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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选拔人才的宋朝科举都考什么题

(2016-06-11 07: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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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抓实干

猫眼看人

分类: 阅读与写作
如果我问:古代的科举考试考什么?也许你会不假思索地说:考八股文呗。
    
但这个答案并不准确,至少不够全面。相对于科举制度,八股文的历史要短暂得多,科举制创立于隋朝,而八股文要到明代才出现。即使在明清时期,科举也不仅仅考八股文,明代的乡试要考三场,首场试经义,此即所谓的八股文,第二场试及应用文写作,第三场试;清代的乡试也是考三场,首场试经义及韵诗,第二场试经文,第三场试。在八股文尚未登场的宋代,科举考试的题目就更丰富多样了。

    
宋代的科考实行两级试:发解试与省试。发解试相当于初试,由各州郡主持,考生通过发解试获得参加省试的资质;省试相当于复试,由礼部主持,被录取者便可从此步入仕途。至于殿试,通常都不黜落,只排定名次。
    
宋代科举又分进士科以及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明经各个专科,以选拔专业人才。此外还有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悉许应诏的特别考试,叫作制科。其中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录取的人数也最多。后王安石罢诸科,只保留进士科与制科,另设新明法科遴选司法官。
    
我们要介绍的主要是进士科省试与殿试的试题。宋代省试的科目虽然屡经变革,但有四个科目是必考的:诗赋,经义,论,策。殿试通常都是试策。各个科目各有其功能,用宋人的话来说:国家以科目网罗天下之英隽,义以观其通经,赋以观其博古,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
[转帖]用来选拔人才的宋朝科举都考什么题

 我们都习惯将现在的高考比拟为古代的科考,其实科举要比高考重要得多,高考只是高校录取新生的门槛而已,科举却是传统社会选拔贤能之士治理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科举制度的设计目的,是识别、发现优秀的治国人才,网罗天下之英隽,因此需要以试诗赋考查应试者的文学才情与审美能力,以试经义考查对经典义理的理解与阐释,以试论考查应试者的学识与见解,以试策考查解决时务的识见与才干。
    
宋人轻诗赋而重经义、策论,如司马光极力反对以诗赋取士:国家设官分职,以待贤能,大者道徳器识以弼谐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县,其次方畧勇果以扞御外侮,小者刑狱钱谷以供给役使,岂可专取文艺之人,欲以备百官、济万事邪?诗赋题目在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地位逐渐下降,经义与策论的重要性则得到强化。
      
从答题形式上看,试经义、试论、试策都有点像今天的高考作文,都是以议论文为主。考试时,主考官会在试场前面挂出一块帘幕,出示题目于厅额,题中有疑难处,听士人就帘外上请,主文于帘中详答之讫,则各就位作文。一般考三场或四场。


  具体来说,试经义是出题者从儒家经书中截取一句话,请考生阐述其蕴含的义理。明清时试经义演变成考八股文,从外在的文体形式到内在的思想都严重僵化,但在宋代,人们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考生可以自由解经、传注、质疑古说、阐发新见,借他题目说自家道理,甚至不乏全不顾经文,务自立说,心粗胆大,敢为新奇诡异之论者。
      
试论,则类似于命题作文,通常是要求考生评论经史记载的某个典故或某一位历史人物。北宋嘉祐二年(1057)进士科省试的论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典出《尚书》孔安国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换成现在的说法,这题目就是论疑罪从轻。当年苏轼的应试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深获主考官欧阳修的赞赏。在这篇文章中,苏轼还杜撰了一个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连欧阳修都不知出自何典。这要是放到明清时期,恐怕有欺君之罪。
     
试策跟今天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差不多,一般都是主考官就时务提出具体问题,让考生发表见解,所以又称策问,考生的回答则称对策。对策通常是千字文,但也有洋洋洒洒写了上万言的对策。由于策与论都是议论文体,宋人又将两者并称为策论
      
策问往往可以体现出题者的问题意识,许多当过主考官的宋朝文人都对自己拟出的策问题目有些敝帚自珍,将策问收入自己的文集。如《欧阳文忠公集》收录有策问多道,其中一道问:周天子之田方千里,号称万乘,万乘之马皆具,又有十二闲之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车马,车马岂不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其牧养之地又几何,而能容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广矣,常患无马,岂古之善养马而今不善乎?宜有说以对也。此题涉及对宋朝缺乏良马问题之关切,而要问答这道策问,不但需对马政有切实见解,也要掌握一定的数学、几何知识。
      
熙宁四年(1071),苏轼担任开封府试官,出的策问题目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试述专权的优劣。当时王安石与宋神宗正推行新法,王氏既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出现专制的苗头。苏轼拟此题目,自然是想引导考生对君相独断时局的注意与思考。
     
我没有检索到当年考生的应试作文,不过南宋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参加殿试时的一篇长篇对策(全文超过一万字),其中一段话倒是可以用来回答苏轼的策问:
    
 臣闻公道在天地间,不可一日壅阏,所以昭苏而涤决之者,宰相责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责,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三省枢密,谓之朝廷,天子所与谋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于中书,昔人谓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事。国初三省纪纲甚正,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宫府之事无一不统于宰相。是以李沆犹以得焚立妃之诏,王旦犹得以沮节度之除,韩琦犹得出空头敕以逐内侍,杜衍犹得封还内降以裁侥幸。盖宰相之权尊,则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
 
    然或谓比年以来,大庭除授,于义有所未安、于法有所未便者,悉以圣旨行之。不惟诸司升补上渎宸奎,而统帅蹿级、阁职超迁,亦以寅缘而行恩泽矣。不惟奸赃湔洗上劳涣汗,而选人通籍、奸胥逭刑,以钻刺而拜宠命矣。甚至闾阎琐屑之斗讼、皂隶猥贱之干求,悉达内庭,尽由中降。此何等虮虱事,而陛下以身亲之。大臣几于为奉承风旨之官,三省几于为奉行文书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
      景祐间罢内降,凡诏令皆由中书、枢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张公道者如此。今进言者,犹以事当间出宸断为说。呜呼!此亦韩绛告仁祖之辞也。朕固不惮自有处分,不如先尽大臣之虑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谕绛者何说也!奈何复以绛之说,启人主以夺中书之权,是何哉?宣和间创御笔之令,蔡京坐东廊专以奉行御笔为职,其后童贯、梁师成用事,而天地为之分裂者数世,是可鉴矣。臣愿陛下重宰相之权,正中书之体,凡内批必经由中书、枢密院,如先朝故事,则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文天祥此段策论的核心意思,是说,国家的执政权归于宰相,因为宰相由选举(科举也是一种选举)产生,代表着公道;而君主虽身份尊贵、地位崇高,却不可侵宰相之权。实际上,这也是宋人的共识:君主当垂拱而治,以执政权付宰相,以监察权付台谏。换言之,宋人是反对君主专权的。北宋韩绛曾劝宋仁宗收揽权柄,被仁宗拒绝,二百年后还受到文天祥的抨击。
      
 有些士子还在策论中对皇帝本人提出激烈批评。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二十三岁的苏辙参加制科考试,仁宗问策数十条,包括询问对阙政尚多浮费弥广等问题的见解。苏辙年少轻狂,对策七千言,矛头直指宋仁宗:窃闻之道路,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陛下赋敛烦重,百姓日以贫困,衣不盖体,则是陛下未得以财结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为吏之过;赋敛之不仁,谁当任其咎?意思很明显,陛下你难辞其咎。
      
这篇直言不讳的策论在朝廷掀起轩然大波,有人提议:陛下恭俭,未尝若是。辙言狂诞,恐累盛德,乞行黜落。但宋仁宗极力回护苏辙:朕设制科,本求敢言之士,辙小官,敢如此极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并未降罪,反而授予苏辙秘书省校书郎之职。
      
宋朝是国家全面推行科举取士的第一个王朝(唐朝虽有科举,但每年不过录取一二十人,宋代的进士选取数目扩大了十倍以上),科举制度为宋王朝源源不断地输送治理国家的优秀人才,特别是宋仁宗嘉祐二年的省试,出现非常多的牛人:苏轼、苏辙、曾巩、张载、吕大钧、程颢、王韶、吕惠卿……后来的宰相章惇也参加了这一次考试,但因耻于名列其侄子章衡之下,放弃了功名,嘉祐四年又参加考试,名列进士甲科。这份名单,庶几囊括了当时最优秀的政治人才、文学人才与哲学人才。其实,宋仁宗朝四十年间,无数才俊都被科举制发现,进入国家的储才库,几乎做到了野无遗贤
       
我们看看宋代科举考试的题目,便会相信它确实可以遴选出合格的国家治理人才。今天有些朋友将科举考试想象得那么不堪,显然是对科举制度的历史缺乏了解,又先入为主地存有偏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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