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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双龙泉插队岁月

(2018-09-12 23:23:59)
难忘双龙泉插队岁月

难忘双龙泉插队岁月

——五十年后七嘴八舌忆当年

 

在我们美丽的地球上,在我们广袤的祖国大地东北方,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那里的山山水水,那里的田野沟壑,那里的乡亲故旧,令我们魂牵梦绕,终生难忘。那就是我们下乡插队的地方——双龙泉。那是我们的一世情缘。

——题记

 

一、 离亲人,别故乡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电视剧《渴望》

 

互联网是上帝赐给中国人最好的礼物。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在它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微信让今天的我们虽然天各一方,却能随时随地互相交谈,乃至见面。得益于此,在我们纪念到双龙泉插队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这些当年曾经生活劳动在一起的同学,才得以在这样一个神奇的平台上,共同回望当年岁月。

我们回望往事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了已经离我们而去的何真、李培都、王志强、王美瑞四位伙伴,想起了失去联系的黄拥平。我们召唤他们的在天之灵,召唤失联多年的伙伴那模糊身影,和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再一起回到五十年前的岁月。这样的时刻一家人一个都不能少。

公元1968年夏末的内蒙古扎鲁特旗,雨季还没有完全过去。天气早晚煞有凉意,但是中午的阳光仍然炽烈耀眼。8月30日这天,已于前天(28日)从通辽到达鲁北的700多名北京知识青年,按照知青办分配的各公社大队知青名单,等待明天最后一程抵达目的地。

700多名青年学生是8月26日上午10点从北京站出发,乘坐专列前往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插队落户的。从此,“八二六”这个数字便成了700多名北京人终生不忘的人生印记和彼此共通的符号密码。

香山公社双龙泉大队”——从听到这个名字的那一刻,它就永久地镌刻在了22个北京知青心里。

22个年轻人来自北京七个学校。他们是:来自北京市女八中的何真、张懿、牟燕玉、张晓莹、吴渝瑛、张辉亮、裘玉虹、卢红涛,和邹彩华(北京三十七中)、宫异姬(北京三十六中);来自北京八中的张世杰、丁贻程、张鸣鹤、王恩洪、王树勤、张振民、吕培谦、李培都、周醒民,以及王恩涛(北京育英中学)、张彦(北京十五中)、王志强(北京武定侯小学)。10个女生和12个男生,平均年龄19.5岁。

谁都不知道当时知青办是按照什么标准分配的人员,那个年代人们都习惯于(或者说不得不)服从组织,听从分配。但想必分配者是考虑到了自愿原则,比如同去的兄弟姐妹、相识要好的同学会分在一个大队。除此之外,因为相互间彼此都不认识,无从挑选。至于分配到什么公社什么大队,因为是闻所未闻,更是对其一无所知。一切安排都是听天由命。人们给未来不可预测的事情冠以“命运”两字,是因为人在命运面前的确毫无选择。

说是听天由命,也不全是。王树勤、丁贻程、王恩洪三人虽然同校同届,但不同班,当时彼此并不熟络。30日的黄昏,三人无事,在堆满行李的一间空屋里聊天。这时大家已经知道了明天各自的去向。丁贻程和王恩洪去双龙泉大队,王树勤去香山大队,三个人,二比一。在拿不定主意和无所谓的情况下,王树勤应丁、王两人之小邀,改变了去向,第二天也去了双龙泉。

王恩洪:记得是我和贻程、树勤一起在一间堆着知青行李的房间躺着聊天,当时彼此都不太熟识,好像是我俩建议树勤干脆去双龙泉得了(其实双龙泉是怎么回事当时我们也一无所知),这么一说他就去了。那时我们的命运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随风飘荡。至于树勤当时是怎么想的,还得问问他自己。所以我说我们22人是今生的缘分。

王树勤:恩洪说得不错,当时不知咋的就被策反了。和公社的张副主任一说,他同意了。于是没和任之杰打招呼,把行李装上了去双龙泉的大车,鬼使神差地去了双龙泉。缘份啊!其实过了两天去了趟香山,我后悔了,想回香山。找了那姓张的副主任,他不同意,也就只好做罢。就这样在双龙泉和各位一锅抡了四年马勺。

张辉亮:我到双龙泉也有一点儿偶然。我们1967届当时还不是必须分配去插队的,但我也和同学们一样很积极,特别是看到好友晓莹和渝瑛在内蒙插队人员中榜上有名,于是乎渝瑛陪着我跑到锥把胡同1号去跟扎旗知青办的人好一通申请,终于如愿以偿被列在女八中到内蒙插队补充的10人名单中。看来我和树勤一样,冥冥之中与咱们集体户有缘,与双龙泉有缘哪。

吴渝瑛@辉亮:下乡时军训解放军问谁报名去,我记得当时是任丽娟、李淑英,还有谁报名我记不得了。谁知道名单下来后她们反悔了,趴在桌上哭。军训班长没完成任务,只好又一次问大家谁去,最后咱们几个说我们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批下来时没有你,这才有咱俩去找的这件事。

张鸣鹤1968年到扎旗插队,我对当时到北京动员大家报名的那位扎旗干部所讲的并不感兴趣。之所以报名是因为之前几次分配都没我份儿。北京外文印刷厂、首钢、陕汽还有兵团,出身不好不合格!最后是内蒙插队,看到一起的还有这么多人,我还奇怪:怎么他们不报名到工厂兵团却来插队呢?北京站送行的人山人海,八中还派我们班主任张庆凤老师送我们到扎旗。我跟着大家稀里糊涂就到了通辽到了鲁北。

8月31日这天的清晨,是个晴天。22个北京知青分坐两辆马车,女生坐上双龙泉四队侯文友老板子赶的车,男生坐在临时从扎旗发电厂调来的马车(一队派来接人的王海春马车坏了)。把行李码在车底下,人坐在行李上,从鲁北街西头的大车店出发,“咵咵咵”地朝向西方,越过西大梁,奔向了大家茫然不知的归宿,走向了全新的生活。就像旧时男女的包办婚姻,不挑盖头之前,你根本不知道将要和你共度终生的那人儿究竟是什么模样。

难忘双龙泉插队岁月


张辉亮:这就是咱们当年从鲁北到村子时打着的旗子。马车一路奔跑,红旗迎凤招展,很有点雄纠纠气昂昂的气概。它今年已整整50岁了!陪伴着我们走过了那段难忘的知青岁月。

转过年来的1969年,双龙泉知青小组又陆续来了三位知青。他们是1969年1月1日来的黄拥平(北京八中)和3月来的王美瑞(北京塑料工业学校)、吕培燕(北京三十七中)。这样,在双龙泉插队的北京知青共达到了25名。

 

二、 最初的日子

 

双龙泉村位于香山公社以北12里地,面积约63平方公里,2000多人口。是一道上下长约25里,宽约二三里的美丽山川,沟沟岔岔纵深可达五六里,林木繁茂,土地肥沃,在扎旗算是数得上的大村。

据老辈子人说,早先大窑西沟沟口甸子和北河口的两处泉眼,每到下雨天就会喷出雾气,故名双龙泉。最初这里是蒙古人放牧地方,称为“沙子台”,是蒙语“荞麦”的意思,意即种荞麦的地方。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当时的东北王张作霖鼓励移民到这个地区开荒种地。开鲁县有位开烧锅的于老板来扎旗投奔警察署的亲属,把双龙泉、大柳树、香山至香山农场一条川以开垦荒地名义买了下来,以后没出五服的本家人便从辽宁朝阳县迁来打理,居住,开荒,种地,招户,到1949前后年已有了四十多户。

20世纪50年代,从双龙泉到太平山一趟川,全都是原生的榆树林、橡树林和一簇簇的山杏树,漫山遍野的各种灌木花草。村东的小河长年流水,东山常跑下狍子来喝水。人们在窗前抓“傻半斤”(斑翅山鹑,又叫沙半鸡儿),在村西下夹子打野鸡很平常。50年代后期,国家也曾组织过内地移民到扎旗来落户,多数都是河北、山东两省农民。1960年“大饥荒”时,又有大量外地人逃荒迁入。知青到来时,村中已有三百多户两千多口人。

双龙泉大队分为五个生产队,知青被分在一、二两个队。何真、牟燕玉、吴渝瑛、张辉亮、卢红涛、王美瑞、丁贻程、张鸣鹤、王恩洪、王树勤、李培都、王志强12人分在一队;张晓莹、张懿、张彦、裘玉虹、邹彩华、吕培谦、吕培燕、宫异姬、张世杰、张振民、周醒民、王恩涛、黄拥平13人分在二队。

五个生产队中一、二队相对富裕些,这也许体现了分配者对知青的照顾。因为即使在同一个大队,同样的劳动量,同样的劳动强度,不同的生产队之间秋后算账的分值也差别极大,甚至能以倍数相差。这对社员来说似乎关系不太大,因为反正一年到头也别指望从生产队使出现钱来,在温饱线上挣扎,能分到口粮就知足了。但对光杆儿一身的知青就不一样了,虽然有北京的亲属做生存的后盾保底,但是彼此之间的家庭状况并不一样,而且当时也没有人指望家里的资助。

刚进村时,知青住房尚在修建,是利用大队社宅和供销社后院的一排老房改建的。位于村子中心,单独院,共七间排房,男女生各三间,中间是一间厨房。男生进村后先住了进去,女生屋因为尚未建好,便分别暂住在前院大队部和公社公安特派员薄万田家里。想必这两所住处的选择也是大队对女生人身安全的周到考虑。

知青院正当中有三间四不靠的简陋厢房,坐西朝东,据说这里曾是当年村里吃大食堂的所在。靠北一间是我们刚进村时的伙房,南面的两间作为仓房存放我们的粮食和杂物。大队给我们安排了马成祥和李殿珍两位大师傅做饭,他俩都是村里颇有名气的做饭能手。不过时间不久,也就一两个月吧,大家觉得一是不适应,二是得知他们的工分还要由我们承担,于是就辞退了两人,决定由我们自己轮流排班做饭。每班两人,五天一轮,从此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

那时并没有“集体户”这个叫法,而是称作“知青小组”。俗语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25人中的负责人有张振民、吕培谦、张辉亮、裘玉虹四人,用现在的话说算是“核心”吧。他们负责组织政治学习、和大队交涉相关事宜以及小组内部的生活管理协调。他们都能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这在无政府主义盛行的当时很重要。所以大家都能凝聚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劳动,直到两三年后因为各种原因先后离开双龙泉,最终也没有分开过家。

张辉亮:那时咱们有个生活管理小组,派个集体工啦(如给组里轧碾子什么的),决定组里买点什么,串换其他粮食(如换荞麦)等等。这个小组成员有我和贻程、鸣鹤。

张晓莹:那时“户长”(或叫核心)四人,男生张振民、吕培谦,女生张辉亮、裘玉虹。贻程是司务长,管轧碾子派活儿,借牲口什么的,张张罗罗的。记得一次我发烧,贻程还管给做病号饭(面条)呢。

国家下拨每个知青290元安家费,包括每人一套蓝色的棉衣裤。第一年国家负责知青的口粮,每月去香山粮站领。从1969年10月起,口粮就和社员一样在生产队分了。粮站每年给3斤白面的指标(国庆节1斤,春节2斤),要用原粮到粮站去换。除此之外,如果生产队不种麦子,那就根本吃不上白面了。

那个年代正值“文化大革命”,全国上下轰轰烈烈,一茬接一茬的阶级斗争和名目繁多的运动,全社会充斥着极左狂热的的政治气氛。知青自然也不会置之度外,心里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和解放全人类的政治抱负,虽然已经身处穷山僻壤,但是还在土里刨食的温饱线上诚心实意改造自己,向贫下中农学习,向他们看齐,和他们结合,不管理解不理解。

张晓莹: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到双龙泉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在北方的10月里,已经穿上蓝棉袄棉裤的我们22人排在院子里的旗杆下,合着半导体里播放的天安门广场国庆典礼的国歌,仰头望着头一天刚刚竖起的旗杆上飘扬着的国旗,高声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那一刻,我们仿佛置身于故乡北京天安门广场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全然忘记了我们正身处科尔沁草原深处山沟里的香山公社双龙泉大队——我们集体户的小院子里。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是我1949年随父母从伦敦来到北京,长到20岁,第一次在北京之外的异乡过的国庆节!

邹彩华:记得咱们刚到村的时候,小组里的文艺骨干还组织大家搞了一台节目,赶鸭子上架,不管会不会大家都有角色。那时大家都很认真,在田间地头背诵,练习。收工了晚饭后又聚在一起合练。“十一”那天我们知青自己放假,在院子里旗杆下面对北京的方向升旗。之后大家一起剁馅、和面、擀皮、包饺子,似乎沒有人分配,大家都配合得很默契。一边包饺子一边听现场直播。下午给社员演节目。

张辉亮:张振民回忆说那天老乡都来了,很热闹。我们女生跳的舞蹈《丰收歌》,还有他打扮成老汉唱《青松岭》插曲,卢红涛打扮成小姑娘演的节目,特受欢迎。

王树勤“十一”爬大柳树村西香山的有丁贻程、周醒民、王恩涛和我四人。我的微信名“响山”就取自香山上的一个半截子石洞。老乡云:每逢刮大风时洞中发出呜呜的风声,故取名响山,年月久远叫成谐音“香山”了!

王恩洪:这一年年底,大队组织我们全体坐大车去五六十里外的四区敖包营子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马车一阵慢一阵快地在枯黄的草原车辙上行进,远处在一旁随着我们的贫协主席李长春骑着一匹桀骜不驯的生个子马,忽快忽慢,很是让我羡慕。小狗多布拉跟在马车后面颠颠地跑,从那时我才知道小狗跑步会时不时地斜着身子跑。在那个毫无生气没有几户的敖包营子,参观了几个展板,内容忘记了,无非是阶级斗争、忆苦思甜。还到一户蒙族牧民家里喝了一碗奶茶。也是从那次,我才知道牧民喝的奶茶是咸的,是砖茶熬过后再兑上一点牛奶,放点儿盐做成的。那天还刮着大风。

邹彩华:这年的12月26日,咱们还在村里办了一个纪念毛主席诞辰七十五周年的展览,我和红涛担任讲解。

张辉亮:展览以各历史时期为主线,用的马恩列斯毛的那套照片等资料,是裘玉虹下乡时带来的,张晓莹给补充上了一些版面。这天村里的老师带着小学生来了,许多社员也前来参观,展览效果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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