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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财政危机尚未到来

(2009-05-03 06:42:37)
标签:

滚雪球

所得税

税收

社会保障

国际储备

国债

医疗保险

福利

财政

财经

分类: 专业金融分析

 

 

对美国的纳税人来说,今天是他们缴付2008年联邦所得税的最后期限。完成繁琐的工作以后,现在,他们可能会想一想自己未来的税收问题了——也就是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2万亿美元救助崩溃的金融机构的承诺提供资金,以及让我们的国债扩大到11万亿美元的其他计划提供资金的税收问题。当然,这还不包括为联邦医疗保险制度(Medicare)(美国社会保障局实施的一项方案,向医院和医生支付为65岁以上的人士提供医疗服务所需的费用。——译者注)和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提供资金的80万亿到100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沃顿商学院保险和风险管理教授、前助理财政部长、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经济学家肯特·斯迈特斯(Kent Smetters认为,大部分美国人都不应该为更高的税赋感到担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即使是最大限度的赋税增加,也无法筹集到用于清偿债务以及实现承诺所需的足够资金。完成后一个目标,需要政治家们做出某些比提高税赋更让他们恐惧的事情,那就是:削减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福利。在接受沃顿知识在线的访谈时,斯迈特斯谈到了即将到来的危机。

以下内容为经过剪辑的本次访谈内容;

沃顿知识在线:如果中国继续在我们的长期国债上投资,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能开始回填我们自己挖掘的债务深坑,甚至也能将以后会庞大得多的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包括在内呢?

肯特·斯迈特斯:现在,中国感到非常紧张……他们已经在考虑建立国际储备(international reserve)的问题了。但是,由于有美国的长期国债是最安全的投资避风港”的假设前提,投资者依然认为美国的国债是安全的去处。这样,我们就能继续以这种非常低的利率延续流动负债了,这几乎是一个“自我成就”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债的利率低得超乎想象。但是,我们依然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短期问题……因为美国政府的全部国债会“挤出”很多私人投资,政府提供资金的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假设,政府可以根据其投资出色地挑选出市场中的赢家和输家。

经济学家并没有这样一个严格的规定:“这就是你的债务额上限,你只能走这么远。”但是,就我们的债务状况而言,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式的确非常可怕,只是在本财政年度,我们就会另外增加2.1万亿美元的债务,我们的债务总额即将达到11万亿到12万亿美元,而且还有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问题。过去,美国的经济从来也没有面临过这样的挑战,即使在国债总额很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的,我们确实从来没有遇到过我们现在面临的这种财政难题。

沃顿知识在线:那么,我们必须先行摆脱国债的困境,之后才能处理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问题吗?

斯迈特斯:不。事实上,合乎理想的是,处理问题的顺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恰相反。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是大得多的问题,我们将这些问题延误的时间越长,滚雪球效应造成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对这两个计划中任何一个计划的改革每延误一年,就会在目前价值的基础上,给两个项目的资金缺口另外增加2万亿美元。所以,只是延误一年的成本,就相当于我们今年创纪录的赤字总额……

沃顿知识在线:所以说,无论我们如何处理社会保障问题,底线都必须是花费额要远远低于现在的水平。

斯迈特斯:是的。你当然可以在某些方面增加税收。人们已经在讨论提高应税工资上限水平(目前为106,800美元)的问题了……以目前的价值来看,这样的举措不会产生多大的帮助作用,因为那些人将来最终会获得更多的福利。虽然他们将来获得的福利不如他们现在付出的更多,不过,这种举措依然不会产生特别显著的效果……有人也在讨论针对医疗护理等附加福利征税的问题。但是,事实在于,这些福利的增长速度会超过通货膨胀的上涨速度。所以,要想使其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我们必须让社会保障福利的增长速度靠近通货膨胀的上涨速度。这是一个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

    而医疗保险则是更为棘手的问题。

沃顿知识在线:你认为医疗保险是更为棘手的问题,为什么呢?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放弃与自己的医疗保健相关的那些福利吗?

斯迈特斯:说医疗保险是更为棘手的问题有两个理由。第一,医疗保险计划的资金缺口是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的六倍。社会保障是个重大问题,而医疗保险则是个危机。如果你将它们的资金缺口总额加起来,那么,按现值计算,它们的总和差不多在80万亿到120万亿美元之间。人们甚至无法想象这个数字到底有多么庞大。如果你将美国除了人以外的所有东西的价值都加起来——比如,所有的土地、房屋、建筑以及所有不易损坏的东西,还有你的洗衣机、干衣机、汽车,等等——其总值大约是50万亿美元。所以,我们正在讨论的,是相当于美国除了人以外所有东西价值两倍的资金缺口。就目前而言,人的价值大约是所有东西价值的三倍。所以,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庞大得惊人的资金缺口,以前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资金缺口的80%都是由医疗保险造成的。医疗保险之所以占了如此大的比重,原因在于提供医疗保险福利的方式。它并不是一种金钱福利,而是“实物福利”("in kind" benefit)。也就是说,它们是为某些过程所交付的费用。那么,你怎么才能按比例缩减呢?像社会保障这类的金钱福利比较容易按比例缩减,可面对一个过程,你有什么办法呢?你会说:“好了,我们为你付一半费用,你自己付另一半费用”吗?有人曾经讨论过这种方式,但是,我们很可能会转变成配给制的医疗保险系统,除非我们采用某种长期的策略,让人们为自己未来的医疗花费提前积蓄。

沃顿知识在线:奥巴马政府声称,为所有美国人从总体上改革医疗保健制度,是解决医疗保险制度问题的最佳途径。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斯迈特斯:改革能解决其中的有些问题。有趣的是,奥巴马团队已开始向希拉里·克林顿提出的建议倾斜,那些建议是她在民主党候选人初选期间,针对强制性保险而提出的建议。不过,截止到目前,我还没见过什么举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医疗护理费用一直在不断增长。出于各种社会原因,扩大准入确实是很好的措施,但是,这种措施不会对日渐增长的医疗费用产生重大的影响,除非我们切实开始做出某些艰难的选择。在这些艰难的选择中,有些选择将会极为不受欢迎,尤其是当你开始启动费用包干制的时候。这类政策实际上相当于你在说:“你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超过这个年龄以后,我们就不会再做心脏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了。”或者诸如此类的话。很显然,那是一种颇为艰难的选择,我希望,我们不要走到那一步。

但是,第二种方式则是个更为长期的策略,你必须让人们对自己在医疗护理上的花费额敏感起来。这种方式的核心问题在于:人们总是希望得到最好的医疗护理,哪怕边际效益远远低于边际成本,因为他们自己并不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在医疗保险计划中,承担费用的是政府。所以,人们不会在花费和福利之间进行任何权衡。他们总是希望得到最好的。此外,创新者也总是推出更好的药物,尽管其疗效可能只是比非专利药好一点点;人们总是希望得到更好的手术,虽然其效果不过只是比价格低廉的手术好一点点。

沃顿知识在线:有办法让人们对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变得更敏感吗?

斯迈特斯:实际上,你能做的只有两件事。第一,你可以说:“你看,人们对成本和收益依然不敏感,那好,我们继续承担费用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会说:“你们知道,我们会继续承担费用的,不过,我们只为一部分人承担费用。”那么,政府就成为负责决定谁得到什么样的待遇的机构了。第二种方式就是让人们对成本和费用确实敏感起来。这种措施可以以健康储蓄账户一类的手段来实施,这种方式要求人们,必须为自己未来的医疗护理花费提前积蓄些资金。他们必须先行支付最初发生的医疗费用,而政府只是在出现灾难性情况时的“靠山”。

人们认为,健康储蓄账户的问题在于,这种账户存在着一个资产价值的问题——有些人无法在储蓄账户中积累大量资金。那么,接下来,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无论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都会造成人们与敏感性——对效益和成本的敏感性——脱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灵丹妙药”。到头来,最佳一揽子方案应该是某种形式的混合体——让人们对常规的医疗护理花费保持敏感。至于说重大疾病的医疗护理,你可能会得到政府的最后援助,但是,政府提供最低援助额的情况会比现在更多。总是为人们使用最好的设备付费并不明智,实际上,这是一个权衡成本效益比的问题。

顺便说一下,医疗保险计划宣称,会考虑成本和效益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些考虑。他们会证明,几乎所有的医疗护理都有某种形式的边际效益,而不会切实考虑花费问题。

沃顿知识在线:那么,政府怎么才能让人们为此做好准备呢?考虑到你刚才谈到的心理问题,政府怎么才能让人们为那些艰难的抉择做好准备呢?

斯迈特斯: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民选官员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的动机。最可能的情况是,这些问题要20年到30年以后才能得到解决,最低也需要10年的时间,所以,他们会有一种让这些问题顺其自然地继续下去的倾向。历史经验表明,在完成任何种类的改革之前,都需要一场危机做前提。显而易见的是,最后时刻的改革从来都不是最好的改革。所以,我们需要讨论政府应该怎么做,但是,我们也很清楚,政府是不会那么做的。

因此,需要公民组织更多地行动起来。比如,“彼得·彼得森基金会”(The Peter G. Peterson Foundation)就在尝试教育人们了解一些这类财政问题。当然,也有一些“蓝狗民主党人”(blue dog)和某些共和党人希望能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还是一个会导致你失去连任机会的议题。因此,试图开启一个可持续的、合情合理的对话很困难。此外,随着“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有越来越多人的人步入老年,随着他们对这一议题日趋敏感,开启这样的对话只能变得越来越困难。

沃顿知识在线:那么,这场危机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当这场危机到来的时候,就税收来说,将来的状况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必须把税收提高到某一水平,同时削减福利水平,那么,对美国人而言,税收账单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斯迈特斯:按现值计算,我们的资金缺口是整个美国除了人以外所有资产价值的两倍。所以,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无法通过税收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要对这些福利实施什么样的政策?你将会看到福利的减少,尤其是对那些收入更高的人来说。在“医疗保险处方药计划”(Medicare Part D)中——医疗保险计划中为我们开具处方药的最新组成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苗头。他们在那个环节直接进行了一些支付能力调查(means testing),从本质上来说,这种调查旨在使收入更高的人得到的福利更少。现在,社会保障福利需要纳税。事实上,自1983年以来,这些福利就已经被征税了,但是以渐进的方式征收的。收入更高的人,其福利缴纳的税收也更多。我想,你会越来越多的看到这种情形的。

所以说,医疗保险计划和社会保障以后会成为越来越扁平的系统,收入更高的人得到的福利更少,尽管他们付出的更多。但是,就收入方面来说,我认为,并没有多少进一步提高税收水平的空间。我想,我们会看到,收入更高的个人将会承担更多的税赋。而这种结果则会造成长期的隐含影响,因为他们同时也是创造工作机会的人,是投资的人,也是从事创新工作的人。现在,即使将费用等项支出从利润中除去之后,我们的公司所得税税率水平依然是全球第二高的国家。所以,对我们来说,要想保持竞争力,我实在不知道在税收方面我们还有多少操作余地。但是,我确实认为,我们会看到税收水平的上涨的。我最担心的问题,而且也是我认为最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政府会大量发债,以填补这些资金缺口的很大部分。如果是这样,国际市场,尤其是固定收益市场,会理解其中的奥妙的。

他们会认识到,从根本上说,政府是在利用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来使债务货币化。如果你让通货膨胀率每年比历史平均水平高出2%或者3%,那么,通过复利法则,就能消化很多债务。因此,市场会看到这一点的,而且会据此调整利率水平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30年期国债——尤其是那些没有受到通货膨胀保护的国债——的收益现在确实很低的一个原因。我认为,现在的国债处在泡沫之中,因为所有人都蜂拥走向了安全处所。但在未来30年中,那些收益率为3.5%的国债的低收益,是根本无法覆盖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的。

沃顿知识在线:可为什么利率没有对市场发生的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呢?

斯迈特斯:从理论上来说,利率应该对市场状况做出反应。我想,你看到的情况是,人们现在都坐上了一个飞往安全地方的航班,实际上,人们想到的是:“我还能把钱放在别的什么地方呢?市场让我感到紧张不安。”很显然,人们即使对公司发行的固定收益债券也感到忧心忡忡,因为它们现在带来的收益水平非常高。所以,人们处在恐慌之中。因此,他们转向了从历史上看很安全的地方,那就是美国的国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之所以全都转向了一种证券,是因为他们害怕竞相出高价购买其他证券会造成价格虚高,从而给别人带来问题。你会看到,很多人会长期持有收益固定的政府债券,他们将会看到,在未来十年中,那些债券的价格将会出现大幅下挫。

沃顿知识在线:持有这些债券的不只是中国,美国的退休人员和即将退休的人也在持有这些债券。

斯迈特斯:确实是这样。

沃顿知识在线:是什么原因让中国政府留在这个市场的呢?

斯迈特斯:中国、日本和英国持有我们一半多的债务。传统观念认为,美国的国债是安全的投资产品,此外,有些投资还受到某些规定的制约,尤其是对日本的退休基金来说,这些基金必须投资于安全的领域,而美国的国债就因为一直享有安全的声誉成了恰当的投资产品。现在,中国开始对此感到怀疑了,其他投资者也一样。人们面临的问题是,美国国债什么时候会突然崩溃?我们从固定收益市场和国际性的外汇交易市场了解到,事情并不是逐渐发生变化的。投资者的观点会突然发生转变,人们会突然感到恐慌。我们已经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看到过这种突变了。现在,美国面临的形势可能不同于以前的危机——比如,发生在韩国、泰国和阿根廷的危机,一个理由在于,在那些危机中,你可以很容易地突然抽回资金,并将其投资到别的地方。而当你从美国突然抽回资金时,你并不完全清楚将这些资金投向何处。所以,美国的情况更可能会呈现一种逐渐演变的态势。

但是,你知道,我们会看到BRIC国家(B-巴西,R-俄罗斯,I-印度,C-中国)的增长。所以,并不奇怪,你会看到危机的发生,当然,它不是亚洲式的货币危机,也不会是那么大规模的危机,而是我们自己的货币危机,危机发生时,投资者会突然感到惶恐不安,并开始从美国国债中撤出资金。我们会看到,国债变现大量增长,其利率和价格出现下跌。

沃顿知识在线: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政府将会缺少完成各个计划的现金呢?

斯迈特斯:对政府来说那就意味着,要想继续保持同样的流动负债规模,他们就必须给付更高的利率,从而,会让他们为债务续期变得更加困难。财政部持有如此大规模的债务之所以侥幸“逃脱一劫”,一个理由在于,对财政部而言,国债目前的收益率水平实在是太“便宜”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国债的收益率曾接近0%。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当时没有持有更多的流动负债确实让人吃惊。而美国的流动负债则相当多。

但是,日本给我们带来的真正经验,并不在于持有债务的成本如此之高,因为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举措向我们表明,日本政府能够以极为低廉的成本持有流动负债。日本的真正问题在于,他们将很多投资从新型的、运作灵活的金融机构,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并将其用来支撑那些效率极低的老派金融机构。在美国,从本质上而言,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正在试图维持那些规模过于庞大、让人们无从下手的金融机构,比如,美国国际集团(AIG)和很多投资银行。它们的规模庞大得让人无从下手。这也是为什么说公司的风险管理从来都不可能的原因所在,因为……它们的规模确实太庞大了,太难以驾驭了,根本无法非常严谨地考虑公司的风险管理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上,大型银行在购买某些更安全的(次级贷款)债务抵押债券所遭受的损失,比他们在对冲基金——对冲基金购买某些风险更高的投资产品——上投资的损失更大。这些老派的金融机构、这些投资银行和诸如美国国际集团一类的大型保险机构确实“太老了”,效率确实太低了,而且规模也确实太大了。可我们却正在试图为它们提供资助,正在试图让它们存活下来。而这正是日本当年的举措,同时也是日本遭受了整整十年经济衰退的原因所在。我认为,在未来5年内,同样的剧目也将在美国搬演,除非我们允许爆发一场“有益的灾难”,并经历短期的剧痛,否则,这场灾难就会以令人痛楚的聒噪延续很多、很多年。到那时候,我们就无法快速“扫清道路”了。

我以前曾经说过,现在我还要再说一遍:一场有益灾难的一个好处在于,你可以迅速扫清道路,并重新开始——但是,我们就是拒绝让这样的灾难发生。而这正是日本当年的举措。

沃顿知识在线:迅速扫清道路是不是意味着让某些痛苦的到来宜早不宜迟?

斯迈特斯:是的。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一个就是次级贷款市场和银行业务市场的问题。在这些领域,迅速扫清道路实际上就意味着要创建最透明的财政制度,而完成这项工作的步骤就叫做破产。每个人都声称,要很快清理这些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同时,我们总是希望以代价低廉而有效的方式来完成,可问题是我们已经有现成的程序了,这个程序就叫做破产。这就是恰当的方式,它能非常迅速地清理乱局。就福利项目(医疗保险计划和社会保障)而言,本质上尚没有与机构破产等同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需要就怎么才能按比例削减福利的问题展开长期讨论——因为我们无法将税收水平提升得足够高。

社会保障是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同样,这是一种金钱福利,你需要做的只是放缓福利的增长,使其增长率接近通货膨胀率的水平,是的,让它向通货膨胀率靠近。特别是要对那些收入更高的人的最后福利苛刻一些。我不会向他们更多地征税,但是,我一定会降低他们的福利水平。这样,你差不多就能解决社会保障的问题了。

显而易见的是,医疗保险计划问题要严峻得多,一个原因在于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一福利的特性。所以,你同样会面临着不同的选择,要么让人们自己担负很多费用,从而,让他们对效益和成本之间的取舍变得敏感起来,要么就是政府采取严格得多的措施,告诉人们:“我们依然会为人们承担费用,但是,现在,就我们为谁付费、付什么费用的问题,我们要开始实施配给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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