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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老家

(2018-02-11 10: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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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长棉布裙

                                                       年在老家


                                                 年在老家

一进腊月门,大人们的心,就慌了。

父亲说:“穷汉着了急,一天一个集。”我很纳闷,既然是穷汉,怎么会有一天一个集的奢侈?母亲笑了:“就是因为穷,才今天买一点,明天买一点。若是有钱,可不一趟就买全了?……”

于是,自视为穷汉的父亲有点赶集上瘾。他初五刚去赶了管公集,初六就又去赶十字路。父亲骑着他锈迹斑驳的大金鹿,一个集接一个集的忙年。那辆破旧大金鹿的前把上,挂着一个黑色皮包,上面写着“北京”字样。上集的时候,皮包瘪瘪的,天傍晌,父亲回来了,皮包也还是瘪瘪的。翘首以待了半晌的弟弟颇为失望,但还是从扁扁的皮包里,翻出了几颗糖。有花生的,有高粱饴的。

此时的母亲,正趴在鏊子窝里摊煎饼。她的脸被热鏊子熏得通红,头发上也沾了不少的草屑,一桶糊子已经见底。刚刚放学的我和姐姐,在鏊子旁边候着,母亲要给我们,摊一个面煎饼。

面在那时候,并不普遍。而能在母亲摊煎饼的时候吃上一个面煎饼,就好比现在的儿子,能在进城的时候,吃一顿麦当劳。

面煎饼摊出来了,母亲用掏灰耙掏着鏊子窝,然后就像变戏法一样地,从里面翻出一个闷咸菜。我和姐姐一人掰了一小块,咬一口煎饼,再咬一口咸菜。那个香啊,让一向喜欢舞文弄墨的我,理屈词穷。

腊月里的煎饼是要摊好几顿的。母亲今天摊了,晚上就又开始为明天的煎饼准备。她泡了瓜干,泡了玉米。那时候晚上停电是常态,母亲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先把白天摊的煎饼一张一张揭开、叠好。它们厚厚地摆满了一个大盖垫。

煎饼叠完了,母亲开始切瓜干。一页一页的瓜干被切成小小的四方块,它将和泡软了的玉米一起,在明天早上,被母亲送进磨盘。在旁边写作业的我,眼皮开始打架,但母亲好像从来都不困,她不发一言地低头干活,刀与案板发出的“哒哒”声,是我童年梦乡里最有节奏的行板。

两顿煎饼摊下来,母亲腰酸腿疼。她拂掉头上的草屑,说:“过年就这两顿煎饼了,过了年,再摊。”

“腊月十五了,真急躁人啊。”奶奶说。她敦促爷爷杀了鸡,做过年必不可少的蒸鸡白菜。

鸡是自家养的。爷爷蹲在屋门口,用刚刚磨好的刀,对准了公鸡的脖子。奶奶在一旁念念有词:“公鸡公鸡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

奶奶烧了热水,给公鸡拔毛。公鸡的毛很美,它们五颜六色。杀完鸡的爷爷就用这褪下的毛,重新勒了鸡毛掸子。也给家里的风箱,添了新的动力。

有时候也杀母鸡,我那时必定会蹲在一旁,看鸡肚子里那些未成形的蛋。它们又小又黄,连成一串。奶奶说:“可惜了,还有这么多……”

爷爷去院子里拎白菜,我在后面跟着。我就喜欢看白菜们,在太阳地里晒着。白菜是自己菜园里种的,一个冬天里,我和爷爷要把它们从菜窖里搬出搬进的好几回。那时候的白菜,真白。叶子卷得也紧,它们一棵挨一棵、一棵摞一棵地码在墙根下,很有滋味。但每一次搬,总要有一些叶子烂掉,于是白菜一天天瘦下去,令人心疼。

蒸鸡的白菜,是一页一页完整放上去的,不需要切块。等做熟了,等端上了桌,再用筷子一根一根地划开来吃,这样的蒸鸡白菜,味道正宗。

奶奶的蒸鸡白菜出锅的时候,远处集市上的鞭也炸响了。而还没有放假的我,等一场考试等得心焦。考完试才能放假,放了假才能过年。而过年的考试,无论成绩好坏,老师和家长,都不会有过多的责怪,即便是再烂的成绩单,大人们也会说:“别说孩子了,大过年的……”

过年真好。连考试,都是不用怕的。姐姐的羊角辫于是撅得更高,一向不喜欢学习的她,脑子里就剩过年这一个概念。她对母亲说:“今年我要穿喇叭裤,和隔壁五奶奶家三姑的一样。”我也在旁边帮腔:“就是,别再做那么肥的裤腰。”隔壁家的三姑,那时候是我们心目中最美的姑娘。她穿的那条草绿色的喇叭裤,屁股绷紧,可不像母亲为我们做的学生蓝,又肥又大,无型无款。

终于放假了。远处集市上的鞭炮每天都在响着。它炸得我们的心,乱乱的。我们热切地盼望着腊月25的到来。小时候的集,于我而言,就只有这一个。

早早吃了饭,父亲推出了他的大轮车子,载着弟弟。姐姐骑小轮的,载着我。小轮车子用绿色的塑料皮缠着,走在街上,很是拉风。

腊月的集,人比货多。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我最大的兴趣,不在吃喝,而在那些花花绿绿的年画上。我总是一个摊子一个摊子地看下去,一张不落。那时候的年画,有一种叫联画。我们土话说,叫“一联”,其实就是图文并茂地讲了个故事。两张一联,一联一个故事。多是古装,也有现代。我喜欢这些故事,觉得蛮有滋味。我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才将手里已经攥出水的那些毛票,交给小贩。

而那些单张的年画,则多是当红的演员。那时候村里没几台电视,但露天电影的放映很是经常。有《小街》,有《牧马人》,有《人到中年》,还有《垂帘听政》。那时候小,只觉得热闹,并不很懂。现在想想,部部经典。于是那年画里,就有张瑜,有郭凯敏,有陈冲,有达式常。他们都笑着,却很端庄,绝不袒胸露乳,搔首弄姿。

集上的人可真多啊,我和姐姐走散了。但,不着急。中午的时候我们会去姑姑家集合,因为我们的自行车都放在她的家里。姑姑的家属于镇街,这让年幼的我们羡慕至极。因为他们走着就可以去赶集,他们累了可以回家,而吃过午饭后,还可以再赶一次。腊月25的集,怎么也得在下午2点以后,才会陆续地散去。

父亲这次的任务非常艰巨。他要给我们姐弟三人,买过年的新衣。一直就觉得父亲神通广大,因为即便是那样贫瘠的岁月,他依然能在每年的大年初一,让我们姐弟三个从头到脚的,焕然一新。而买衣服的任务,也从来都是父亲的,在我的印象里,母亲可是从不赶集。无论平日还是过年,她都是安静地呆在家里。小时候,家乡对男人女人的称呼,都是“家里”或者“外头”。而“家里”指的是妻子,“外头”指的是丈夫。当时有些不知何意,现在想想,这称呼不仅传统,而且运用了“指代”的修辞。我们的老祖宗向来聪明,他们对生活的咂摸,总是精确得恰到好处。一向温良贤惠的母亲,只是默默劳动,不喜外出。

天很快就晌了,我们和父亲一起,骑车回家。我们的肚子很饿,但一进家门,就看见了母亲和奶奶刚刚蒸出的大饽饽。

那饽饽可真大,真圆,真香!今天的我即便搜肠刮肚,也依然找不出能够形容它的恰当词语。我不用就任何菜肴,就嚼得又甜又香。

像往年一样,奶奶还蒸了小刺猬、寿虫和面鸽,它们白白胖胖的,趴在传盘上。面鸽的头顶点了红红的胭脂,而小刺猬的眼睛,是用绛色的高粱粒做成。我是极害怕蛇的,但用面做成的寿虫,却没有一点骇人的模样,奶奶将它们放在仓囤里,说这样就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母亲和奶奶的饽饽一锅接着一锅,我和姐姐也跟着揉面。姐姐的手巧,她能学着母亲的样子把饽饽揉捏得有模有样,头儿尖尖,身儿圆圆,而它的底部,平滑筋道,不留缝隙。我却怎么也揉捏不好,那饽饽的底部,总是软塌塌的,不成样子。母亲说:“揉不成饽饽的人,将来主不了事。”老话说得真没错,如今长大的我,一直活得没心没肺,毫无谋略。

饽饽蒸了一整天。晚上的炕头没法睡了。奶奶撩起席子,说,“可别糊了。”果然,席子底下铺的麦草热得出了糊味,奶奶把它们推到一边,露出了滚烫滚烫的土炕。

腊月26了,父亲说今天扫屋。我们把家里的盆盆罐罐、桌子椅子统统搬到院子里,把空出的里屋从上到下、旮旮拉拉彻底清扫,然后,再把搬出的东西搬进去。这是我记忆里,最累人的一天。那时候的灶屋总是很黑,烟熏火燎了一年,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用绑了长把的笤帚,去清扫那又高又黑的屋顶和屋角。而父亲每过两年,就要把里屋的墙用报纸重新糊一遍。而我最愿意做的,就是帮父亲递报纸。我一边往报纸上抹糨子,一边看报纸上的字。副刊上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实在让人着迷。每每看得入神,却忘记了等在一边的父亲。但他并没有生气,他笑呵呵地看着我,眼神里满是爱意。
  
屋子焕然一新。桌子和椅子也被我和姐姐进行了重新的安置。从来就添不起家具的我们,只能用这样的方法,给年年岁岁花相似的屋子,增添一些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景致。

爷爷在堂屋里钉盖垫,绑笤帚。笔直的高粱杆,爷爷戴着牛皮顶针。“兹啦——”,我的心麻酥酥的,有些生疼。爷爷绑成的笤帚,大的可以扫地,小的可以扫炕。还有更小的炊帚,可以用来刷锅。爷爷捋捋山羊胡,做得慢条斯理。他的老花镜缺了一条腿,他用一根细绳绑了,艰难地挂在耳朵上。他穿着奶奶亲手缝制的大腰棉裤,他黑色小毡帽的沿上,泛着油光。他手上的口子裂得很深,但他似乎并不觉得疼,那一毛钱一管的“搓手油”,他可是从来没有用过。他背着做好的家什去集市上卖,换回的钱,他给弟弟买了炉打的火烧、炒熟的花生;给奶奶买了黑色的浅口鞋,那是只有裹脚才能穿的;还给他自己,买了一面很圆很圆的镜子。爷爷对着镜子,仔细地修剪山羊胡,镜子的背面,是一幅好看的花鸟。

奶奶说:“你个老来俏……”

爷爷说:“过年么……”

是啊,过年么。转眼,可就是三十了呀。

对联贴上了。“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前门增百福,后户纳千祥”。而门口的那棵歪脖树,正好是“出门见喜”。过门钱花花绿绿的,我把它们一张一张地错开,红、黄、蓝、绿、紫,颜色相同的两张,我绝不让它们并排。家家门口都有大人和孩子,街道上沸沸扬扬。偶尔会有爆仗炸响,吓得一直围绕在主人身边的狗们,“汪”了一声。

天怎么还不黑。天一黑,年才真正到了啊。而除夕这天,是不会停电的。家家户户都灯火通明,屋子也显得格外温暖。而高度兴奋的我们,却只能压抑着自己的声音。因为奶奶一直在旁边嘱咐:“大年五更,不要大声说话,会吓着各路神仙。嘘,都小点声……”而她自己更是率先垂范,每年的大年夜,她和母亲的对话都像窃窃私语。我和姐姐觉得非常好笑,现在想想,老辈人对祖训的恪守,真是让今天的我们,自叹弗如。

夜,黑下来。奶奶抱了芝麻秸。过年的饺子,必须要用它来烧煮。大门敞开着,只在大门外放了拦门棍。各路神仙都可以来家过年,而那些邪魔鬼祟,应该在拦门棍前,乖乖止步。

饺子已经包好了,有荤馅的,有素馅的。它们被冻在天井里,支棱起小耳朵。

远处近处,都有鞭炮在响。父亲带着弟弟,在灶下忙活。给祖宗上香,给祖宗磕头。作为家里的男丁,即便年龄再小,被赋予的定义,也总是严肃而正统。

没有电视,没有春晚。我们一家七口,围着漆成绛紫色的长形桌,吃蒸鸡白菜,吃煎豆腐,吃炸茄盒,吃韭菜小炒肉。那时候的韭菜很瘦,但肯定没有药残。父亲做的肉冻有些软塌塌的,看上去很不成功。他说:“下年,下年会更好……”爷爷奶奶给我们开了守岁,两毛钱。绿色的图案尽管很诱人,但我和姐姐还是又乖乖地将它们交回到父亲手里。在那样贫瘠的日子里,孩子们没有花零花钱的权利。它能从我们手里走一遭,就是最大的幸福。

水饺出锅,姐姐让一分钱的钢蹦儿咯了牙,她刚要喳喳呼呼,就被奶奶用眼神压了下去:“别吵吵,惊动了神灵……”

炕头暖和和的,我们把脚伸在被窝底下。窗台是青砖的,已经有些坑坑洼洼。但窗户两边都贴了花纸,去年是红的,今年,就是绿的。雪白的窗户纸绷在木制的窗棱上,那红红的窗花正映着火光一闪,父亲和弟弟的那挂鞭,炸响了。

时针指向零点。我和姐姐没有丝毫睡意。崭新的衣服和扎头的红绸,就放在枕头一边。我们在极度的兴奋里,迎来大年初一……

童年远去。曾经让我们翘首以待的年的滋味,犹如故乡薄暮里的袅袅炊烟,化成了一缕挥之不去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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