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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母校女附中(上)

(2017-09-11 1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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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

女附中

分类: 焦点转帖

我与母校女附中(上)

 

我与母校女附中(上)

——写在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百年校庆
母校校庆一百年,学生出发半世纪
1967年12月9日那个严冬的早晨,我和初三的8位学姐在校门口集合,我们一行9人是女附中最早自愿报名赴北大荒的学生。学姐们叫我“初二小孩儿”,我是老初二(4)班(初1967届)学生张鸿敏。
我们9人清一色穿着政府新发的蓝色棉袄棉裤,在棉布紧缺的年代,这就是迎战北大荒冰雪严寒的全副铠甲。
一辆大公共汽车专车开到女附中门口,上车再看一眼校门,与母校告别。从这里出发走上社会,至今50年。专车陆续载上附近几个学校的同学,绕天安门广场一圈之后把我们送到北京火车站,与各校更多赴“北大荒”的同学汇合。等着上火车,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说是因沿途城市有“武斗”,列车不能正常运行。下午,站台上送行的亲友和同学越聚越多。
瘦小的我在同学全力助推下拨开人群,挤上火车。和我同样瘦小的数学老师马成瑞帮我提着那只褐色旧皮箱。因为人太多,她提着东西上不了车,只好把箱子从车窗递进去。
灰蒙蒙阴冷的天空下,人头攒动。一声汽笛长鸣,列车缓缓启动。松开与车下马老师握着的手,16岁的我挥别送行的人们,告别北京,奔向冰天雪地不可预知的未来。车过山海关后,又给每人发了一顶军绿色羊剪绒护耳棉帽,顿时更增加几分出征的雄壮。
马成瑞老师,您好!
近半个世纪以后,我用Google搜索母校信息,看到特级教师榜上数学老师马成瑞的照片,惊喜万分,遥致问候——马老师,您好!53年前,我这个13岁的准新生在女附中门前与您相识,促膝聊天。转眼50多年过去,老校门早已不在,桃李满天下的您,笑得那么开心!
我上小学时,只知道当时北京实验中学是取分最高的最好的女校,就把她当成自己冲刺的目标。到我考中学的1964那年,校名改回早前的“北京师大女附中”。我一直不知道学校在哪儿,直到1964年8月收到《录取通知》,才知道学校地址。正值暑假,好奇心胜,我在炎炎夏日一口气走了五站(公共汽车)路,拐弯抹角找到新学校。太阳西斜,红色大门紧闭,只开着一扇小门。值班的田大爷看了我手里的《录取通知》,准许我往里多走几步,观望一下校园。
一位年轻的女老师走来,瘦瘦的,南方口音。得知我是来看学校的新生,说“我叫马成瑞,去年从师大数学系毕业来咱们学校的”。我们促膝坐在校门前的水泥地上,竟聊了好一会儿。马老师后来并没有教过我们班的课,却成了我的朋友,是我终身难忘的老师之一,这是后话。
最早认识的同学
能考进师大女附中,是北京女生的骄傲。戴着“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徽走在街上,会引来赞许或羡慕的眼光。开学的日子,异常兴奋。初一教室在北楼,迎门一面硕大的方镜,镶在古香古色有敦实底座的紫檀木框子里,照着门厅里一群寻找自己班级的新生的身影。
一位穿着淡绿色丝绸短袖衫的同学笑盈盈走过来,月白色半圆形发卡拢住稍稍过耳的头发,“我叫初伯力,伯力是地名,就是哈巴罗夫斯克。我爸是空军,我弟弟名字也是地名,叫初白令,白令海峡”。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她的名字,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同班同学。此后许多年,每每在地图上看到伯力和白令海峡,我还会想到初伯力向我通报姓名的时刻。更想不到的是,很多年以后,伯力这座城市竟是我走向世界的第一站。
陌生的语言系统
女附中百年校史与“十月革命”百年正好同步,这100年里,学校和师生们的经历也都深深刻下共产实验的年轮。据校史记载:女附中的前身是成立于1917年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属中学,1924年改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931年,随北师大和北女师大合并,改为师大附中女部。1937年改为北师大女附中。中共建政后,与解放区的华北育才学校女部合并。1955年改为“北京实验中学”。1964年恢复为师大女附中。
因为1949年母校有来自红色根据地的华北育才学校女部汇入,我们入校时,教职员工中有一部分骨干是来自解放区的革命干部,学生更是高干子女云集。我刚进女附中,就发现有些新同学互相早就熟识,她们来自“空军大院”、“海军大院”、“总参大院”、“总后大院”,小学是“育英”、“育才”、“育鸿”、“八一”。“你爸是几级?”“我爸是X级”……这是我完全陌生的语言系统。她们聊着自己原来的小学:全日制上课,住校,一星期回家一次,谁与谁是好朋友。
报到的有些手续要到南楼去办。南楼是办公楼,大会议室、校医室、各科教研组办公室都在南楼。一进门正面是长方形木质屏风,鲜红油漆底色上的金字是刘少奇的手书题字。行书繁体字不太好辨认:“同学们应当立大志,攀高峰。这不只是为了个人,而首先是为了大家,为了社会”。
我们知道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已先后从我校毕业,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正在本校上学。我入学后第二年,刘少奇的女儿刘亭亭入校就读,渐渐知道更多国家领导人、高级干部、各界著名人士之女是我校同学。故此,来自平民学校的学生难免会有“边缘”感。
我与母校女附中(上)

我1958年上小学,那年“大跃进”,事事改弦更张——小学划片就近入学,课本一律改为简体字,注音字母改为汉语拼音。家里给予我的“学前教育”事倍功半。

         

我在名不见经传的西城区石碑胡同小学读书6年,全校共有6个教室,每个年级有两个班分别在上下午上课,叫“二部制”。不上课的那半天,就近组成“学习小组”在同学家做作业。在这样的小学里,孤陋寡闻,从没听说过有“音乐教室”这回事,上音乐课时,一台沉重的风琴从来都是由几个大个子同学抬着搬来搬去。


语文老师开发我的潜能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这些出身非高干家庭的学生能凭分数进入女附中,应该属于幸运儿。同年级就有分数不够被“照顾”进来的,例如初二某班“老革命”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姐姐成绩好,据说录取时够分数;妹妹成绩差,是“照顾生”,学习一直跟不上,“照顾生”的名头也就如影相随。得知我校有“照顾生”,想想后怕,多一个“照顾生”,就挤掉一个“合格生”,有谁知道被挤掉的优等生姓甚名谁哪!


再后来知道,我进校后的第二年1965年,随着全社会“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录取新生更加重视“阶级路线”。因此到1966年“文革”血统论猖獗之时“查三代”,1968届初一和高一的“黑五类”比别的年级少得多。


由此看,我是特定时间段实行部分“择优录取”的受益者,如果晚一年,我可能根本进不了女附中。我的幸运,仅仅靠着哪怕多少能有一小点儿局部的“平等”,就成了我的一线天。


小学6年成绩一路领先的我,在师大女附中学到的第一课就是懂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来自各校的优秀生汇集,更有早早赢在起跑线上的同龄人。同学中书法好的、外语好的、会拉手风琴的,会画广告画的,个个令我惊讶,自叹弗如。


我的优势在语文,初一和初二第一学期都是语文科代表。在朗诵和作文方面,得到语文老师郑锦章的鼓励。记得观摩教学,教室后面坐满外校老师,郑老师让我朗读《哈密瓜的故乡》。在政治空气越来越浓的1965年,郑老师领我到初中不同年级的几个班巡回朗读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片段:“起风了,满山的枫树抖动着身子,鲜红的枫叶飘落下来,一片又一片……”。

         

初二教室在南楼,门厅左首东墙上,大半面墙是全校作文展览园地,木板墙报的刊头《学园》两个特大号墨笔字饱满而富于美感。各年级语文老师推荐的作文定期在这里更新,每篇几页稿纸叠着钉起来,再用按钉钉在木板上,便于翻看。《学园》总能保持有二、三十篇范文。课间与各年级同学聚在这儿,仰着头欣赏不同风格的新作文,是我一大享受。作文能上《学园》,意味着一种肯定,我也几次入选。

         

印象最深是郑锦章老师在课上申明“命题作文不准许写诗歌体”。一次课上,我写完作文,看看时间还多,就以同样题目多写了一篇诗歌体附后,后者居然上了《学园》!那份意外的惊喜与得意,至今没忘。更谢恩师早年栽培,人生后30年得以采访播音、记述写作为业,深受其益。


俄语老师与我的童子功

      

初一共6个班,学校规定前3班学英语,后3班学俄语。母亲知道后,刚开学就陪我去过学校,希望把我调到英语班。学校答复:所有学生都不能调班。

         

初一的俄语老师是马新云,圆脸,大眼睛,以浑厚的女中音读出每个单词。最特别的是她骑着一辆黑色摩托车“突突突突”来上班,她是学生心目中的传奇——鲁迅的儿媳,在苏联买的摩托车。初二的俄语老师是裴静英。初二那年,课程改革,取消了原来初二的几何和化学课,安排到初三再学,而数学课内容与外语课课时在初二学年加强。


离开女附中13年后,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一个公共俄语班,开学测试班里学生程度,以决定教学起点。老师采用的办法是,他读出中文单词,同学抢答俄语怎么讲,或者老师读出俄语单词,学生抢答中文。想不到当过10年知青学业荒废的我,竟然能抢答出不少。十几年不复习居然没忘!连自己都惊奇,唯有感谢女附中二位俄语老师教练的“童子功”。

         

离开女附中18年后,我以俄语通过全国研究生公共外语统考,进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离开女附中25年后,我有机会在俄国莫斯科生活了20个月。每有当地人夸奖我这个外国人俄语发音还不错时,都是对早期教我俄语的女附中老师们的夸奖。谁都知道,学习外语,发音先入为主。


离开女附中30年以后,我在美国西部一个城市意外遇到初二时的俄语老师裴静英,她已退休定居美国享受天伦之乐。欢聚畅谈之后,我与她的女儿、孙辈们合影,记录下这人生难得的巧遇。


离开女附中34年以后,我在美国通过越洋电话在母校老师的帮助下得到了马新云老师家的电话号码,再次听到中学记忆中马老师那亲切浑厚的女中音。随后我采访了她的先生,我们中学语文课本中的人物——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之后制作播出了上、下两集专题节目《<鲁迅与我七十年>与作者周海婴》。


 

关于理想的激烈辩论和后来始料不及的残酷现实


走进女附中的学生,谁没有美丽的梦想?清楚记得有一次在大操场边锅炉房背后的高台(那里常常作为集会的讲台)上,同学们演讲的题目是“女附中学生的理想”,有同学说要当女作家,有同学说要当中国的居里夫人,还有人说要当中国的女总理、女部长(倒是没人敢说要当女主席),后来激烈辩论起来——究竟做什么对中国贡献更大?……


无论如何,走进女附中的学生,潜意识里觉得咱学校直通着大学的校门,虽然知道中间还要经过一次高考的统考,也有被淘汰到低分高校的可能,但自信那种可能不会属于努力着的自己。所以,大家只是纠结于从这里毕业后该进哪所大学的校门?该学哪个专业为好?


我们初二(4)班教室在南楼正门左转右侧第四间。全班同学走进这间教室的时候,万万不会想到我们今生今世只有初二,没有初三,这是我们中学时代的最后一间教室,最后一站。我们将在这里告别中学时代,其中大部分同学,今生再没有重新走进学校的机会,再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


1965-1966之交,阶级斗争之弦紧绷


1964年入校后不久,开始学习“教育方针”,政治空气渐浓。教育方针的主要内容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社会上正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往农村派工作队搞“四清”。舞台上在演《箭杆河边》,银幕上在放《千万不要忘记》(意思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政治课枯燥的内容被日益提升到高于重于其它一切课程的位置,乖乖牌好好学习的女生头脑,被越来越拧紧“阶级斗争”的发条。

        

1965年底到1966年初,社会上阶级斗争气氛更浓。报纸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字样已经在报刊上越来越高频率出现。班里气氛有明显变化,升入初二开始有人申请入团,高二(4)“姐姐班”派来的李辅导员开始跟同学 “一对一”谈入团、谈出身。听话听音,我听出虽然她肯定我的优点,但恍恍惚惚觉得,自己好像属于必须被特别严肃对待的一类。


入团,原本在我看来,意味着优秀与成熟。女附中校徽上加一枚团徽,可称当年北京女中学生最完美、最令人艳羡的“标配”。我的同桌于同学最早入团。她年龄稍大,少年老成,很少说话,即使老师上课提问叫到她,她站起来半晌不说话,老师只好让她坐下。看她佩戴上大家羡慕的团徽,团员标准在我心里突然变成一团迷雾。

         

大约同一时期,我们班的“干部”和“班务”有一次较大“驿动”。我稳稳地当了一年多的语文科代表,不知怎的就换成由外号“学儒”的同学担任。“学儒”语文成绩确实不错,但我也还算领先,而且我并没有失职啊。不久,“学儒”也入团了。

         

于同学和“学儒”的共同点是父辈都有非同一般的红色革命资历。一些同学的手里开始出现红色塑料封套的《毛主席语录》,都是红色家庭从“内部”得到的,不时在同学眼前晃一晃,显示着一种优越。 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一步一步向我们逼近了。


 

学业戛然终止,人生从此改写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2日中午,我们初中几个班从郊区的苗圃劳动归来。与以往一样,女附中学生队列所到之处,歌声整齐嘹亮,只要有同学起头,大家立即跟上,好像没有不会唱的革命歌曲。劳动既已结束,疲劳得到放松,歌声分外高亢。

         

初二(2)班的高红十同学在领唱“准备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大家立即跟上“做革命的接班人!准备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斗争!”歌声与强有力打着拍子的整齐步伐声在街道两旁的大楼间回响,学校已经很近了。

          

唱着歌凯旋般走进校园的我们,瞬间惊呆——礼堂外、锅炉房高台、宿舍楼墙上贴了很多大字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最醒目的一张大字报署名是“刘进、宋彬彬、马德秀”,她们是全校知名的凤毛麟角的高中学生党员。

         

从此全校停课,继而全北京大、中、小学停课。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非战争时期全国所有在校学生无课可上、无学可升的时代被我们在中国赶上了!我们停止在了自己此时此刻的“年级”,因而后来有了共同的称号,中国的前所未有的专有名词——中学“老三届”和大学“老五届”。


师大女附中的1966年8月4日


1966年7月底8月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对联贴在礼堂、南楼和宿舍楼门口。“拼爹时代”的肃杀与恐怖气氛充斥校园。

       

我的父亲是1937年至1946年全程参加抗战的国军军人,我的“家庭出身”在文革血统论的归类中属于“黑五类”中的“最黑”。1966年8月3日晚,几个同学到我家通知“明早一定要到校,否则格杀勿论”。

         

第二天的教室里,课桌贴着三面墙摆放,凹处有几排椅子。班里40多名同学一夜间被分成三类:20个“红五类”同学(父母至少有一方1945年以前加入中共)坐在椅子上;10个“黑五类”同学一字排开,被一根长绳拴住,站在放讲桌的水泥台前,背向黑板,面朝大家;其余十几个出身“不红不黑”的同学坐在地上观看,不能动手,但要参与揭发批判。“红五类”则有充分的“革命”权力,对“黑五类”尽可打骂斗争。

         

我有生以来初次领教世事的险恶,从13岁到15岁不足两年的中学生活,我说的很多话被同学记住、提交、揭发,有原话也有断章取义。聊以自慰的是,10个“黑五类”无一例外被凑足了“材料”,殴打与批判一再交替。

         

同班同学,女孩子打女孩子,拳打脚踢,刷大字报的浆糊和紫色墨汁从头上浇下,要我们揭发父母,承认自己是“狗崽子”。面对朝夕相处的同学,女孩子最珍爱的自尊所遭受的践踏,言语难表。

         

那天,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了这样的“批斗会”。中午,高中的黄同学开门通知我们班红五类头头说“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结束了”。班头头接着要求我们明天上午必须到校。


师大女附中的1966年8月5日

       

1966年8月5日,我和许多“黑五类”同学一起被押到操场看校领导挨批斗,说是“斗黑帮”。8月烈日下的那幅画面,永远定格在我记忆中。

         

锅炉房高台北侧大操场边上,尘土飞扬。卞仲耘副校长被同学团团围住,你推我搡,拳脚相加,棍棒挥动。一向倔犟的胡志涛副校长头发被揪乱,有同学往她头上浇紫墨汁、扣字纸篓,她嘟囔着,哭丧的脸上仍透着不服。

    

我们这些被押着来看的,因拥挤推搡,渐渐乱了队形。只见有同学抡着带钉子的破旧桌椅腿,打在卞校長身上。我离她最近时,大约两米。看到铁钉刮破她的衣服,她穿着象牙白色柞蚕丝短袖衫,铁钉扎进皮肉,再拔出来,留下一个紫黑点,不是想象中的鲜血淋漓。


在大操场上被批斗殴打之后,卞校长和其他校领导们被带到另外的地方,有人跟去,有人走散,原来押着我们的“红五类”们不见了。我和同班“黑五类”魏同学、崔同学和孙同学赶快像往常一样,躲到后院堆放生物课用的人体和动物骨骼模型的小屋,捧着《毛选》“避难”去了。


根据几位校友的文字回忆,后来卞校长被押到后边小操场干重活,再后来她又被押到宿舍楼里受到各种折磨,因为楼道狭窄,目击者不多。

         

8月6日,高中学生党员刘进通过校内各教室喇叭广播,告知卞校長前一天被送进邮电医院,宣告死亡。后来又得知,其实送进医院前已经去世。


卞校长是文革中被学生打死的第一位教育工作者。卞校长是老革命,她是红色革命的参加者,也是被红色革命吞噬的受难者。


 

8月18日,红八月——毛泽东——宋彬彬,拼爹时代


卞校长死去的13天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红卫兵,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宋彬彬”。毛泽东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泽东说“要武嘛!” 这是最高统帅对暴力殴打和杀戮表示的认可。这段著名的对话通过广播、电视和报刊迅速传遍中国。


此后,在北京、在中国各地,又有许多教育工作者死在自己学生的棍棒拳脚之下。文革“红八月”是暴力杀戮的高潮,据官方统计,仅仅这一个月内,北京的红卫兵小”就打死1772人。


从6月2日全校停课到8月4日同学群殴斗争同学,8月5日学生群殴斗争校领导,(详忆见敏一鸿:《卞仲耘致死案钩沉与省思》一文),再到全社会“红八月”的恐怖杀戮,我亲见红色中国在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文火慢功”之后,短短两个月燃成熊熊烈焰,红卫兵学生包括文弱女生变成行凶暴徒的全过程。女附中与众学校不同的学生来源所具备的“通天”特点,使它成为中国政治生态大版图的一个小缩影。


随着文革愈演愈烈,一些红五类同学的老革命父母被打成“走资派”、“黑帮”,一夜间就变成了“黑五类”。就血统来说,其类型和颜色本来有与生俱来、生而不变的固定性,但在荒唐诡异的政治游戏中,血液也可以一夜“变色”。文革最早期,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批判。老革命笔杆子邓拓于1966年5月17日夜里自杀,成为最早的以死相抗者。女附中同学们注意到邓拓的女儿初二(2)班文弱的邓小虹同学在校园里一直表情凝重一脸茫然,她最早不再佩戴红领巾。


后来,刘少奇、邓小平分别成了“中国第一、二号走资派”。刘少奇的女儿、女附中初一(2)班的刘亭亭同学和邓小平的女儿、女附中高一(1)班的邓榕同学从最活跃、最红的“红五类”,一下子变成沉默的、最黑的“黑五类”。她们人生的大起大落,为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残酷荒诞的血统论拼爹时代做了最经典的注脚。


 

在文革的冷酷年代,感受老师的真情关爱


学生群体施暴,殴打斗争校长、老师和同学,正常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被疯狂践踏。登峰造极的邪恶,假革命之名,美其名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资产阶级的反”。这是古今未有的邪恶一页,先写在师大女附中校园里,进而写在全中国1966年的历史上。


然而,即使在最残酷无情的文革铁血年代,在师生关系对立、人人自危、不敢“沾黑”的“阶级斗争”险风恶浪之中,仍有一些老师凭着自己的良知和恻隐之心,关爱被压制迫害的学生,包括从未教过我们班课的老师,我非常珍惜这份记忆。

        

1966年,先是我母亲自杀,后是我在班里挨斗,紧接着卞校长被群殴致死,我越来越恐惧自危,我知道了“说话”和“写日记”何其危险,我烧掉了自己自小学三年级以后连续5年的日记,我以沉默不语应对凶险的环境。


体育老师张婉蓉个子不高,宽宽的额头,满脸慈祥,她主动接近我说“看你这活泼开朗的孩子,一下子变得这么孤僻”。“孤僻”这词,从小学到初二,8年里在所有老师给我的评语中从来没出现过。张老师常常到教室来,坐在我身边跟我聊天,让我感受到母亲般的爱怜。


数学老师金元没教过我们班,在师生关系紧张的日子,她那乐观爽朗的笑声,总让我感到她是可以信赖的,是随时能帮助我的大朋友。生物老师白正衡负责帮助准备上山下乡的同学与外界联系,有问必答,辛苦耐心。我在女附中认识的第一位老师马成瑞,一直没有教过我们班的课,马老师在文革中对我关心最多,时常一起聊天,有时还让我到附近教工宿舍她的住处坐坐,直到把我送上奔向北大荒的列车。

         

在下乡后10年里不多的按日掐算的“探亲假”回北京时,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去看望马老师,也看望过其他几位老师,一次次唤起我在腥风血雨年代里那不多的温暖记忆。


装甲兵进校军训,女附中怪诞一幕


1967年春,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进校军训,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些稻草和麦秸铺在教室里,秸秆通铺中间留出一小条下脚的地方。全班同学都住进教室,人挨人以各自窄窄的褥子为界,划出每人的“领地”。

         

个头很高皮肤黝黑的装甲兵排长冯天发自我介绍,特别把装甲兵说成“庄稼兵”,说自己来自农村,是庄稼人。他常常队前训话,或盘腿正坐在秸秆上跟大家促膝谈心。

         

中国领袖毛泽东说“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当时学生崇拜毛泽东,也就崇拜解放军,专心听冯排长讲话。目不转睛看着他,很快记住他的特点,包括他那显然一说话就太过频繁眨动着的不大的眼睛。

        

如今我已年过花甲,重温旧事,想象着当年驾驭装甲车的20多岁的庄稼兵,忽然被派到40多个清一色16岁花季女学生中间担负教导责任,坐在她们的铺位旁循循善诱,会是怎样的心情?有着怎样的怪诞?

          

写到这里,还是忍俊不禁。但当时没一个人敢觉得可笑,严肃是绝对的主旋律。无论如何,冯天发排长是个尽职尽责的客串儿老师。

         

显然,他也清楚知道每个人的家庭背景。他们来执行军训的内容之一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括否定“血统论”的对联,给“黑五类”指出唯一的光明大路——听毛主席的话“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尽管冯排长给我和同学们的印象质朴可信,我还是清楚地知道,因为我的家庭情况,自己仍被锁定在“黑色”一族,无可逃遁。


 (上)(未完待续)
(高正春同学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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