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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插队有关的回忆和思考

(2018-06-21 20:24:00)

跟插队有关的回忆和思考

————我执笔“新发屯知青集体户简史”的联想

今年,二零一八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五十年了。

十年前,二零零八年,为着纪念插队四十周年我写过一篇小文,不过那是说自己的事,无论虚实,对自己负责就好。又因为当时笔下不完全是自己,涉及到集体户后期,就手欠标题为“新发屯知青集体户简史”。这回不知哪位大仙青眼,相中了那题目,又由标题引申,居然要每个集体户写本村、队的知青简史,以攒成扎鲁特旗北京知青简史。我受托执笔“新发屯知青集体户简史”,真惶恐得很。时过境迁五十年,种种人和事记忆已经混沌,楞回头寻觅当年缘由,以今天七十岁上下的阅历度当年二十岁上下少年的心智,定会无数溢美之词和被粉饰了的丑陋,哪敢妄言论史?踌躇近月,勉强动笔。想着只讲述旧时真事、尽量少评,就当面对后来有兴趣者讲故事,反复再三,总算交稿。

又因那些文字,可能见丑于当地,总要顾及有恩于我们的地方父老脸面,于是语言加了小心,总有遗憾处。在此稍稍放开,就当喘一口大气。

按官方的统计,一九六八年开始的十年间有超过1700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其实,还有更多的原籍在乡村的学生停止学业以“回乡青年”的名义回到乡村,按当年城乡大约1:6的人口比例、考虑到农村当时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于城市,回乡青年数字也应不少于城市知青的二倍,他们与我们的命运是一致的。合计城镇知青和回乡青年总数应不少于5000万。这些人不全是老三届,还包括以后几乎十届的初高中学生,和相当比例的小学生。当然,各级毕业生有些人当了兵,有些人做了工,但相当多数或绝大多数的青年上山下乡了。

一九六三年我小学毕业时,学校的一面墙上贴满了各中学招生的告示,诸如学校地点、招生人数之类,旁边就还有不少于学校告示数量的招工广告,诸如各类工厂、粮店、商店、政府之类,也是人数、工种等,但有一条很重要,要年满16周岁。我的一位不同班的田姓同学就没升中学,去了一个工厂,据说1968年田某作为工人支左去了西城哪个学校,还遇到了小学同学。还有,六四年我升入初二,同班同学金宏荪就没跟着升级,而是去了一个工厂做工。

这不是题外的话,只是想说明一个人或早或晚总要步入社会,人从儿童时代长大读书,从小学、初中、高中毕业,上大学,在自然情况下,期间因种种原因,必然有人去做工、务农、当兵、进各种生产、服务、公职部门,最后能上大学的总是少数,并且那时全国大学每年招生最多也不过20几万。对于这些在不同年龄段的青年学生来说,除了升学,或者在城市就业,或者在乡村务农,本该都是顺理成章的事,自然发生的,应该没有或极少有根本的违背个人或家庭的意愿的情形。至于因为地域的差别或者从业的不同所导致的不公平之类,那是另一个问题。

我从少年起接受的政治教育就有这样一个说法: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及工人与农民的差别,通称消灭三大差别,有结论说,三大差别消灭之时,就是共产主义实现了。

我曾经坚信这些,并自信已具备为此贡献力量乃至一切的准备。

我少年时经历了“大跃进”的轰轰烈烈,眼看着父亲昼夜不回、废寝忘食在炼钢工地,甚至自己也参与过捡拾废铁、跟着大孩子拔人家锅、拆人家门环子一类勾当,我也见过“炒钢”产出的表面粗糙、黑得不均匀的铁坨坨,但我确实不知道那次的“大跃进”没有成功。紧接着的“三年自然灾害”让我初次“品尝”了饥饿,师长们谆谆教导我说这是因为自然灾害和苏修逼我们偿还“抗美援朝”战争的军火债造成的,顺理成章的我当然相信。初中政治课回答 “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三面红旗”一类题目从没被扣过分。

一九六六,我们的毕业考试已完毕,行将初中毕业和参加中考。一场狂飙吹断了前行的路。因为伟人的号召,我们都投入了不自觉的癫狂,都以为自己对圣言理解最切,互相攻讦撕咬。直到忽然有一天发现,我们没用了,原来我们只是这风暴开始时打破沉寂的第一波散石碎沙,用过了就没用了。废物也要吃闲饭,青春期的躁动太易生事。可能,上山下乡就成为最现实的济世之道,消灭三大差别就是最政治正确的理由。

一九六八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到今年五十年了。

曾经,我们自以为信仰坚定,三观清晰,然而城乡巨大的落差还是沉重的教训了我们,从“革命小将”向农民的转化很艰难常令人沮丧。最艰难的,是社会上和农村的现实与曾经的师长教诲、书本的讲述几无共通之处,深刻地挑战过往的“政治认识”,包括消灭三大差别之类,无法调和,却无处求教。直到一九七一、一九七二之后,加之知青们之间的交往渐多,沟通越来越深刻,也该算上胡乱看书,慢慢有了接近真实的觉悟,开始怀疑自己以往的认知。那是一个缓慢、坚定的渐进过程,

知青上山下乡耽误或者糟蹋了整整一代人,对一个世纪以来整个历史时期民族的伤害前无古人;东方红和国际歌总有一个是悖论;让知识分子去五七干校、下乡,是削高就低,好比汉宋投降蒙元,不可能有助消灭三大差别;劳动果真光荣吗?为何所有的惩戒都从罚从事劳动开始?诸如此类,离经叛道。

有条件想、能想到并有机会讨论这些问题,得感谢在 “天高皇帝远”的扎鲁特,尤其是我们去的这类移民村落,在生产活动以外,没人管你干什么想什么,每个人都有挺大的自由,假如你农业劳作再能有比较不错的能力,自由度更大。因为这自由来得忒平常,也由此不能说理解了“自由”。直到后来看邓贤的“中国知青梦”,书里云南知青罢工请愿,亮出的口号“不回城,毋宁死”,深深被震撼,知道这是改自“不自由、毋宁死”,这才感悟自由在人生中的的地位,慢慢又悟到自由为何排在“自由、平等、博爱”之首。这时再回过头来看插队,在自由这一点上,真得感谢当地,在城市把我们当废料踢出来时,是扎鲁特收留了我们,给了我们生存和最宝贵的自由思想的空间,使得我们没能颓唐下去,慢慢长成了人。

我们纪念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就是因为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近现代青年人最黑暗的十年,它悖逆历史潮流、割断文化传承、违背百姓意愿、中断青年学业,使历史倒退、民族蒙难,上山下乡运动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对中国未来起积极意义的事件。我们纪念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就是希望我们和我们的后人永远不要忘记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上山下乡运动这样一个残害民族希望的事件,就是希望上山下乡运动作为民族的耻辱永远被记忆,也是希望在这块土地上今后永远不再出现此类悖逆人类社会发展潮流的混账事。此其一。

其二,在我们自己亲身参与的上山下乡中,是当地百姓收留了我们,匀出他们本就不多的口粮养育了我们,我们诅咒这场运动,但我们永生感激地方的百姓。

其三,虽然“覆巢之下无完卵”,在无可躲避的苦难面前,我们还得自己活出个人样,寻找可能的快乐。至于那些要赶我们下乡时告说我们是“知识青年”、当我们回城时又污蔑我们是“文盲加流氓”的老爷们,我们有理由告诉他们,当初我们被驱赶下乡时,在真理面前,我们的知识真的极度贫乏,但数年的磨难、思考,当我们回城时,我们不是文盲,我们已有自己的良知,我们更不是流氓,我们仍是旧秩序的埋葬者、新时代的建设者。真流氓是那些老爷们自己。

最后,我们懂了,庙堂上的大人物,小时候也尿过炕,成长的岁月里一定也做过错事,除了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人间没有“天生圣人”。按照社会上人的世代更替规律,世上的人从没谁能万岁过,都是一代代传下去,前边的总要生老病死,后来的再操蛋也得接过班,哪朝哪代都这样。值得关注的是,一代人中坐到庙堂里那一排位子上的,是不是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一群,庙堂外面的人们,是不是享有比他们先人更充分的自由,如果是,就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如果不是,皆反之。

时至今日,我们这些人多已退休,也许唯一的有用之处是向后人叨唠我们有关世事善恶的解读,告诫后人曾经的民族苦难。

但愿能有助解读我执笔的“新发屯知青集体户简史”。

 

黄坚

                                        二零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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