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唐设在滇西的姚州都督府（今楚雄的姚安县）南诏王阁罗凤率妻女赴成都会议，途经唐设在滇西的姚州都督府（今楚雄的姚安县），姚州都督张虔陀侮辱阁罗凤的妻女，又向朝廷诬告阁罗凤谋反。引起阁罗凤极大愤慨遂举兵攻陷姚州。这就是唐朝与南诏之间的“天宝战争”的根由。

公元751年（天宝10年）唐军8万多人由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领进攻南诏。为了抵御唐军的进攻，阁罗凤向吐蕃求援。双方在西洱河（今大理市下关镇至凤仪镇之间）决战，唐军被南诏与吐蕃的军队打败，被俘被杀6万多。鲜于仲通只身逃走。阁罗凤从此投靠了吐蕃，南诏割据局面形成了。
公元754年（天宝13年），唐朝权臣杨国忠认为，南诏小国还打败了鲜于仲通的8万雄兵，对唐朝是一个极的大耻辱。杨国忠又下令强行征发20万士兵，派新任姚州都督府李宓带兵征讨南诏国。
李宓到宰相代国公郭震字元振（河北武阴县人）恩师处辞行，并请教方略。郭元振勉励李宓以诸葛亮七擒孟获之法，攻心为上，并推荐从家乡怀着父亲的亲笔信，到长安（西安京城丞相府）找伯父郭元振的侄儿郭仲翔，郭仲翔文武双全，正是找伯父求职来的。郭元振推荐给李宓，李宓以丞相之份，把郭仲翔用作行军判官。誓师后，唐军行军到剑南地方，又有郭仲翔的同乡吴保安，任东川遂川方义县尉期限已满，来信请郭仲翔推荐从军效力，李宓经郭仲翔说情后，复信起用为营记（军营中的文秘）。
　　这时报到南诏军队已逼近姚州内地，李宓令唐军日夜急行到姚州，正遇南诏军队哄抢财物，毫无战斗准备，被李宓下令一战，南诏军队败退50里到元谋县界。行军判官郭仲翔建议：班师回姚州，然后派人先播将军的威德，招彝白兵民，使其内附；且不可深入其地，以免中南诏的奸诈计。李宓不听，还说敌人已丧胆，要扫清各溪洞，不在此时待何时？拔寨行到乌蛮（今天的彝族）界上，只见万山叠翠，草木蒙茸，正拟退到平衍处屯扎，寻找土人问路时，被洞主帅阁罗凤带各蛮酋兵如飞地穿林渡岭而来，用百发百中的木弓强驽药箭围住李宓军于太和城附近决战。唐军遭惨败，主帅李宓因作战失利，自愧不如，从今天的下关镇西洱河天生桥处跳水而死（1800多年前的那里也曾经是孟获最后被擒住的地方，现还保存有元明时的凤仪牧手书的“诸葛亮七擒孟获”碑一通）。

 “天宝战争`”的失败，沉重打击了唐朝的统治政权。不久安禄山、史思明等在北方发动了“安史之乱”叛乱，唐朝日益衰落。南诏打败唐朝以后，利用战俘唐军汉人中文化较高的人材，在各方面传播培育南诏土著民族，在文化、医学、军事、种养业和冶炼、政治等方面得以较快发展，国力逐渐强大，接着便四处用兵，向周边地区掠夺财物，扩张土地，使南诏的疆域东接贵州、广西，北抵大渡河，南至越南、缅甸边界，西部与古代印度为邻，面积达到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强大国家，今天的云南全省都在它的统治之下。
南诏的文化经济通过“天宝战争”以后，大量的“巧儿女工”被掳为南诏各部落首领的奴隶。他们为南诏带来了汉人先进的各种文化技术，连当时南诏使用的公文和各种文章图书都使用汉文。有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在南诏还做官，例如，郑回原是唐朝西泸县的县令，战俘后做了王子的教师，后来升为清平官（南诏的宰相），再后来，他们对南诏与唐朝的和好作出了重要贡献。
　　公元794年，唐德宗时，阁罗凤的孙子异牟寻经不住吐蕃的压榨，派遣了三支使团途径四川成都，叙府及海路，带上了丝绸（代表了南诏象丝绸一样温顺），黄金（心向金子一样赤诚）和当归（应当回归），与唐朝修好。公元794年，南诏与唐朝订立的“贞元会盟”在点苍山达成，唐朝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唐与南诏重新和好。南诏从建立于公元655年到公元902年终，共247年。南诏与唐朝保持了247年的友好关系，主要途径关系的好坏都产生于姚安。
 大将李宓死后，南诏军队将其尸体打捞起来，按其遗嘱（当时李宓带兵到斜阳峰对面山头，看到紫气东升，意为祥瑞之气，便写信告之唐王，如果攻下南诏，他便在那里建盖行宫，并让李隆基封他为云南王）将其埋葬在今天的苍山最后一峰斜阳峰将军洞，供奉为大理市内的中央本主，永世受白，彝民族朝拜（下关斜阳峰将军洞，埋葬李宓的地方）

姚安在南诏时期，地处唐朝与南诏的边境，是互相通往的门户，因此，南诏与唐朝的友好关系决定于当时的地方官员，而不是朝廷官员单方面。正是“一足之疾，丧数尺之身。”“一只蛀虫，能沉世轮。”是我们后人值得以史为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