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文本传播的社会文化背景

转自好友鹿鸣山人博士的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ac94770100athu.html

《西游记》文本传播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国古代“小说”一词自产生一来，就被定位为“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一方面用“小道”指称小说的非正统性，另一方面用“可观”二字有限度地承认小说的价值功能，可谓一语而成定评，深深制约了小说发展进程与价值定位。其后作为一种文体，虽然数百年间其创作逐次繁盛且影响深远，但一直只能徘徊在主流文学的边缘。古代小说的真正彰显可从明代“四大奇书”的逐渐出现算起，可以说，自此郁郁文哉，古代小说才逐渐进入中国古代各阶层士人和普通市民等各个阶层人民的视野，并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诞生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四大奇书”之一《西游记》自万历二十年世德堂刊刻后何以能脱颖而出广为流传，这个不断“经典化”的漫长的传播过程值得我们考察。“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系。”因此在这个传播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这个环境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既包括技术层面的客观环境，又包括思想观念层面的文化环境，而这些背景条件又制约着《西游记》传播方式的选择与运用，直接影响了传播的效果。鲁迅指出《西游记》产生时的社会大背景：“奉道流羽客之隆重，极于宋宣和之时，元号归佛，亦甚崇道，其幻惑故遍行于人间，明初稍衰，比中叶而复极显赫，成化时有方士李孜，释继晓，正德时有色目人于永，皆以方伎杂流拜官，荣华熠耀，世所企羡，则妖妄之说自盛，而影响且及于文章” 、“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 。小说产生后漫长的传播过程则受制于各时期技术条件和文化环境。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读者精神需求的提高小说文本的传播首先一方面要受造纸印刷业、出版业发展程度的制约，另一方面也要取决于读者的购买力和购买需求，而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又相互促进。中国古代印刷术是中国对于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印刷技术一般首先流传于人民群众中间，随后为佛教徒所采用，最后才为统治阶级政府和知识分子所接受，因此很难确定其发明的具体时间。但结合较为确切的关于雕版印刷的文献记载和实物发现进行整理推测，可知，雕版印刷在民间最迟自唐代末年，即九世纪起已发展起来，到9世纪末10世纪初，雕版印刷品无论在民间，还是文人墨客之中都已习以为常。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政府第一次召集主持儒家经典的雕版印刷，从此，雕版印刷由民间走向宫廷，以至遍及全国，中国正式出现了出版业。当时刻印的中心有成都、淮南（安徽）、江浙。所刻的书以民间日常需用的日历、字典、诗歌文学和宗教迷信书为多。宋代进入了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其木版雕印大有进步，而且发明了活字排版的方法，有泥活字、木活字和无锡铜活字，据推论并且出现了镂镌铜版的技术。雕版印刷生产地点遍及全国，中心地区有汴梁、浙江、临安、福建建阳、四川眉山、山西平阳（今临汾），最后是北京。元代的印刷业沿着宋朝开创的格局前进。随着明代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崛起、商人的渐次参与、人民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官话的推广，这种都市化进程推动了社会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印刷出版技术的发展，活字印刷术和雕版印刷术都有了较大的进步。首先木活字很流行，尤其是万历年间，印本更多，不仅在皖南、浙东一带流行，而且也流行于南京、苏州、福州及四川、云南等地。从事木活印书的有各地书院、私家和书坊等。从1683年起，明政府的公报《邸报》也用木活字印刷。铜活字的发明年代至今尚无定论，但其真正的应用是在明朝中期，在弘治、正德年间的江苏的无锡、常州、苏州、南京一带流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无锡的华家和安家，除此之外，还有南京的张家、苏州的孙家等。铜活字的应用使排版与印刷都方便了很多，并且印书的速度也有很大提升，能“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矣” 明代雕版出版技术上的一大进步表现为套版印刷、饾版水印、拱花技术的出现。套版印刷技术早已发明，但广泛运用却是从明万历年间开始。在明代，套版印书最为著名的有浙江吴兴望族闵齐伋和凌濛初两家。明朝末年出现了饾版水印和拱花的印刷方法，使印刷水平又向前进了一步。与版刻技术中紧密相联的是版画技术。我国的版画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宗教画——实用画——艺术画。雕版印刷发明前后，最先用雕刻本版手段进行绘画的题材，乃是宗教题材。五代遗存的版刻插图作品，题材仍只有佛教一种。人宋以后，刊雕的佛像版画仍不绝如缕。到北宋末年，许多版画已经突破了专为佛教作宣传的束缚，开始成为书籍的插图。以补充文字说明之不足，以美化书籍吸引读者。因此版画的题材也由宗教的转而为实用的。南宋时，开始以现了艺术版画。南宋刊本《列女传》是流传下来有优美插图的书籍之一。进人明清之后，版画成为技术和艺术高度结合的产物，开始了发展的高潮。明代市民阶层的大量出现，俗文学渐渐代替了雅文学，艺术画便在此时大量进入俗文学的文本中。尤其是成化、弘治后，书中无不冠图。这种插图本书，以明万历、天启，崇祯间最为流行，书的封面上往往写上“纂图”、“绘像”、“绣像”、“全像”、“图像”、“出像”、“全相”、“出相”、“补相”等字样。尤其小说、戏曲类插图已成为其内容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少则十几幅，多则上百幅，很多作品一出或一回就有一幅插图，多为上图下文，而且插图成了一种明确的商业行为，往往发挥广告作用来宣传其书。而且插图版画因地域不同而风格各异，其中徽派版画首屈一指，至万历中叶以来，主宰艺坛。除传统印刷技术外，明末饾版水印、拱花技术的出现也使版画日趋精工。从宋朝开始，整个社会的出版系统已趋明朗，“大抵可划分为三类：一是商办的书坊书肆，二是官办的正式出版机构，三是私人的集资出版。这种三分天下的形式，自宋始，中经元、明、迄清朝的鸦片战争前后，到最后为新的出版机构替代前，历时900年左右。” 商办的书坊、书肆，注意经营方式，如出新书、创新编辑方式、拓宽书籍出版内容、利用广告等以扩大影响，招徕顾客，对通俗文学的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因其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因此印刷质量良莠不齐。官办的书坊、书肆出版的书籍，常以儒家的正经正史为主，文学等书不占主要地位。私人集资出版的书籍，以文集为多，也兼刻一些正经、正史等，印刷质量较高。明朝参入出版事业工作的人员更多，组织更为严密，出版书籍的数量和质量更为可观。明代官刻部门很多，有皇帝内廷司礼监主管的“内府”或“经厂”，还有地方各部门，如“藩府”。清人袁栋《书隐丛说》云：“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国初以官书为主，而且“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版，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之书，他书即有刻，非好古之家不蓄。” 以传统儒学著作为主。从而使国初出版物带有文人化倾向。成化时，这种文人化倾向开始向平民化转变，私人和书坊刻书渐多，成化年间陆容《菽园杂记》载：“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问，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糜，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 私家刻书在嘉靖以后盛极一时，而且特别流行翻刻旧本书籍。到了万历年间以后，刻书业更为繁荣，当时最有名的刻书家与藏书家则是崇祯时候的毛晋。因其官刻、私刻出版内容多为经史典籍和名家诗文，而通俗文学的出版和销售主要集中于书坊、书肆。我们仅就明代的书坊、书肆的繁荣稍做观看。明代书坊、书肆极为繁荣，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载：“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 南京乃明代最为重要的刻书中心之一，居全国书坊之首。它们刻印了大量的戏曲、小说、传奇和民间应用类书。其中《西游记》就出此地。据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一文统计，仅民间书坊就有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阁、大业堂、嘉宾堂、少山堂、奎璧斋、孝友堂、三多斋、九如堂等57家；若再加上官刻机构和刻书私家，其数量便非常可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载“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建阳书坊，有堂号姓名可考的约有80多家。建阳开设书坊最多的是余、刘、熊三姓，三姓开设书坊近40家。建阳有些书坊已不单是雕刻书坊，它们根据社会的需求，常常既刊印又销售，既租赁又编撰小说，形成编、刻、售三位一体的书业专行，这既增强了书坊本身的生命力，又促进了刻书业的发展，如嘉靖间建阳熊大木，自编自刻《全汉志传》、《大宋中兴英烈传》等章回小说；余象斗的双峰堂，编刻了《新刊京本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西汉志传》、《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新刻芸窗汇爽万锦情林》、《四游记》等小说杂书；《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署名为“后学仰止余□□云登父评校”；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杭州、北京的书坊数目相对就少多了。杭州有书坊24家，刻书最多的是胡文焕的文会堂，北京书坊有堂号可考的只有13家，分布在正阳门、宣武门、隆福寺、护国寺等处，其中著名的有永顺书堂、汪氏书铺。此外，江苏的苏州、常州、扬州、安徽的徽州，江西的抚州也有不少书坊，刻书业也相当兴旺。明代的图书买卖相当发达。有的地方形成图书流通市场，卖书的规模极大，如嘉靖《建阳县志》卷三记载，福建建阳崇化镇，“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明崇祯间曹溶《流通古书约》说：“近来雕板盛行，烟煤塞眼，挟资入贾肆，可立致数万卷。”当时书市最发达的地方是北京、南京、苏州和杭州。由于书肆的发达，各地书价也形成一定的规律。据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记载：“本视其钞刻，钞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使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 书肆还培育了一大批书商，他们走南闯北，为图书的流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据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记录：“有周子肇者，以鬻书为业，而喜交士大夫，又时时载书出游，足迹几半天下。年甫六十，即制一棺，极其精美，所至辄载以自随，谓逆旅旦夕不测，身后可无虑也。” 福建《长汀方志》（也见杨澜的《临汀汇考》）载：长汀县的四堡以刻书为生，形成刻印发行一条龙服务。他们经营通俗启蒙读物为主，“城市有店，乡以肩担”，售书为业者达百家以上，而销售之地“几遍天下”，形成的庞大销售网达百年之久。明代印刷技术的进步和书坊、书肆的繁荣直接促进了明代整个出版业的繁荣。明人唐顺之在《答王遵岩书》中写道：“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殁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版籍，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天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还说：“近时之稿版，以祖龙手段使之，则南山柴炭必贱！” 从中可窥见当时出版业发展的盛况。这种盛况也是与当朝的文教政策分不开的。洪武二年，太祖即诏谕中书省：“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 确立了治国思想。并采取一些举措，发展书业：“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 永乐四年，“遂命礼部遣使四出，购求遗书。” 另外尽管明代文祸时有发生，但对民间一般的学术和创作活动，政府干涉并不多，而且图书出版政策也相当宽松，从而使明代出版业的繁荣成为必然。清代印刷业和文学传播的进程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国家实现了统一，社会相对安定，政治比较清明，出现了国富民丰的“康乾盛世”，为印刷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一面大兴文字狱，严酷压制知识分子的反清思想，一面又崇尚文治，提倡学术研究，利用印刷为其政治服务，所以清代印刷事业保留有完善的古代传播渠道，继续着明代的繁荣。清代的活字印刷，除沿用泥、木、锡、铜、铅等活字外，还发明了磁活字。清代发明的磁活字，就是有名的“泰山磁版”。其于公元1718年山东泰安人徐志定在泥活字上加上一层磁釉，烧制成了磁活字。清代的木活字印书比明代更加盛行。清政府、官家书局、私家、营业性书坊都大规律地使用木活字印书。套版印刷，在清代前期有相当成就。入清以后，传统版画艺术虽然在顺、康、雍时期，尚有部分佳作不让明代，但整体而言，日见衰落，在乾嘉时期一度走向低谷，到道光后，传统版画艺术和套版印刷都一蹶不振，戏曲小说中虽然也附有不少插图，但刻工拙劣粗率，难有佳作。随着石印术传入中国，它采用照相转写法，使插图绣像渐趋精美，从而代替了传统的插图艺术，使小说插图绣像复兴。清代的出版印刷在官刻、家刻、坊刻方面都有所成就。官刻分三家：武英殿、国子监和官书局，而首推武英殿本。武英殿刻本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盛，其中乾隆时期刻书最多，所刻经史子集达100多种，其刻书开始大规模的使用铜活字和木活字其中铜活字的代表作是雍正时印制的《古今图书集成》100部，而乾隆时则大规模用木活字印制图书，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乾隆十五年（1750年）还彩色套印了《御制唐宋诗醇》。道光以后，殿本数量就大为减少了。官刻本除殿本外，还有地方官署刻本，地方官署如有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主持的扬州诗局，鸦片战争后，设立了官书局，所刻书籍称“局刻本”。其中刻书数量大、质量高的是浙江官书局。清代学术昌盛，私家刻书更是繁盛，有当官的，刻书以博“好学”之雅名；有著名的文人，刻印前人的诗文和自己的著述以传播学术成果；有著名的藏书家和校勘学家，或复刻善本，或辑佚、校勘丛书、逸书。而私人刻书最多时间延续最久的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钱家，从乾隆到道光年间，刻书从未间断。在家刻本中，有许多著述都是由名书法家精写上版，由著名刻本雕刻，写刻工整，校勘精审，印刷极为精致。直到精末，私家刻书仍然盛行不衰。与明代一样，通俗小说的出版主要赖于私家刻书和民间书坊。清代坊刻继续繁荣，北京有书坊10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苏州有书坊50多家，广东的广州和佛山镇也有不少书坊，而此时的杭州、徽州、南京的书坊远不如明朝兴盛。这时还出现了同一书坊几代人连续经营的情形，如康熙年间的“同文堂”，一直延续到咸丰年间。雍正年间的“芥子园”一直延续到同治年间，其间刻印了《西游真诠》，有些书坊还有专门化的色彩，如康熙年间的“啸花轩”专刻才子佳人小说和艳情小说。民间书坊最知名是常熟继毛氏汲古阁兴起的席氏扫叶山房。清代前期文人著作多赖刻本流传和保存，比如鲍廷博为贫穷的蒲松龄刻行《聊斋志异》，使得这一世界名著得以广泛流传，家喻户晓；而程伟元用木活字刻行《红楼梦》使得这一不朽名著第一次有了刻本，并且得到广泛传播，流传至今。到了清朝后期，外国入侵，社会动乱，经济凋弊，国力贫困，尤其是“西学东渐”极大地刺激了近代中国出版事业，使中国原有的出版业作了几乎脱胎换骨的改造和更新。19世纪中叶前后，随着西方先进印刷技术，如凸版铅印和平版石印技术的普遍运用，古老的雕版印刷和雕版插图艺术渐趋淘汰。铅印术和石印术对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其中申报馆和点石斋，分别出版了时间最早的明清通俗小说铅印本及石印本，正式拉开了近代书局鄱印明清通俗小说的序幕。较之传统的雕版印刷术，铅印和石印印刷速度很快，印刷品价格低廉，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尤其是石印术相对成本较低，所以更容易取代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而迅速发展成为主流的印刷方式，石印术大多采用照相转写法，使其具有两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缩印功能，当然，部分书局为降低成本，也有将现成铅印本或石印本小说，直接盗版缩印。二是图像照印功能，因其省却了原先的“刻工”环节，图像绘制的重要性得以大大增强，小说中绣像刻绘更加精美，极大地促进了通俗小说的绣像与插图的普及，甚至还出现了不少采用五彩石印技术印刷的彩图本，可以说石印术使图像本成为明清通俗小说之近代传播的典型形态。但同时因其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如盗版及重复出版现象严重。随着出版业的发展壮大，版权观念最先在民间的书商之间萌芽，到明清时，书籍牌记中常有“不许翻刻”，“不许重刻”，“敢有翻刻必究”，“翻刻千里必究”的字样，版权观念已十分明确。版权观念的萌发后，书商们请求政府施以法律的保护，但由于中国法制系统的不健全，版权意识一直只留于形式，如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所云：“当时一二私家刻书，陈乞地方有司禁约书坊翻版，并非载在令甲，人人之所必遵。特有力之家，声气广通，可以得行其志耳。” 光绪三十二年，《大清印刷物专律》颁布，共六章41款，但其只不过有了一些西方出版律的形式而已，无保护之责。三年以后，即到宣统二年，《大清著作权律》颁布，分五章55条，是中国第一部版权法。其他如缩印本字迹过小，纸墨粗劣，开本尺寸窄小等都不利于读者的阅读。相比之下，铅印之书字画清晰，棱角分明，便以阅读，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铅印术的优越性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在我国古代传统的手工雕版、木活字印刷术以及近代流行的石印术被淘汰之后，铅印术便成为相当长时间内唯一的印刷方式。伴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出现了一大批民族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它们逐渐取代官营书局和教会印书局。其中较有名的如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中华书局等，尤其是是商务印书馆善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实行先进的新型的管理制度与方法，成为近代出版机构的代表。虽然此时还共存有一些雕版印刷组织。如北京文楷斋，南京姜文卿，武昌陶子麟等。但自此政府刻书出版，私人集资出版和书坊书肆为单位的出版格局走向瓦解。从鸦片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国出版史上翻译出版事业前所未有的兴旺时期，翻译内容无所不包。随着铅活字印本逐步地退出历史舞台，世界又进入了电脑“冷排”印本时代，这对于《西游记》在二十世纪的印刷传播意义更加巨大。虽然书坊主千方百计地通过刊刻多种版本、插图绣像、出版简本、降低成本、评点序跋等多种手段来吸引买书者。而且明清两代经济发达，民众的购买能力较前代大大提高。但与买书相比，在清代还有一个更为经济的方式，即小说的租赁。李家瑞《清代北京馒头铺租赁唱本的概况》中就谈到，“以前北京的馒头铺(俗称蒸锅铺)，除了卖蒸食的东西以外，还做一种附业，就是抄写唱本租赁给人家看，差不多每一家馒头铺都是如此。” 乾隆三年(1738)，广韶学政王王烈奏请禁毁淫词小说时也提到市场上的租赁情况。嘉庆二十三年(1818)诸联《生涯百咏》卷一中 “租书”：“藏书何必多，《西游》、《水浒》架上铺；借非一瓶，还则需青妖。喜人家记性无，昨日看完，明日又租。真个诗书不负我，拥此数卷腹可果。” 虽然官方政府自一开始就以行政手段干涉民间出版印刷业的发展，但因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依然与时俱进，印刷技术的提高，明清两代政府经济政策的开明，促使出版业的繁荣，导致书价降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城镇的繁荣，市民阶级的大量出现，为书籍出版开辟了最广阔的市场。叶盛的《水东日记》卷二十一：“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甚者晋王休征，宋吕文穆、王龟龄诸名贤，至百态诬饰，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客之具。有官者不以为禁，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警世之为，而忍为推波助澜者，亦有之矣。” 为我们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幅明代社会小说戏曲流行的风俗画。清朝虽然大兴文字狱，对出版事业无疑是很大的打击，清代后期又受外国入侵影响，国势衰弱，新兴出版体系逐渐确立，传统出版业趋于瓦解，但总体来看，仍不失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清梁启超说：“其时刻书之风甚盛，若黄丕烈、鲍廷博辈固自能别择仇校，其余则多有力者，欲假此自显，聘名流董其事。乃至贩鸦片起家之伍崇曜，亦有‘粤雅堂丛书’之刻，而其书且以精审闻，也可推矣。” 二、社会文化背景的改观明中叶以后统治阶级政策渐趋松弛，江河日下，作为统一思想标准的程朱理学受到了来自道学内部的心学的冲击，它的权威性及控制作用被削弱，客观上为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适宜的条件，并使明中叶以来的社会文化表现出通俗化倾向。首当其冲的便是儒学的通俗化，最先给学术带来新变化的是陈献章，继之而起的就是王阳明。王阳明强调“心为天地万物主”，树立“吾心”至上的绝对权威而排斥一切外界权威。后李贽提出“尊德性”、“任物情”、“因材并育”的观点，袁中道高呼：“大丈夫当独往独来，自舒其逸耳，岂可逐世啼笑，听人穿鼻络首！” 这样，理性变为感性，发展下去就是“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否认用外在规范来人为地管辖“心”、禁锢“欲”的必要，成为个性解放的哲学基础，在客观上导致了传统道学的解体。余英时曾说：“‘良知说’的‘简易直接’使它极易接受通俗化和社会化的处理，因而打破了朱子‘读书明理’之教在新儒家伦理和农工商之间所造成的隔阂。” 这也意味着儒家学说开始出现通俗化的倾向，而这一倾向波及的不仅是作为精英文化的传统儒学，而且影响整个文化领域。在这个文化背景下，出现了职业化的小说作者。另外晚明文人一改前人眼界，常将小说与史书诗赋并称，文体界限不复存在，小说地位明显提高，小说观念发生改变。周晖《金陵琐事》卷一记载李贽“好为奇论”，称汉以来“宇宙间有五大部文章” ，即汉《史记》、唐杜甫集、宋苏东坡集、元施耐庵《水浒传》、明李梦阳集。李卓吾将《水浒传》与《史记》、杜甫集等并称，从而改变了以往以雅俗文体的传统界定，将《水浒传》与所谓的雅文学一视同仁。袁中郎《觞政•十之掌故》中谓诗酒风流的文人雅士必读三类书方能称得上“饮徒”：“凡《六经》、《语》、《孟》所言饮式，皆酒经也。其下则汝阳王《甘露经》、《酒谱》、王绩《酒经》，刘炫《酒孝经》，《贞元饮略》，窦子野《酒谱》，朱翼中《酒经》，李保《续北山酒经》，胡氏《醉乡小略》，皇甫崧《醉乡日月》，侯白《酒律》。诸饮流所著记传赋诵等为内典。《蒙庄》，《离骚》，《史》、《汉》，《南北史》，《古今逸史》，《世说》，《颜氏家训》，陶靖节，李、杜，白香山，苏玉局，陆放翁诸集，为外典。诗余则柳舍人、辛稼轩等，乐府则董解元、王实甫、马东篱、高则诚等，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不熟此典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 金圣叹亦然，他将《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称为“六才子书”，小说与诗、史并列，文体的界限不复存在。并从而摆脱了班固始而迄于清季的儒家史学评价体系，确立了对小说新的评价体系，可谓非传统文体的“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表现。文人不仅是小说的接受者，而且也是小说的传播者，他们写的序跋评语对于小说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促进导读作用。有些评点本往往成为最流行的本子，如明代有《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清代有汪象旭、黄周星评本《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刘一明《西游原旨》、张含章《通易西游正旨》、含晶子《西游记评注》、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其中汪象旭、黄周星评本《西游证道书》成为清代最流行的本子。明清两代文人和佛道教徒通过对《西游记》各方面的评注促进了其文本的传播。此外，文人还对小说进行修订，或为简本，如“杨本”、“朱本”，或为修订本，如《西游证道书》在世德堂本基础上，修补情节疏漏、改订和删削诗词、局部清理叙述等，尤其是合并明刊本第九、十、十一回为第十、十一两回，增补玄奘出身一节为第九回，从而成为《西游记》之最后定本。在清代前期，影响《西游记》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清代全真教的发展。全真教又称全真道或全真派，是金代兴起的北方三个新道派中最大和最重要的派别，于金大定（1161——1189）年间由王重阳于河南终南山所创，因创始人王重阳在山东宁海自题所居庵为全真堂，入道者称全真道士而得名。创始人王嚞（1112 ——1170），号重阳子，陕西咸阳人。出身地方豪门，早年曾应金朝武举，为小吏，后辞职还家。正隆四年(1159)，自称在甘河镇遇仙，得授金丹口诀。遂隐居终南山，修道三年。大定年间出关去山东传教。招收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七大弟子，号称全真七子。全真道至此正式成立。该教教义受时代思潮影响，汲取儒、释部分思想，声称三教同流，主张三教合一，以《道德经》、《般若心经》、《孝经》作为信徒必读经典。修行方术以内丹为主，不尚外丹符箓，主张性命双修，先修性，后修命。认为修真养性是道士修炼唯一正道，除情去欲，识心见性，使心地清静，才能返朴归真，证道成仙。还规定道士必须出家住观，严守戒律，忍耻含垢，苦己利人。对犯戒道士有严厉惩罚，从跪香、逐出直至处死。金元之际邱处机嗣教时，全真道得到大发展。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于1219年率十八随行弟子，经历两年多的万里跋涉，终于在1222年到达西域大雪山成吉思汗的军营，大得赏识。赐给金虎牌、玺书，命他主持天下道教。徒弟李志常著《长春真人西游记》，详述经过及旅途见闻。邱回燕京后驻长春观（今北京白云观），开坛说戒，弟子四出建立宫观，使全真道组织发展到极盛。其后虽因与佛教辩论失败而受打击，但在整个元代全真道一直保持发展势头。当金元时期全真道在北方发展时，南宋地区亦有专主内丹修炼的道派，称作金丹派南宗。该派以张伯端为创始人，其特点是修炼时主张先修命，后修性。元朝统一江南后，南宗与全真道（北宗）合并，共尊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为五祖，下设北七真（即全真七子）、南七真（张伯端、刘永年、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彭耜）。南北宗合并后仍称全真道，为封建社会后期道教主要宗派之一。全真道内部又分化出一些小派别，如南宗有清修派和双修派，北宗全真七子亦各传一派，其中邱处机所传全真龙门派势力最强。明代朝廷重视正一道，全真道势力相对削弱。清初著名道士王常月整顿教门，曾一度复兴邱处机所传的全真龙门派，但终难挽救全真道在清代日渐衰落的总趋势。在这一度复兴时期，一批道士将小说《西游记》作为李志常所著《长春真人西游记》，用其道义进行大肆评点，以扩大其教的社会影响，从而造成《西游记》传播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再加上乾嘉学派的文化导引，使得当时“西游”诸本越来越接近材料的一一座实。乾嘉学派倡导严谨的学风，追求言之有据、博大精深、雍容和顺的学者之文的审美风度。而通俗小说以虚构为生命、追求通俗化、市民化的审美趣味，二者水火不容。因此，一些小说评点者身为道教道徒，为小说评点时，不能不受此学术风气影响，力求追寻小说中的微言大意和具体教义，从而形成清代《西游记》的版本特征。另外，清代社会思潮变迁，一方面清代前期儒学道统衰败，一方面清代晚期小说观念进一步革新。宋明以来儒学末流“以明心见性之空音，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社会上充斥着道统衰败、空疏清谈的学风，早在明清之际，便引起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家的尖锐批评，如顾炎武指出“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今儒学者“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惟精惟一之说” 后来文人继承这一批评思想，在小说批评中将其作为评点的主导思想之一。清代晚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侵入和西方文化的渗透，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政治革新的同时，思想文化观念的改革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尤其是小说的地位的进一步提高。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虽然其目的是提倡新小说，但客观上确实进一步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存在的小说被视为“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的观念，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文学地位，从而一方面鼓励人们积极从事小说创作和理论批评，另一方面促使更多的人去重新认识和关注古代小说。 1916年以后，胡适、陈独秀等人发起了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运动，大力提倡白话文学，胡适、鲁迅等在白话文学研究和创作方面都做了积极的尝试。胡适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认真撰写出一部《白话文学史》，并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盛赞古代白话小说：“这五个时期的白话文学之中，最重要的是这五百年中的白话小说。这五百年之中，流行最广，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书，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性理的语录，乃是那几部‘言之无文行之最远’的《水浒》、《三国》、《西游》、《红楼》。这些小说的流行便是白话的传播；多卖得一部小说，便添得一个白话教员。……中国国语的写定与传播两方面的大功臣，我们不能不公推这几部伟大的白话小说了。” 同时还写有《西游记》考证、《读吴承恩〈射阳文存〉》、《〈西游记〉的沙和尚的来历》、《跋〈四游记〉本的〈西游记传〉》等对《西游记》进行各方面研究，而且亲自创作，改写了《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鲁迅则分别著有《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国小就史略》等，对《西游记》的版本、作者、成书、产生年代、影响等方面作了详实的考证。对《西游记》的现代传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新中国的成立，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对古代文化典籍采取了古为今用、批判继承的方针政策，这为我国古代文学遗产在新时代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研究者对《西游记》研究的范围更广，并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对其文本传播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