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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与守望  六世珍宝

(2008-12-12 11: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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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余年间,翁家的珍贵藏品刻上了帝师翁同龢典屋买画的痴心,也记录了导演翁万戈千里护画的执着  
 
   “这次展览的东西,最早的是我高高祖收藏的,到我就是六世。但绝大部分由翁同龢收藏,他是我的高祖,到我是五世。”年过九旬的翁万戈,是翁同龢家族珍藏的传人。12月10日开始,在北京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传承与守望——翁同龢家藏书画珍品展》让人们有机会一睹翁同龢这位晚清重臣的家藏珍品。

   翁氏家藏在学界享有极高声誉。以藏书而论,2000年翁氏藏书入藏上海图书馆之前,任继愈、张岱年、季羡林等12位国宝级学者联名上书有关部门,力陈翁氏藏书“其珍稀程度和价值超过美国所有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籍之和”。而翁氏收藏之精,在《清稗类钞》等史书中有所记载,北京大学国学专家袁行霈教授曾专门前往翁万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的家“莱溪居”,观赏这些藏品,而著有《傅山的世界》的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白谦慎更是对这些藏品激赏不已。
 
  此次翁氏家藏精品50件,大部分都是1948年以来第一次返回祖国,更是第一次与中国公众见面。当中最为珍贵的当属南宋宫廷画家梁楷的《道君像卷》(《圣祖降临图卷》),“以前的大文物鉴赏家谢稚柳先生,他认为这是世上仅存的,非常看重。”翁万戈介绍道。清朝画家王翚的《长江万里图》亦是一幅杰作,尺幅巨大,16米的长卷上描绘了长江沿岸风光。另外还有沈周、文征明、董其昌、朱耷等明清文人画家的代表作,以及文征明家书等文献。
 
  翁同龢:典屋买画今几人?
 
  翁氏家族在江苏常熟乃是世家,家族收藏最早始于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翁心存官做得很大,做到大学士。他有两个女儿四个男孩,第五个翁同爵,也做了很大的官,但是呢,最重要的是翁同龢,第六个儿子。”
 
   翁同龢身上有“叔侄状元两代一师”的说法。翁同龢自己自然是众所周知的状元、帝师。而翁万戈的亲高祖翁同书的儿子,也即翁同龢的侄子,也曾中过状元;而“两代一师”说的则是翁同龢的帝师之职。他从在任上病故的父亲翁心存手中接过该职,“当时慈禧太后说要一肩挑,所以翁同龢就接下父亲的职位,教同治。同治死后就教光绪,一直教到他被罢免”。
 
  近代史上,翁同龢位高权重,历任刑部、工部、户部及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最后授协办大学士,经历了中法越南战争、甲午之战,后来是光绪维新的重要参与者。
 
  而翁同龢的书法在当时就已非常闻名,他对文玩的鉴赏和收藏,也颇为精通。“虽然政务繁忙,还时常忙里偷闲,到厂肆猎珍。”他亦有记日记的习惯,坚持记了四十六年日记,一日不辍。从史料上来说,这些日记固然是那个大时代最核心的旁观记录,但从文玩收藏品鉴而言,亦是第一手最珍贵的材料。翁万戈记得日记上写到梁楷《道君像卷》的来历,“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三日(1897.10.28),‘沪客持书画来售,有梁楷白描天尊,松雪画黄庭经合装卷子,陈老莲画水浒三十六人,皆精。’”这幅画成为翁氏家藏中唯一的宋画,也是现世仅存的梁楷早期作品。“他也有收藏奇缘,从被赐死的怡亲王府中流出的宋本《集韵》,我的亲高祖同书极力求购未果,但最后流入了翁同龢之手。”
 
  诸多珍藏当中,翁万戈认为翁同龢最满意的是王翬的《长江万里图》长卷。“日记详细记载,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875.5.1)在厂肆见到,因为索价千金未得;后贾人送来,越看越美,于是回到博古斋去讲价,出三百,店家不卖。一共四天,他留在手中欣赏,可是在取走的时候,店里说非四百不可。”最终过了一月,翁同龢将准备用于乔迁新居的银两,用来买《长江万里图》,在此卷木匣盖上,他题诗一首:“长江之图疑有神,翁子得之忘其贫。典屋买画今几人,约不出门客莫嗔。”
 
   翁万戈:千里护画梦萦回
 
  要说这些收藏如何在一个大家族中传到翁万戈,是一个漫长的故事。经历几代过继,“1918年我出生,是第三个儿子。我过继的父亲,即我亲伯父看到我刚生,他回去跟太太说,如果我们非过继不可,我要第三个小孩。”于是翁万戈最终过继到了翁同龢这一支。作为这一支的继承人,虽然长居天津并且在天津、北京上学,“常熟这边一旦有了婚丧嫁娶,我一定要回来,所以常熟的祖屋綵衣堂,我其实很熟。”
 
  翁万戈成长的时代兵荒马乱。他1岁多时,过继父亲去世,他正式成为翁同龢一支的继承人,“从法律上说,那些东西就归我了,不过事实上还是我的过继母亲在照看。”这些珍藏并没有留在常熟,“军阀时代太乱,天津离英租界近,相对比较安全,所以都放在天津。”
 
   这些珍藏静静呆在天津的时候,翁万戈经历着那个时代所有人都经历的事情:五四运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1938年他离开上海,去了美国的普度大学,在美国一呆10年,结婚生女,从学工科改成学电影,变成了一个拍教育片的导演。直到1948年回来,他才第一次亲手接触这些珍藏,而这一次,是要将其中的珍品带到海外保存,远避战火。余下的很多藏品,解放后,都由翁家捐献给了中国国家图书馆。
 
  他从天津出发,坐着开滦矿务局的煤船,“东西都在船上,煤船只有两个舱,一个舱是船长的,一个客舱就是我的。”到了上海,他们目睹了金圆券的恶性通货膨胀,“好在手里还有美圆支撑。我们坐的是西北航空公司最后一班航班。”而东西,他包装好了托给美国的一个航运公司,“那些大长卷没法在飞机上带,只能海运。”他伸开双臂,比划着,“用毯子包起来能像卷起来的地毯那么大。”
 
   船很慢。他们1948年11月20日左右到达纽约,而船运的东西则要到12月才有消息。“等待的时间,我的老伴儿睡不着觉,她后来着急到什么程度?连我也睡不着觉了,天天在说,那船怎么还不到?好像传染病一样。”终于等到海关通知,让他们去开箱检查,两个人都如释重负。“纽约有个很大的、专门储藏艺术品的公司,所有大画家、古玩的商人都在那地方储藏。我就租一个小房间。整个楼都做了防火防盗防水,自己有钥匙,很保险,费用贵得不得了。这批文物就在库房里呆着。”这一放,就是30年,直到他们搬出纽约,搬到现在居住的地方,“我自己设计修的房子,有很好的设施放这些东西。”
 
   这批珍藏第一次与公众见面,是在2007年的波士顿,做了六代收藏展览,“那时正好世界艺术馆的王立梅馆长和嘉德的王燕南总裁都在,她们就想把这个展览搬到中国。”此前,翁万戈将一批藏书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王燕南三次到我家去,我说这是三顾茅庐。我说绝对不拍卖,这是一个整体的,这是翁氏收藏。”
 
   然后,便是此次在世纪坛世界艺术馆的展览,从离开到归来,暌违60年。
 
  “我想我们之所以能够六代传下来,实际上是我们家教的问到。我们家里头教育比较古,比较老式。”翁万戈认为,家族文脉对这批藏品的保存大有影响。而当被问到,此后对藏品如何打算时,他回答道:“翁家的习惯:家藏就是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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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万戈,教育电影导演,曾拍摄过《中国历史大系》、《中国书画》等教育电影,被林肯图书馆及全美诸多高校收藏并作为教材。亦专于中国艺术史研究,撰写过英文的《故宫博物院》等著作。少年时曾是天津和上海知名的漫画家,老年在美国接手华美协进社 (China Institute)担任社长,为中美文化交流贡献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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