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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记事之二:刻骨铭心的饥饿

(2018-07-14 23: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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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

分类: 作品欣赏

延安记事之二:刻骨铭心的饥饿

 沈 宁(李家渠曹坪北京知青)

 

我从小不是个注重物质享受的人,至今对吃喝穿戴都无所谓。读小学时候,每次家里给我买新衣服,都要狠骂一顿,我才肯穿了去学校。我总觉得穿新衣服硬挺发亮,折缝笔直,走路紧张,行动拘谨,显得很傻。后来母亲有了经验,每次买新衣服,先过水洗一遍,再让我穿,我就老实许多。

至于吃饭,我更不在乎。小学中学时,粮食每月定量27斤半,粗粮为多,细粮为少,而且每家每月3两炒菜油。北京人大饼卷大葱,就可以做一顿饭。我家本是江南人,顿顿没有炒菜不成餐,祖母和舅婆婆为了炒菜油,每天唠叨,有时甚至落泪。我倒从不抱怨,窝头贴饼子,能填饱肚子就行。

那些年,智慧的中国人创造出许多特别词汇,现在人大概都没怎么听说过。比如双蒸馒头,就是一笼馒头蒸好之后,不揭盖,重新再蒸一次。再揭锅时,馒头显得更大一圈,满足饥饿者的观感。双蒸馒头必须揭锅马上塞进嘴里,稍停几秒,馒头就塌了,看着大,手一捏,巴掌一团而已。另外如高汤,就是开水里加几滴酱油,上桌当汤。讲究些的,切两片葱花,漂在水面。现在青蛙腿,炸蟋蟀,算是美味,我小时候吃这些异味,却非下酒,而是充饥。那时候蟋蟀哪里有油煎,只在炉上烤,细腿时有掉入火焰,还吃不进嘴。

最困难的几年,我和弟弟都十岁出头,身体猛长,特别能吃,母亲每天千方百计,给我们弄吃的,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她就只有自己不吃,只喝高汤,把干粮都留给我们,因此母亲好多年营养不良,全身浮肿。

即使有过如此之多的饥饿经验,到了陕北,插队期间,还是被更惨烈的饥饿所击倒。那个时候,我才懂得,人饿到极点,真会发疯,老想拿把菜刀去杀人。史书记载,陕西大旱,饿孚遍野,乃有李自成揭竿而起,一呼百应,聚众数万,杀富济贫,而后攻城略地,灭了大明天下。到过陕北,就知道那些历史确定属实。

北京学生,初到陕北,柴米油盐,一概全无。所以知青插队,头一年由国家发口粮。我们知青小组,进村第二天,跟随生产队党支书,走15里路,到李渠镇的公社粮站,领取当月米面。当时中国所有粮食都归国家所有,而各地粮库为避免过多运输,都是就近收集储备,然后又就地分发。陕北地方,土地贫瘠,水源缺乏,很难种植稻米或小麦。而为提高产量,填饱肚子,陕北农村多种植高梁玉米一类农作物,小米和黄米也种得不多。略微种一点小麦,只为过年能包顿饺子。所以李渠公社粮库里,也只有这些高梁,玉米,以及小米,黄米之类。

我们头两个月到公社粮站领的粮食,除主要是玉米之外,还领到一点小米和黄米,甚至微量白面。十一个学生综合调剂,每个星期能吃到一顿面条一顿小米饭之类。可是突然之间,公社涌来数百北京学生,全部按月领粮,粮站尚无充足准备,所以三个月后,白面没有了,黄米没有了,小米没有了,只剩下玉米面和高梁面。于是之后连续几个月,我们每月领取到的,只有玉米面和高梁面。我们小组的做饭女生,用这两种面粉搀合起来蒸发糕,玉米面在上,高梁面在下,黄红两色,挺好看,可是很难吃。

如前所述,我从来不在乎吃,开头几天,还说那两色发糕好吃。可是天天吃同一种东西,也就再吃不出好。再过几天,连那发糕的味道也闻不得了。每天下工回到知青窑洞,做饭女生一揭锅,高梁面气味飘散开来,我就忍不住要呕吐。于是赶紧逃跑,宁愿挨饿,也不要吃。我的办法是,到村边躺下歇一阵,等老乡家里婆姨们做好饭,吃到半截时分,我就轮流到各家去,假装说刚吃过饭串串门。人家当然会客气,邀我再吃一口,我假意略略退让,就坐到炕上,骗吃一碗酸菜杂面,虽然吃不饱,但也总算安慰一下肚子,不至饿扁。

好不容易,熬到秋收,可以不吃高梁面,不闻高梁味。我受苦一年,分得总共二百斤毛粮(连皮带壳),包括两斤小麦,另分27元钱人民币,那就是明年全年我的口粮和生活费,国家给知青的分配口粮就停止了。

为了最大限度地消费那两斤小麦,我跟老乡学会了磨面粉的诀窍:小麦上磨,头一箩扫下来,连带皮壳,收起,暂放一边。第二箩和第三箩面粉,最为精白,细心扫下,另外放开,那是留着过年时候蒸馍包饺子的。然后把头一箩扫下的糙粉,放回经过半磨的余麦,再次上磨,而后便不必再扫,只管不停地磨下去,直到所有麸皮尽数磨碎,再全部收拢。也就是说,三箩之后,连皮带壳,一起当作面粉来吃,半粒小麦都不浪费。

插队几年,我只在村里过过一个春节,就是1969年。那年我们是二月下乡,没多久就过年了。因为刚下乡,一切都稀里糊涂,那次过年没记住什么。可有一件事,记得清清楚楚。那天应邀到生产队长家里,因为我们刚从北京来,队长专门烧了一大锅肉请客。吃到一半,我外出上厕所,见队长的儿子站在墙边,手指伸在嘴里,用力扣挖。我以为他病了,过去打问。结果他说,他要吐掉肚子里吃的东西。为什么呢?他说,他吃得太饱了,再也吃不下了。可是他看见桌上的肉,还想吃,所以跑出来,捅嗓子眼,要把肚子里的肉吐空,可以回去再吃。我看着他痛苦的神情,不知该哭还是该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有转身走开。

因为饥饿,我在陕北大山里,学会了捉蛇。陕北的蛇,都是草蛇,无毒,蛇肉吃起来很香的。广东名肴龙虎斗,其中之龙就是蛇。看见蛇之后,动作要轻,手到蛇尾处,对准之后,猛然下手,绝对要快,立刻捏住蛇尾,朝上一提,顺势猛抖几圈。蛇身骨头,一环套一环,这么一甩,所有骨头相扣的环都松开了,那蛇依然活着,却只有头可以翘起一点,身子再卷不起来,所以就咬不成人。捉住一条蛇,拿回去剥皮切块,就是一顿美餐。

有一次,我们生产队里一头牛摔死了,老乡们哭得昏天黑地。到了晚上,我们偷偷摸出村,到死牛跟前。牛是老乡的命,若知道我们居然会吃死牛肉,非把我们砸烂不可,所以我们不敢把整条死牛拉回村,只能割几块肉而已。可惜是第二天再去,发现那死牛已经被山里的狼吃光了。人跟狼争食,经常会失败。

草蛇也吃光了,死牛也吃光了,肚子还是饥饿。我们深更半夜到山上去拔生产队的黑豆,掰生产队的玉米,不敢拿回村去煮,怕被生产队发现,扣我们的工分。所以只能就在山上野地里,点火烧烤。那时候根本来不及先剥豆再烤,常是连茎带豆一块烧,豆茎烧焦,黑豆烧熟,我们就在灰烬里刨出豆子来吃。可惜我们没有从小学会挖野菜摘野果,看见山涯边的许多野菜野果,馋得要命,却不敢挖来摘来吃,怕会中毒。

总而言之,能想到的都想尽了。最后实在无法,只好到邻村老乡家偷鸡。我们再饿也不敢偷本村老乡家的鸡,怎么说心里也过不去,而且偷来之后也不敢烧。鸡汤香味飘出来,谁家丢了鸡,马上就会找上门。偷邻村人的鸡,一时半会发现不了,以为黄鼠狼叼走了,不声张,就过去了。我们北京知青,头脑灵活,学识渊博,很快琢磨出一套理论,行之有效。鸡到晚上,眼睛就瞎了,回窝之后,总喜欢卧到高处。我们去偷鸡时,并不伸手进窝去抓,那会惊动了鸡,扑腾鸣叫起来,被人发现。我们拿一根树枝,慢慢伸进鸡笼,横在鸡的胸前。那鸡感觉到面前有位置更高的树枝,就会跳上去卧下。于是我们轻轻地把树枝抽出鸡窝,只要树枝挪动得稳,那鸡反正看不见,就不会叫。等树枝抽到跟前,万无一失之时,猛下双手,一把捏紧鸡脖子,它就叫不出声了。然后赶紧逃离作案现场,回到村里,饱吃一顿。

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家里寄了些钱来,便约了我一起去延安城里改善伙食。那时,延安城里经常发生青年学生争执打斗的事情,北京知青看不起当地学生,可是强龙压不住地头蛇,也常被当地学生欺负。对此,我和朋友都有准备,他的书包里装了一块砖头,我手拿的报纸里卷着一根木棍。如果遇见情况,对打起来,旁观者只见我们是抡书包,挥报纸,并无刻意伤人的企图。可是我们的报纸,能打断对方的手臂,我们的书包,能砸开对方的脑壳。

没有想到,房漏偏遇下雨天,怕什么就碰上什么。那天我们两人晚饭时分刚一进了城,还没找到饭馆,就在马路上碰见一伙延安城里的中学生。几句话不对,就打起来。虽然不过几个回合,我们的报纸和书包,把那伙土老帽打得抱头鼠窜,可是朋友头上也被砍了一刀。于是顾不得吃饭,先急忙送他到延安市医院。进门的时候,他要我把钱藏在鞋底子里,免得被医院搜出来,要我们付款。

这种事情发生得多了,医生见怪不怪,给朋友缝了几针,打了针消毒以免发炎,给了一包止疼片,要他在病房里休息,让我去付费。我在医院里假装走着,看见几个人在药房前面排队取药,都是些中成药。有两个人一拿到药,坐到墙边,打开就吃,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塞药丸。我这才看明白,他们是饿极了,开中药填肚子。

见他们嘴里吃东西,我才想起,进城之后,光顾打架,还没吃饭。我急忙回到病房,跟朋友商量怎么办,要不我们也跟医生说说,开点中药吃?最后觉得还是别乱吃中药,顶多要医生开点山楂丸。可是山楂丸是助消化的,越吃不是会越饿了么。想来想去,还是最好到外面去找个饭馆,正经吃顿饭。于是我跟朋友,跳出窗户,逃出医院,钱也不交了。朋友拿羊肚子毛巾包了头,盖住包裹伤口的纱布,我们走进一家餐馆,坐下来,点一碗红烧肉大吃,借以忘掉打架的恐惧,伤口的疼痛。

那是我这辈子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知道为吃一顿饱饭,竟然真可能要流血。

后来我进了当地剧团,算是有了工资,每月26块钱人民币,至少可以每天有三顿饭吃,但那并不等于就不饿肚子了。因为多年饥饿,加以营养极度缺乏,俗话说的肚里没油水,所以不管吃多少,都不顶饱,肠胃传输到大脑的讯号,永远是饥饿,然后大脑反馈回消化系统各器官的指令,也就永远是馋,永远是饿,永远是想吃,吃不够。

剧团里的人,演员也好,乐队也好,舞美也好,经常会结伴去城里的饭馆,吃肉解馋,补充营养。可因为陕北羊多猪少,所以城里饭馆,最普通的肉餐,是羊肉,特别是一种陕西特别的吃法,叫做羊肉泡馍。客人坐下后,服务员送来一个老大的海碗,一个烘烤半熟的面饼叫做馍。客人自己动手,把馍掰成手指大小的块状,放在海碗内。然后招呼服务员,把装了馍的海碗拿进厨房,厨师把馍倒进一个小炒锅,举在炉上,加入已烧好的羊肉汤和羊肉,以及某些小菜,一起烧滚,烧熟。如此亦肉亦馍,亦汤亦菜,混合一起,堪作美味,故此叫做羊肉泡馍。在西安城,有个老孙家羊肉泡,据说已有数百年历史,曾经伺候过皇亲国戚。

可是我吃不进去,所以从来不跟剧团的同仁们一起进饭馆。我虽在北京读书多年,但家里是江南人。而江南人很少吃羊肉,我们全家老少,从来点滴不沾,甚至北京城里鼎鼎大名的东来顺涮羊肉,我们也从来没有吃过。我从羊肉饭馆门前走过,闻到羊肉的膻味,就忍不住会呕吐。

后来忽然之间,剧团同事每次去吃过羊肉泡回来,都会眉飞色舞,津津乐道他们如何沾光。细细打问之后,我才知道。城里一家最大的羊肉泡馍馆的大厨,经剧团里的熟人关系,经常能不花钱拿到票,进剧场看我们剧团演戏。于是凡有我们剧团的人去吃羊肉泡,掰好了馍送进去,告诉大厨哪碗是谁的,那大厨就会在那只海碗里多放几块羊肉,多舀一勺羊油,多放一把佐料,那羊肉泡的滋味自然大不一样。别人的碗端出来,是灰色的素汤面,我们剧团人的碗里,汤面是黄橙橙的,油光甑亮。

经不住这许多诱惑,又忍不住肚里的饥饿,我终于下定决心,去尝尝那个羊肉泡馍。我于是跟剧团同事们去了,忍住吸入羊膻味,没有立刻逃离。果然一碗黄油飘荡的海碗,端到我面前,低头一闻,忍不住要吐,忙奔出店门,弯腰吐到墙根边。吐过之后,我还是强制自己回进店,继续硬吃,我花了钱买的,绝不能白扔。可我实在吃不下去,只好推开。倒也不会浪费,我刚宣布不吃了,同去的人便立刻伸手端走,分而食之,算我请客。我跟他们一齐走出店,回剧团,路上停了几次,呕吐不止。

可即使吐,我也还是继续跟随同事们又去了几次。要想在陕北长期呆下去,要想在陕北不饿死,要想在陕北获得营养保持健康,必须要学会吃羊肉。我吃一次,吐一次,反覆好几次,终于强制肠胃渐渐接受,呕吐次数减少,最后停止。虽说我仍旧不喜欢吃羊肉,能够吃别的肉,绝不选择吃羊肉,但到底可以吃而不吐了。那年回北京,我宣布要带母亲和妹妹去吃东来顺涮羊肉,她们眼睛差点撑破,那时我真是太自豪了。

我们剧团有任务,每年必须下乡演出两三次,不为赚钱,只为了娱乐农村群众,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因为剧团不收钱,每到一地,村里都会送羊送猪,给剧团的人吃,表示感谢。陕北偏远农村,人迹稀少,如果我们剧团不去,乡民们或许终生看不到一台戏。所以我们去演出,乡民们欢天喜地,奔走相告,邻村人都会跑来聚集,比赶集还要热闹。他们经常会把半头猪或半只羊杀好,挂在村头,专门给我们看,表示恭敬。等我们进了村,他们便开始洗烫切割,烹调烧煮。

通常情况下,去这种偏远山村,总要走了一天路程,才到得村口,我们早已人人饿得前心贴后背,全靠望见那挂在村头的猪羊,支撑着继续走进村去的顽强意志。进了村,我们就都先趴下了,靠在行李卷上,忍饥耐困,半睡半醒。直等到大碗地吃完猪羊肉,才算缓过劲头来,至少能够站起,换衣服的,化妆的,搭台的,调音的,准备晚上演出。

陕北乡下人,成年累月,毫无娱乐。有些乡民家里总共只有一身穿得出门的衣服,平时大人谁出门谁穿。男人出工上山,自要穿衣,女人在家,拿些破布围住身体,就近走走,喂猪养鸡,小孩子则成天就是光屁股,连鞋子也没得穿。我们剧团来演戏,人人都想看,可是衣服只能轮流穿,才可以出门。为了配合这种现实状况,我们剧团每到一村,必演出两场,晚上一场,白天一场。那些没有衣服的人家,晚上演出,男人穿了衣服来看,女人呆在家里。白天演出,女人穿了衣服来看,男人呆在家里。最便宜的是孩子们,光着身体,白天晚上,连看两场,十分过瘾。

有一次,剧团去一个特别遥远的村落,走到村口,我已经饿得再也迈不动半步,便倒在一个人家门口,讨口水喝。后面跟来同乐队吹黑管的同事,也在我身边坐下,呼呼喘气。我们商量一下,实在等不到村里人杀猪,必须马上吃点东西填肚。我们跟那家老乡说明之后,凑了一块钱,买下30个鸡蛋,就手请那家主妇烧水煮熟。我们两人坐在碾盘上,一个接一个,一口气每人吃掉15个鸡蛋。那天,我才有了点吃撑的感觉。

那年回家,对家人讲这个经历,说到吃撑,父亲说,他翻译《第三帝国兴亡》那本书的时候,读到过一则报导,说二战期间,很多被德国纳粹关了集中营的人,有些没有被饿死,却被撑死。因为在集中营里饿疯了,一被解放,得到食物,便不顾死活,拼命吃,结果被撑死。我听了这故事,很有些后怕,那次跟同事分吃鸡蛋,颇有相同感觉,实在饿疯了,拿到鸡蛋,不顾三七二十一,拼命吃。大概幸亏每人只有15个鸡蛋,如果每人有45个,也那般吃下去,说不定就当场撑死了。

在陕北的大山里度过八年艰苦岁月,忍受饥饿的感受和追求吃饱的欲望,铭心刻骨,永难忘怀。文革之后,我终于看到美国电影《飘》。从小到大,母亲给我讲过很多次这部电影,她甚至记得费雯莉腰围只有19英寸,漂亮得要命。但是我第一次看那部电影,最觉震撼的一个镜头,是上集结束前,思嘉丽站在原野上,衬着背后熊熊的大火,张开双手,仰面高呼:我向上帝发誓,我永远也不要再挨饿。

 

(注:沈宁系八中1967届高二3班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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