肥厚为 “时尚” ，最终转为“时弊”。所以中唐时期的沈传师、柳公权“专主瘦挺，欲矫中唐肥厚之失。”

    到了晚唐，国势日衰，战乱频仍。尤其是到了五代，干戈不断，但由于初唐、中唐书法之盛，遗风余烈，影响深远，流风所渐，结习未忘，还是出现了一些书家。

正书始于汉魏，成于两晋，而鼎盛于唐。唐楷对于正书的结体、特征、取势、笔法、结构等方面的法则、法度都对前代人做了深入的研究、规范和总结。同时，社会的时代特征、书家的个性特征鲜明，所以说，唐楷是最能体现唐“尚法”的书体。唐楷作为正书，之所以不同于其它各代，就是“法度严谨”这一特征在其中的体现。对后世学书者，起到了典范的作用。“欧虞颜柳”几乎成了入书的唯一门径。欧虞颜柳”作为唐楷四家，在书史上是有特殊意义的。他们展示给社会的不仅有严整的法度、鲜明的个性，更多的则是他们对于文化、艺术的严肃、执着。在他们的作品中“字里金生，行间玉润”, 处处显示着“心正笔正”的人格魅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书如其人”。

    欧阳询（556～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人。《新唐书·一八九·儒学传·欧阳询》：“询初仿王羲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其实欧阳询早在随唐时代就已相当著名，时为太常博士，是太祖李渊的故友。入唐时已六十五岁。曾因其父欧阳纥以谋反被诛而转入北方，师从于北方书家刘珉（任朗中），所以，欧字的基础应是北朝的书法。欧阳询和虞世南﹑禇遂良﹑薛禝并称为初唐四家。入唐后历任太子率更令，故欧体也被称为“率更体”。其书笔力险劲，结体奇绝，在六朝朴茂峻整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风格，成为一时之绝。他用笔凝重沉着，转折干净利落，结体严谨，方正浑穆，有一种极为森严的气度，在雍容大度中又得险劲之趣。取魏晋之法又参入隶意，高古典雅、文质彬彬，对后世影响极大，堪称完善法度的第一唐楷。传世碑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等。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丞，世称“虞永兴”，越州余姚人。隋大业实授秘书郎。入唐，李世民引为秦府参军、弘文馆学士。贞观七年（663年）转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授银青光禄大夫，谥文懿。太宗称虞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书法末年尤妙，《旧唐书·七二·虞世南传》：“同郡沙门智永，善王羲之书, 世南师焉，妙得其体。”虞世真迹传世虽已不多，但对于后世影响深远，唐陆柬之为世南之甥，受其亲传。柳公权亦从虞书中深获裨益。黄山谷尝评蔡襄：“蔡君谟真行简札，能入永兴之室。”元代康里子山、明代钱谷，直至清代陈邦彦，皆曾受到虞书的熏染。虞正书平和中庸，传世石刻有《昭仁寺碑》、《演连珠》、《景纬成象》等，最名世者当推《孔子庙堂碑》。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人，祖籍琅琊临沂。开元进士，仁殿中侍御史，为人刚正不阿，被杨国忠排挤。初为平原太守, 安禄山叛乱，他联合堂兄抵抗，被推为盟主，合兵二十万，使安禄山不敢急攻潼关,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公，人称“颜鲁公”。德宗时，李希烈叛乱，他被派往劝谕，为李希烈缢死。唐代书法可称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颠峰，颜真卿是其中最有成就的杰出代表。颜真卿书法受到家庭和外祖殷氏影响，初学褚遂良，后师事张旭，深得张旭笔法精髓。无论是在技法上和艺术思想上都受到张旭的极大影响和启发。强调矛盾冲突，大开大合，极轻极重……。他又广学博收，融会贯通，终成一家，世称颜体。他的楷书端庄雄伟，气势开张，笔力雄强厚重，字势雍容大度。形成了气势磅礴的独特风格。其艺术贡献在法度上达到完备，其一，基本脱去六朝余意，面目全新，以个性突出卓立书坛。其二，与唐代审美意趣相合，端庄丰润，势和意厚，意取圆势。反映出了极其自信的大唐的精神风貌。颜体楷书是唐代新书体的代表，在这里表意与法度都得到了发挥，以精严的法度充分表意宣情，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中晚唐，颜真卿的声誉日隆，几乎取代了王羲之的地位，到了后世书家无不师颜的地步，传世之作甚多。不一一。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人。他幼年好学，十二岁即能吟诗作文，被誉为“神童”。宪宗元和初年近士。晚唐时，柳公权创立新体，世称柳体。唐楷发展到柳体，“尚法”也在到了极至，是唐法实践第一成功者。无论结字还是笔法，皆和规中矩，骨力洞达，与颜字并誉为“颜筋柳骨”。后人习楷多以柳体入门。其代表作《玄秘塔拓本》，《神策军碑》等十余种，皆为楷书，被后人誉为楷书的经典。

二“颠张醉素”狂放书迹的尚法基础。

    唐代书坛，与精严整饬的楷书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张旭、怀素的狂草书体。

    张旭，字伯高，苏州吴人。精通楷法，尤其以草书最为知名。相传每嗜酒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作字。或以须发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奇，不可复得。世呼“张颠”。张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得其法，闻鼓吹而得其势，观公孙大娘剑器舞而得其神。其草书之癫狂，逸势奇状，连绵回绕，怪怪奇奇，实超出二王畦畴。与张芝、王羲之同为后世草书之楷模。张旭把自己的精神与大自然沟通，把人的喜怒衰乐，大自然的草木山云融入笔墨，通过他颠逸狂怪的草书表现出来。他的草书真正达到了“外师造化，中得心的源”的境界。与李白的诗，裴昊的剑舞，号为“三绝”。诗人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到：“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张旭以草书名世，其正书亦能“楷法精祥”。草书“至纵”, 楷书“至严”, 皆能入妙。上海博物馆藏拓本《郎官石记序》是张旭传世的楷体孤本，原石久佚，全篇楷书疏朗淳雅，凝重闲和，风格似在欧虞之间。

    释怀素，俗姓钱，字藏真，长沙人, 善草书。怀素的狂草是继承和发展了张旭的风格。二人并称“颠张醉素”。怀素亦嗜酒，酒酣而书，飞动圆转，如骤雨旋风，虽有许多变化却不失法度。怀素的正书作品虽未见传于世，但从其曾为《孝女曹娥碑拓本》作跋这一史实看，怀素亦极为注重楷法的基础。传世书迹有《自叙》、《苦笋》等帖。

    有人说张旭、怀素如颠如醉的狂草，是对“尚法”传统的反叛，是久受压抑后的一种宣泄。我以为此论实为不妥。他们在书法中所表现出来的“颠”与“醉”实际上和其他书家一样，只是个性和审美观的表现。狂放之下其起落转折，抑扬顿挫丝毫不失法度。无论笔法墨法，还是结字、练行，没有丝毫的恣肆、妄为。处处体现着扎实的功力。就张旭而言，其颠逸的背后，有着深厚的尚法基础。张旭为陆彦远外甥，史载：  “彦远传父柬之书法以传旭。” 据此可知张旭初学陆柬之之法，而陆柬之师从虞世南，循法极严。观陆柬之《文赋》，可知柬之作书要求字字有来历，如集王字。张旭书法的师承源于陆柬之，由此可知其“楷法精详”的原由了。非但“楷法精详”的基础没有禁锢张旭的豪放个性，反而给他的个性表现以极大帮助。使其如虎添翼，他的草书正是有精严的楷法基础，所以，他的字虽奇趣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合规矩，故有人说“张颠不颠”。《新唐书·二０二·张旭传》：“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

    总之, 唐代是一个开明的时代。唐代书法艺术的“尚法”，并不排斥“表意宣情”, 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才会出现书法艺术“精严”与“狂放”两种风格形式并举的现象。有严有放，不仅体现了大唐的包容性, 同时也反映出大唐的气度和气魄。严得谨，放得狂。严不失雅，放不流俗。这是唐代书法的整体面貌，不仅张旭如此，颜真卿、怀素、柳公权等都是如此。这一点, 唐代书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由此我想到，我们当代书坛的一些作品，狂放有余而失于法度，那么这种狂放就成为“放肆”了。

三、尚法的现代意义

    中国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抒情方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书法”二字最早出现于孔子《左传》，但指“文法”之意。在《南史·周朗传》中，有述“书法”之事，而未有其辞。“书法艺术”的提出是在唐以后。

    书法艺术是研究汉字特有的书写方法及法度的学问，是对中国汉字作各种美化的规则和法术，是基于“汉字”的艺术。书法之法，实有二意。其一为法则，其二为法度。因而书法不能离开汉字去空谈，也不能不要方法，背离法度地妄为。

    唐代的尚法，不仅为汉魏晋以来的书法艺术做了深入的研究、总结和发展，同时也为后世书学提供了“法”的依据。“学晋宜从唐入者，盖谓此也。”（《书林藻鑑·卷八·唐》）。“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所以，“唐尚法”对于我们今天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一）、现代书坛状况和一些问题

    八十年代中期部分书法好事者，在国外艺术思潮的影响下，打起了反叛传统的旗帜。成立了“现代书画学会”，并于一九八五年十月在北京美术馆举办了“现代书法”首展，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举行了二展。自此当代中国呈现了所谓“现代派”、“创新派”、和“传统派”、三种书法并存现象。研究传统者为传统派。这当然是书法的主旋律。

    所谓“现代派”，就是反叛传统，不要法度，甚至背离开汉字的“黑白图象”只不过是在工具材料上沿用书法的工具和材料，近似西方抽象绘画或黑白平面构成。

    所谓“创新派”，就是不愿受法度约束，求新、求怪的墨迹。这类作品，一般有以下几个特征：用笔，不讲究使转，无提按顿挫，不以楷法为基础，而是追求线条的变异、离奇：用墨，以干笔，焦墨为主的“纸墨效果”；结字过分强调疏密；章法追求表面化，作效果，或涂抹，或勾画……。近来，有的作品故意把字写得很奇怪而且冲出纸幅，强调所谓的“视觉冲击力”等，这种书风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创新派”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把“创立新面目”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今天创个新，明天旧了再创个新，因而有人称之为“流行书风”。我们不是不要创新，但不能不要法度，任笔为体, 聚墨成形。提个简单的逻辑问题：新就是好吗？回答当然是“不一定”因为“新”不等于“好”。那我们为什么只求新而不求好呢？你说不算，我说的也不算。因为“好”的标准只有一个。我们应该用历史的标准来衡量好与不好，这正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意义和重要性。

（二）“尚法”的现代意义

    前面谈到的“流行书风”之所以称之为“流行”，就是这种书风随时间的推移“一闪即逝”。在它最初示人时，能给人的只是新奇，除此无他。失去了法度就失去了依托，当然难以传之久远。我想这些作者对自己的“创新”都深存怀疑，不够自信，不然怎么能朝创夕改呢？好的东西会传之久远的，历代的名碑珍帖，为万世之楷模，为什么？因为它给予人的法度和艺术感染很多。所以说“尚法”是学书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学书者登堂入室的唯一门径。如欧阳中石先生所说： “得门循径可登堂入室，其要则在一法字。”

    “尚法”就意味着严格的继承，没有很好的继承作基础，就不能很好地出新,因为出新要有严谨的法度作保障。张旭、颜真卿等书家的艺术成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对书法艺术的追求不能只建立在“练字”的层次上，应把书法看成是一门学问，用“学书”的高度探寻书法的真谛。那么什么叫“学书”？就是学人家的，学好的，学习那些能传之久远的万世楷模。而且必须严格地学, “无我”地学，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继承传统”。的确，要用这个高度来要求自己，实在不容易。天地间任何可贵的东西都是难的。不是有个词儿“难能可贵”吗? 也正因为难得才珍贵。“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此话不虚。书学是一座宝山，学书就像进山取宝，关键在于如何取法。“尚法”是学书人取宝的秘笈良策, 而且“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尚法”不是目的，而是学书的手段和方法。尚法是为了更好的表意宣情，是为了更好的表达作者的审美情趣。没有“尚法”作基础，却想写成令人称妙之书，如何可能呢？《书谱》云：“况云积其点画乃成其字。曾不傍窥尺牍，俯习寸阴。引班超以为辞，援项籍而自满。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谬哉！”

    纵观历史，能以“无法”入书立身者，闻所未闻。以“尚法”入书而自立面目者不乏其例。张旭、颜真卿无需赘言，马宗霍《书林纪事》中所录，择录三则于此, 以资佐证：

    其一：（见卷三·四一）：“薛稷，外祖魏征家多藏虞褚书，故锐精临仿，遂以书名天下，学褚公尤精，可谓河南之高足，甚为时所珍，时称买褚得薛，不失其节。”

    其二：（见卷二·五三）：“唐彦猷询，尝得欧阳率更书数行，精思学之, 遂以书名天下，然非精纸佳笔，不妄书也。”

    其三：（见卷二·六二）：“虞仲房似良善篆隶，家藏汉刻数千本，心慕手追，尽得旨趣。”

    “尚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作为唐代书法特征是鲜明的，它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文化艺术，更多的是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先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如何对待今天的艺术思潮？“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我们今天该尚什么呢？

旧临《兰亭集序》 七张四尺宣纸竖用  此图为电脑拼接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