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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线,我的生死弟兄

(2018-05-11 22: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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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

教育

时评

历史

分类: 作品欣赏

前言1968年6月18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成立后,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等大城市及黑龙江省内许多城市的知识青年奔赴北大荒,去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经历了几代人从来没有过的特殊经历,建成了美丽富饶的黑土地。时间过去了整整50年,共和国的同龄人已经年近古稀,他们是北大荒发展的见证者,他们是现存的活化石这里选编两篇文章,回忆那段难忘的历史

 

我的三线,我的生死弟兄

  王润丰

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爆发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机械厂的领导根据毛泽东主席“备战备荒”和“深挖洞、广积粮”的指示精神,决定在工厂南面的山里修建一座可以不中断地开展各种生产的“战时临时生产基地”,也叫“三线”,以备战时之需。

虱子多了不怕咬

19703月的一个寒冷的清晨,在副厂长李万友的带领下,一支由以知识青年为主、部分老职工组成的三线建设队伍,向完达山余脉出发了。地上本无路,积雪齐膝深,刺骨的山风刮得树枝哗哗地响。敞篷汽车像醉汉一样,东倒西歪、摇摇晃晃地来到了一个据说叫大叶沟的地方。随着老厂长杨适群一声“小伙子们!我们到了!”大家立即跳下车,急急忙忙争分夺秒地卸下建筑材料和各种物资,开路、砍树、挖坑、平地、垫土,每一个人都忙得满头大汗,脱掉帽子的头上散发着蒸汽,为的是在天黑之前盖起一座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子。还真有累得“找不着北”的:北京知青庞向东被背上的木板压得抬不起头来,居然累不择道,爬向了另外一座山岗,幸好被另一位北京知青郝千云发现,否则庞向东不知会“投靠”哪个山头去了。刚刚“解放”的杨适群厂长和我们年轻人一起用肩膀扛起三角架往山上走,而且走在最后边。上山时的最后边意味着什么?那是分量最重的位置啊!老厂长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大家都看不过去,争着要替换他,老厂长却说:我个子高,上山时高个子应该在后面。

经过一天的紧张劳动,疲惫的人们终于看到了隐藏在白雪和黑树间的简易营房。我们安营扎寨的这座房子坐落在半山腰,围墙和房顶仅仅由一层木板和一层毛毡铺就而成,最外面一层油毡用来防水。房子里面相对两排大通铺,大家把从草甸子里割来的野草铺在上面,权当做我们睡觉的“席梦思”床。尽管野草里夹带着冰和雪,但我们总算没有睡在冰冻的土地上。一盏昏暗汽灯吊在房梁上,人影随着灯光前后左右地摇曳。面对着此情此景,不知谁说了一声:“我们在这深山老林里,还真有点像样板戏《林海雪原》里的威虎山似的!”有人接茬道:“那么我们的老厂长就是三爷了!”一个汽油桶改造的炉子便是整个木板房里唯一的取暖设备。为了御寒也是为了防火,厂里安排老赵头前半夜值守汽油桶。彼时的南国早已是一片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而在遥远的北国,气温仍然在零下近二十度,黑土地冰封千里,北大荒寒冷异常。后半夜炉火熄灭了,木板房里的温度迅速下降,室内外温度相差无几,我们几乎就等于是睡在旷野里。大家只有紧紧地裹紧被子,把一切可以保暖的东西压在身上,有的人冷得甚至戴着棉帽子睡觉。

到山上仅数日,大家就开始觉得身上发痒,一查,原来长了虱子。虱子多得密密麻麻排列在每一条衣缝里。于是乎,晚上借助昏暗的灯光挤虱子成为了每个人睡前的必修课。虱子是挤不净的,而且越长越多。大家又换成用开水烫。也许是山里空气新鲜的缘故,也许是没有条件洗澡,虱子的繁育速度极其快,没过几天,大家就又被新生的虱子制造的瘙痒所折磨。不知是谁想了一个懒办法:洗过的内衣不拧干,连水一起挂到外面,利用冰点以下的低温将虱子冻死。谁知这种小东西耐寒,连续冷冻一周仍然能够复苏,丝毫阻挡不了继续吸允我们的鲜血的能力。各种办法都试过了,仍然没有收效,我们只好忍着,与贪婪的虱子“和平共处”。时间长了大家也就觉不出啥了,真应了那句民间俗话:“虱子多了不怕咬”。 

山韭菜

春天来了,大地开始复苏,门前的雪堆一天天的变小,树枝好像突然间冒出了新芽,碧绿的草甸子里点缀着朴素而又活泼的黄花,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基建的最佳季节到来了。然而不久,我们没有菜吃了。草甸子一开化变成了一片沼泽,各种车辆根本无法进山,外面的物资自然也就运不进来。当初厂里考虑我们工作、生活各方面条件都比厂里要艰苦,特批参加三线建设的人员细粮的配给多一些。北京知青陈贵金不忍用煮黄豆、炒黄豆给我们当配菜,便与三车间的一位二机厂子弟一起,一大早挑着几十斤大豆翻山越岭走四五十分钟的山路,到山外去给大家做豆腐。傍晚回来,大豆变成了香喷喷的卤水豆腐,对于我们来说那可真是难得的好食物。某日,有人发现了一种野草,扁扁的叶子又细又长,其貌确实酷似韭菜,随队医生杜文德说是山韭菜,可以吃。经品尝无甚异味,食后亦无甚不良反应,于是便盛进了我们的碗中。山上太缺少蔬菜了,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地上的每一种冒出新芽的绿色植物。又有一次,有人在山坡上发现一种植物,其根部与羊角葱无异,采后食之,也无不良反应,便也成了我们的盘中之物。不过,这两种“野菜”不可多食,前者实际上就是在吃草;后者吃几口之后,则散发着一种难闻的臭味,葱的味道则完全没有;只有所谓的山菠菜,其型也似,其味也甘。

后来又发现了一种蛙,多且好捕捉,虽然出现的时间段很短暂,但却着实给我们改善了几天伙食。几十年以后我们才知道,那种蛙学名叫林蛙,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动物。此外,我们还到小水沟里捕捞一种像小虾皮大小、被三线人命名为“小虾”的不知其名的浮游生物,还吃过刺猬、吃过蛇,试图围猎偶然发现的黑熊。总之,一切看着顺眼的动植物都是我们的入口对象,就差没有吃贼眉鼠眼的老鼠了。后来据老人说刺猬是大仙,对大仙不恭是要遭报应。神奇的是,不久就在我们安营扎营的对面的山上莫名其妙地着起了山火。也许这就是大仙的报应应验了吧!火势凭借着干燥的风向山下的草甸子滚来,看那架势要不了多久就会烧到我们居住的木板房。见此情景,不知谁大喊了一声“救火去!”北京知青吕颂东和刘福生、32团(北兴农场)青年刘全福等凭借个子高腿长冲在最前头,大家紧随其后,终于避免了一场灾难。

排哑炮

二机厂三线选址,在两座大山之间的一条山沟里。山沟长满了树木和荆棘,非常隐蔽,顺着山沟逶迤而行,越往里走,沟谷越窄。我们披荆斩棘开出一条小路,在沟谷的一侧选址、平整土地。建造每一座车间的立柱和房梁均取自于稍远一点的山上。冬天冰雪尚未开化,是伐树、运树的好时机。伐木非常有成就感。随着一声声“顺山倒”在深山密林里回荡,一棵棵大树呼啦啦地倒在了我们的脚下。伐木抬树也是最累的体力活儿,一天下来又累又饿,身体就像散了架,肚子更是急需填充食物补充能量。身体单薄的北京知青吴群柱,饿得狼吞虎咽地一口气吃下八个包子,创其本人食量之纪录。往山沟里原运木要靠我们的两个肩膀一步一步地抬。老职工冉启才虽然个子小,但每次抬木头都拣大头扛。上山时厂里还特意带上了小烘炉,三车间的铁匠们操起了本行,锻打固定梁柱的扒锔子。陈贵金掌钳,北京陈寅生抡锤,佳木斯知情刘合祥拉风箱,那节奏感极强的叮叮当当的打铁声给寂寞的山林增添了几分清脆的欢快。山坡上到处都生长着密密麻麻的榛材棵子,是编车间围墙的最佳选材,围墙的外面再用碎麦秸和上泥,然后再抹到墙上。北京知青戴凤来一边往墙上糊着大泥,一边没完没了地强调自己是“八级泥瓦匠”、是高级工。为了保暖和隐蔽,厂房修建成半地下式。为了方便土方的开挖,厂里准备了雷管和炸药,我们分成两人一组,打眼埋药穿雷管。爆破难免遇到哑炮,出现哑炮必须排除,排哑炮虽然有一定的危险,但绝不能留下隐患。排除的过程中万一哑炮又响了,死不了也得炸伤。有一次刘福生和王润丰放炮,点燃导火索以后没有爆炸,两个人躲到了隐蔽处等待。约莫两支烟的时间过去了还没听到动静,于是王润丰建议收工,明天再来查看。此时天色虽然渐晚,然而刘福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占了上风,非要坚持排了哑炮再回去。刘福生像傻狍子非要查看个究竟一样,悄悄地低姿匍匐爬向炮眼。王润丰不能眼见着自己的伙伴独身赴难,便硬着头皮一起过去。导火索被小心翼翼地拔出了,幸好没有爆炸。无独有偶,陈寅生小组去炸土方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但处理的比较聪明。本来就胆小的陈寅生,壮着胆子点着了五个导火索以后,结果只听到响了四声爆炸。直到中午快收工了,也没有第五响传来。陈寅生等很理智,决定吃过午饭再来看情况,用时间换安全。下午,陈寅生小组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到工地一看,地上是五个坑,原来是有两组炮同时爆炸了。

救战友

随着天气变暖,大叶沟云淡风轻,各种饥饿的昆虫开始四处寻找自己的充饥之物,全天候的空中轰炸也随之开始。早晨太阳刚刚露出笑脸,遮天蔽日的“小咬”在我们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开始了第一批空对地进攻,成团地围绕在身体的周围。“小咬”体积很小,四处乱钻,防不胜防。随后,牛虻“嗡嗡嗡”地在头上盘旋飞舞。这是一种“重型轰炸机”,瞄准机会随时会对人狠狠地咬上一口,一旦进攻成功,“战果”极其显著,必定隆起大包,又红又痒又痛。东北的山上还有一种昆虫叫“草爬子”,学名蜱虫,是一种以吸食血液为生的寄生物。“草爬子”喜欢在动物的皮毛中隐蔽寄生,在人的身上则专捡毛发生长处叮咬。山里的“草爬子”还携带有病毒,有传染森林脑炎的可能。刚上山时,听老职工说起过“草爬子”的危害,但大家谁也没当回事。而“草爬子”多半隐藏在灌木丛中,不吸血时仅有火柴头大小,防不胜防,且阴险毒辣,往往在人们毫不留神的情况下突然咬上一口。因此,我们就对身上的痛痒极为敏感,一旦有感觉,立即捉拿,丝毫不敢拖延。兹虫虽小,兹体事大。二机场的领导未雨绸缪,两次从厂医务室抽调人员去三线,给山上的每一位人员注射了“森林脑炎疫苗”。

但很不幸,即使如此,“未然”并未“防患”,白金昆还是在没有任何感觉的情况下被“草爬子”“亲密接吻”了,初期表现为昏厥,继而浑身抽搐,接着牙关紧闭,白沫从牙缝间外溢。我们初步判断,白金昆很可能是被一只携带森林脑炎病毒的“草爬子”叮咬了。大家赶紧掐他的人中,过了一会见其症状缓和,我们在他发作的间隙,趁机向他嘴里插进一只筷子,以免舌头被咬掉。几分钟以后,抽搐等症状重复开始。情况严峻,大家心急如焚,怎奈山上无医无药,要想解除白金昆的病痛,保住他的性命,必须马上送医院,且刻不容缓!见状,北京知青刘康康说“我去拦车!”话音未落就一溜烟地向山下跑去,不见了踪影。后来大家商量,公路孤悬于两公里之外,而且尚未修通,车辆一定很少,等车不知要耽误多久,所以还得想别的办法把白金昆送出去。后来大家决定冒险走草甸子,这条路虽然充满了未知的险情,但却是通向医院最近的路。生死攸关!马上行动!我们就近在山坡上砍倒两棵小柞树,找来行李带,迅速地制作了一个简易担架,抬上白金昆就直奔山下。草甸子本来不是路,冬天我们进山时冰冻三尺,大雪覆盖着的草甸子冻得“杠杠的”,可以勉强通行车辆行人,而此时冰雪已经消融,草甸子里灌满了融化的冰水、雪水,原来的草甸子变成了一片泽国,露出了沼泽的真实面目,来时的“路”根本找不到了。天津知青刘振成,北京知青陈琦、陈滇生、郝千云、刘福生、王润丰轮流抬着担架,按照大致的方向,在沼泽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前进。沼泽地里露出水面的塔头看似可以踩踏,实际并非全部可靠,平静的水面下面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险情甚至杀机。王润丰就是因为踩塔头,一下陷进泥潭里,水没到了胸部。在很多影视剧、文学作品、回忆录里都有当年红军长征时过草地的描述,我们在沼泽里的这段经历,对红军长征历尽千难万险通过草地有了真真切切的亲身体会。真正的沼泽可不是我们现在描述的“湿地”那样亲切美丽可爱。

  终于到了29团(集贤农场)医院,白金昆得救了。

后记

当年,三线建设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其中有二机厂的老职工,有北京、天津、当地和上海的知识青年,各自操着不同的口音参加到修建队伍中来。这些人中,有的人是积极主动报名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有的人是服从组织的安排调遣,也有的人是厌倦了车间里千篇一律的操作工序,还有的人仅仅为了能够少吃一点点粗粮。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心情和什么目的,到了山里以后,所有的人都拼命地忘我地工作,为二机厂三线建设毫无保留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厂里时,有些人相互之间虽然不太熟悉甚至不认识,但到了深山老林,大家睡通铺、吃野菜,伐树木、挖地基,打炮眼、点炸药,戮力同心、甘苦相连,凝结了生死与共的感情,结下了甘苦共享的友谊。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情,而能够让自己没齿难忘的,可能寥若星辰。三线那一段切入心肺的传奇经历,体现了当年知识青年无坚不克的艰苦奋斗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在阳光下,在月光里,永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里,值得我们每一位三线建设者回忆终生。我们也有责任把这短暂而令人难忘的经历记录下来,留给魂牵梦莹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留给兵团二机厂,留给自己,也留给后人。

                                   

                                    20171029·定稿于北京


我的三线,我的生死弟兄
01,2017年9月,当年建设三线的部分成员为写《我的三线,我的生死弟兄》回忆座谈


我的三线,我的生死弟兄
02,座谈会后合影(前排左二为王润丰)


我的三线,我的生死弟兄
03,1969年5月在二机厂像章组工作照.



附图03的说明:

敬制毛主席像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决定在兵团第二机械厂(以下简称二机厂)设立生产(那时叫“敬制”)毛主席像章的专门生产车间,计划将敬制的像章发给每一位兵团战士佩戴。由于二机厂人员不足,兵团批准从三师所属的团(农场)抽调少量城市知识青年充实敬制队伍。同年12月底,从20团(852农场)、21团(853农场)抽调的十几位北京知青、天津知青来到二机厂。北京知青分别来自八中、女八中、19中、师院附中、太平桥中学、翠微中学。知青们到厂后,被分配到像章组的各道工序,在边学边干中逐渐成为技术上的骨干力量。图为19695月,三位北京知青在检查毛主席像章的质量。                 王润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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