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正文 字体大小:

悼念陈小鲁/陈小鲁:我的想法和建议

(2018-04-10 22:27:06)
标签:

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

缅怀陈小鲁

分类: 校友热帖
悼念陈小鲁/陈小鲁:我的想法和建议

悼念陈小鲁/陈小鲁:我的想法和建议00题图:陈小鲁在师大女附中校友文革反思座谈会上发言

陈小鲁:“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2014年北京老三届的文革道歉与反思

叶维丽

 

陈小鲁去世,八中同学会邀写纪念文字,我在回信中说,会写,“为小鲁,也为我们曾经共同做过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件事由2014年初的两次会议组成,事关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一)   拱卒

2013年“818号”------一个对我们这代人有特殊含义的日子------北京八中老三届校友网上登出几张1966年夏八中学生在校园里批斗和强迫老师“劳改”的照片,引起众多校友“震惊和不堪回首”。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会长陈小鲁在第一时间给同学会秘书长发邮件,表示他当年“作为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建议校友会安排与老师们开一次会,“郑重道歉”,并问秘书长:“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回信中陈小鲁还写道:“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否则谈不上人民幸福,民族富强和中国梦!”一连两个惊叹号。

2013107号上午,八位八中老教师和同学会十几名校友代表聚会一堂。陈小鲁在发言中援引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和第八十九条,强调了对文革的两点批判:违宪和侵犯人权。会上,八中同学在陈小鲁带领下向老师鞠躬道歉,小鲁说:“感谢在座的老师给了我们一个道歉的机会”。

在座的老师们接受了道歉,场面感人。

消息一经传出,媒体纷纷上门,陈小鲁“一概接着”。一时间,“陈小鲁道歉”成为新闻热点,引发了公众对“文革”的批判反思和争论,小鲁站在了“风口浪尖”上,毁誉不一,正面反响为主。

陈小鲁后来告诉女附中同学,道歉事在校友会网站商议过程中,被媒体挖掘出来,弄得他们很被动,只得大大缩减参会人数;并说,在“有关部门打了招呼不要报道的情况下”,会后仍有大量媒体登门来访;还说,“我的道歉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代表八中校友”,但因为“红二代身份”和“老爷子的名头”,他本人受到媒体格外关注,“以老子的职务界定个人重要性是中国的悲哀,但是无可奈何的现实”。

对于这个现实,女附中同学早有领教,并在后来持续领教。

196685号,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校园发生了文革中北京市第一起学生暴力事件(“八五事件”),导致卞仲耘校长惨死。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在其网站上称该事件为“中学生在校园中暴戾行为的典型和缩影”,“文革史中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一个污点”。

我对“八五事件”做过一些调查和写过文章,并逐渐与四位女附中同学形成一个“五人团队”,共同调查和思考“八五事件”;同时,有五百余名女附中师生集资为卞校长塑像,过程历时数年,2011512号在学校举行铜像落成仪式。女附中师生做的事并不为社会广知。

我一直关注文革道歉消息,特别是与我们这代人有关的。如果记得不错,2010年秋,原北京外国语学校一些学生站出来向当年他们伤害过的老师道歉,媒体有报道,但社会反响不大。

我不认识陈小鲁,曾在一套书中看过他的“口述自传”,他诚恳的态度,反思的精神,80年代后半期参与政改的经历,都给我深刻印象。“口述”里有一句话——当然不是他说的,但他数次重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开始留意八中道歉事,也读到陈小鲁的媒体访谈。比起前几年外国语学校学生的道歉,这一次八中引发的社会反响要大很多。女附中和八中相距不远,就算没有陈小鲁,八中老三届学生的活动也让女附中人关注,更何况这一次它与文革道歉有关。

我冒出了个想法,201311月下旬某晚发电邮向包括宋彬彬在内的几位女附中同学试探:咱们能否“和八中的人座谈交流一下”,也请其他一些老三届人参加,“谈谈女附中的事,和我们在做事过程中的感受体会”;几天后我又写:“世人对文革的记忆越淡漠,越扭曲,越荒唐,就越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快50年了,我们能不能超越小小的女附中,作为文革那代人说些什么?”第一封电邮里我没提陈小鲁,当时也没想一定要请他。

那封电邮发出后,第二天一早醒来(我人在波士顿),就看到宋彬彬转来的陈小鲁回信:愿意参加。此时女附中同学内部尚未充分通气,开会的想法在第一时间捅给了陈小鲁,他马上表态支持,“球”就滚动起来了,一发而不可收拾。大家纷纷为开会出谋献策,热气腾腾。一位四中同学写了两大篇纸,从座谈会“主旨”的高度谈了看法。这位朋友多年来以各种方式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已经成为“好兄弟”。提议开会时我心里没底儿,话虽出口,还在犹豫。是陈小鲁毫不含糊的支持让我们立刻进入状态,没有瞻前顾后,这让那位四中老友很满意,用他的话说,“受到感染”,另外一位长期支持我们的四中朋友也加入了“备会”行列。我们对要不要请媒体很纠结,小鲁提了具体细致的看法和建议。后来我们请的三位媒体人中的一位,就是他推荐的。

这里要提一句宋彬彬。女附中的情况比较特殊和复杂,不仅因为卞校长是文革暴力最早受难者之一,还因为“宋要武”这个文革符号已经“深入人心”。虽然大家希望座谈会能够“超越女附中”、提供一个同代人反思文革的难得机会,但不管怎样,女附中的事绕不过“八五”,也绕不过“宋要武”。宋彬彬同意在座谈会上发言,并认真准备发言稿。她能够“跳出小我”顶着极大压力往前走,离不开大家的鼓励和支持,陈小鲁功莫大焉。

“老三届同代人座谈会”于201414号召开,《记忆》做了完整准确的报道(第106期,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四)。主持人——她是负责卞校长塑像的召集人之一——以“直面历史,抢救记忆, 拒绝遗忘”十二字作开场白,它也是会议的主题。此时虽然已经有人赞美文革,但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还不是文革卷土重来,而是严重“失忆”,因此要强调“拒绝遗忘”。包括女附中和八中同学在内,共有十五名同代人出席。会场气氛严肃坦诚,陈小鲁的发言再次强调文革的根本问题是违宪,并说八中校友要“争取如实还原八中文革历史,以告诫后人”。其他人也做了恳切认真的发言,有位朋友说我们要用“拱卒”精神推动文革研究。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仍言犹未尽,延长了一个多小时,散会时天色已暗。

今天努力去回想,陈小鲁在会上没有任何惊人之语和特殊表现,发完言他就静静地听别人讲。都是同代人,彼此没有陌生感,倒有亲切感,特别是为了反思文革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休息期间我和陈小鲁略做寒暄,没多交谈。散会后人们还聊个不休,我没注意陈小鲁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宋彬彬在回家路上接到陈小鲁“洋洋洒洒”谈感想的电话,他显然受到会议氛围的感染和激励。第二天彬彬给大家转来小鲁一封很长的电邮,里面说“女附中是研究文革的好典型”,“值得八中学习”——同样的意思,小鲁在会议发言中已有表达;他还特别对宋彬彬说,“要克服心魔,不怕曝光,不要指望人人都会支持你,肯定会招来骂声,但要相信社会的良知和公正。如果彬彬站出来,不仅对女附中文革研究有意义,对全国文革研究也是一大推进!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会议筹备过程中有个情况:虽然大家对参会人数把得很紧,怕人多影响“气场”,虽然最后决定请媒体参加,但他们不得发言提问,可是当一位朋友提出请几个博士研究生来,并允许他们在会上提问题时,大家都同意了——我们希望年轻人能够了解文革,接着我们做下去。结果是,跟某著名大学现代史研究生一说,没人肯来,盖因做文革研究,一不能发表成果,二对找工作无益。与会的老三届人均已年过六旬,仍以拱卒精神自励,但后继人在哪里?

 

(二 )再不开就来不及了!

会后陈小鲁给宋彬彬的电邮中建议:卞校长忌日那天,大家每人献上一朵鲜花,宣读祭文,为卞校长扫墓;小鲁还建议,“对女附中文革进行整体性研究”,把时间段拉长到1968/69年老三届离校时。开过会后,大家都在思索下一步该做什么,有人提议做道歉网站,有人提议深入思考“17年教育”问题,等等,总之,思绪被激活了,“球”在继续滚动,“推手”越来越多,光是女附中同学就增加了好几位。八中校友不愧为我们的好兄弟,在他们的校友会网站上及时报道了14号的会,还郑重其事地加了“编者按”,其中说:“唯有正视这段历史,深刻反思文革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中华民族才可能真正复兴,国家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18号中午女附中同学和两位四中朋友在一起总结了4号的会,之后包括我在内四人去看望女附中J老师。谁都没想到的是,一个原本的礼节性拜访变成了“策划会”,导致“女附中老三届师生见面会”在仅仅三天后召开。这一次是老师推动我们,像旋风一般,现场办公,现场拍板。当我们表示希望什么时候也开个像八中那样的会,师生在一起共同直面文革、向包括卞校长在内的所有受到摧残伤害的老师道歉时,J老师说,“要开赶紧开,再不开就来不及了!”我们一下子明白,老师们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老三届师生见面会”的名字是在场的W老师起的,避开“道歉”两字,让现任校领导听起来不那么刺耳。“老三届”几个字的含义也许年轻领导不懂,可我们懂,这就是讲文革呀!

老师的积极主动雷厉风行令我们兴奋和激动,文革初期当过女附中学生负责人的同学脱口而出:真是瓜熟蒂落 水到渠成!主持14号会议的同学说,这一次咱们开会,在“直面历史 抢救记忆 拒绝遗忘”后面再加上“宽容和解”吧,大家连连称好。这十六个字成了“女附中老三届师生见面会”的主旨。 

陈小鲁不在北京,听说要开会很为我们高兴,在电邮中说,“老师愿意参加,说明公开、正式、隆重道歉的必要性……。祝你们成功!”小鲁还特别叮嘱,“一定要向老师表示集体感谢而不是道歉”,因为“文革并不是人人有错,所以不能人人道歉”。我想他的意思是:他陈小鲁该道歉,其他在文革中负有各种责任的人也该道歉,没有责任的普通同学则不该道歉,但是,对“老师表示集体感谢不可缺!”听小鲁讲话,语调平和,在文字里带叹号,一定是他下笔时怀着强烈的情绪。

四中的那位老友送来祝愿:“希望女附中12号的道歉能继八中之后,将国人对文革的反思推向新高”。这一次我们不打算闭门了,朋友纷纷帮助我们联系各方媒体,这里可以提几家:《炎黄春秋》,《共识网》,《南方周末》。

112号的会在女附中校园安放卞校长铜像的会议室召开,会后有很多报道,包括《记忆》增刊(第108期,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五),一位女附中校友写的博文,报刊文章等等,不赘述,这里只提让我格外难忘的几幅“画面”和几个发言:参会老师中有位正在病中,停止打点滴远道而来,寒风中被人搀扶着蹒跚走向会场;会议主持人一上来就说,文革过去快50年了,我们都老了,再不开就等不及了;文革中女附中学生正副负责人为没有保护好老师道歉,哽咽不止;“八五事件”中另一位主要受害者、终生须穿“钢背心”的胡志涛校长的女儿,以两个身份讲话:先说母亲生前对打人学生多次表达过宽容,然后口气一转,几乎是严厉地质问那些“八五”施暴者:你们在夜深人静时,是否曾扪心自问?一位不善言谈的数学老师说,他四十几岁的女儿不知文革,二十几岁的外孙不知文革,“不应该啊!”会开到最后,两位老学生主动站起来,一位讲了自己目睹“八五”打人现场时的想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必须过正”;另一位说,当年她曾带头批斗班主任,这次会后要登门向老师道歉。

第二天我在电邮中写下感想:“会场充满‘正能量’,是我们这个戾气无处不在的社会久违的。我们能不能做一回‘不可悔改的理想主义者’,‘知其不可而为之’?有意识地提倡在‘正视,求实,反思’基础上的社会和解。这次曼德拉死了才知道,其实南非并没有达到种族和解,它只是一个理想目标,但有这个目标和没这个目标大不一样。老师们的宽容精神让我们感到他们在继续教育我们”。

会上说要给班主任道歉的年近70岁的学生很快就上门拜访年逾九旬的老师,老人非常高兴。

一位没参会的同学称赞会上道歉的两位当年学生负责人:“有勇气这样面对历史的大考”。

另一位女附中学生写来一封长长的电邮,详细回顾了八五那天她目睹的批斗现场,然后写道,“我们那一代学生从未接受过宪法,人权,民主和自由为何物的教育,习惯于上面说什么就是什么。对那么多人被打倒,挨整,即使有点疑问,也不敢说出来,甚至自己都不敢多思多想……我们一定要让未经过文革的年轻一代了解文革,决不能让文革的大悲剧在中国重演”。

鼓励支持我们的,不但有女附中同学,还有许多别的朋友。一位在重庆的文革资深研究者由衷地高兴:“这是新年里的第一个值得重视的好消息。就是应该这样。”

四中那位老友发来祝贺:“你们的辛苦付出终于开花结果,为女附中的朋友浮一大白!”在紧接着的一封电邮中又说,希望借此时机,促进北京其他中学的道歉与反思。他想到的第一所学校是女三中,校长沙坪是继卞校长之后死得极惨的另一位北京中学校长。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女三中教师的两个女儿主动与我们联系,她们的母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姐姐建议和我们共同建立一个“慰籍网站”,让新入学的孩子知道自己学校曾经的历史,也可以在网上为死难者献花。与此同时,女附中师生在商议可否将85号定为“校耻日”,等等。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很多事情似乎都能做了,也早就该做了!

陈小鲁回到北京马上给宋彬彬打电话,彬彬说,“我很感动!”小鲁建议彬彬接受媒体采访。

其实那天会议一结束,就有媒体人坐着不走,拉住我们采访,几个女附中同学你一言我一语说明情况。结果第二天见报时,标题里突出的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我116号返回美国,发现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美国媒体也对道歉会做了报道,主角也是宋彬彬。

二十几位女附中老师不见了,三十几位女附中学生也不见了,一场严肃、认真、感人至深、意义重要的会议,就这样被带点消费味道地介绍给世人。看来无论中外,人们都爱听“故事”,主角是不能换的。

当然也有严肃的媒体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央视某栏目的两位朋友,他们带着录像机,以个人名义参会。希望有朝一日人们能够看到会议的全程录像,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两位见多识广的资深媒体人,一个一进会场就感到一种令她“震撼”的“气场”,会议过程中“从头哭到尾”;另一个在镜头里捕捉到一位女老师面颊上的泪珠,而当听到一位当过兵的男老师曾专程来给卞校长铜像敬礼时,这个四十几岁的汉子就“再也扛不住”了,一面录像一面落泪。

会后这两位朋友继续采访与会女附中师生,深入收集材料,并希望他们所在栏目能够支持他们做的事。未获同意。

会后若干天国内外媒体纷至沓来,有的做了很仔细的案头准备,虽然有些问题提得幼稚,明显对文革无知,但年轻人愿意知道就好,在京的同学们认真地接待了好几家。

 

(三)我觉得当靶子也是贡献

这些媒体是顶着压力来的。很快我们就听说,上面有精神,“不让报道”。想起小鲁说过,八中开道歉会后,有关部门打了招呼不要报道。同时,宋彬彬再次成了一些人“拍砖”的对象。宋彬彬不是陈小鲁,难以继续接受媒体采访,但她表示,“我从没说过退出战斗,也没退缩摇摆。”

针对宋彬彬再次被人抓住不放,重庆的朋友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作为西南地区文革研究者,他提起1968年的一件武斗血案,因为某人出身不好,就把责任栽到他头上,后来证明他是无辜的,却长期无法翻身。这位朋友写道,“xxx是因为出身太‘黑’,宋彬彬则是因为太‘红’,都成了同样的政治意识形态需要的替罪羊”。

小鲁也写了一封长信:“我觉得当靶子也是贡献,不论是支持的批判的,总是看了我的博文吧,总是在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吧?总比一天到晚风花雪月好吧?当然这可能有点阿Q精神。可是你想想,那么多八九十岁的老师和同学参加你们的会难道不是最值得的吗?他们对你们的理解和支持难道不是最珍贵的吗?凡事要从不同角度想想,才能保持内心的强大”,“我们道歉不是为了博得喝彩,是为了直面历史,拒绝遗忘,宽容和解,你们提的多好呀!中国人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你们的道歉会载入历史……。千万不要沮丧。气可鼓,不可泄,凤凰涅磐,要经受火的考验!”

几天之后小鲁又来了一封电邮,建议我们认真梳理文革前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看它“如何排斥宪法和法律教育,公民权利和义务”,“实际上到今天为止,仍然忽视这一点,我想你们对此可以写文章。”

那位四中老友也反复讲“要对17年教育好好反思”。最近女附中同学出了一套百年校庆丛书,里面包括大量与“17年教育”有关的资料,在一定意义上,女附中人就是在做这件事。

风向变化很快,进入二月份,来自社会(主要是网络)的负面反应已占上风,用一位朋友话说,“你们(女附中团队)挨了一顿铜头皮带”。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什么是“铜头皮带”。成为靶子的,不光是宋彬彬,而是“女附中团队”。

老师对我们的支持一如既往。快人快语的J老师让人捎话:“咱们办了会,是胜利。别人拍砖要挺住。爱谁谁!心里无愧。 ”             

一位朋友引莎士比亚剧中台词:命该我们遇到这样的时代,让我们迎头以对。

除了攻讦和责难,网络上也有严肃认真的质疑,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和答复的问题。这段时间我想得很多。因为社会占主流的反响和12号会议现场反差太大,我一时难以接受,同时意识到,这次汹涌而来网络舆论告诉我们,“八五事件”已经成为一件“公共历史事件”,我们做的事也成为“公共事务”,比八中更引人注目和更具争议性,用陈小鲁在2月初给我们的一份邮件中的话:“越来越觉得女附中文革案例太典型了,48年了仍在争论发酵”。

大环境对我们不利,我多少有些悲壮感,在给重庆那位朋友的信里说,“在国家不‘接着’的情况下,不承担最高层责任的情况下,公众的情绪需要出口”,“我们做了,踩了地雷,有点被炸得血肉模糊、面目皆非”,又说,“但不管怎样,这件事帮助激活了中国人的文革记忆。”

我想写一篇回应社会质疑的文章,也算履行我们的“公共责任”。就在这时,小鲁和那位四中老友几乎同时说,你们该写。小鲁为此一连写了两封电邮,建议我们“不要囿于八五事件的事实认定和具体责任”,而要“对八五事件的研究拓展开来,从一天到48年,从历史到现实,从感情到理性,从事实到理论,从局部到全局,从道歉到研究,从表象到内涵”。四中老友说,他是我们的“后援”。在我们身后站着的所有朋友中,小鲁和四中老友是对我们最有助益和最坚定的支持者。

我写文章时,心里想着他俩的嘱托。

在北京的女附中同学与老师保持密切联系,策划出书(《远去的女附中》);并帮助《南方周末》一位严肃认真的年轻记者写有关女附中文革的文章。在她们的帮助下,这位记者写出了高质量的文章;同时,一位文革初期挨整的同学在网上一篇篇地写她的“文革纪事”,有大量读者。

我的文章在《记忆》分两期发表(第112期、113期),题目是《活在今天的历史---48年后看女附中“八五事件”》,回应了社会上提出的质疑和热点问题,因为是学历史的,也对“当代人做当代史”等问题写了想法。

我当时想得最多的、直到今天还在想的,是在历史转型过程中如何处理历史积怨。我们开会的初衷是希望达到“宽容和解”,但结果似乎事与愿违。当时有学者说,中国社会还不具备宽容和解的条件。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我说,“中国社会这个‘型’在往哪转,没人知道,也许现在还不是寻求‘转型正义’的时候”。

但我们不悔。12号会后当晚,我的一位“忘年交”小友来电话,说你们做得好,“这是你们这代人的责任”。我知道,小鲁和那么多朋友支持我们,正是因为“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也许,当中国社会具备“宽容和解”条件的那一天,人们可以来看看“我们”的故事,里面或许包含着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故事的主角有八中人,有女附中人,和许多其他朋友,陈小鲁在我们中间,我们曾经共同做过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谨以此文祭奠陈小鲁,并向所有的“我们”致以战友的敬礼。

 

悼念陈小鲁/陈小鲁:我的想法和建议02陈小鲁参加师大女附中校友文革反思座谈会

悼念陈小鲁/陈小鲁:我的想法和建议03在“八五”反思中小鲁发言“我的想法和建议”

悼念陈小鲁/陈小鲁:我的想法和建议04“八五”反思与对话 


我的想法和建议

陈小鲁

                         (北京八中66 届高中)

 

    我对“八五事件”知道很早,觉得女附中文革发生的事情很有典型意义:

    第一是时间长,四十七年过去了,一直没有被遗忘,一直被关注,是社会热点;第二是层次高,与中央领导毛、邓有交集;第三是影响大,“八五事件”、给毛戴袖章,宋彬彬被变为文革符号,国内外的影响很大;第四是内容丰富,如文革初期的造反、贴大字报,反工作组、“八五事件”,反中央文革等等。所以,我认为女附中是研究文革的好典型,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故事可说。比较而言八

中文革就有点四平八稳,乏味单调了。当然八中更没有那样的国内外影响,女附中成为国际研究文革的例子,而本世纪发生的女附中校庆风波也是国内罕见的。

    文革前,八中没有顾湲班上的揪家庭出身不放的事,也没有刘进那样自我革命、检讨偏激的典型,八中的学生党员我知道只有三位(当然有1964 年底个别高三班级斗学生而引起的风波,但文革时他们已离校)。文革中,八中没有反工作组的,尽管有对工作组的不满,所以没有大规模斗学生的现象。中央有没有介入八中文革,如老邓直接听你校汇报和给主席戴袖标。八中书记受虐自杀,比卞校长要晚,也没有受到更多的关注。八中也没有出反中央文革的英雄,如某某。军训时杨蕾和另外两个女附中校友经常来找我,回去后把我们议论的事情有名有姓有内容地记到日记里。大概是1968 年初,日记被发现后, 某某因反中央文革

被抓、被批斗。当时军训团了解到各方都说陈小鲁是好人,让我当了政治保卫组

的副组长,组长是军训团的。一次女附中来人外调,军训团让我接待,我问要调

查什么,她们说调查陈小鲁。我说我就是陈小鲁。她们没说话就走了。

    八中校友会有700 多人,会员交会费,虽然数目不大,但每年可以向老师表达一些心意和开展一些活动。这次道歉,就是从我给校友会写的信开始的,我是会长,大家看了信赞同的不少,不见得都同意,但没有人出来反对,所以我可以作为大家的代表来道歉。我们实际上在个别场合,很多同学都道歉过,跟同学道歉过,跟老师道歉过,这个反思不是从现在开始的。我讲,我们成立同学会为什么?我们讲我们搞“奖教基金”(奖励教师的基金)为什么?它都包含着用这实际行动来修复这样的一种关系,有这么一个含义在里头。所以老师早就谅解我们了,但是也确实缺少一个公开的道歉,所以我必须站出来,而且要认识到文革的根本问题是违宪现在有36 家媒体采访,我一概接着,多数媒体都报了。

    尽管我有发起组织西纠、斗争北京市教育系统领导和解散民主党派的事情,但主要采访的是与个人相关,所以媒体采访我时对八中的事只是一带而过。这次《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2013 年度人物”选了我,让我参加领奖,我拒绝了,因为比我有影响的人很多。后来他们没给我颁奖,但向我表示致敬。

    我看了女附中校友这几年做的工作,觉得研究得很细,比八中深入细致,基础好,值得我们学习。我对你们今后的研究有几条建议:

   第一个建议:对女附中文革进行整体研究,从1966 年初到1969 年老三届离开学校,当然“八五”事件是一个重点。(你们对事实的考证基本到位,所差就是点名施暴人了,虽然这样有爆炸性,有看点,但我不建议这样做,你们也不会这样做),你们有能力,有基础,也应该继续做下去。

   第二个建议:今后不以辩白为目标,即不理会他人指责,相信自己的真诚就够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这与第一个建议有联系,研究突破“八五事件”,一些争论显然就不那么重要了。这样你们摈弃贴标签的做法,以更严谨求实的态度研究文革,自然会得到多数人的欢迎。

   第三点建议:有了对“八五事件”的考证,问题是如何让更多的人知道,唯一的办法是利用媒体。公开说话,不要指望人人都会支持,而且肯定会招来骂声,但要相信社会的良知和公正。这样不仅对女附中文革研究有意义,对全国文革研究也是一大推进。因为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第四个建议:1、可以出书;2、多说自己,少讲别人的问题;3、注意反思

的深度,联系现实;4、平台,你们虽没有同学会,但有500 名同学为卞校长塑像,还可以继续策划一些活动。

    以上建议供参考。

 

2014.1.4

 

 (师大女附中校友叶维丽供稿)

 


附件:小鲁用心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小鲁用心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刘进

悼念陈小鲁/陈小鲁:我的想法和建议

05八中的陈小鲁、黄坚和女附中(左起)的郝新平、宋彬彬、刘进合影

小鲁驾鹤西去,念之哭之,最不能忘记的是他 2010 年的肺腑之 言。

那年 11 月,《记忆》正在筹办女附中第三期文革专辑,专辑 上准备刊登宋彬彬的文章《41 年的感谢与道歉》,宋彬彬把文章发给 小鲁征求意见。当天,小鲁就写了两千余字的回复。 他说,道歉必须真诚,反思一定要彻底最大的道歉应是文 革初期干部子弟做了文革的马前卒,这是 17 年教育路线的结果,还 说文革前的学校教育不讲人性人权,只讲阶级斗争等,影响了我们 整整一代人,还说时间可以抹平一切,多数人只记得好事,错事 坏事都忘掉了。小至个人回忆录,大至国家(如日本)都如此。真正 道歉不容易你的道歉从历史上说有很大进步意义,许多干部子弟 也在反思道歉,但没有人愿意公开说出来。 三年之後,2013 年,小鲁公开站出来鞠躬道歉了。他是真诚的, 是深思熟虑的,是为了文革不再重演。像丹柯一样,小鲁是掏出来他 的心去照亮前行的路,我们为什么不能跟着一起往前走呢?! 小鲁,你放心去吧

 







0

阅读 评论 收藏 转载 喜欢 打印举报
  • 评论加载中,请稍候...
发评论

    发评论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新浪BLOG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4006900000 提示音后按1键(按当地市话标准计费)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