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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北京大学联合国女孩儿纽约 |
孙超
每年的10月24日是联合国日。是世界和平、社会发展的重要纪念日。
我特别采访了联合国社会政策和发展司社会发展社会视角处主任处长杨文艳。作为联合国内部罕见的中国女性高管,她神采奕奕,侃侃而谈,常年健身的她身材苗条,就像我采访过的很多成功女性一样。令我印象深刻的却是她对自己过去的坦诚。杨文艳告诉我,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过什么新衣服。但是,要去北京大学之前,母亲用卖鸡蛋的钱做了一件新衣服,表姐送她一条新裤子,这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她少有的一身新衣服。父亲告诫她,“听说北大校风很正,不会因咱穿戴差而被人家瞧不起,学习不好才会被人看不起。”
北大女孩儿杨文艳
“你要好好学习和读书,如果书都会读了,做饭也就一学就会了。”
19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在河北的农村,杨文艳的母亲这么告诉她。
16年前的一个冬天,她出生在河北赞皇县南街的一个农村家庭,她还有两个弟弟。家庭条件异常艰苦,但是她的父母却毅然决然地把姐弟仨送进了学校。
7岁那年,她上了小学,5年后小学毕业;然后上村办初中,两年毕业了。
当时正值“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年代,整个国家被极左的思想笼罩,因为家庭出身原因,她没有和其他同学一起升入高中,被放在“另册”,一直是好学生的她第一次感受到了无学可上的痛苦和无所适从。
有一天,南街学校校长卢瑞英老师问她,愿不愿意再上学,她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两个字“愿意”。老师告诉她,因为她一直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于是经老师们联名向公社管校负责人推荐,争取到了一个高中名额。她还没有机会说出感谢,眼泪就已经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1978年,她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经济学系。那一年她16岁。
不久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附近的日本料理店里,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她——联合国社会政策和发展司社会发展社会视角处主任处长杨文艳。作为联合国内部罕见的中国女性高管,她神采奕奕,侃侃而谈,常年健身的她身材苗条,就像我采访过的很多成功女性一样。令我印象深刻的却是她对自己过去的坦诚,包括对一个她第一次见面,并要采访她的年轻人。
佩戴着北京大学校徽的毕业生杨文艳
杨文艳告诉我,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过什么新衣服。但是,要去北京之前,母亲用卖鸡蛋的钱做了一件新衣服,表姐送她一条新裤子,这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她少有的一身新衣服。父亲告诫她,“听说北大校风很正,不会因咱穿戴差而被人家瞧不起,学习不好才会被人看不起。”
同为女性,这令我非常感动。
她带我重新思考和回顾那个时代和“杨文艳们”。
1977年恢复高考引发了全社会的读书热,很多青年人的求知欲、读书欲被唤醒,被激活。有一张历史老照片:恢复高考后上海图书馆门口,一大清早,图书馆还没有开门,青年人就已经在门口排起了长队。
每天早上,上海图书馆门口6点多就开始排队了,到了开门时间,读者像潮水一样涌入。挤进图书馆的人基本就不出去了,一旦出去位置也就没了。令老员工至今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涌入的人群竟然把门玻璃给挤碎了。那是英国人建造的房子,门很厚,玻璃也是很厚,要把那个玻璃挤碎的话不是一两个人能做到的。开铁门的工作人员被挤到了门边贴在了铁门上,只得大声提醒:“轻一点,轻一点,不要受伤!”
人们在图书馆里废寝忘食地看书学习,他们中为数不少的人在做《数理化自学丛书》中的习题——那也是当时最热门的一套书。
许多读者早上进来,带几个大饼,图书馆里有开水供应,一直到晚上图书馆关门再出去。因为人太多,所以窗台上也坐满了人,许多人连窗台位置也坐不上,只能坐在地板上,甚至室外的阳台上。当年有一句非常激励人的口号,就是“要把‘文革’十年所失去的时间给补回来”。
多少年过去了,人们都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少有的一场读书热潮。
杨文艳和她的同学们,也都是这些相信读书可以带来改变的人们。60个人历史的幸运儿们,走进了北京大学,成为了恢复高考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那个时候经济系还不是一个大家都搞得很明白的专业,到底学什么也并不明白。只是她的高中班主任老师和她说,“你的数学好,应该去经济系,而且将来国家建设应该能用得上。”
60个人的班上有8个女生,而同学们有的曾经是老师,有工人,有军人,有插队知青;年龄最大的同学是年龄最小的两倍,杨文艳是班上年纪最小的。
于是同学们就成了她的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像一个大家庭。他们从上海给她买来了红头绳,她就这么直接系在了头上。他们一起借下乡社会调查之机去南方流浪,胆小敏感的她,在上海商场里面,看到一条特别特别漂亮的格子裙子,尽管没有钱,但是并不妨碍她想象着穿上这件裙子的样子。突然,旁边的兄长说,“这件裙子适合高挑的女生穿。”她顿时觉得自己矮小,瘦弱,实在是不适合这件裙子。时过境迁,当同学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她还不觉地提起这个故事。她给我看过去自己的照片,总会笑笑,想起青葱时代,不懂得装扮,更为重要的是那么不自信。
杨文艳笑着说,“我想告诉所有年轻的女孩子,享受青春和青春带来的那份自信。”
“这批同学们现在成了政府部门的官员、国企的负责人、大学的教授、跨国公司的老总,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弄潮儿。从上学起,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我的榜样。就拿我上铺的女生来说,来北大之前,她在工厂里面当了三、四年的车工,对很多问题都很多见地。比如,国家还未对右派平反,她就对我说右派们不是坏人,很多都是很好的人,他们并不反党。新中国的很多事情需要重新反思。”
对于一直自称自己是一个“农村小姑娘”的杨文艳来说,上大学让她认识到分数并不算什么,尽管她经常考满分和得第一,她逐渐开始意识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这样的话题,同学们总是在讨论和思考,很多话题都很前卫,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包产到户等等等等,“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班上的8个女生毕业前合影,前排者是杨文艳
大学就要毕业了,她一直觉得自己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去工作,从小到大,都在学校里面,受到师长们的照顾,而现在一切好像都要变化了。于是哥哥姐姐们都说,杨文艳,你该去上研究生,上完研你也不过20几岁。
那个时候,她脑海里面并没有任何出国的概念,就像当初高考,要不是老师找到家里要她报北京大学,她压根没有想要走出河北。
杨文艳说,“这一切又得益于大哥大姐们的鼓励和老师们的帮助。我很幸运地考上了厉以宁老师的研究生,但是同时得到了公派出国的机会。”
“好好准备出国,如果耽搁了一些课程也没有关系。”不仅仅如此,厉以宁老师还推荐她去找曾经在西方留过学的教授给她写推荐信和帮助申请美国学校。还有她当时的系主任陈岱孙教授,不仅仅帮助她写了推荐信,而且还写信鼓励她好好学习,介绍学习方法等。
就这样,杨文艳以全系第一的成绩获得奖学金,赴美留学,成为她的家乡第一个出国留学深造的人,也成为纽约大学经济学系有史以来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毕业后,机缘巧合到了联合国工作。
时过境迁,就在不久前一次北大同学聚会上面,厉以宁老师问到,你们班上最小的那个杨文艳,她结婚了吗?
讲到这里,杨文艳不禁眼泛泪光,“在老师的心目中,我还是那个扎个小辫子的学生。”
就在我结束采访的时候,杨文艳收到了来自纽约的北大校友会发来的短信——“周末,北京大学同学们中央公园跑步、聚餐、然后忧国忧民”,她笑了。
杨文艳不久前在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一个关于不平等问题论坛上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