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阳堡

——开阳堡，即战国时期赵国代郡之安阳邑，是阳原县境内最古老的县城和村庄，故开阳有“开阳原县村庄先河”之说。

开阳堡位于阳原县城东南，桑干河南岸。

《史记·赵世家》载，赵主父武灵王封长子章为代郡安阳君。汉时称安阳县，治所就在开阳堡。据《察哈尔省通志》载，今存的开阳堡为唐代所建。开阳堡规模不大，堡墙东西长305米，南北长232米，墙基宽5—8米，墙高8—10米，四周筑有墩台16座。唐代建城时并未用砖石砌筑，整个堡墙是就地取材，用白垩土和黄胶土混合夯实而成。这种土黏性极大，虽经历1000多年的风吹日晒、雨水冲刷，仍保留了原来的轮廓，有的地段基本完好，至今以手触之仍感到非常坚固。开阳人在建造城堡时很讲究周易八卦。堡内街区规划，一改传统的以南北中轴线为南北大街的格局，而采用南北两条较对称的大街，东西二条街，形成“井”字型结构，把整个堡分为九部分，称“九宫街”。除中宫外，其余八宫均按后天八卦卦形设置街道。现在西北角和西南角仍就保留着“乾三连”和“坤六断”的格局。其他街道虽几经变迁，仍能看出一些八卦卦形的痕迹。

开阳堡的堡门建于离宫之位，全部采用石块、石条垒筑而成，拱形门洞虽经千年完好无损。门洞内的铺路石被行人踩得光滑如镜，两条被车轮碾下的车辙，似乎记述着古城沧桑的历史。堡门上的玉皇阁面阔三间，四层斗拱飞檐，高两丈有余，五脊六兽歇山顶。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四角的昂都雕刻成精美的象头，如同一群在天河中饮水的神象。每一朵斗拱昂枋自成图案，造型独特，美观坚固，表现了古代建筑师匠心独具的力学原理和审美情趣。阁顶覆盖琉璃瓦，更加显得富丽堂皇。殿内已空，四周的壁画也已斑驳不清。唐代的土木建筑能保存至今的很少，据说只有山西五台县的南禅寺和佛光寺。玉皇阁建于唐代，虽于清同治年间重修，但仍就保留着唐宋建筑的风格，堪称塞外古代建筑中的瑰宝。

 

 

　

　　　　　　　　　开阳堡

 

 

 

　　　　　雄伟的开阳堡堡门

 

 

 

　　　　　　　　　黑石塔

堡门外南面有一座面阔三间、坐南朝北的弥勒佛殿，东西两侧分别为戏楼和关帝庙，西面称为灵龟右爪的高台上是龙王庙。堡内建有观音殿、真武庙、泰山庙和阎王殿，阎王殿和观音殿内壁画色彩鲜艳，工笔精细，人物传神。泰山庙院内保留了一座戏楼，其砖雕、木雕也非常精美。

开阳堡建造时很信奉风水，在选址时就把城堡规划在一个形如“灵龟探水”的风水宝地上。传说这块地形南有圆土包如龟头，土包东西各有一小丘如龟眼，北有一高台如龟背，大土包与高台之间有一条平缓的台地过渡如龟脖，高台左右各有一向前伸出的半岛形台地，如一对前爪，而且龟头伸向前面溪流，呈喝水状。但此龟缺一对后爪，如无后爪则龟就不会活动，此地也就失去了灵气。于是，城堡建筑时便在城外东北、西北处分建一座砖塔和石塔以充后爪。如今城东北的白砖塔已不知去向，只有西北部的黑石塔横卧在荒野中。

 

 

　　　　　　

　　　　　　　　　　古堡民居

 

倒塌的黑石塔通高2.5米，由一组民间乐器形状的圆石雕组合而成：座基和二层为一副大镲，三层为一面大鼓，四层为一面大锣，五层为一口大钟，上面的塔刹已无。用民间乐器组成石塔虽不知其意何在，但古代名石匠的高超创意，仍就令我们油然称奇。

开阳堡最为繁华鼎盛时期是在唐朝。当时，开阳堡是这一带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堡内遍布官衙、商贾店铺、客栈和寺庙。而它的昌盛为什么没有延续下来呢？现今的研究者提出了两种说法：一是在当时有一位江湖术士云游至此，他建议当时的当权者在城内盖了一座城隍庙，城隍庙镇住了该城的风水，这座城堡也就不再繁盛了。显然这种说法有些迷信的成分。另一种说法是，由于这里人口逐渐增多，森林受到无节制的砍伐，生态受到严重的破坏，西北正对着桑干河开阔的河床，失去了森林屏障，每到冬春季节，大风卷着黄沙侵袭着开阳堡，使开阳堡以西十几公里都变成了沙漠，水源逐渐枯竭，失去了地理优势，使官衙迁走，商贾不通，富户迁徙，逐渐萧条和败落。

今天当我们登上堡门，于烈日下俯视全城，满目尽是白灰色泥土的颜色。土路土墙土屋土屋顶，几乎是清一色的木骨泥墙民居。堡内很少见到人，大部分居民已搬到堡外的新村，这里的一切都呈现出一种原始的荒凉和真实，难怪人们把开阳堡称为“关内楼兰古城”。

有人说开阳堡的荒凉给人一种压抑感，也许正是这独有的宁静和平和，才于波澜不惊中蕴涵着开阳堡千年历史的厚重和深邃。

二、九连城

——九连城，金时称昌州，为金朝塞外三重镇之一。

九连城位于沽源县九连城乡北3公里处，历史上著名的“张库大道”曾从这里经过。

抚州、桓州、昌州是金代的塞外三重镇。元人杨奂有诗云，“北界连南界，昌州又抚州。月明鱼泊夜，霜冷鼠山秋”，形象地说明了三地的关系。抚州（今张北）扼守蒙古南下中原的咽喉，桓州（今内蒙古蓝旗四郎城）是通往临潢的要道，而连接两者的昌州，就是坐落在沽源境内的九连城。

 

 

　　　　　　　　　　九连城遗址

 

九连城建置于金初，天辅七年（1123年）降为昌县，隶桓州；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年）置盐厂，六品官驻此，世宗二十五年（1185年）升西京盐司；明昌七年（1196年）以狗泺（九连城淖）复置，隶抚州。金时称押恩尼要。据《金史·食货志》载：“国初于西北招讨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间尝置之，以易北方牧畜。”从现在的九连城遗址看：古城呈方形，占地近70万平方米。城墙基宽20多米，开东、南、西三座城门，门宽13米，有郭。城垣四周每面都有九个土包相连，土包高约五六米，形如碉堡，实为城台，把整个城堡包围，九连城因此得名。城内南北各有一座1000多平方米的大型建筑遗址，城南有大片肆井和作坊遗址，可见金代这里已相当繁荣。

在九连城遗址内，各种灰瓦、白釉黑边陶瓷随处可见。兰花、蛋青、兔毫、流彩等各式各样的细瓷残片，据考证都出自宋代定、钧等名窑。在九连城出土的大量古币中，“祥苻通宝”、“咸平通宝”、“景德通宝”、天禧、天圣、景祐政和、皇祐、至和、喜祐、熙宁、崇宁、大观等北宋钱居多，还有几枚辽代的太平通宝。只有一枚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年）在代州（今山西省代县）由工部郎中张大节、吏部员外郎麻圭监铸的大定通宝，此钱背面有“酉”字。当时的昌州集政治、军事、贸易、手工业、农牧业于一体，足见其兴盛繁华。

昌州既是战略要地，又是金统治者避暑游猎的胜地。这里东有金莲川、景明宫，南有燕子城（今张北城）、鸳鸯泊，城边就是宝山、狗泊。

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年），撒八、窝斡起义在燕子城被镇压。自此，金世宗迷恋于此，设置了景明宫、大渔泊等行宫，兴建了扬武殿、极光殿等。大定八年（1168年）秋，金世宗亲往金莲川巡察，并在景明宫设宴款待诸军臣，一时热闹非凡，场面十分壮观。

金世宗殁，继位的章宗仍对昌州倍加青睐。元仁宗延祐六年（1320年）更名为宝昌城，隶兴和路。据《察哈尔省通志·金石志》记载，1925年在该城址曾出土一块“致和元年兴和路宝昌州重修广国禅寺碑”，结合元人行纪记述桓、昌、抚三州的相互位置，证明该城即为金之昌州遗址。张德辉《塞北纪行》中说昌州旁有狗泊，狗泊“因其形似狗”而名，今遗址东有一泊似头东立卧之狗，名白音查干诺尔，应即“纪行”所说形似狗之泊。

元末明初，昌州城开始衰落。据《元史·顺帝本纪》载，农民起义军刘福通部将关先生、破头藩率军自山西出塞，“连下大同、兴和塞外诸城”，一举功克上都，“焚宫阙”。就九连城遗址来看，昌州确实毁于一场大火，是一座火烧城。曾经繁华富庶的昌州城就此消踪灭迹。

三、小宏城

——小宏城是一座距今750多年的草原废城，又称小红城，亦名乌兰城，即元世祖忽必烈察罕淖儿行宫。

小宏城，坐落于沽源县闪电河西岸。

由于历史的湮没，几百年来小宏城的身上总是掩盖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今天我们只有通过考古发现来认识这座古城。

 

 

　

　　　　　　　　　小宏城城垣

 

小宏城城垣

 

小宏城遗址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总体分为三期建筑。在小宏城西南500米处，是一片面积约1200平方米的古建筑遗址，裸露地表的有整块的侗瓦、青砖，有笼制花纹黑釉瓷缸、绿釉大瓷缸、鸡腿瓶和不少泥质灰陶、白瓷器残片。经考证，这里可能是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遗址。史载：继承铁木真汗位的窝阔台去世之后，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汗位的斗争非常激烈，以致大汗位两度虚悬，长达八年之久，各王公诸侯各自为政。南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年），蒙哥继大汗位，一方面统一政令，极力恢复大汗的权威，一方面派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赐建府邸，统兵南征大理、南宋。考虑到“会朝展亲、奉贡述职、道理宜均”，忽必烈决定于金莲川上述遗址处设牙建府，作为行宫，一直到开平城建成。

 

早在漠北时忽必烈就思“大有为于天下”，对汉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总理漠南后，他先后召集僧人云海、僧子聪、王鄂、元好问、张文谦等饱学之士问以儒学治道，重用汉人儒士，恢复生产，整饬吏治，兴办书塾，得到了汉族封建地主的进一步拥护。通过举荐，大量人才纷纷投到忽必烈帐下入幕为宾。忽必烈也求贤若渴，对这班人格外器重，量才使用，逐步形成了庞大的“金莲川幕府”，在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为大元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忽必烈因漠南广聚英才，政令畅通，三军听命，河南、关中的金帛税赋又多为其所得，势力日益强大。加上漠北保守的诸王不断进谗，引起了大汗蒙哥对他的怀疑。不久蒙哥便削夺了他的兵权，并遣使调查河南、关中税赋，藩府诸臣多被罗织致罪。在处境非常窘迫之际，忽必烈忍辱负重，韬光养晦，以图东山再起。他采纳了姚枢的建议，送家眷往和林（蒙古大汗故都）做人质，并亲自面见蒙哥，卑辞厚币，以释其疑，之后称足疾在家，等待时机。                 

南宋理宗宝祐六年（1258年）底，蒙古军进攻南宋、大理，劳师无功，蒙哥被迫起用忽必烈统率主力部队东路军。忽必烈如龙腾天，大展雄威，一路攻无不克，连下数城。南宋理宗宝祐七年（1259年）七月，蒙哥病逝于钓鱼山下。忽必烈得讯后，仍继续渡淮南下，进围鄂州。这时留镇漠北的阿里不哥闻蒙哥死讯，率兵直趋关陇，并派亲信至燕京掌管政务，准备登基。作为人质的忽必烈妻子得知消息，派人飞马金莲川报信。忽必烈得知后，采纳了汉士郝经的建议，与南宋议和，轻骑北返。南宋理宗宝祐八年（1260），忽必烈在部分大臣和将领的拥戴下，在开平自立为帝，国号“元”，建元中统，宣布要用汉法，改汉制。同年五月阿里不哥在和林召开“忽里台”即大汗位，宣布要守祖宗之法。忽必烈以丰富的人力物力为后盾，用了四年的时间，打败了以阿里不哥为首的保守派，逐步把大元帝国推向鼎盛。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在原金莲川幕府址东北600多米处，建立了一处行宫，遗址处有直径25米和20米的大灰坑各一个，这是元代举行“望燎”仪式用的。北边是七排四合院式建筑，每排四栋，排与排之间60米，栋与栋之间36米，布局对称，脊瓦雕龙饰凤，有狮头滴水，黄绿琉璃瓦遍地都是，出土的瓷器残片也很考究。

但是，名扬中外、壮丽恢宏的察汗淖儿行宫遗址才是这里的中心。它建于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此时忽必烈登基的开平城已升为上都，将燕京兴建为大都，两都并雄。忽必烈也在皇位上坐了整整20年，牢不可撼。他每年夏季都要到上都驻上几个月朝会诸王，开诈马宴，举行望祭陵寝等重要活动。为出行需要，忽必烈在上都东西各建造行宫一所，称东西凉亭。东凉亭在今多伦白城子。忽必烈当然不会忘怀初治漠南的藩邸、群贤毕至幕府的情景，于是在曾目睹他立宏图大志、整兵经武、夙兴夜寐、韬光养晦，为建立大元费尽心血的金莲川上，修建了壮丽辉煌的西凉亭，又称察罕淖儿行宫，有诗称“凉亭千里内，相望列东西。秋猕声容备，时巡典礼稽”。行宫西南是囫囵淖，即《金史·地理志》中的“白泺”（察罕淖儿为蒙语，汉意为“白色的海”），所以又称白海行宫。元人许有壬《宿滦河望白海行宫》云：“下马河边市，遥瞻海上宫。水天涵野白，禁树拥红云。”

 

 

　　　　　　

　　　　　　小宏城遗址　

 

　　察罕淖儿行宫座落在金莲川幕府址与中统二年所建行宫之间，占地10万多平方米，城址平面为长方形，正南北方向，辟东、西、南三门，门宽3米，进深15米，南门为正门，铺方砖甬道直通城中大殿。城垣高大，远观如长龙，蜿蜒回环于草甸之上。垣四壁南北长360米，东西宽330米，周长1380米，外有护城壕沟。城垣里外均用石板加白灰浆砌包，内夯混合土，各夯层之间杵有窝臼，上下凹凸相合，非常坚固，以至到了明代，“元西凉亭故址，四面石墙未废”。其结构与元上都、东凉亭一样，均为元代早期草原皇城建筑的一个特色。宫墙内的中心建筑是“亨嘉殿”，其址南北长70米，东西宽36米，一丈多高，《马可·波罗行记》中说察汗淖儿“城中有大宫一所”，即是指此。在大殿南、北各有四五座300多平方米的建筑台基，依中轴成东西对称分布。在这些台基上，遍地裸露着内饰布纹灰板瓦、砖和黄绿色琉璃瓦，兽面或纹饰瓦当、滴水，汉白玉石刻、砖刻残块以及钧、磁等名窑瓷器残片。这里曾出土过汉白玉螭首、柱基、铜佛、铜印、铜镜，腹中印有“内府”字样的白釉梅瓶等珍贵文物。有人曾在耕地时发现一口黑釉大缸，口盖一个三足平底铁锅，内装一对底部印有“内府”字样的蛋青色高脖瓷瓶，据描述很可能是元代著名的龙泉窑缠枝莲纹瓶。只可惜当地农民不识珍宝，竟将这对弥足珍贵的瓷瓶打碎扔掉了。在行宫东与北墙平行处，有近万平米一座小城，城中有一处480平米建筑群遗址。这里黑赭或茶绿色厚沿广口大缸残片尤多，1978年在这里挖出一个大型炉灶遗址，中间是相距丈余的两根线轴状生铁柱，高1.2米，两端直径50多厘米，四周地面用18公斤重的铁砖铺就，两侧是1米多高的铁炉门，它是行宫的附属建筑——“云需总管府”，“掌守护察汗淖儿行宫及行营供办之事”，“酿酒以供上用”。             

如今，这座记载了忽必烈龙起朔漠、丰功伟绩的辉煌建筑，虽然只有断壁残垣了，但凭籍史料和出土的文物，我们仍想象得出昔日元帝行宫的雄伟壮观。                                                       

四、张北城

——张北城，元称“兴和”，民间称“燕子城”。其扼坝上坝下咽喉，乃大漠出入中原之孔道。

张北城位于张家口市北部，内蒙古高原的南缘。

在历史上，张北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年郭沫若出塞感慨成诗:“辞去狼窝张北行，此途古代惯用兵。”据史载，最晚在南北朝时张北就已立城，名怀荒镇，为北魏政权边防六镇之一，据今约1600年。正光四年（523年），被北魏封为“蠕蠕王”的柔然族可汗阿那珪自洛阳北返，途经怀荒镇时，“劫掠良口两千，公私驿马、牛、羊数十万”。镇兵和镇民生活无着，于是向镇将于景“请粮，景不给。遂执缚景及其妻……月余乃杀之。”怀荒镇暴动点燃了导火线，各镇纷纷响应，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六镇起义”。北魏统治者急忙勾结柔然联兵镇压，孝昌元年（525年）阿那珪应召率十万兵众南下镇压，起义失败。六镇20余万兵民被徙往内地，柔然趁机“擅其故地”。许闻诗先生作《兴和皇城》诗：“当年胡族号蠕蠕，继起辽金建帝庭……”说阿那珪在怀荒镇建立都城。此事于史无据，但怀荒当时为巨镇，阿那珪利用此城建都也不无可能。只是阿那珪好景不长，后来世为柔然“锻奴”的突厥人打上门来，“大破之于怀荒北”，阿那珪自杀。此后几个世纪，张北这片土地消失在史册中。

辽初，赐皇亲国戚封地，景宗姐姐封号秦晋国大长公主，在张北置州，称燕子城。有史料称，此事发生在乾亨二年（983年）。燕子城是辽国帝、后经常驻跸的地方，城内建有行宫，辽灭后晋，所得宫廷宝器也多藏在此城。

金初，在燕子城置柔远镇，不久升为县，后又改立抚州。民间仍称“燕子城”，又叫“燕赐城”，女真语为“吉甫鲁湾城”。当时城内建枢光殿、立权场（马市），筑寺刹，繁荣一时。《金史》称张北城“素称富贵”。金大定二年（1162年），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牧民联合起义——撒八、窝斡起义受挫，义军欲取道燕子城奔袭西京大同。但金兵布防严密，义军不能取城，追兵又至，内外夹攻，除数百人得脱，其余的人都壮烈牺牲。在张北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慷慨壮烈的一页。金末，北方吃紧，承安二年（1197年）抚州升为镇宁军，金国以张北为防御蒙古的前沿要冲。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攻占抚州，又于野狐岭大破40万金军，这一仗决定了金国的命运，抚州也由此荒废。

蒙古宪宗八年（1258年），蒙古复立抚州，中统三年（1262年）升为隆兴府，隶上都路。至元四年（1267年）隆兴府自为一路，辖四县，隆兴路高原县的治所即在张北城。皇庆元年（1312年）隆兴路改称兴和路。

 

　　　　　　　　张北县城平面图（1934年）

 

元朝近百年，张北这片土地进入了历史的黄金时代。当时这里是军器、皮革制造基地，南人、工匠成批徙来，张北城成为元朝兴盛一时的都市。武宗时又在张北城北17公里处建了中都，这是自蒙古建元以来兴建的第四个都城，可见其时张北位置的重要。至正十二年（1352年）元顺帝北巡路过兴和时，随从周伯琦有诗赞曰：“兴和号上郡，陂陀具城廓……提封广以遐，编氓半土著，连甍结贾区，层楼瞰寥廓。要会称雄丽，势压诸部落。……北巡必西还，远拟东邑洛……”帝王巡幸，何等声势。可惜，至正十八年秋，红巾军起义，义军到来，兴和城、元中都皆毁于战火。

明初，北元势力退居漠北，在兴和设重兵拒守。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遣右副将军李文忠兵出野狐岭占领兴和，置兴和府，隶北平布政司。洪武四年（1371年），北元再占兴和，府废。洪武七年（1374年），明大将军蓝玉再克兴和，并擒北元国公里密赤以下要臣59人。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廷在兴和设守御千户所，隶直隶后军都督府辖。永乐十九年（1421年），蒙古鞑靼部攻陷兴和，二十年（1422年），守御千户所迁宣府，兴和遂为鞑靼势力范围，城废。明宣德四年（1429年）以后，明政府逐步放弃今长城以北地区，兴和成鞑靼诸部游牧之地。崇祯五年（1632年），后金（清）两征蒙古察哈尔部，兴和又归其所有。

清代，内外一统，所谓“圣朝不划长城界，一道平岗是九边”，张北这片土地不再扎营驻兵。而这里变为张库大道的必经之地，过往的商队与驿使才带来少许人间烟火。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在坝上招民垦殖，兴和城又有了居民。光绪八年（1882年）于兴和城设中汛（防区），置千总衙署。

民国五年（1916年），察哈尔都统何宗莲到兴和视察，议定迁治县署。第二年开始修筑，民国七年（1918年），张北县治正式从张家口移来，始名“张北”。当时的张北城“住户不过二三十户，商号不过一二家，形似乡村，甚为僻陋”。民国十八年（1929年）在旧城遗址上筑土垣，高一丈，基宽五尺，顶宽三尺，周长六里七十一步。张北城建有四个城门，东门叫“迎旭”，南门叫“建安”，西门称“阜成”，北门称“定远”。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继上年修筑南北瓮城后，又新筑东西瓮城，东南西北瓮门分别为“光华”、“明德”、“仰昆”、“宁朔”。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一月，根据《秦土协定》，伪满洲国察东警备司令部遣骑兵营进驻张北，一直到伪蒙疆政府灭亡，张北为察哈尔盟公署驻地。

张北城，几经兴衰、几经废存，其1000多年的历史正是游牧民族与汉民族融合的历史，张北的庙会，张北的马市……无不体现着这样的特点。

 

 

　

　　　　　　　　　　　元中都遗址

五、元中都

——元中都，距今约700年，是张家口坝上草原一座曾经金碧辉煌的都城。

元中都在张北县城北17公里处。

元朝曾经建有四个都城：成吉思汗时代的哈剌和林（今乌兰巴托附近），忽必烈建立的上都（史称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和大都（今北京），武宗时又在今张北白城子建了中都。

据史书记载，白城子一带古称“旺兀察都”，离大都245公里，北距上都195公里。是“天苍苍，野茫茫，鸷鹅鸿雁水中荡，獐狍鹿兔草中藏”的肥美草原，是辽、金、元时代北连漠北、西通西域、南接中原的交通枢纽和军事重地。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去世，元武宗海山继位仅10天，就下诏“建行宫于旺兀察都，立宫阙为中都”。这是自蒙古建元以来的第四个都城。第二年七月中都宫城基本建成。宫城中宫殿巍峨，金碧辉煌，中心大殿相当于今天的七层楼高，周围是配殿，如众星拱月。宫城的四个角楼高耸雄峙，不愧皇家宫阙，皇家气派。蜿蜓起伏的狼尾巴山，波光粼粼的鸳鸯泺（今安固里淖）、黄盖淖、西大淖、海子洼等十几个淖泊，如群星般撒落在其周围。

元中都原设计在建成宫城外还有皇城、外城。但由于元武宗海山只坐了四年皇帝就“驾崩”了，其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史称元仁宗）于1311年继帝位，马上“罢城中都”，使旺兀察都之地的中都沉寂下来，继而降格成了皇家的“行宫”。

关于元中都的建立，至今仍就是一个历史谜团。因为自元世祖忽必烈始，元朝历代皇帝，都是冬春住在大都，夏秋住在上都，实行两都巡幸制。那么，元武宗海山为什么还要在上都与大都之间又建立一座中都呢？　

 

 

 

　　　　　　　宫城城垣　

 

　　对此历史学家也众说纷纭：有的说，这是为纪念1211年成吉思汗讨伐金朝，在野狐岭大败金人的大事件；有的认为，这是元武宗以其先人成吉思汗、忽必烈为榜样，建立一座属于自己的都城；还有的认为，建立元中都是受辽金时代多京制的影响，而当时的“旺兀察都之地”，地理条件、自然条件独特，西达西域，北连草原，对于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来说，确实是理想的建都之地；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元武宗和皇族久居大都，已不习惯上都的严寒和清寂，但又不敢违背祖制，便折中而在这个草原与汉地、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部建立中都。

 

 

　　
　　　　　　　　宫城遗址　

 

在这座废都“行宫”里，曾经发生过一件震惊历史的大事件。1329年，元泰定帝去世，元武宗海山的两个儿子和世、图贴睦尔兄弟开始争夺帝位，弟弟先邀哥哥回大都继承皇位，并约在中都会见，声称向哥哥交出皇权，自己甘心当太子。哥哥闻之非常高兴，在哈剌和林登帝位，然后启程南行。在中都，会见了弟弟，中都之行的第六天，元明宗和世便在“酒醉”之后“暴崩”，地点就在遗址中的中央大殿。丞相燕铁木尔奉皇帝玺于图贴睦尔，图贴睦尔立即“疾驰而还”上都，六天之后在上都继承帝位，史称元文宗。

元文宗图贴睦尔为争夺帝位毒酒弑兄，这就是元朝历史上的“旺兀察都事件”，又称“天历之变”。而在元中都短暂的兴衰史上，该事件以在元朝的历史链接上举足轻重而著称于世。

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红巾军攻打雁北的大同府，然后迂回元朝的上都，兵过中都时，点了一把火，烈焰升腾处中都精美的地上建筑被彻底焚毁。从此，这座在元帝国时期，与哈剌和林、上都、大都并驾齐驱、显赫一时的都城，便掩埋在坝上的荒漠之中。

元中都遗址的发掘从1998年开始，为研究元代都城形制，提供了新的实例。

 

 

 

 

 

　　　　　　　　　　南城门遗迹

 

考古学家所见的元朝中都遗址，城址建筑在一马平川的大草原上，坐北朝南，由廓城、皇城、宫城“回”字形相套。宫城南北长620米，东西长560米，小于大都宫城，与上都宫城同大。城垣完整，高出地面3米左右。皇城东、西、北各距宫城120米，南距宫城210米，呈断续土垄状，高出地面1米左右。廓城距皇城东、北、南分别为1050米、1590米、1570米，局部残存约1米高的土垄，基宽15米，西墙已无迹可寻。宫城四墙各有一门，四角有角楼，角台残高5米。东、西、南三角均设有青石条砌的水道。廓城、皇城、宫城内均有建筑遗址。其中宫城内有突出地面明显可见的遗址27处。宫城中心大殿残高3米，位于宫城四门直线交点上，有四条大道与四门连接。宫城大殿由三层台基组成。下层高出地面0.2—0.7米，周边有排水沟。中层高1.85米，宽出上翅4.2米，南北长90米、东西宽48米，中部收回，呈现亚腰状。前殿东西两角二次折回，后殿东西两角三次折回。二、三层台基共有七条14级踏道，前殿伸出部正前方一条宽7米的踏道直通南门，为御道。两侧各一条宽5.5米的臣道。

从顶部建筑遗迹看，宫城前殿大而方，中殿长如廊，后殿宽而短，是合而为一的类似“土”字形建筑。宫城大殿后寝台上，有两个汉白玉莲花柱础，础径1.05米，础方1.2米。以础径与柱高的比例推算，该殿柱高应相当于现在的四层楼高，由此可想见当时宫城中心大殿的宏伟壮观。宫城南门门台遗址面阔88米、进深18米，占地面积1584平方米，中间有三条门道。中门道宽5.9米、两侧门道宽5.6米,三条门道地面均铺砌石灰岩条石。从门道遗留的被火烧过的梁柱看，该门是木结构过梁式门道。门楼台基向左右缩回2米，缩进部分长7米接阙台。阙台与门道同宽，长17米，台基上建有阙楼、门楼、廓道，是一座并列式三冠二阙三门道森严巍峨的宫门。

宫城大殿御道上铺着龙纹地砖，砖的四角饰有法轮，中间为张牙舞爪、喷云吐雾的团龙。前殿臣道顶端东北角出土半截汉白玉浮雕角柱石，正面为游龙戏珠，下部是清晰完整的后肢，利爪如鹰，浮鳞似鱼。侧面为凤穿牡丹，牡丹翠枝嫩叶，丹凤伸颈飞翔，浮雕风格流畅。前殿东步道台阶下出土两幅完整奔马图的砖雕，奔马仰头甩脚踏祥云，四肢腾空，疾驰如飞，造型浑厚庄重，刻工精湛娴熟，属元代都城砖雕孤品。金底绿边的团龙瓦当、行龙戏水滴水瓦，色釉鲜活。在大批出土脊饰中，尤以一件“行什”为最，它头上戴着一顶圆形花边小帽，尖嘴猴腮，挺胸腆肚，背生双翅，手按金刚杵。上身套了件宽松的坎肩，肃目锁眉，憨态可掬。琉璃鸱吻缩头卷尾，身披鳞甲，其貌如龙。宫城中心大殿出土的50多个汉白玉螭首瞠目嗤鼻，呲牙咧嘴，突肌瘦骨，鬣毛飘曳，昂首腆胸，前肢撑地，活灵活现，跃跃欲飞，堪称元代雕刻极品。宫城前殿地面出土了24块红白相间的亮面抛光天然石地板，与唐朝大明宫铺地的“文石”相类似。前殿中轴线三分之一处的地砖下，发现一块青石板，上面纵横各六格，共36格。每格内有一组八思巴文数字，纵横对角线每行六组数字的总和为111，名为六六幻方，为喇嘛教的镇符，作为避邪物埋在殿基中。此镇符在西安的安西王府考古发掘中也曾发现过一块。

元中都遗址也发现了一些待解之谜。

“工”字形建筑是元代建筑的特点。皇家建筑也不例外。元大都考古发掘的后英房遗址，确是“工”字形建筑。而中都出土的中心大殿却是“土”字形建筑。在顶部同一平面上，从前殿墙基槽又向前伸24米，宽与亚腰相等，上面没有建筑而是平台，空中鸟瞰实为“土”字。

元上都宫城御天门是券洞城门，元大都宫门和仪门也是券洞城门，而中都的宫门却是木结构过梁门。出于军事防御需要，忽必烈在上都建造了我国城门史上最早的券洞城门。元中都的建造者元武宗，跨马挥戈漠北十余年平定北方诸王反叛，自恃通晓军事，为什么要建筑易于火攻的木结构过梁式宫城城门呢？

在宫城城门北面，发掘出一处我国史料和考古史上未曾见闻的、许多知名专家都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建筑遗址。从东西阙台各向北伸出一道空心墙，50米处成90°角向里拐，相接后形成一个长方形。墙体内外侧均有收分，墙体下每隔3米有一对横向排列的柱础。在墙体内外侧出土了大量鲜艳的朱红色墙皮。宫城城门内又有围墙，这是首次发现，其名称和作用都是个谜。

元中都作为都城的时间是短暂的，元中都存于世上的时间也是短暂的。然而这短暂的辉煌仍旧给塞外坝上的历史留下了封建王朝高贵的印迹。

六、邢家庄

——邢家庄，是现在能看到的、少存于世的元代所建的城堡之一，也是蔚县一个典型的农耕文化古堡。

邢家庄位于蔚县城南的丘陵地带。

 

 

　　　　　　　　　邢家庄堡门

 

　　在元朝初年（1206年—1228年），邢家庄还没有建村立堡时，黑堡子村（距邢家庄约4公里）的邢家财主就在这一带拥有大量土地。并雇佣了大批长工为其耕种、收获。邢家财主为了缩短长工们出工的路途，延长劳动时间，减少用工数量和费用，于是在现在邢家庄村南约2公里处一个叫牛家堡（此堡已不存在）的地方搭建了很多长工房，也就是老人们俗称的“种地房”，供长工们居住。到了元朝中统年间（1260年—1264年），邢家财主名下的土地越来越多。对远离其村寨的土地的管理愈感心余力拙，于是将建有长工房的耕地租佃给了一些长工。任其自由耕种，秋后按约收租。这时，在牛家堡长工房内为邢家扛活的不少农耕好手租佃了邢家的土地，从此由长工变为佃户。这些佃户们勤耕耘，俭持家，除了交租略有剩余，加之自垦荒田，生活日渐好转。十几年后，他们弃掉了难避风雨的长工房，在现在的邢家庄东堡南约200米处、人称“破堡子”的地方建起了自己的家园，这是邢家庄最早的村堡，当时就叫邢家庄。

 

 

　
　　　　　　　　邢家庄堡墙　

 

元朝大德年间（1297年—1308年），邢家财主由农转商，将这里的土地卖给了王、马、乔、安、孟等姓佃户。这些佃户们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后，更是勤于稼樯，艰苦创业，不多年，便已田连阡陌，平畴无际，使昔日的“邢家佃户庄”很快发展为远近闻名的农耕大村。

现在我们看到的邢家庄古堡始建于元朝延佑年间（1314年—1321年），由东堡、西堡、大南庄、小南庄、北庄、东庄组成，它是由王、马、乔、安、孟姓人家发迹后兴建的。为了纪念他们的创业史，庄堡仍沿用了邢家庄的称谓。鸟瞰两堡四庄的邢家庄，其堡与庄、庄与堡间沟壑相连，宛如一棵头南根北的大树，庄堡间的沟壑是“树”的枝杈。它们由南汇聚北端形成“树干”。庄和堡分别建造在“树”的枝杈之上，像一个个鹊窝，所以邢家庄有“窝中建都”之称。庄堡内的民宅大都为砖木或土木结构的四合院，其中西堡、东堡的四合院以砖木结构为多。院落或两进或三进，取势方正，布局严谨，左右对称，主次分明，既有精巧的雕饰，又有质朴的农耕设施，处处洋溢着主人当年勤奋而殷实的生活气息。

以农耕为业的邢家庄先民们，凭着一代代对土地的挚爱和梳拢，为后人的生息和发展奠定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明末清初受飞狐峪商贸流通的影响，该村的一些农耕大户开始主事农桑，创营他业，开辟新的生财渠道。当时，作为邢家庄第一大户的马家，就以其雄厚的农耕收入为基础，开办了“四盛合”缸房，经营起酿酒业。鼎盛时的“四盛合”日烧红粮两石多，雇佣伙计百余人，规模之大，生意之兴，在蔚县西南乡屈指可数。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正值马家生意红红火火之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秋天，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大批清兵不战自溃，成群结队四处逃窜。这年八月，一股200多人的溃逃清兵从保定北窜，入飞狐出北口，进入蔚县。他们分头在乡间淫掠劫抢，无恶不作，扰得四乡百姓恐惶不安。一日，逃兵探知邢家庄马家为一带首富，于是四五人结伙荷枪而来。当时，“四盛合”的东家已传至马喜，见逃兵临门大惊失色，赶紧上茶敬烟，又吩咐柜上备银设宴。逃兵拿得钱财又见酒肉，立即将枪立墙根，入座吞食。村民有大胆者闻听逃兵在缸房吃喝，便进前观看。正巧，壁立枪支忽然倒地。逃兵大惊，疑是主人酒肉相诱，乘机使人夺枪。遂离席拿枪向围观者射击。村民王老成，腿部中弹倒地，余人奔逃而去。此事惊动了村里颇有威望的马老令，他自幼习武，以七节鞭见长，爱打抱不平，闻讯后，便取鞭召集村民赶往缸房。逃兵见有民众持械涌入，立即开抢，村民王恺被当场打死。马老令见状大怒，舞鞭立毙一兵。众村民一涌而上，混斗中逃兵又有一死一伤，余者不敢再战，夺路而逃。

当日下午，有逃兵到州衙告述邢家庄村民殴毙同伙，要求惩凶；邢家庄村民亦到州衙报案，告逃兵枪杀无辜，为害地方。翌日，州官陈瑞麟集三班衙役到邢家庄实地勘验，见逃兵与村民各有死伤，便令收尸入葬，互不追究。逃兵虽想再行诈索，但见群情激愤，不敢妄动，只好狼狈离去。此祸过后，马家的“四盛合”一蹶不振，生意每况愈下。民国以后，受战乱匪患之扰，苛捐杂税之累，“四盛合”停产歇业。

马家“四盛合”鼎盛期，也是邢家庄农耕大户的兴旺时，他们纷纷效仿马家，在勤事农桑的基础上，积极谋求新的发家途径。有的在村养牛养羊，经营畜牧业；有的进城经商开办典当、面铺等；有的外出学艺，从事剪纸、皮毛加工……最多的，当数从事皮毛加工的，俗称“毛毛匠”。

从18世纪初叶到20世纪中叶，在京、津、张、宣从事皮毛业的邢家庄“毛毛匠”甚多，也很有名气，多被皮坊聘为案头（即工头或质检），参与内部管理和技术指导，待遇颇丰。也有人独资或合资在张、宣开办自己的皮毛作坊，以制作皮衣、皮帽、皮褥为主，生意兴隆。这期间，邢家庄到底有多少人在外从事皮毛业，已经无法考证。据说该村老辈的马、王大户和乔、安、孟、李等杂姓人家几乎均有人在外做皮毛营生，其中王家在张家口开办的皮毛厂，由于制作工艺精良，产品美观耐用，被客商视为上等皮货，远销蒙古、俄国，为邢家庄皮毛艺人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基于农耕的邢家庄先民，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殷实的物质生活，同时也用他们的乐观与善良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的民间社火和寺庙文化，就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邢家庄的民间社火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在附近村堡为第一。有踩高跷、斗活龙、独杆轿、跑旱船、推车子、牛斗虎、打架人、点灯山等。逢年过节或有重要庆典，邢家庄村民都要用社火活动助兴。

 

 

　　　　　　　　　　　马家大院

 

寺庙文化，也曾在邢家庄古堡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四庄两堡有大小庙寺共计14座，其中，五道庙三座、关帝庙三座、真武庙二座、观音庙一座、奶奶庙一座、马神庙一座、梓潼庙、龙王庙一座、二郎庙一座。这些寺庙逢时必祭祀，常年有香火，寄托着人们祈求平安的心愿，传承着村民沿袭多年的民风习俗。

邢家庄也有不少具有灵性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让人为之倾倒，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