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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逃生者自述

(2018-09-11 14: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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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911逃生者自述

“我从世贸大楼中逃生”

  世贸中心两座楼双双燃烧,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在大楼另一侧,从被炸开大洞90多层处,坠落的人像树叶一样飘下来。还有人出路已被断掉,室内一片火海,半个身子挂在窗外,开始人生的倒计时,最后看一眼蔚蓝色的天空,脚下则是无底深渊。
孙超:距离9·11恐怖袭击已经有三年了,您还记得从世贸中心死里逃生的情景吗?
车耳:这一切都好像是发生在昨天。2001年9月11日上午8点15分,像往常一样,我来到纽约世贸中心2号楼22层的办公室。知道9点以前不会有多少电话打进来,我开始翻阅报纸,半小时后,听到轰的一声巨响,好像汽车相撞,但是没有汽车喇叭的尖叫声。这是恐怖主义者驾驶的第一架波音767飞机冲进世贸一号楼90多层,整个飞机扎进楼内。
  世贸中心1号楼、2号楼各为110层的摩天大楼,相距100米,我身处2号楼,听起来不太响,当回身一看,只见窗外纸片似雪片纷飞,还夹着火球,从100多层落下后还在燃烧,楼下惊恐的人群躲进楼角。我想该出去看看,但那时来了几个电话,我匆匆接了电话,把当天需要的文件装进包里,走出办公室。
  我所处的22层楼道里,上班时间本来应该人来人往,当时死一般寂静,我习惯性地按了电梯钮,没多想就进了电梯到了底层。等电梯门再度打开时,我看到恐慌跑动的人群,一个惊魂未定的人见我居然一个人神情镇定地从电梯出来,问我这电梯还好用吗﹖
  我随着人流走向大厅,然而好奇心驱使我没有随大群人疏散,反而逆流而行登上去2楼的滚梯。2楼大厅四边是玻璃,厅内站满了人,有人用手提电话在取消约会,更多人焦急地注视着窗外。大厅外是3万多平米的广场,平时上班族的交通要道,也是中午吃饭散步晒太阳的地方。此时广场上纸屑遍地,杂物、火球还有残破的飞机座椅。我抬头向一号楼顶部望,上面正冒着阵阵浓烟,有人从90层上面跌落下来。我身边的女士发出阵阵尖叫,捂着脸不敢再看,男士们则继续站在那里一脸肃穆。
  我沿着大厅走了一圈,发现这里人虽然紧张,但还没有惊慌失措,许多人西装革履,女士们也是正式上班服。一位举止优雅的女士告诉我,是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1号楼。大楼警卫开始驱散人群,我随着人流向地面出口走去。
  这时,听到地动山摇一声巨响,这是第二架飞机撞到我头顶上70多层。这架波音767飞机,从南侧把大楼撞出砍刀型的大洞,右机翼还把大楼东侧撞开砍刀型大洞,机身一部分穿出大楼坠落。巨响后,大楼摆动了几下,又恢复了平静。我在2楼都看到楼身抖动,可想而知100层得摆动一两米,上面的人都会被摔出椅子外边。被炸的2号楼天花板开裂,浓烟从电梯口滚滚扑来,我随着人群,在女人尖叫声和警卫吆喝声中,冲到街上。
  冲到门外后,满目疮痍,街上尽是散落物,到处是边跑边四处张望的人。警车和救火车笛声响成一片,警察在疏散人群,路口被封锁,我从世贸中心北侧逃出,转到东侧,又转南侧,最后到西侧我的公寓楼。公寓楼与世贸中心只有300米直线距离,平时几分钟步行就到,这次绕大圈花半小时才到家。我到了家还没有意识到事态严重,招呼家人下楼,然后拿了相机出门,准备拍下几个历史镜头。
  世贸中心两座楼在燃烧,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在大楼另一侧,从被炸开大洞90多层处,坠落的人像树叶一样飘下来。还有人出路已被断掉,室内一片火海,半个身子挂在窗外,开始人生的倒计时,最后看一眼蔚蓝色的天空,脚下则是无底深渊。
  眼看100多层的2号楼在烈火中塌下来,大楼倒塌的瞬间居然忘了拍照。周围的人也惊呆了,几秒内没有人出声。马上又是女人尖叫一声,大家意识到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发生了,因为谁都想不到这么结实的楼会倒下来,我们又处于危险距离之内,不跑就晚了。我镇静一下,逃之前仍然按一下快门,拍下最后一张浓烟向我们袭来的照片。
  计划新建的世贸大楼更加引人注目
  孙超:我知道前不久您又回到了纽约。三年过去了,世贸中心现在是个什么样子,重建开始了吗?
  车耳:事过三年,世贸大楼的原址是个长宽各不到200米的大坑,只是这个大坑比三年前整齐一些。你可以看到深达7层楼高的地下铁的轨道。这个大坑被铁丝网拦住,周围则是凭吊的游客。世贸大楼废墟和以前惟一相同的地方是游客依旧。三年前游客来此是为了登顶眺望,领受纽约的气势和美国自由和民主的精神。现在人们则把目光集中到这个大坑的深处,向死难者致意,感悟这个超级强国在本土遭遇的难以置信的灾难。无论早上还是下午,这里都集中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就连我这个曾经住在旁边、看过无数遍的人每次到这儿都会放慢脚步,将脸转向废墟的一侧,这毕竟是我工作多年的地方。
  世贸大楼重建计划已经确定,计划中新建的楼比原来还高、挺拔和引人注目。纽约人在经过多次的研究和辩论以后,决定仍然建摩天大楼,以表示不向恐怖分子低头的决心。但是社会心理不容忽视,由于被劫持的飞机分别撞入90多层和70多层,这个层以上的人几乎无法生还,所以在恐怖袭击以后,70-80层的高度是人们心理的临界线,在这个高度以上房子是不好租出去的。谁也不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尽管恐怖分子在同样高度撞楼的机会很小。计划中盖的大楼不能忽视这一点,虽然建的有100多层高,但只是80层以下出租,80层以上就为9·11的纪念博物馆和其他用途。
  9·11事件发生以后很长时间,我都住在原来的地方,和废墟只有300米左右的距离,出门必须绕行,这使我有机会每天看到废墟清理的进度和关于9·11纪念物品的更新,我将被展示的死难者的照片都一一仔细看过,还不止一遍,真希望在那里边不要看见我熟悉的世贸大楼原保安人员的面孔。他们恪尽职守,用他们的生命为代价,让更多的人活了下来。
  在大约半年后的一天,我在附近的大街上看见了其中一个保安人员——一个年过半百,留着小胡子的拉美人。我既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来自哪个国家,只知道他是我去世贸大楼上班时必经一个空中天桥的保安。以前我们几乎每天见两次,互相问好,关系也就是仅限于打个招呼的层面。但那次我们迎面相遇后,都不约而同地张开双臂,拥抱在一起。我感觉到自己有哭的冲动,毕竟这是我们在那次生死考验后,第一次重逢,而且就在那个天桥的不远处。我所在的大楼已经被以夷为平地,他所在的天桥则被炸掉了一半,而他平时所站的位置就是在靠近世贸大楼被炸掉的那半。那个断桥是用大理石打造的,是我见到的造价最豪华的空中天桥。在以后的几年内,它就那样孤零零地撑在那里,另一半被接上简陋的人行通道。于是,那豪华的一半象征着纽约新华尔街的财富,另一半则是这个财富中心受重创的最好见证。
  我住在华尔街办公楼改装成的住宅楼
  孙超:经过这场灾难,您对纽约有什么新的认识?
  车耳:这次回纽约我住在位于华尔街的一个朋友家里。纽约华尔街是世界金融中心,美国财富的象征,那里全是办公大楼,为什么会有人住在那里呢?这在9·11前是不可能的,除非是临时住在位于华尔街酒店里的外地访客。原因是9·11后这里成了重灾区,在一段时间内街道被封锁,地铁又不通,员工们无法正常的上班,所以各公司只好迁到外地。许多公司迁出去就没有再回来,因为华尔街位于世贸大楼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又是在下风口,世贸大楼倒下时烟尘弥漫了整个曼哈顿的下城,许多含毒的石棉灰落在这里,清除它们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成本太高。而且如果公司雇员以受石棉灰污染为名,起诉公司的话,那就会惹上无穷无尽的麻烦。所以一些公司宁愿搬出这里,迁往他处,还能减少了一些经营成本。
  众多公司的离去,使华尔街的办公楼空置率过高。这里又是寸土寸金的地方,没有客户就意味着亏损,房地产商拉不回来公司,就琢磨拉来住户。于是他们将这里的办公楼改装成住宅楼,将大的办公区隔成一个一个房间,向外出租。9·11后很长一段时间,这里的租金居然比附近差一点的街区还便宜,而且还能享受市政府的灾区补贴。优惠政策招来大批单身汉和没有孩子的家庭,他们都在华尔街工作,住在这里可以步行上班,旁边就是哈德逊河和大片的绿荫道。只是这些改建的楼房间细长,有的还不成方形,为了使每间房子都够得上窗户,他们只能这样设计。如果是一室一厅的话,进门后两侧排列着衣帽间、厕所和厨房,迈了10步才到客厅,而这些地方不开灯就永远是黑暗的,毕竟离窗户太远。
  如临大敌式的警戒已持续很久
  孙超:9·11事件后,美国加强了各个方面的安全措施。您现在感觉到安全了吗?
  车耳:住在这种地方,让我对安全感有了新的认识。从正面的意义上来说,住在这里不怕偷盗。因为不仅这里的门房24小时昼夜值班,连邻居们都比较警惕,而且门外警车遍布,到处都是保安人员。如果盗贼能够在门房的眼皮下逃过那长达50米的豪华门厅的话,出了门也会被逮住。只要有人站着大呼一下,会立即引起警察的目光。纽约警察甚至把我住楼前的道整个封住,将警车横在马路上,昼夜监护。不远处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则被围得像铁桶一样,所有能通向这所大楼的路口都被警车封死,只有行人才能通行,私家车根本过不去。
  那里站着的不是普通的警察,而是美国的特种部队。他们穿着一身蓝黑的制服和臃肿的防弹衣,身上挂着步话机、短枪,手上还持着大弹夹的冲锋枪,头上带着钢盔,那架式会让你倒吸一口冷气。至于警察、保安人员和便衣则不计其数。
  这种如临大敌式的警戒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前那么多年在纽约,别说特种部队,连警察封锁大块街区情况我都没见过。华尔街股票交易所本来是一个供人参观的地方,现在这里成了真正的围城。警察多了反而不觉得安全,这就是它的负面意义。我待在家里不担心被盗,出门却有些担心,不知什么时候碰到恐怖袭击。要命的是,美国国土安全部近两年来隔一段时间就要向全国公布一次警告,号称纽约恐怖分子将要对某些目标发动攻击,为此就要加强戒备。虽然这些警告的危险没有一次真正发生过,但国土安全部依然扮演着预言家的角色。
  大约一个月前,国土安全部的警告上说恐怖分子准备用装满炸药的加长礼车袭击纽约股票交易所,所以美国军警只好将华尔街四个路口用车封锁住,挡住可能实施自杀攻击可能的车辆。当然居民的车也无法通行,我就是让接我的车在旁边的路口停下,自己拖着两件大行李像搬运工似的走进那个豪华大厅的。
  所以安全是有代价的,我可能没有被偷盗的风险,但我为此付出的是力气和不方便。我甚至有被监视的感觉,出入大门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些警察和保安人员站在门口,他们面无表情,注视着周围的情况。我有时出来散步特意观察了他们,我发现他们也很无奈,站在那里无所事事,几个小时下来什么长进没有,还显得很紧张。
  游客们只是对那些全身披挂的特种兵兴趣浓厚,一开始远远地照相,胆子大的人则敢走到他们附近照相,更勇敢的则走过去和他们谈话。我看见好多次,那些大兵情绪好,像模特似的站在那儿和大家合影。
  在纽约交易所的另一侧,则出现了一小批示威者。我是在多次听到楼下喊示威口号才决定拿相机去照的,下去以后发现居然是警察在示威。这些都是不当班的警察,在工会的领导下,故意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前定时地每天定点聚会,要求增加工资,认为让他们站一天给那点钱不够。这些警察毕竟训练有素,连喊口号都特别整齐,底气也足,一共就几十人,却喊得如雷贯耳,隔几条街都能听到。我站在交易所前为这些抗议的警察照相,再看看另一侧他们的同事面无表情地站在那儿,深感到资源的浪费。美国人用于防恐的花费被美国政府浪费着,而这些都来自普通老百姓纳税的血汗钱。
  防恐开支不会产生任何社会效益
  孙超:您如何评价美国的反恐措施,它真的有效吗?
  车耳:我去加拿大时,那里的人告诉我,我们没有美国人那么多的军队和军费开支,也没有人攻击我们。我们养军队的钱用作社会保障,每人都有医疗保险,每人住院都免费。而在美国上千万人没有医疗保险,无法应付一旦有重大疾病的开支。以美国那么强大的国力和富裕的程度,在纽约大街上却常常看到流浪汉。这次去我甚至看到神态憔悴的亚洲妇女,用超级市场的手推车推着被破塑料袋包着家什,畏缩在角落,而以前我看到的流浪汉都是白人和黑人男性,现在看这个阶层的格局也在变化。在加拿大东部,甚至在那些相对贫穷的省份,你都看不到这种情况。那么将社会财富用于国家防务好呢,还是让老百姓得到具体的实惠?
  美国现在看上去还很有钱,但社会财富是有限的,而合理的分配社会财富是政府的责任。美国人不会长久地同时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庞大的防恐开支。尤其是防恐开支,是不会产生任何社会效益的。当钱不够花了以后,美国人只能降低自己的反恐安全标准,或者向阿拉伯世界寻求妥协。可能它既要降低自己的安全标准,又需要妥协。因为即便它能把纽约交易所围得像铁桶一样,却不能把曼哈顿围得滴水不漏。而以美国广袤的国土,和漫长的边境线,想把恐怖分子都关在门外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任务。更别说美国本土也会出现土生土长的恐怖主义者了。
  9·11后不久一次回国的经历让我记忆犹新。那次飞机是早上七点多起飞,安美国航空公司的规定要提前三小时抵达机场。我只好凌晨三点起床,赶到机场时四点多一点,到达后发现机场居然还没有开门。我和其他遵守规定的几十个旅客,在冷风中像傻瓜一样等了近一个小时,才被放进机场大厅。而那些我行我素、不理睬规定、临起飞前一小时才姗姗来迟的旅客和我们同时间排队,同时间办理登机手续。过安检时,检查人员睡眼惺松,对我行李没认真看,反而将我随身带的现金清点了一遍。
  相信美国人会用手中选票纠正错误政策的过度实施
  孙超:就您的观察,美国人是否坚信美国的明天会更美好?
  车耳:我要说明的是美国人自己的力量。这次住在华尔街,有一次早晨六点半的时候,我出门办事,想着这时候天刚亮人少,华尔街附近不会堵车。结果出门一看,穿着上班制服的青年男女,正从地铁站、从码头拥向华尔街,潮水一般,一波接着一波,让我深感震撼。六点半的时间无论在哪个国家,人们不是在梦乡就是刚刚起床。而这些美国人人则至少在五点钟就起来了,六点半时他们已经坐在办公室里,这就是华尔街。华尔街让人敬仰的不仅是它创造财富的能力,更是这些创造财富的人。这些人都是美国的精英,他们和代表他们的利益集团是不会让美国政府不得人心的反恐政策长久的继续下去的。因为这种政策也违背了美国人自己的利益。
  布什9·11后第一次国会演说,摆出强悍姿态,警告世界:没有其他选择,要么与美国人站在一起,要么就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而与恐怖分子站在一起,则会得到与恐怖分子同样的下场。这种“非敌即友”无中间之道的美国式思维方式,看上去简单。但在多元化世界中,如何实施这样的划分呢?像瑞士这个中立了几百年的国家,究竟该将它划在站美国一边的文明社会,还是将它划分恐怖主义国家呢?
  幸好布什没有重复这个听上去人人自危、深感恐怖的言论,也没有将他的政策极端化,而且社会上毕竟有有识之士,毕竟有反对派。美国的金融家索罗斯就公开指责他这种麦卡锡式的言论。霸权政策招致全世界的不满,连我坐过的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出租车司机都大骂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说是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使得阿尔及利亚的极端分子崛起,把一个好端端的富裕国家搞穷了,他气愤地说,美国人就不想让我的国家好,就想让我们的国家一团糟。
美国人会用手中的选票纠正这种错误政策的过度实施,美国是一个纠偏能力很强的国家,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本文原文发表于200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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