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独秀对沈尹默书法的批评，坊间的描述大多如下：

陈独秀以专家的眼力对沈尹默的尖锐批评，令后者倏然警醒，沈尹默从善如流，发愤异常，一改习气，终成大家云云。

沈尹默《书法漫谈》里也谈到这段往事：

二十五岁左右回到杭州，遇见了一个姓陈的朋友，他第一面和我交谈，开口便这样说：我昨天在刘三那里，看见了你一首诗，诗很好，但是字其俗在骨。我初听了，实在有些刺耳，继而细想一想，他的话很有理由，我是受过了黄自元的毒，再沾染上一点仇老的习气，那时，自己既不善于悬腕，又喜欢用长锋羊毫，更显得拖拖沓沓地不受看。陈姓朋友所说的是药石之言，我非常感激他。就在那个时候，立志要改正以往的种种错误，先从执笔改起，每天清早起来，就指实掌虚，掌竖腕平，肘腕并起的执着笔，用方尺大的毛边纸，临写汉碑，每纸写一个大字，用淡墨写，一张一张地丢在地上，写完一百张，下面的纸已经干透了，再拿起来临写四个字，以后再随便在这写过的纸上练习行草，如是不间断者两年多。

两三年后，又开始专心临写六朝碑板，兼临晋唐两宋元明名家精品，前后凡十数年挥毫不辍，直至写出的字俗气脱尽，气骨挺立。.

所以有观点以为， 陈仲甫先生的评价只是针对沈尹默早年尚不能悬腕且习气较重时的字说的，沈尹默惨淡经营、苦心孤诣，终至于俗所尽脱，后来写的字自不在陈仲甫先生批评的范围之内。

事实并非如此。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陈沈二先生避地入蜀，陈仲甫先生寓于江津，沈尹默在重庆，两先生多有唱和。与在杭州时“酒旗风暖少年狂”的诗酒豪情不同，此时老病干戈，多了些“垂老文章气更卑”的感慨。

陈仲甫先生并不知道沈尹默的住处，唱和常常交给沈的学生台静农转寄，在与台的信中写到：

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

不知沈尹默读到“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这样的评价后心里是怎样的滋味。不过聪明如沈尹默，应该能想通正是两人对书法的理解不同，追求不同，才导致了评价不同。

陈独秀明确反对死学二王，就沈尹默学二王一事在信函中提出他的看法：“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

陈仲甫先生的书法是碑帖结合，汪洋闳肆，众体兼备。我们今天所见的陈氏翰墨中，以书札、诗稿为多，其中大多为率性而作的狂放大草书，铜板铁琶，大江东去。台静农后来撰文回忆说，独秀早年用功于篆字，当年曾以行草写赠他的一幅四尺立轴，“体势雄健浑成，使我惊异，不特见其功力，更见此老襟怀，真不可测。”陈在《实庵自传》中回忆：“至于写字，我喜欢临碑帖，大哥总劝我学馆阁体，我心里实在好笑，我已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习那种讨厌的馆阁字做什么!”在日本留学时，人们即说他“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陈独秀在1918年写过一封公开信，发表关于美术变革的看法，刊登在《新青年》杂志。在信中，陈独秀竭力反对“复制古人”，认为那不是传统的精华，鼓吹“扬州八怪的革新精神”。

与此相对，也许是天性使然，沈尹默虽然在书法上作过碑方向的努力和突破，但他成就最高的还在帖学之内，台湾大学教授傅申先生在《民初帖学书家沈尹默》一文中说“楷书中我认为适合他书写的，还是细笔的楮楷，真是清隽秀朗，风度翩翩，在赵孟頫后，难得一睹”，可谓的论。

而关于前辈胸襟，关于沈尹默到底有没有因为陈的批评而与陈交恶，有没有在1919年同马叙伦暗中“捣鬼”（胡适主持北京大学，翻阅汤尔和送来1917年至1919年的材料，看到1919年3月26日夜开会免除陈独秀文科学长之事，仍怪罪汤尔和，附记云：“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甚至中国近代史有没有因为陈的这一句批评而改写，则是文外之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