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张湛自述成长过程：飞翔的起点

——北京八中超常实验班

导言：提起少年天才，人们的第一反应似乎是《伤仲永》的论调，天才的宿命就是沉沦。或者认为所谓天才都有心理上的缺陷，即使不是《雨人》中的自闭症患者，也是《哥德巴赫猜想》中陈景润那样社会化程度很低的形象。但人们不得不承认，确实有一部分儿童智力超出同龄人平均水平。这些儿童只有受到有针对性的教育才能更好地发挥出他们的智力优势。 

从北京八中超常教育实验班（俗称少年班）毕业二十多年之后回头来看我所经历的超常教育，它完全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严厉刻板，我们在一种开放而多元的环境里，滋生出了持久的自我驱动力，是我们人生中取之不尽的财富。

童年的高智商与“烂”作文

     我1983年2月出生于北京市，我妈是化工专业的高校教师，我爸在大学后勤部门工作。据我妈讲，我两岁时认识两百多个汉字，这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有一天我妈背了一遍元素周期表，我觉得挺有意思，让她再背一遍，也没太在意，第二天醒来不知怎的就会了。后来我妈顺势教了我一下核外电子排布，在公共汽车上考我，引得旁人问我多大。“四岁半多了。” （我们班的同学在上八中之前都有各自的“超常事迹”，有人跟小朋友闹了矛盾，说“你都不懂欧姆定律，不配跟我打架。” 当然，欧姆定律是他的工程师父亲教的。）

 我爸对我上学的事特别上心，为了让我早上半年学，带着我跑了好几个学校，最后刚刚落成的樱花小学接收了我。后来我爸还带我测过智商，先去了某个医院测出来110多（让我画画，我真不会画），他不满意，我们又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测了一次。因为某项成绩超出了量表，最后结果是160以上，这下他满意了。

    我小学一年级是班里第二，第一名稳扎稳打，我比不过他。不过他回忆说我那会常常捧着巨厚的书看，低调而霸气。我记得那会晚上回家，常常跟爸爸妈妈一起学习，他们给我听写，给我出算数题，还跟我一起看地图查字典。到了二年级，我爸妈又让我跳级。给我找来了三年级的数学语文书，我就一边看“一休哥”一边看看书。二年级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参加完了自己班里的期末考试，又去三年级老师的办公室里坐了一套他们的期末卷子，再开学就去三年级上第二学期了。

    刚上三年级有点不适应，特别是语文，突然一下子拼音要按英文字母顺序写，我没学过，考试就得了八十多分。这之后我就被打上了偏科的标签，特别是作文不行。有一次我们班春游去马甸的双秀公园，回来要当堂写作文。老师看我一下子写了不少，开始不老实了，就把我的作文拿走在讲台上念。我写了一些当天的趣事，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但是老师觉得不好，给了我很低的分，总之让我重写。

    为了重写我又去了一次那个公园，最后抄了几句作文选里的风景描写交了上去，“一朵朵小花在阳光下绽放了笑脸”之类的。结果老师眼力过人，在所有作文选的句子下面都划了波浪线表示赞赏，给我了九十几分。这是我唯一一次作文上九十分。小学的经历极大地削弱了我对写作的信心，让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不会写作文的人。好多年之后我才逐渐明白，那种推崇做作空洞“文采”的作文标准完全是错的，引得同学们大笑的那篇才是好的写作。 

过三关考入少五

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似乎有一种狂飙突进奋起直追的精神状态，追求又快又好。当时全国出现了不少中学和大学的超常实验班，家长也乐于把孩子送上快车道。

    北京八中致力于超常儿童的甄别和培养，通过智力与非智力的测试选拔，招收北京市内智力超常的十岁学生。少年班的学生用四年时间（最近改为五年）完成八年学业。14岁高考进入大学，18岁大学毕业。少年班一开始两年一届，后来改为一年一届。八中少年班从1985年开办至今已招收超过20届，毕业生超过了500人。少年班的学制只有四年，不过这四年的影响却贯穿学生一生。社会上很多人对超常教育有各种误解甚至污蔑。作为毕业生，我有义务来澄清一下。

我考过两次少年班。我爸让我四年级就考了一次，初试都没过，仅仅是一次预演。两年后（1993年），也就是我十岁小学毕业那年，考上了八中少年班。初试有三科：语文数学和思维。我记得思维科里有一些空间想象的题目，一个盒子六个面都写了字，展平了之后什么样子之类的。我完全没有做过针对性的准备，奥数课是上过，不过迎春杯也只拿了三等奖。初试从1000多人选出200多人参加复试。复试过后选出大概60个学生在暑假住校试读七天，考察智力以及非智力的能力。有一项测验是在两三个小时内在操场跑圈，跑不动了走也可以，全程不许喝水。那天很热太阳很足，非常辛苦，有人走不动了悄悄去买汽水喝。一个83年12月的小家伙走了最多圈，他叫尹希。后来我们11岁的时候还参加过一个中日青年21公里长走，尹希又是第一。

1993年9月，42名学生正式进入北京八中第五届超常实验班（简称“少五”）。虽说是四年完成八年学业，其实我们根本不学小学五六年级的内容，直接读中学内容。两年初中，两年高中，中间参加北京市中考但是仅作为普通期末考试，并不影响去留。这个过程中，会根据成绩把个别学生分流到普通班去，也有因为个人原因（身体、家庭）中途离开的，还有一个读了三年就参加高考去上中科大少年班了。（对，你猜出来了，就是尹希，他当时12岁。）最后参加高考的有34人，1997年上大学的有21个人，六个北大、一个协和一个清华，另有两人保送北航四人保送浙大。第一年高考不理想的选择复读，1998年再考，又有两个清华一个北大。简单从高考结果来看，结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少年班的教育绝不是高考成绩不错这么简单。

我们这样运动学习

少年班的学生基本都读理科，但我想谈谈我们的体育、英语和语文课。

 对少年班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我们每周除了两节操场上的体育课之外，每周五的整个下午是“自然体育课”的时间。我们春天去玉渊潭划船，夏天去海军馆游泳（和跳水！），秋天去香山登高，冬天去什刹海滑冰。我们的体育老师杜家良那时六十岁上下，在体育课的队列前给我们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着意锻炼我们。我们去公园从来不走好路，哪难走走哪。我们从香山下来好像从来没有走过水泥路。有时我们会坐地铁去八宝山，一下午走10公里回到复兴门，中间不许喝水。此外，每年暑假还有大旅游，一年级密云黑龙潭，二年级午夜登泰山，三年级骑车山海关。整个四年下来，大家不仅身体好，而且养成了对体育和运动的兴趣和习惯。

    现在回想一下，这真是一笔极为丰厚的精神遗产。现在我们班里好几个跑马拉松的，有完成铁人三项的，还有登雪山的。尹希参加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赛成绩在三小时以内。女生单盈，2016年12月4日在台湾东吴大学24小时超级马拉松赛中以241.334公里夺冠，男子组冠军成绩为236.990公里。（这个项目目前的女子世界纪录是258.339公里）。前几年，我们全班用每人运动的照片做了个影集，作为八十大寿的贺礼送给杜老师。我跟哈佛大学物理系的尹希教授（2015年9月晋升为正教授，大家可以算算他那时候几岁）也借此机会在波士顿的攀岩馆里合了个影。想来杜老师会很高兴吧！自然体育是少年班引以为豪的一大特色，而且并没有随着杜老师的退休而中断，我们的师弟师妹们也都是受益者。前几天我去一个“少七”的师妹家里，墙上挂着一大把的马拉松完赛奖牌……我想仅这一条，就足够让那些说少年班都是考试机器的人免开尊口了吧。

我们英语课从abc教起，按部就班地学，国际音标、新概念、语法、背课文。很传统，很扎实，似乎平淡无奇。但我最近跟一些90后聊天发现，发现现在中学里不教音标，有不少学生单词都瞎念，没听说过开音节闭音节，甚至来美国上大学时还不能准确说出过去时-ed、复数-s/-es的发音规律，更别提虚拟语气、先行词、历史现在时之类深一些的语法点了。我们当年出超纲题，考我们不定式在句子里做什么成分，比如：It takes me 40 minutes to get to school中的不定式是什么成分？这种关注语法分析的思考方式为我之后学习其他（二十多种）语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英语课并不全是这么严肃的内容。在老师的布置下，我们常常三五个人一组把课文改成戏剧演出来。老师就牺牲午休的时间看每一组的表演。大家都很投入，老师也给乐于看我们如何把课文改得面目全非。比如有个鳄鱼背猴子过河的故事，被改得反转了好几次，不看到最后绝想不到是谁赢了。后来高中阶段还演过《皇帝的新衣》、《麦琪的礼物》、《项链》（我演妻子）等等。这样一来，每个人都用英语创作、表演，每个人都敢于张口。虽然高考没有口语考试，哑巴英语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我第四年（相当于高三）第一学期期末英语拿了全班最后倒数第二名，99.5分（满分150），但我一点也不着急。因为我觉得教英语的李汝宜老师特喜欢我，这次只是意外没考好而已，我有信心！后来我一打听，似乎人人都觉得英语老师偏向自己。我高考英语139，作文满分，全班第一，我从来没考过那么高。到了北大，英语分级考试我被分到了最高的三级，完全不输给其他人。再后来学梵语，考GRE。出国后用英语上课读书写论文、做演讲、做翻译，都得益于中学时打下的坚实基础。

语文老师徐祖淳给我们留的假期作业总是包括“读三部长篇小说”，古今中外不限。我十一岁就读了《复活》，根本不明白诱奸是什么意思。当然了，我现在也不明白。读长篇小说并没有因为假期结束而停止，班里还掀起了一股风气，大家都在看大部头。那会刚刚出齐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全集，似乎有二十四本，每本五六百页，好多人都去图书馆借。我看的第一本是《云中奇案》，第二本是《东方快车谋杀案》。前几年去了土耳其才知道什么是东方快车。我十二岁用了大概一年利用上下学时间看完了四本一套的《战争与和平》，中间还给同学们讲过一次，讲到第一册结尾处安德烈在战场上躺倒，看到天空领悟了什么。（我现在也不知道他领悟了什么。）我还看过《好兵帅克》，周末号称去上奥数班其实躲在护城河边看《三国演义》，迷迷糊糊地看了《我是猫》，成天“咱家、咱家”的，不知道那是太监的自称。我后来还被思想比较先进的女生带着看了方方的《桃花灿烂》。上了大学之后又陆陆续续读了张爱玲、米兰·昆德拉、普鲁斯特等等，成长为一枚文艺青年。

     我们语文每节课前有个三分钟讲话的环节，大家轮流讲，题材不限。我有一次讲了莫泊桑的《项链》，几乎完整复述了一遍，因此大大超时。徐老师没有打断我，而是小夸了我一下，由此开启了语文课前念故事的风潮。我记得有人念了《七重外壳》，还有人念了一个毕淑敏的短篇。（后来徐老师还把毕淑敏请来跟我们聊了一回！）不仅有小说，古文也没落下，我偶然在书摊上买了《古文观止》，开始自己啃史记，读了《屈原列传》。读《论语》时还跑去问徐老师这个“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则直在其中”是啥意思，自己买了《唐诗鉴赏辞典》背《春江花月夜》（我现在还记得头几句）。

当时班里还流行搞创作，全班文坛百花齐放。有的人填宋词，有一拨人集体写小说，大概是“霸道总裁爱上我”，有人在周记里连载自己改编的《仙剑奇侠传》。此外还有班日志，大家轮流记录每一天的生活，那可真是花样百出，创造力爆炸。

    现在回想起来，感觉中学时班里的文艺气氛很浓，大家都踊跃地读书、听音乐（班里流行过一阵Beyond，我听范晓萱、王菲还有一些英文老歌）、写东西，过着质量很高的精神生活。在那个并不富裕的年代，小伙伴们都坐公交地铁或者骑车上下学，我们关心的都是脱离于实际生活层面的东西。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小说、音乐、电影、游戏、动漫（比如幽游白书、灌篮高手）都是美味的精神食粮。这一切经过消化沉淀，都成为了我们的精神财富。

“我可以不一样”

     其实从一开始，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和别的孩子有点不一样。整个中学四年都是在一个大泡泡里度过的，单独隔出来的小院、专属的老师、特别的体育课、跟学校普通班的学生无交往等等，这都把我们跟其他人区别开来。

这种有意无意的区别让我对于大学的“正常”生活毫无心理准备，本科四年一直都有“我不属于这里”的异类感。随着年龄增长，这种由于跟周围人的年龄差别造成的不自在逐渐减弱（只有在别人说起“他十四岁就上大学了！”的时候可能会再次浮现出来一下），不过这种“我不一样”的心理状态也给了我自由，让那些“别人都是那样，所以你也要这样”的社会规范对我没什么约束力。

     我1997年考入北大化学系。我对化学说不上特感兴趣，在大学里心思不在学习上，成绩自然也不好。我大二下的时候选修了一门《东方文化》，是阿拉伯语专业的于维雅老师主持的，每节课由一位东语系的老师介绍自己对象国的文化，很有意思。大三上，我继续上了一门形式类似的《东方语言文字文化》，进一步激发了我对古代语言文字的兴趣，当时觉得埃及象形文字最好玩。大三下，正好段晴老师开设面向全校的初级梵文选修课，我就选了。梵文本身语法规则很复杂，段老师的课强度又大，一个学期要学两学期的内容，对学生挑战很大。

当时我被梵文万花筒一般的变化迷住了，花了大量时间写作业被变格变位。第二外语学梵语有个好处，之后再学什么都不会觉得难了。2000年夏天，大三结束，我犯懒一直没跟美国大学联系要材料。暑假里有一次回八中，一个同学撺掇我等一年再申请，说他们家明年会空出一套房子来，我们可以住那，比较自由。当时还没有缝儿年（所谓“间隔年”）的说法，不过就是那么个意思。我说好啊，正好我也没要材料呢，年龄也小，先玩一年再说。上了那么多年学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在学，停下脚步看看想想也好。之后就打定主意先不申请了。至于再后来嘛，当然没有按照既定剧本发展。意外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劝我先别申请的那位老先生一毕业就跑到高大上的外企去工作了，我则在北大附近租了间地下室（的床位），开始了北（大）漂生活。

2001年9月11日，两声巨响、几千条生命让美国签证政策陡变。一年在北大自由学习，我旁听了梵文语法、阿拉伯语、德语、文学概论，读了一米厚的《人间喜剧》，这让我更明确了自己的兴趣所在。第三次被拒签更像是临门一脚把我踢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轨道。之后考研读梵文专业，读到第二年时，一封来自新疆和田写于一千多年前的犹太波斯语书信砸到了我头上。所谓犹太波斯语就是用希伯来字母写的波斯语，这两样我那会都才刚开始学，但是段老师充分信任我，让我解读这封信。凭借这短短37行半希伯来字母写成的波斯语，我申请到了哈佛近东系伊朗学的博士。后来，又以哈佛为起点去了欧洲、日本、伊朗、以色列。兜兜转转、起起落落，直到16年才博士毕业。我现在是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合同八月份到期，之后会回国，不过具体单位未定。（按：现在定了，我是阿达希尔文化传媒中心总裁，谢谢。）

我有一次在纽约沙龙演讲时开玩笑，说我的命运一千多年前就注定了，真是没办法。然而回头想想，这条不寻常的人生弧线其实发端于少年班。能那么轻易地说“先玩一年吧”不仅是因为觉得大把青春在手、挥霍得起，而是隐约觉得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盲目地被生活推着走。回头想想我的同学们，大家的发展虽然各不相同，但在拒绝盲目随大流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尹希自然不在话下，很早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一路攀向巅峰。我的邻座成绩很好，23岁从伯克利博士毕业，他毕业后没有走学术道路，而是去了一家大型金融机构工作，现在是这家公司的CEO，打破了在美华人的天花板。我们的英语课代表想做医生，约翰霍普金斯博士毕业后，考取了哈佛医学院，现在是眼科大夫（Ph.D., M.D.）在美国执业。单盈也是伯克利毕业，那次夺冠后她说，“我从来不看空气，只看自己想不想跑。以前空气爆表的时候我也照跑。其实我跑步就不是为了健康，而是为了高兴。如果是为了健康，我就不会跑24小时，它和全马都是毁身体的。就是为了图个乐子，省得闲着没事干，所以不在乎这些。” 我们班最小的女生，考上首都医科大学之后不开心，就退学重新高考，以大幅超出录取分数线的成绩考上了传媒大学，现在从事她从小就喜欢的时尚行业。

 能找到并投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可以说是非常幸运也非常幸福的，是少年班的经历给了我们机遇和信心，让我们敢于梦想，敢于追求，我想这比高考考多少分、日后挣多少钱重要多了吧。

按：我2018年回国之后对现在的教育很不满意，因此才创立了阿达希尔空间站，想给学生一些真的、持久的、能不断从中汲取精神力量的东西

（原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2期）

01美国留学初期在欧洲参加学术会议的张湛

02童年的张湛@山海关海边（骑车去的）

03，1999年五一假期，大二时的张湛@西湖

04，硕士毕业

05祝福杜家良老师

06杜家良老师在老教师“生日会”上

07李汝宜老师（右一）在“拜师会”上接受年轻老师的鲜花。2005年

08徐祖淳（中，八中老三届高三5校友），左一为李岗（高三6校友）在老教师“生日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