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省戏曲专家高翔、知名导演王文华赶赴谷城，与谷城的湖北越调剧团一起，专门就艺术研究所所长任晓云整理改编、我市戏曲音乐家范光珠老师作曲的传统湖北越调小戏——《琴房送灯》进行研讨。

    高翔现为武汉市艺术创作中心地方戏研究工作室主任，在戏曲研究和创作方面都是省里的权威。王文华为武汉市楚剧院院长，他导演的戏多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和文化大奖。让人欣喜的是，高翔等人不仅对《琴房送灯》这一传统湖北越调小戏给予了极大帮助，对此次湖北越调的理论研究也很有热情。

  目前，襄阳市艺术研究所聘请了省内外对湖北越调研究有成就的专家、教授，和本所专家、谷城县群艺馆共同成立了湖北越调研究小组，将从湖北越调的史料搜集、音乐收集整理、表演及演出形制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研究，并将这项研究申请国家课题研究项目。

     那么，湖北越调从何时源起，又何时沉寂？它和其他地方戏曲，尤其是河南越调有何分别？这本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领域，笔者对戏曲一直停留在外行看热闹的阶段，无法说清其中的“门道”。然今日仍不揣谫陋，只希望有更多襄阳人能知道湖北越调，进而认识到湖北越调的保护与传承对襄阳的价值和意义。

                     大越调原为“襄河调”

      湖北越调，是鄂西北的地方戏曲剧种。当地群众喜称为大越调，汉水的襄阳与老河口之间的一段，俗称襄河，所唱越调最为著名，故又称襄河越调。又因唱腔高亢，尾音翻高，也称高腔越调，而称越调皮影戏所唱为“平腔”。（王俊、方光诚《湖北戏曲声腔剧种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96年6月）

     从这段对湖北越调的定义可以看出，湖北越调的兴盛主要是在襄河一带。关于湖北越调形成的具体年代，目前尚无定论。我市戏曲专家董治平曾在他的著作《半本文集》中，引用了1956年还健在的湖北越调艺人胡金山的说法，称明朝末年，李自成以同州梆子为军戏。义军屯集襄阳时，同州梆子便在襄阳传开，后逐渐演变为湖北越调。此为一说。但据任晓云女士介绍，此次高翔等专家来襄阳，从更大的视野，综合各种历史、文化等因素，认为湖北越调的源起时间要比李自成屯军襄阳时早得多。

     目前，戏曲界普遍认为湖北越调是山西、陕西的梆子腔流传到鄂西北后，与本地的民间音乐相结合后所产生的地方戏剧种。从现有资料来看，湖北越调曾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剧种。民间也至今仍流传有“一清二簧三越调，梆子跟着瞎胡闹”之说，据说是当时陕南与湖北交界地区群众喜看清戏、簧戏和越调，不爱看梆子戏，故说是瞎胡闹。这说明越调当时被认为是“正宗”的大剧种，它行当齐全、基本功讲究，程式完备，剧目众多，名艺人辈出，流行地区也很广。湖北越调兴盛期演出班社多集中在谷城、光化、襄阳一带，清咸丰年间有二三十个班社，而且规模都很大。

     据有关资料显示，湖北越调班社到晚清时开始没落，规模逐渐缩小，艺人兼唱数角。建国后，由于湖北越调的声腔艺术发展滞后等原因，除谷城石花镇、老河口马家岗等地还有半专业的剧团演唱越调外，其它地方几乎没有越调的踪影了，仅剩下一些皮影戏还在演唱越调。到上世纪70年代时，业余剧团其本上是越调、曲剧一起演。从此，湖北越调在襄阳人的记忆中渐行渐远，并一度面临消亡的境地。

                     此越调与彼越调

    称为“越调”的，还有河南越调，又称小越调。两种越调虽然同名，但其声腔及各种规制等有很大不同。河南越调在清朝乾隆年间已在河南南阳一带流传，至咸丰时已流传到邓县、禹州、许昌、郑州、商丘、周口一带。它以河南文化为基础，在方言、音乐旋律和各种规制等方面与豫剧相通。而湖北越调从声腔、剧目、语言、地理人文等方面，与昔日秦腔、山陕梆子关系密切，曾流行于湖北所谓“上五府”的襄阳、郧阳、荆州、宜昌和“下五府”的安陆府和德安府以及豫南邓县、南阳、唐河一带，群众基础最为深厚的地方当属整个襄阳地区。两种越调虽有交叉传播的区域，其承载的文化也大不相同。襄阳处于南北交替的“咽喉”要地，因而湖北越调自然担负了文化转替的历史任务，使山陕文化为湖北文化所融合，形成“西皮腔”，并合流于湖北本体曲调之中；同时，也将湖北文化传播出去。而河南越调不承担南北文化的转化任务，传播方向也不是对外辐射，而是朝省境内聚流，最终成为河南三大剧种之一。

     目前戏曲理论界普遍认为，湖北越调的形成时期要比河南越调早，影响更大。湖北越调对汉剧和京剧的形成都有影响，并与“襄阳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投入《中国戏曲志·湖北卷》编纂工作的戏曲专家王俊和方光诚认为：“湖北越调流行之所，且为襄阳腔形成之地，所以说湖北越调与山陕梆子有渊源流变关系，且可能为山陕梆子流变为汉调西皮的过渡声腔”；但也同时指出：“其声腔剧目、角色分行、胡琴定弦、唱腔韵味又与汉调西皮十分相近，疑即襄阳腔”。持同样态度的还有杨铎：“湖北的越调，那更是与汉调的西皮，有着渊源的关系”（杨铎1981年《汉剧史考》）。

     两种越调的兴衰命运也大不相同。湖北越调在建国后日渐式微直至沉寂，而河南越调这个小越调却得以顽强生存至今，以致现在很多襄阳戏曲爱好者只知河南越调，而不知湖北越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和尴尬。

               让“休眠”的大越调重现生机

   尽管湖北越调已“休眠”多年，但我市戏曲理论界从未停止对这一剧种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前几年，谷城县文化馆找到了两位还能唱湖北越调的老艺人，如获至宝，遂开展了一系列对湖北越调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并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市著名戏曲专家李大庆老师在获知这一消息后，多次前往谷城，与谷城湖北越调剧团合作了新型湖北越调曲目《打金枝》选段。此次，市艺术研究所又与省里戏曲研究、导演方面的一流专家进行合作，一方面是想在舞台上立一台湖北越调的节目；另一方面是想进一步借助优势力量对湖北越调从理论、音乐研究到剧目搜集、整理、创作方面进行深度挖掘，以期能让湖北越调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沉寂后再次“复活”。

作为一个已经断代的剧种，湖北越调的复活对于襄阳的价值究竟何在？任晓云说，挖掘、恢复、传承襄阳特质的优秀文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坚守根脉、不忘源流，找到“文化立市”的源头和方向。湖北越调作为地方戏，蕴含了一个地方的文化记忆，是一块丰富的文化宝藏，而且它对汉剧和京剧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堪称汉剧与京剧的“鼻祖”。目前，国家对地方戏的挖掘、恢复都非常重视并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因此，系统研究整理湖北越调，对于提高襄阳的知名度、美誉度，确立襄阳戏曲文化在全国的地位都有很大好处。

     而就现实价值来讲，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外地人到这个地方来，就是看你的特色，看你独有的东西，生于厮盛于厮的地方戏无疑是一个地方独有的文化资源，是地方文化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所在。今年的诸葛亮文化旅游节开幕式之所以大受好评，就是因为里面融入了很多“襄阳元素”，其中就有包括李大庆老师在襄阳花鼓戏基础上改编创作的《楚韵新风》。其实，襄阳花鼓也曾消亡多年，但经过襄阳市艺术研究所同仁的努力，尤其是李大庆、王瑞国在舞台上立起了《宋玉悲歌》，通过一台戏，拯救了一个剧种，活了一个剧团。

       不过，想让湖北越调再度“复活”，仅靠几个人、几个机构的力量远远不够。这里不仅有大量的基础工作要做，还需要来自方方面面的重视与扶持。

       我们衷心地希望，湖北越调能再度在襄阳大地唱响，并焕发出新的艺术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