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居闹市无人问的古迹——吕祖堂

上了酒店门前的出租车，司机师傅一听我要拜访的地点吕祖堂，就笑了。“很少有人去那儿，我打小就住附近，不过从没进去过，那都是老人们聊天晒太阳的地儿。也不知开放没有。”吕祖堂，是清代供奉吕洞宾的道观，义和团兴起时，著名的“乾”字团首领曹福田便驻扎在吕祖堂。曹福田带兵攻租界，烧教堂，清直隶总督裕禄准其在吕祖堂设立总坛口。去这个地方，只是想看看义和团，这个如今只在纸面和电视上存在的集体身影，他们，真实的陈迹。

寺庙的门口，几个大爷在悠闲的聊天。从他们的神态看，这似乎是他们每天生活的常态。这里并不是成熟的旅游景点。司机师傅和我说，“我等你会儿，估计你一会就待出来。”看来，他笃定认为这是个寡然无趣的地方。

吕祖堂的门前，是一个新建的小广场，广场东侧立着一个义和团团民的群塑。我无意流连，直接走进庙门。门房是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一张带着市井味道的本地人的脸，让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相声里说的邻家二哥。我问这个博物馆是否免费？他操着一嘴流利的天津口音，“我跟你说，就算市长来他到我这也待买票！”

一进院便是供奉吕祖的大殿。两边的墙上还嵌着几块石碑，我走近辨认，都是清代以来与修庙有关的石碑。上午的阳光透过院中的树梢打落在墙壁上，折射在石碑和墙前车棚里停着的几辆自行车间，光影的跳跃中，沉睡的历史也带上了些市井烟火气息。

在相对冷清的古迹中游览，是个很惬意的事。没有了大批的游客，相机的取景也不成问题。唯一要提高的就是摄影的水平了。向后院走，沿路边摆放着许多石刻文物，有寺庙、会馆的碑刻，也有商铺的牌匾。天津市红桥区文物普查队设在西侧的偏殿，这里的院落也成了他们的文物库房。后院的二进殿被辟为义和团运动的展室。展览的风格和泛旧的布景，足以令人相信这还是属于上世纪建馆初期的展览，二十几年来维持原貌。如果再有几十年不变，这些老旧的展览也可以作为一种文物了。这样时间久远的展览在津城也非此一家，我在天津戏曲博物馆也看到了同样的光景。这让人想起冯骥才先生的话，他说博物馆是改革开放的盲点。其门可罗雀的原因，要多从自身找原因。

展室门口，陈列着大刀、长矛之类的旧日冷兵器。从它们的锈迹斑斑中，可以体味到百年前义和团民的那种勇武、鲁莽、无畏……，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很难想象他们真的会持着这样的武器和西洋军队作战。但是带着集体性的歇斯底里、戏剧表演化的情绪，对神灵附体的笃信、对敌人的无知，他们会义无反顾。

义和团，早已被脸谱化了，他们可以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象征，也可以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这都是附会在他们身上的色彩。

十多年前，天津城东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曾对来访的调查者说，当年的姑娘们，甭说拿刀弄杖，就是披红戴紫，去大街上走一走，都不准许。女孩子都裹小脚，就是为了不叫他们随便走出闺阁。乡间的女孩子也是不准到处乱跑的。这就逼着闹红灯照的姑娘们，顶着神佛的名义，自称仙姑。那时的人都迷信，没人敢阻拦神仙的举动，反而宠信她们。中国女子在以凡人的面孔公开露面之前，先是扮作神仙。可见，这昙花一现的红灯照，不能简单的斥之为迷信愚昧，其中还孕育着历史进步的基因。

无论是什么样的历史逻辑，都是逼着我们从他们自身的角度思考问题，理解过去的人们。义和团民多半都是为了讨生活。干旱、洪灾、饥饿，在死亡线上挣扎，让他们脱离了日常生活的轨道，成为无所事事的流民，继而成为团民。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神灵附体在义和团民中的盛行，部分依赖于饥饿所产生的幻觉。当一群吃饱了的后世人坐而论道谈迷信与否的时候，很难理解极度的生存危机下那种病急乱投医的狂乱行为。

所以，面对义和团的陈迹，有些叹息，更多的是庆幸，生活在没有战乱，没有饥荒的年代，顶多喝点毒牛奶，顺着尿道也就出溜了。

都说，近代百年看天津，这多是指五大道、意式风情区这样的西洋建筑而言。在人们品咋洋楼味道的同时，想必都会艳羡昔日居者奢靡浮华而又私密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对“寓公”生活的向往。

从五大道的熙熙攘攘，到吕祖阁的门可罗雀，我们观者的记忆总会过滤掉令人不快的情感经历，而向着能勾连上我们生活理想的场景逼近。

但吕祖堂及其代表的义和团，也是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同样成为了津城近代史上不可或缺的场景，值得我们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