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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真性情·读《孔子》——读井上靖《孔子》一书有感

(2020-08-10 12: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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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阅读与写作
孔子的真性情·读《孔子》

 

我不能确定这是一部小说,还是关于《论语》经典的解读。但文本的体裁不是我关心的,能让我在开卷之后一直牵挂着总想一鼓作气地读完,就足以体现这部著作的魅力了。

井上靖在这部《孔子》中虚构了一位当年随从孔子周游列国的仆役,名叫蔫姜。蔫姜原是蔡国人,春秋末期,因蔡国卷入楚、吴两个大国争霸的漩涡之中而被这两个国家侵略瓜分,于是被迫离开家园找寻生路。蔫姜在葵丘时,邂逅周游到此的孔子车队并被雇为杂役,此后一路跟随孔子去往宋国、陈国,在陈国滞留三年,又前往楚地负函,后返回卫国、鲁国,一直伴侍孔子左右,直至孔子去世。守丧三年后,移居鲁国山野,做了一名隐士。

本书以步入暮年的蔫姜在隐居之所,召集研读孔学的学子,讲述当年经历与感怀,重走当年的周游之路为线索,阐述了孔子的为人之道、孔子的思想以及孔子的理想与愿望。本书给读者描述了一个真实可信的孔子形象,在阅读的过程中,孔子仿佛就栩栩如生的在读者的眼前,正循循善诱地引导着他的每一个学子。那和谐的画面、那思维的激荡,让人怦人心动。

一、周游列国中的孔子

要从今天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去推测25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况,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个时候留存下来的东西太少,虽然有了文字,但要记录在竹简上,刻写和查阅都非常不容易,所以文字本身也非常精炼。井上靖的这本著作,努力还原《左传》《论语》所载的精炼文字的背后生活细节和人的七情六欲,向读者刻画了一个充满着真性情的孔子的形象。

春秋末期,鲁国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之中。对外,齐国、吴国等诸侯国相继对鲁施以霸权,要求鲁国臣服;而在国内,最大的内患是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的三桓强权,他们的强势足以胁主,鲁国的国君的权力反倒是日显衰微。

公元前500年,52岁的孔子辅佐鲁定公参加齐鲁两国的夹谷会盟,因为有优异的表现,被推举为大司寇,掌管刑讼大权。齐景公对孔子非常忌惮,总想着要设一个局,逼着孔子离开鲁国,好实现他们控制鲁国的目标。而在国内,孔子对三桓专权的现象非常反感,意图恢复宫廷正统的治世,为此采取了若干强硬措施,强行拆毁三桓氏三座都城中的两座。但功亏一篑,孔子遂失去为政者的资格。由于齐国和三桓的内外勾结,以及三桓的施压,孔子在几近被放逐的情况下离开故土鲁国,前往卫国,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中原列国之旅。

孔子一直想找到一个“明君”,能接纳他以仁治国的理念,但现实是如此的残酷,让他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各个国家之间来回奔波上。卫灵公喜欢孔子,但又听信了小人的谗言,不愿意重用孔子,在加上卫灵公极其风骚的夫人南子对他的挑逗,让孔子不得不离开卫国,再寻他主。从宋国、郑国到陈国,在陈国居住了三年之后再回到卫国,孔子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着,想北渡黄河到晋国去,奈何在黄河岸边听到了晋国政变,只能调头再觅明君。后来,另一个强大的国家楚国被孔子相中,奈何孔子滞留负函四年都未等到楚昭王的召见,最后等来的是楚昭王暴毙的消息。在负函迎回楚昭王遗体之后,孔子决定将他的执政的念头放下,选择回归鲁国继续自己的教育事业。

在这本书中,井上靖借着蔫姜之口提出了孔子在负函盘桓四年的另外一种设想,认为孔子或许并非是为了自己而逗留在此,而是希望将各具良才的三位门生子路、颜回、子贡推荐给楚昭王,假借昭王之力将彼等推上中原这片终年战乱的广阔逐鹿围场,让彼等各自得施所专,一展长才。孔子必定认为,如能人尽其才地善用此三人,必能成为左右天下的一股强势。而天下虽大,放眼九州,肯于接受此三人,且加以礼遇重用者,也唯有楚昭王一人。

葵丘是蔫姜和孔子师徒相遇之地,也是齐国作为霸主与其他诸侯国的结盟地。公元前651年,齐桓公曾两次在葵丘与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相会结盟。规定不可里壅塞水源;不能阻碍各地粮食流通;不可改换嫡子;不可随便杀死大夫;要尊贤育才;不让士世袭官职;同盟国都要言归于好等。之后近200年的时间,虽然依旧战火纷乱,但诸侯们均遵守葵丘之约,不动用黄河之水去淹没下游的敌国,这让孔子倍感欣慰。想想看,后人在这方面,还是需要提升境界的。

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有被人接济生活很舒适的时候,也有颠沛流离、险些饿死路边的时刻,无论在何种生活环境下,孔子都表现出了一种淡定的心态。旅途中,一行人常常会在遗弃错落的漏屋里过宿。蔫姜讲述的自己印象深刻的一幕:面对惊雷闪电、狂风骤雨,孔子会率领它的弟子们在院落边向外的一侧,静静盘坐。孔子如此训导弟子:惊雷暴雨乃是天怒之表现,作为凡人须静听天怒,待其怒气消散后,恢复宁静。

在几位弟子身心疲惫、感到难以难受旅途的艰辛和饥饿之苦时,孔子的一席话,往往能起到化腐朽为神奇的效能,让他们精神振奋、信心倍争。子路说话率直、粗莽,曾多次对孔子加以指责,或反对孔子的观点和行为,对此,孔子要么自嘲、要么辩论、要么发誓。孔子最为钟爱的弟子,应该就是子路。子路太不把命当命,随时可以赴死,实在叫人放心不下,不得不随时关照他。子贡夸赞孔子“温良恭谦让”,用真诚温和的态度赢得了他人的尊敬和信任,如果没有这样的以诚待人、教学相长、共同提升,就不可能会有《论语》的存在。

孔子一行周游列国十四年得以全身回到鲁国,实在是因为同行的有子贡。如果没有子贡的随行,则无论是孔子还是子路、颜回,都将非常凄惨,旅途之中必定处处皆无居身之所,流落郊野,也必定饱受饥饿之苦。是否能安全回到鲁国,都很难说。

在一行人东游西走之际,只有子贡在遣人经商,往返列国之间从事大笔交易。他通过经商赚取了相应的盘缠和物资,为他们师徒一行的衣食住行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孔子仙逝之后,子贡为先师举行了当时来说几难想象的盛大葬礼,且又安排了之后三年多达七十人服丧的生计。这该是极大的一笔开销,似也悉由子贡筹措。

二、仁——孔子的核心思想

孔子的核心思想体现在四个字上:学、仁、道、礼。《论语》的首篇,主要就是对孔子核心思想的阐述,就是围绕上述四个字而开展的讨论。而后的各篇则是对这些核心思想的进一步讨论。这其中,学、道、礼相对比较好理解,比较难以琢磨的是“仁”。本书的作者为此做了一番努力。

在《论语》中,“学”共出现过56次,而“仁”则出现过95次,可见孔子及其子弟对“仁”的重视。“仁”为什么难以理解?因为孔子虽然频繁地讲“仁”,但多强调的是人要有“仁之心”,做事要讲究“仁之道”,但他只是描述了不同的情景中具体的仁的行为和表现,没有给“仁”下过定义。

对于“仁”,历来诸家的解释概括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仁”就是做人;其二,“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伦;其三,“仁”就是爱,是一种超越了人的普通情感而上升为道德层面的大仁大爱。相比较而言,井上靖更突出从第二个方面对“仁”加以理解,并兼顾其他两方面。

“仁”字以“人”字旁配以“二”字,显然指向的是人和人所组成的集体成员所应该具有的态度和行为。在氏族社会,“仁”是针对血缘集团内部的成员而言的,指的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内部成员之间彼此之间的敬爱态度,是家庭内部的伦理规范。后来逐渐从具有家族性、地域性的美德转变成具有人类型、普遍性的美德。

在孔子这里,他已经把原本仅仅针对氏族社会的“仁”推广到了针对大众的“仁”了,强调无论是原本在一起的朝夕相处,还是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甚至是人和人在旅途之中的偶然相遇,只要人与人想见,彼此之间随即产生二人务必遵循的一种近乎约定的信守,此即“仁”。换言之,就是“体谅”,亦即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事情。

根据《论语》中的相关描述,“仁”似乎有大小两种,分别是针对不同的群体而言的。

对平民而言,“仁”就是互谅互助的为人之道,是使得所有世人皆能自在度日的人与人之间的体恤。特别是在列强争霸、民不聊生的乱世,人与人只有抱持互相体恤的爱心,彼此互助,相扶相持,才能共度此一滔滔乱世,也才能让芸芸众生都能感到“不枉走此一遭”。

同样为“仁”,身居高位者,应该不仅止于将体恤之心施其邻人,还须经国治世,弘扬而灵活地用于天下。对仁人志士,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对那些足以改变时世的志士仁人而言,“仁”的体现就是不至于为了保全生命而牺牲仁德,反倒为了行仁而不惜舍生。

无论是支撑人世的“大仁”抑或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这种“小仁”,其核心都是对世人的关爱,以及生而为人该有的真诚。

在那个礼乐崩塌、战乱频繁的年代,孔子始终希望世人通过践行“仁”,而换来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来实现太平盛世。虽然他没有等到这一天的到来,但“仁”这一重要的思想却传承到了今天,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

三、孔子的天命观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没有得到展示的机会,这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难受的,也是令人绝望的。但孔子似乎从不知绝望为何物,他始终极其冷静,无论在何时都不有失自持。这种在任何时候无不禀持的那份冷静,应是无人可望其项背的非凡之质。

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他的“五十而知天命”或许可以做出解释。孔子在五十岁左右的年纪,清楚地自觉到从身边逐步改善此一滔滔乱世,乃是上天赋予的差遣,并重新课予自己这个使命。于是,孔子决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于天所赋予的使命,且一步一步踏实地走过来。但中途却不止一次,被逼的不能不感叹“命也”,这正是天命。

孔子领悟到:其一,自己所为的事功是上天赋予的使命。既然是上天赋予的使命,理所当然会全力以赴,与是否成功并不相干。其二,既然此项事功置于上天严谨的天道运行之中,就无法期望事事顺利,随时都会遭遇意想不到的种种困难。“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正道得以在世间遂行既是天命,反之,道废而天下大乱也是天命,人力对此莫可奈何。人欲仰仗一己之力,惊天动地,或者自以为能改变天下,那是非分之想。充其量只能在强大的天命驱使之下,顺应天,由天给予支助,或者逆之而争斗一番,如是而已。

有些人多从消极的方面看待孔子的天命观,其实这其中也蕴含着很多积极的意义。首先,在工作和生活中,不能总是“逆来顺受”,与宿命的心态面对一切。要善于打破束缚自己思想的牢笼,通过努力去改变自己,为着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其次,做任何事情都要遵循客观规律,依循规律而行。航天器的发射需要找寻发射窗口期,人的学习和生活需要劳逸结合,无论是宏大的科学探索项目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有其内在的规律,这些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自然规律面前,孔子有时很无奈。面对滔滔汝水孔子的“逝者如斯夫”,面对冉耕病重的“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面对颜回去世的“天丧予!天丧予”地痛苦呐喊,孔子知天命,知道很多事情并不是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才会愈加智慧通达。其三,“天命”具有天道德行的意蕴,在民众心目中是无比高尚的,是是非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标准。“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桓魋是宋国的大司马,预谋杀害孔子,孔子却说我是上天派来弘扬正道的,桓魋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自始至终认为弘道复礼就是上天赋予孔子的使命,这个“天命”让他觉得异常神圣。在这里,上天是具有人格化的意志,体现出无穷的道德力量。

孔子五十岁前后,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立命之道——建造一个安和乐利的大同世界,让人人都能自觉不枉生而为人。但实现礼制和大同的理想,必须从政,为君主所用。所以连鲁国叛臣公山弗扰来召孔子,孔子都准备去,还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如果有人用我,我或许能在东方复兴周道,建起一个东周王朝。可惜的是,他身处诸侯纷战、争雄天下的乱世,那些君王更崇尚武力,而非德治,所以他一再地遭排挤、冷落,甚至被追杀。有时天降命于人,似乎只是播下了一粒种子,种子发芽成长全靠其自身作为、奋力成长,天不会再给予其他的帮助,不仅如此,说不定还有更大的障碍阻挡在前。孔子五十知天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周游途中,一再发出“命矣”、“命矣”的感叹,到六十而耳顺,视生命中一切不如愿为自然。及至七十,懂得不假权贵,做自己所能决定并力所能及之事,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历练身心的过程。pplong

 

《孔子》  []井上靖/  刘慕沙/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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