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们北京八中作为1960年代北京市五所实验中学（还有景山学校、二龙路中学、丰盛学校等），于1965年送走了首届五年制中学毕业生。同时，又从实验二小、育才小学成建制直升了四个班，迎来了小学五年制实验班毕业生，以继续完成十年一贯制的中小学教学改革实验。从此，作为男校，八中开始了有女生入学的历史，现有毕业于育才小学的司马小莘（育才升入八中的初一4班司马小维的姐姐）回忆育才学校当年的情况，推荐给大家。

北京育才小学

司马小莘

育才小学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前身是“延安保小”（成立于1937年）。

1987年延安保小成立50周年，我和贾达黎姐到延安参加庆祝大会。保小的校友谈起有趣的往事：在合唱《保卫黄河》时，他们总把“黄河在咆哮”唱成“黄河在保小”，然后又困惑，黄河怎么在保小？

在北京育才小学，所有年长的学生被我们称为大哥哥、大姐姐，老师像园丁一样培育我们，像家长一样不厌其烦手把手教我们读书写字、算数，学校就像个大家庭。我们真切感受到“劳动光荣”，接受爱国教育，印象最深的是在开学典礼上蓖麻子种得好、劳动好的学生常受到表扬，他们光荣地乘坐国产“解放”牌卡车在校园转圈。老师告诉我们，蓖麻子可以榨油，做飞机的润滑油，支援国家建设。

育才校园很大，占用了部分先农坛的建筑，安顿这些无父母照顾的孩子，校门在北面，南北约两里地，东西也有一里多，园中园有“雲坛”，路旁苍松翠柏和东西对应的祭坛——雨坛和云坛，通往南校门有低年级的学生宿舍“南楼”。校园中心位置的服具殿成为我们的图书馆，南面有观耕台，皇帝躬耕的一亩三分地成为篮球场，课余是我们必抢占的场地，篮球是全班同学凑钱买的。有水泥砌的兵乓球桌，我们常玩“点兵点将”。

    高年级学生宿舍在北面的三院、四院，里面的泥塑像被请出去，二院的太岁殿成了礼堂，门神殿成了食堂。礼堂北面的丁香林是我们除“四害”轰麻雀的阵地，北京规定统一时间赶麻雀，每见麻雀飞过，我们就敲脸盆、呐喊、挥舞床单，直到小麻雀飞不动掉下来，我们班的战绩是俘虏了3只麻雀。北面的鹿圈被砌成猪圈，用于改善师生伙食。图书馆东南面有卫生科，在这里打预防疫苗；有一年我们全班感染猩红热住进卫生科，老师就到卫生科讲课。学校的“动物园”有一只鹅、两只鸭及一只猴。

从一年级起，我们被要求自己的事自己做，每班、每个宿舍大家轮流值日打扫教室、宿舍，清洁卫生。所有小同学带回学校的零食集中在一起平均分享，有时一个苹果被生活老师切成八九块，学校教育我们有福共享，自私自利、自顾自的行为被大家鄙视。为遵守时间，动作慢的我们，课余时间练习起床叠被子。我们每个班有试验田，栽种蓖麻、向日葵并浇灌到收获。每周有劳动课，到伙房帮厨是常事。我们初中时每年都被安排到农村收庄稼，不劳而获、耍滑头会被大家瞧不起。

学校教育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学习成绩好，讲公德的学生永远是威信最高的班干部。班干部是公选的。学校里没有抄袭、走后门等歪风。

育才隔壁的先农坛体育场设有青少年业余体校，班里过半学生被鼓励参加体操、篮球、田径、排球、兵乓球等训练班。我从小学到初中先后参加业余体校跳水班、游泳班、篮球班。兰姐的同学吴浮山成为全国女子跳高冠军，1964年以1.79米打破郑凤荣保持的全国纪录和亚洲跳高纪录，当年名列世界第二。学校鼓励我们参加体校训练，从小受到正规运动技能培训，受益终身。

高年级学生承担校值日，每天在校园巡查。我们每周两次到业余体校训练，懒得绕路时，会选择翻越学校和体校一墙之隔的东门，一不小心被巡查的校值日哥哥、姐姐逮住，会被训斥。

出操、吃饭等所有集体活动要集合队伍守纪律，食堂严禁浪费，门口有校值日检查，禁止带饭出食堂。

冬天生火炉，偶尔不守纪律好像会有一点快乐，藏一小块窝头在口袋里，带回宿舍，大家围坐铁炉边聊天，分享将窝头贴到炉壁上“嗞”一声烤焦很香。

学校里男生玩弹球、拍洋画、撞拐、踢足球，女生跳皮筋、夹沙包、跳间、打瓦，捡到方正点的瓦片就称“宝瓦”。跳绳、打瓦是男女生都喜欢玩的游戏。过去的游戏早已失传，大家一起玩，培养了集体观念、团队精神。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市教育局拨款建了新教学楼，育才退出古建筑。现古建筑博物馆坐落在校园中。

育才小学在1956年成立了初中学部，改革开放后建成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为一体的学校。

左起司马小维、小莘、小芹、小萌于1983年在育才校庆返校，在校门口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