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正文 字体大小:

转帖:中学旧事

(2017-05-06 22:25:03)
标签:

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

分类: 焦点转帖
中学旧事
作者:好狗笨笨
(一)
一九六六年的时候,狭义北京市城郊(不包括远郊区县)的中学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分成几类。
根据校名的特点,可以分为“编号”、“地名”、“附中”三类。
编号校名从北京市第一中学开始,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直到一百多。
以地名命名的有翠微中学、新街口中学、日坛中学、月坛中学、呼家楼中学、玉渊潭中学,等等。
附中是大学附属中学的简称,如北大附中、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八大学院”也都有附中。顾名思义,师范大学既然是培养师资的地方,附中也就有三个之多,分别为一附中(建于1901年,原名师大附中)、女附中(建于1917年)、二附中(建于1953年)。
此外还有一些从名称上不显示是小学还是中学的,都叫做“学校”,如景山学校、育才学校、育英学校、八一学校、十一学校、外国语学校……等。其中景山学校试行十年一贯制,育才学校是小学和初中部的结合,其他情况不详。
从生源的性别来看,可以分为“合校”和“分校”两类。
以所在地命名的、“学校”和附中,都是男女合校(师大女附中是例外)。
分校都是编号的(但并非所有编号都是分校)。从第一到十三,有男校、女校各一。一中是男校,另有女一中。二中是男校,另有女二中……余依此类推。再往上数,二十五中、二十六中、三十一中、三十五中、四十一中等也是男校,但没有相应的女校。就我所知,男校是北京特有的奇观,上海、西安等大城市有少数女校,都没有男校,而北京居然有二三十所之多。
人们口头上常说“男三”、“男四”,但这些学校的正式名称都不带“男”字。而女校的正式名称都是“第X女子中学”,在校门口挂的牌子和校徽,以及录取通知书和毕业证书上都有。简称“女三”、“女四”。还有顺口溜:“女X土,女Y洋(或狂),女Z都是大流氓。”此处用XYZ,并非为避免得罪这些学校的校友,实在是有不同版本。我一直没闹明白,Z怎么落下的“大流氓”的名儿,还“都是”,代入几个实数好像都不对。
从教学质量来看,一般来说,编号在十五以内的男校和女校都是重点中学(25、26、31、101例外,前三者是教会学校转的“插班生”,101自延安迁来,取“一百零一分的超级好成绩”之意,严格说不是编号),每年根据各项指标进行评选的结果,在市重点与区重点之间浮动。
师大女附中始终保持市重点不变。该校出了南辕北辙的两位校友,一位是涉嫌卷入打老师的宋彬彬/宋要武/宋岩博士,另一位是将“打老师”列为研究项目的王友琴博士。
最好的男校四中也出了天上地下的两位校友。一位是“永远健康”的副统帅公子,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同志,“五七一工程纪要”就attributed to him,是否有抄袭剽窃,需要请方舟子来研判。还有一位平民出身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印红标教授。他多年来坚持不懈地调查采访文革重要当事人,到九十年代中期仅录音带就积累了满满一书架,研究成果无处发表,仍然奋进不止。也许正因为发表不易,印红标不那么出名,在这里提一下,略表敬意。
四中出的其他名人还有“联动”的前身(之一)“西纠”的头头孔丹。“西纠”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缩写,后与“东纠”、“海纠”等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孔丹在文革后考进社科院当研究生,他的硕士论文“历史唯物主义的什么什么”,总之非常乏味,根本提不起阅读的兴趣。名记者范长江的儿子范东生也是四中出身,子承父业考入北大新闻系,前些年赴纽约担任《侨报》社长兼主编。
郭沫若的某个儿子应该也上过四中,“北京四中”的招牌系郭沫若所题,应该跟“实验二小”一样,是去开家长会的时候应校方之请当场挥毫。但这位郭公子似乎不是郭世英,他跟(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先生,以及孙经武、叶蓉青等X社成员都是一零一中的。
编号在五十以上就铁定是“普通中学”了。五十六中某女生,不太愿意跟人说,就是“嫌号码大”。还有九十八中,“九十八”合起来正好是一个“杂”字,据说校风欠佳,名实相符。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一零一中是著名重点学校,而编号在五十以内的三十八中却是“分配学校”,即供所报志愿全部落空的学生上的学校。
(二)
上面是仅就编号学校范围以内说的,考虑到附中们,事情就有些复杂。
附中们看不起号码,不论大小一概叫做“城里”,意思是“小市民扎堆的地方,好不了”。一零一中在郊外,所以没有被骂进去。清华附中校友章立凡先生的“红八月”回忆中提到“城里”的时候就多少有点不客气。顺便说一句,清华附中还出了一位作家,那就是“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主要执笔人,“红卫兵”的命名者张承志。此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忽然信教”,高度认同伊斯兰教的哲合忍耶派,被讥为“红卫兵式的穆斯林”。
而“小号”们也看不起附中,因为后者的录取分数线偏低。隔了遥远的时空距离来看,“小号”们有充分的理由嫉妒附中。
首先,号码越小的学校建得越早,校舍多是“废物利用”,王府寺庙之类改建的。教室还算宽敞,室外空间却大受限制,勉强找出一片能兼作篮排球场的空地就不错了。其结果不仅排除了足球,也相应的排除了田径。试想,若是铅球“飞入寻常百姓家”,其结果绝不会如“王谢堂前燕”的风雅。再如中长跑,在“城里”只能绕着校园跑,如果墙外是清净的胡同而不是行人如织、车流不断的马路的话。当然,这些王府寺庙改建的学校也可以美其名曰“雕梁画栋,曲径通幽,苍松翠柏,花影扶疏”。
其次,因为沾了大学的光,附中的经费充足,有条件置办管弦乐器(西乐)。人大附中就以管弦乐队而著名。“城里”文艺活动只能在唱歌跳舞之类上做文章,音乐老师钢琴伴奏,出现了有音乐才能的学生也只得送到少年宫或者广播电台代为培养,本校无能为力。这方面十三中又是例外,其军(管)乐队比较像样,没有弦乐。“例外检验通例”,十三中的前身是——辅仁大学男附中(女六中原是辅仁女附中),闹半天还是沾了大学的光!
再次,附中可以住校,招生不受居住距离限制;而“城里”都是走读(女附中例外,有部分住校),只能在维持分数线的条件下就近录取。
入学的门槛挺高,进去就连吃三个哑巴亏,还让附中们看不起,您说“小号”们能不气吗?只好撅着嘴说附中分数线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或者“小脑发达”。
至于以地名命名的学校,则在诸如此类的抬杠中潇洒地置身事外,保持着意味深长的沉默,也许,根本置若罔闻。
(三)
俗话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小。”用文词儿说,则是:“天子脚下,冠盖如云。”如果你听到北京人脱口而出,“我的邻居XXX”(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下同),“我的同事XXX”,那么多半不是吹牛而是实情。“我的同学XXX”也一样。不过最好不要反问说话人是不是高干子弟。因为,流行观念有些笼统,高干子弟多的学校不一定是排他的特权学校。
如果你现在到网上去查北京四中的“知名校友”,林立果当然不会出现,但是有薄熙来(薄一波之子)、刘源(刘少奇之子)、陈元(陈云之子)、陈昊苏(陈毅之子)、乔宗淮(乔冠华之子)等。曾就读师大女附中的除了上面说的宋彬彬(宋任穷之女),还有朱敏(朱德之女)、李讷(毛泽东之女)、林晓霖(林彪之女)、刘婷婷(刘少奇之女)、邓榕(邓小平之女)等。不那么“知名”的高干子弟更是不计其数。
但是不要误会。第一,大人物的子女不限于这两所中学,像陈昊苏的弟弟陈小鲁就是八中的,刘婷婷的姐姐刘平平则是师大一附中的。第二,这两所中学并不是排他的干部子弟学校,而是跟其他编号、附中、地名一样,面向社会招生的。父母有各式各样的“历史问题”,家中有“海外关系”,“社会关系复杂”者,都有因分数过线而录取的。后来大字报上揭发出来的大人物将子女塞进好学校,或者学校方面迫于权势不敢不“照顾”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刘婷婷错了两道题还被师大女附中录取。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当年中学考语文和算术两门,而上点档次的学校录取线都在190分,甚至195分以上,师大女附中好像是198分。这意味着算术是根本不能错的,留下语文,在作文里鸡蛋里挑骨头扣掉一分两分。当年的“行情”如此,错两道题连区重点也没门,只能上“普通学校”了。另一件是贺龙送给蒋南翔一杆猎枪,把贺鹏飞塞进清华。不过那是大学,严格限于中学的话只有刘少奇的女儿一“案”。
“文革”初期,批判“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说明后者基本上做到了。刘婷婷进师大女附中在1965年,应该是首开“照顾”的口子,因为她的姐姐刘平平三年前就因为两分之差未能录取,进了师大一附中。1967年1月清华红卫兵造反派,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智擒王光美”,就是通过摆布她,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他们先到一附中找到刘平平,大讲“跟父母划清界限”的革命道理,把她稳住。然后给王光美打电话,谎称刘平平被汽车压断了腿要动手术,手术台都准备好了,要她作为家长去医院签字。王光美不知有诈,急忙赶到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被等候在那里的清华红卫兵抓获,押上敞篷大卡车驰往清华批斗。后来在周恩来的干预下作罢。
上面所说的高干子女大部分是从实验二小毕业的,那是高干子弟更加集中的地方,但也并非一点“沙子”没有。据说,当年不愿意搞得纯而又纯,面向社会招生又无法解释那些大人物的子女并非“就近”录取,折中的解决办法就是本校教职员工子女可以“陪太子读书”。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刘婷婷在工厂工作了将近十年后考进大学(again分数不够,照顾进去的),当时刘少奇的“问题”尚未“解决”,她就隐名埋姓开始了大学生活。同学们明知她的真实身份也都不点破。不料,一日在食堂迎面撞上了实验二小党支部书记的儿子,时隔多年彼此都还认得。沉吟少顷,她开口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书记的儿子说:“知道。”“那么希望你不要说。”她说。“我不说。”书记的儿子信守诺言,直到毕业都没有跟任何同学提起这段对话。
(四)
扯远了,回来说中学。我所在的班级有55名学生,其中出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的约有20名,地主1名,资本家2名,小业主2-3名,旧军人(国军起义人员)1名,民主人士1名(其父是非党副部长,入学时已去世),工人和城市贫民5-7名,剩下的都是“职员”。后来turned out,至少4人的父母被划过右派。在这样一个班级里,并没有制度性出身歧视。两位资本家出身的同学之一大大咧咧,迷迷瞪瞪,经常上课睡觉,根本不是当干部的料,而另一位作风严谨者则被班主任指定为班长。其他班干部、队干部、学生会、各科代表也是什么出身的都有。以上说的都是个案,从“面”上来说,尽管早在1962年就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升学上“贯彻阶级路线”还是卡在大学一关,对中学生还网开一面。遇罗克就能上到高中毕业并参加高考(1959),尽管成绩优秀还是落榜,只能进工厂当工人。还有文革前上山下乡的“老知青”也多是高中毕业,因政审不合格落榜的。文革开始后批判“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学生中分“红五类”与“狗崽子”,根据出身分派别等,在中学远比大学闹得欢,也从反面说明中学生的出身“杂”,“好”与“不好”势均力敌。大学生已经近乎“清一色”,出身上没什么文章好做了,“造反vs.保皇”主要是工人贫下中农出身与干部子弟之间的事情。
避免“纯而又纯”的方针,还是明智的。在受“照顾”的一边来说,多少也接触点群众,感受到来自智力和操行方面的挑战,培养自知之明。在“沙子”一边,从小在顶级高干子女堆里“混”,有利于养成泰然平和的健康心态,“你特权你的,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还暗暗憋着一口气,“我要干得比你好!”——直到“血统论”把个人奋斗的道路彻底堵死为止。此是后话。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八一”、“十一”等军队子弟学校。纯而又纯的结果是内部继续分三六九等。
我很小的时候,一天跟着大人乘公共汽车,旁边有几个比我大些的男孩子,一个说:“我爸爸是上尉!”另一个说:“我爸爸是少校!”第三个说:“我爸爸是中校!”……
后来在各种不同场合碰上过几位这样的人士,其中半数表现出超强的等级意识,继续其未完成的“比爸爸”事业,“她爸爸撑死了是个中校,狂什么狂?”“他爸爸不过是个新贵而已!”“我爸爸提拔得慢。”……难怪那些按照规定可以把孩子送进所属部队子弟学校的司机、炊事员等,多选择放弃,或者浅尝辄止,很快就给孩子办理转学手续。这种气氛确实不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不仅如此,他们还把等级观念扩大到工资、学历、职称等等等等方面去,处在永远的“比”之中,听的人已经烦了,说的人还不觉得累。那些“地方”干部子弟,至少没这么说话。忽然想到,一度蔚然成风的“攀比”,未必是源远流长的“国民劣根性”,却不过是“全国学解放军”的后遗症而已。
(五)
有人可能会对俺的“小号独奏”表示怀疑。也难怪。如今附中们神气活现就不用说了,一六一、一六五、一六六、一四零……号码可谓大到了家,还有东直门中学,明明是地名,升学率也挺高的么。
毛病就出在一九六八年。
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闹了两年多,“该”写的大字报已经写完了,“该”打的人也都打了,“该”抄的家也抄了,再闹不出新鲜名堂,几次“复课闹革命”都虎头蛇尾。头一年已经有中学生自愿报名去内蒙插队,看样子剩下的人出路也大同小异,人心惶惶,跟没头的苍蝇似的到处游山玩水,告诉说是“以后就看不见了”,要摄影留念。初高中学生已经停在原有的年级两年。(“老三届”就是这么来的,大学生叫“老五届”,道理一样。)在全体学生留级蹲班的“史无前例”景况中,不知哪一级的革委会忽然想起来已经两年没招生,该招生了。
可这生怎么个招法呢?“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和“五分加绵羊”,都被批倒批臭,考试本身也有“把学生当敌人”的嫌疑,“师道尊严”扫地已尽,谁也不敢提这个茬。得,干脆就近入学吧。也就是说,所有的学校统一分片包干,适龄学童统统招收进来。
别的国家需要奋斗多年的co-edu (男女同校),通过大跃进而实现,自然会留下后遗症。男校还好说,前面说了,实际上男校名称不带“男”字,就叫“北京第X中学”,突然涌进来一群小姑娘,不过是实至名归而已。女校的笑话就闹大了,牌子一时半会儿换不了,成群结队的秃小子已经开始进进出出,还有不厚道的人在一边“嗷嗷”的起哄。取消分校的尴尬没有随着换牌子而消失,其后遗症至今若隐若现。一些大老爷们说起中学学历,见听者茫然,还要补充一句,“就是原来的女X中”。当年歌星成方圆出名以后,就有老十三中毕业生哭笑不得地说,“她是俺们学校毕业的”。现在以“《论语》心得”推销“心灵鸡汤”名扬四海的于丹教授也赫然列在陈景润、陈昊苏、薄熙来等人之后(四中)。然而合校的历史毕竟还不如分校长,这万绿丛中的几点红也就让老帮子们大笑不止。此是后话。
男生进出“女X中”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知是哪一级的革委会就召集各校商量改名。改成什么呢?地名也不知道哪个是“四旧”,哪个不是,“四新”也未必“立”得住,回头哪天风向一变还得再改,保险起见还是编号吧。可女校的编号跟男校是重叠的,已经让(前)男校占了,这些(前)女校就全给甩到原有的一百多号之后去了。上面说的一六一、一五九、一四零、一五六,一六五、一六六,分别是原来的女一、女三、女五、女六、女十一、女十二中(其前身是林徽因和冰心就读的贝满女中),不知怎么的一零九和一二五空缺,让女七和女十三中占了。女附中给甩到一六二。东直门没被当作“四旧”破掉,让女二中就近占了……
“大号歧视”和“地名歧视”,到此完全丧失了依据。
但是就近录取对附中们也是一样的,仍然不能解释有些前“小号”为何从此一蹶不振。
就近录取的一个效果,就是附近居民的构成上升为决定教学水平的重要因素,而学校半瘫痪条件下,孩子的学习成绩与父母文化程度“呈正相关”。我们通过王朔的小说知道,北京“文化”可以分为“大院”和“胡同”两大类。广义的“大院”除了国家机关和军队之外,还包括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因此,“大院”的文化水平统计上高于“胡同”。离附中最近的当然是本校教职员工的孩子,周围农村的孩子也进来一些,毕竟不多。原来有分数线卡着,远处的好生进不来,近处的差生也挡在门外。分数线一旦没了,“小号”们不仅在物理上,而且在精神文化上也陷入了“胡同”的汪洋大海。十三中知名校友,“班主任”刘心武曾多次对父母文化程度不高的学生表示深切的同情。他说,恢复高考以后进入大学的为什么多是些干部高知子弟?一样插队,一样只许带一只箱子,这些人箱子里装满了书,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坚持看书。小市民呢?什么日用品都带上,也想不起来带书。“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还真坐实了,只不过“龙凤”和“老鼠”的区别在政治条件之上又叠加了一个文化程度。套用新世纪的语言,叫做“贫富的世代传递”。
还有一个因素是师资。前“小号”们原来还有师资撑着,到了1970年代末,原有教师差不多都已经或行将退休。本来工农兵学员师范生毕业后,可以在“青”与“黄”之间“接”一下,又横生枝节,说是中学教员男的不好找对象,尽量分配女的去!这下子提醒了女师范毕业生,中学教员的社会地位已经降到连对象都不好找的程度了,男生不干,咱也别干了,已经分配到中学的都想方设法调工作,呼啦啦又走掉好多。
可也有人不认这个邪,打破头往中学里挤,那就是——附中们。虽说是,“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其实不管是理工科还是综合性大学都被一轮接一轮的“抓ABC”、“清XYZ”、下干校、内迁……弄得七零八落。现在拨乱反正,各大学教职员工归队,随之提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大学方面能力有限,只能允诺将配偶就近安排到附中。许多配偶,不管原来是教大学的还是做科研的,为了北京户口纷纷到附中任教,大幅度提高了师资水平。原来人大附中就是管弦乐队出名,教学质量平平,文革结束后一跃而成为重点的重点,就是来自这样的背景。其他附中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北京中学的“旧事”,到一九七八年也结束了。后来发生的情况如果对不上号,本人概不负责。

(高正春同学推荐)









0

阅读 评论 收藏 转载 喜欢 打印举报
已投稿到:
  • 评论加载中,请稍候...
发评论

    发评论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新浪BLOG意见反馈留言板 不良信息反馈 电话:4006900000 提示音后按1键(按当地市话标准计费)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