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建立了满清王朝，张家口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长城不再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分界线，张家口成为清朝的直隶地区。它的政治、经济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在明朝“茶马互市”的基础上，张家口又发展成为张（张家口）库（库伦，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商道的起点与货物集散地，成为清朝有名的“陆路商埠”与对外开放地区。它的军事地位也并没有因此而下降，张家口依然是驻兵重地，是控制与管理察哈尔八旗甚至整个蒙古事务的政治与军事中心。察哈尔都统署就设置在塞外重镇张家口。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就发生在张家口。
一、清代张家口行政区划概况
清朝初年，沿袭明制，其行政区划仍然为行省时代。地方行政区划设省、道、府、州、县等。今张家口市坝下地区仍然属宣府镇，同时废去万全都指挥使司。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改宣府镇为宣化府，在经过整个明代260多年后，在这里又开始有了行政系列“府”的建制。这个变化说明张家口历史地位的重大改变，由明朝的军事建制为主，转变为以行政建制为主，它标志着张家口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到来。与此同时，清廷改蔚州卫为蔚县（蔚州仍存），改万全卫为万全县，改怀安卫为怀安县，改保安卫为保安州（治今涿鹿），改怀来卫为怀来县。并在今阳原置西宁县，将宣府左卫、右卫并入前卫，设置宣化县，还设置了赤城县、龙门县（治今赤城县龙关）。以上各州县都隶属于直隶省宣化府。
雍正二年（1724年），设置直隶省口北道（治今宣化）张家口理事同知厅（治今张家口堡），后又设置独石口理事同知厅（治今独石口）、多伦诺尔理事同知厅（治今内蒙古多伦）。雍正六年（1728年），蔚州由山西大同府改属宣化府。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将蔚县并入蔚州。光绪七年（1881年），改张家口理事同知厅为直隶省抚民厅，废独石口理事同知厅与多伦诺尔理事同知厅。
二、康熙帝独石口挥师漠北
噶尔丹为蒙古准噶尔部首领。明代正统年间，瓦剌正值强盛之时，瓦剌首领也先死后，瓦剌开始衰落，后分裂为四部，其中居住伊犁河流域的称准噶尔部。准噶尔部为清初漠西厄鲁特蒙古最为强盛的一部。康熙初年，准噶尔部巴图尔浑台吉死，内部由于争夺汗位而发生内乱，其中巴图尔浑台吉的儿子噶尔丹，从西藏赶回准噶尔，杀死其他兄弟，自立为准噶尔汗。噶尔丹夺得汗位后，势力逐渐强大，不久便占据了新疆北部，后又进攻天山南路，控制了南疆的维吾尔地区，形成一个拥有60万人口的强大封建割据势力。噶尔丹和清朝保持着传统的朝贡关系，每次入贡有千人或数千人之多，常常请求清朝给予经济上的援助。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漠北喀尔喀蒙古的土谢图汗与扎萨克图汗发生冲突，噶尔丹支持扎萨克图汗。噶尔丹打败土谢图汗后，又占领了扎萨克部，并侵入漠北蒙古车臣汗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漠北蒙古喀尔喀部10万人奔向漠南，请求清朝保护。康熙帝一方面命令发放张家口、独石口仓库的储粮，让喀尔喀蒙民食用；一方面命令噶尔丹率众西归，退还漠北蒙古三部的故地，噶尔丹不听从清朝的命令，继续率兵内犯。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大怒，遂决定亲征噶尔丹。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八月，清军在康熙帝的亲自指挥下，在乌兰布通摧毁了噶尔丹的“驼城”（用骆驼组成的防御圈），打败噶尔丹，噶尔丹连夜逃窜。
为彻底解决噶尔丹叛乱和进一步加强对外蒙古，特别是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经张家口到多伦诺尔，召集喀尔喀蒙古三部首领会盟，各部同意在喀尔喀蒙古实行盟旗制度，划分为34旗，在行政管理上与内蒙古同。又根据蒙古族信奉佛教的情况，命在多伦附近设立汇宗寺，居住喇嘛，并允许蒙古人游牧近边。多伦会盟进一步加强了内外蒙古同清王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使噶尔丹反叛势力在政治上日益孤立。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噶尔丹再次沿克鲁伦河南下，入侵喀尔喀蒙古。清政府决定以三路大军反击。康熙帝亲率劲旅出独石口（今张家口市赤城县独石口），为中路主力，挥师进逼巴颜乌兰。康熙帝在率师经过塞上雄关独石口时，被这里的壮丽山河所感动，他深情地写下了一首《过独石口》的七律诗：
既表达了康熙帝对独石口雄关的赞叹，更表达了他对征讨噶尔丹正义性的肯定与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坚定信心。
康熙帝率军亲征，使噶尔丹闻风丧胆，当他在山顶望见康熙御营的黄帷龙旗，又见内环军幔，外布网城，护卫兵勇猛异常，慌忙拔营逃走。逃到昭莫多后，遭到清军西路军的袭击，噶尔丹仅率数十骑逃跑。清军虽取得重大胜利，但首恶未除，终是心腹之患。于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春，康熙帝再次派军追剿。同时，噶尔丹暴虐，也引起了内部人民的不满，使他处于众叛亲离的孤立处境。最后在日暮途穷、一夕数惊的情况下，暴病而亡。他的族人丹吉喇，便带着噶尔丹的女儿和噶尔丹的骸骨，到清营请降。康熙颁诏特赦，命丹吉喇为散秩大臣，被掳的噶尔丹的儿子也封了个一等侍卫，并安插在张家口外，编入察哈尔旗，噶尔丹叛乱这才得以彻底平息，朔漠遂平。
三、察哈尔都统在张垣
察哈尔可以说是张家口的又一名称。这个名称始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至今已有240多年的历史。自从清廷在张家口设置察哈尔都统并建察哈尔都统署之后，民国年间的察哈尔都统公署、察哈尔特别区、察哈尔省、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察哈尔省，无一不是以察哈尔命名，并以张家口作为其首府或大本营的。因此，察哈尔的名字是与张家口的历史密不可分的，察哈尔是张家口历史上值得一书的大事。
何谓察哈尔？察哈尔地处内蒙古中部，为蒙古族所居之地，人民多为成吉思汗的后裔。关于察哈尔名称的来源，在有关蒙古的著作中是这样说的，察哈尔原系成吉思汗蒙古部落中的一支。察哈尔的前身是成吉思汗的护卫军，当时这支1万人的军队，是从蒙古各个部落中择优挑选混合组成的，他们驻扎在成吉思汗大帐周围，日夜警戒汗帐内外，还管理帐中的兵器、车马、文书、饮食、府库等事务，因勇猛善战和周密护卫赢得了成吉思汗的赞扬和喜爱，赞誉为“利剑之锋刃”、“盔甲之侧面”。此后，这支护卫军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势力强盛的部落集团。17世纪30年代，清政府将察哈尔部众迁徙到张家口、宣化、大同边外安置。
皇太极征服察哈尔。元顺帝北逃后，明初曾多次“扫北”，继续打击元朝残余势力，将蒙古势力赶到了大漠以北。但这并没有将元朝残余势力彻底消灭。后来，蒙古族的一部分游骑又回到张家口长城以北的地区，但各部落未形成统一联盟，各部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只按牧区分为三大部落，即漠南、漠北与漠西三大部。当时，漠南蒙古东到吉林，西至贺兰山，南邻长城，北据翰海，都是元朝后裔的分居之地，共有七大部落，即科尔沁部落、奈曼部落、敖汉部落、察哈尔部落、土默特部落、喀喇沁部落、鄂尔多斯部落。其中察哈尔部落最为强大，占据热河、察哈尔、绥远区域，拥有八大营24部，该部首领林丹汗，自称蒙古大汗，对周围部落肆意侵扰。而且在漠南蒙古中，只有察哈尔部的林丹汗主张投靠明朝，其他多数部落则要求摆脱林丹汗的控制，希望归附后金，对此，正在兴起的后金首领皇太极采取了恩威并施的“征抚”办法，积极争取那些愿意归顺的部落，对察哈尔部则实行武力征服。崇祯元年（1628年）十月，皇太极亲自督师攻打林丹汗，占领了西拉木伦河流域。从此，后金可以避开山海关要隘，绕道突破边墙，进攻明朝内地。崇祯五年（1632年），皇太极又一次率军进攻林丹汗，林丹汗不得已放弃归化城，先逃到西土默特部，后又逃奔青海，自此宣府、大同以北，便归皇太极所控制。崇祯七年（1634年）四月，林丹汗病死在青海的大草滩。其子额哲拥众万余，居河套外。第二年，皇太极派遣多尔衮等人再次率师西征，进入河套地区，消灭了林丹汗的残部，额哲不得已奉元朝传国玉玺请降。原先受察哈尔部统治的一些部落也都归附了后金。皇太极将元朝后裔林丹汗的儿子额哲封为亲王。至此，由元朝灭亡之时逃到北方的蒙古势力发动的，经常侵扰中原政权，与明代相始终的战争，终于彻底结束了。察哈尔部开始了它新的发展历程。
康熙帝平息察哈尔布尔尼叛乱。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发动叛乱，杀死了云南巡抚朱治国，自称吴王，叛军一时气焰嚣张。在此形势下，康熙十四年（1675年）三月，蒙古察哈尔亲王布尔尼也乘机发动叛乱。原来，蒙古察哈尔部自从额哲奉传国玉玺投降后金后，被后金封为亲王。额哲死后，再传至布尔尼。布尔尼心怀异志，时刻想着恢复察哈尔部的独立。他看到因吴三桂叛乱，清军大部南征，京城兵力空虚，便乘机煽动叛乱，率大军由大草原直逼张家口。警报传到京城，康熙帝临危不惧，立命大学士图海率师平叛。图海受命后，由于没有足够的兵士，只好选八旗家奴万人，组成一支军队，向塞外进军。图海分析他所带的部队，平时养尊处优，没有什么士气，便向他的部下说：“察哈尔是元代后裔，家里珍宝很多，攻破察哈尔后，你们可以得到许多东西，你们能比他们还要富贵。”这支部队一路上纪律很坏，到处骚扰百姓，图海对此不闻不问。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这伙乌合之众作战时居然十分勇敢，终于打败了察哈尔部，并追杀了察哈尔部的首领布尔尼，迫使察哈尔部又一次降服了清朝。后来，有人向康熙帝揭发图海在进兵察哈尔时纵兵抢掠的问题，图海向康熙帝汇报说，我这样做只是权宜之计，不然我带领的那些乌合之众是很难取胜的。康熙帝了解了实情，最终还是原谅了图海。
康熙帝设置察哈尔八旗。满族统治者在征服蒙古之始，就将满族八旗制度推广于蒙古原有的政权系统，建立了盟旗制度。明崇祯二年（1629年）归顺皇太极的部分蒙古人，陆续按八旗组织形式编为蒙古八旗，主要驻防北京和伊犁等地。清朝统治者还将蒙古分为“外藩”和“内属”两部分。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的蒙古为外藩，直属理藩院。绥远土默特、察哈尔、呼伦贝尔境内的蒙古为内属，直属当地的都统、将军。康熙十四年（1675年），在平息布尔尼叛乱后，清朝又将察哈尔部正式编为朝廷直接控制的察哈尔八旗和四牧群。察哈尔八旗四牧群置左右两翼，正蓝、正白、镶白、镶黄四旗为左翼，正黄、正红、镶红、镶蓝为右翼。正白、镶白、正蓝三旗驻独石口外，镶黄、正黄、镶红、正红四旗驻张家口外，镶蓝旗驻杀虎口外。各旗设总管一人，有关大事上报都统或将军裁决。八旗四牧群，均由在京都统兼领。
乾隆帝设置察哈尔都统。清廷对察哈尔八旗、四牧群的管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经过长期演变，才最后设置了察哈尔都统。这个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康熙十四年（1675年），清廷设置察哈尔八旗、四牧群，由在京都统兼领。
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设张家口理事同知厅，管理口外东西两翼察哈尔八旗地方钱粮、旗民的户口、婚姻、田亩及稽察盗匪事务。雍正十年（1732年），清廷分设多伦诺尔理事同知厅，管理察哈尔东翼正蓝、镶白、正黄、镶黄四旗事务。两年后，又设置了独石口理事同知厅，管理察哈尔东翼的治安、盗掠等事务。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十一月，清廷在张家口始设察哈尔都统，统辖察哈尔八旗、四牧群，总领旗兵，而不理政事。次年于张家口来远堡南面建察哈尔都统署。从此，察哈尔都统一直在张家口行使职权，直到清朝的灭亡。当时察哈尔都统的辖地东界克什克腾，西界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土默特，南界直隶独石口、张家口及山西大同、朔平，北界苏尼特四子部落，广袤千里。
察哈尔都统署置都统一人，副都统一人，驻张家口，掌管察哈尔之军政及察哈尔八旗游牧之事。其衙门有笔帖式四人协助办事。其下有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骁骑校等官。并设有游牧处，设理事官八人，分管八旗游牧之事。
清代历任察哈尔都统。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整整150年间，清政府共任命了79人担任88任察哈尔都统、代都统和署理都统之职。据有关史籍和《张家口文史资料》记载，担任察哈尔都统的情况是：
乾隆年间有：蒿椿、巴尔品、伍格、安泰、巴禄、常清、乌尔图纳逊、积福、保泰、博兴10人，12任（乌尔图纳逊先后3次任都统）。
嘉庆年间有：观明、佛尔乡额、贡楚克扎布、庆怡、兴肇、成宁、本智、祥保、松筠、伊冲阿、庆溥、富兰12人，13任（贡楚克扎布2次任都统）。
道光年间有：瑚松额、和世泰、博启图、福安、福克精额、武忠额、凯音布、苏勒通阿、乐善、赛尚阿、布彦泰、璧昌、铁麟、禄普、阿彦泰、裕诚、双德、赓福19人，21任（铁麟3次任都统）。
咸丰年间有：恒春、西凌河、花山太、庆钧、穆隆阿5人，7任（西凌河、庆钧2次任都统）。
同治年间有：阿克敦布、福兴、色尔固善、裕瑞、文盛、杜嘎尔、额勒和布、庆春、奎昌9人，11任（额勒和布、庆春2次任都统或署理都统）。
光绪年间有：瑞联、春福、穆图善、景丰、祥亨、谦禧、吉和、永德、绍祺、托伦布、奎斌、德铭、祥麟、芬车、奎顺、麟魁、升允、溥頲、松寿、诚勋、溥良、黄懋澄、冯国璋、何宗莲24人，24任。
清代察哈尔都统初设于乾隆盛世。之前，康熙时，发生了噶尔丹叛乱，康熙帝三次亲征。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亲率八旗兵从独石口挥师讨伐噶尔丹，最终迫使噶尔丹自杀，康熙帝仍由独石口凯旋回京。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又一次经张家口到多伦，与蒙古各部举行隆重的会盟仪式，接受漠北蒙古诸部的朝贺。察哈尔八旗兵曾随康熙帝征讨噶尔丹，立过战功，因此康熙帝对察哈尔十分重视，曾多次巡阅察哈尔，并在受灾后下令张家口为其发放钱粮救灾。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原准噶尔四卫拉特之一的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历时8个月，由俄罗斯行程1万里，回到祖国的伊犁。乾隆帝除临时发给他们粮食和衣服外，还命察哈尔都统常清负责拿出牧群中能繁殖的牛羊，让土尔扈特部牧民饲养，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察哈尔都统曾为建立和巩固清王朝多民族国家作出过很大贡献。清朝时期，由于察哈尔都统设置在张家口，张家口也成为对蒙古族进行统治和联络的重要城市。
随着满清王朝的衰落，察哈尔都统署越来越成为对内镇压人民反抗的工具，特别是晚清时期，为了挽救满清王朝的覆灭，察哈尔都统在八国联军侵略面前，表现出一副奴颜婢膝的样子，面对辛亥起义的民众则残酷镇压，又在历史上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
皇帝经怀来、宣化、怀安逃往山西，最后又逃到西安。在八国联军的军事侵略和政治压力下，慈禧太后由利用义和团转而下令镇压义和团，还乞求八国联军“助剿”义和团。十一月七日，八国联军犯抵宣化，十九日侵入张家口，察哈尔代都统奎顺派员迎接联军，并答应赔款12万两白银，这个事件充分说明察哈尔都统对外国洋人态度与清政府一样，都是崇洋媚外的。
戊戌变法期间，变法维新的思潮也影响到塞外重镇张家口，许多有识之士积极宣传变法图强的思想，有的还赴日本等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寻求救国道理。1919年辛亥武昌起义后，张家口的同盟会也积极策划武装起义，形成了革命形势，察哈尔都统溥良对此惊恐万状，他看到清政府的统治已经是风雨飘摇了，于是辞职不干。清政府无奈，只得令宣化镇总兵黄懋澄暂代察哈尔都统之职，勉强维持局面。张家口的起义群众公推李恩铭为领袖，很快组织群众700多人，并设置了拳卫、军警、劳工等机构。他们原计划与北京、大同等地同时举行起义，不料十一月二十七日，起义参加者高志清从天津带领前来参加张家口起义的同志10余人，暗藏大批炸弹乘火车来张家口，途中被暗探察觉，当火车驶离下花园后，暗探突然包围搜查，军火被搜出，高志清等人被捕。火车到了张家口后，察哈尔代都统黄懋澄立即升堂审问，在严刑拷问下，致使起义内情全盘暴露。十一月二十八日黎明，察哈尔都统派兵封锁了张家口的所有的街道，在全城逐家逐户进行搜查，起义策划者除南琴轩公出外，其余都被察哈尔都统逮捕。十一月二十九日正午，同盟会革命志士高志清等7人，在张家口西太平山黄土坑被清政府斩首示众，暴尸荒野，成为张家口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也写下了察哈尔都统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
察哈尔都统署建筑风格一瞥。建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的察哈尔都统署，是张家口保存最完整的一处古代衙署，目前尚有保存完好的房屋百间。它的建筑既体现了封建官僚衙门的威严，又体现了精致的建筑风格。其主要建筑风格是中轴贯通，左右对称，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大门、二门、正厅中门、后厅中门四个层次构成一条垂直的中轴线，给人以“侯门深似海”之感。这条中轴线两边的房屋建筑严格对称。第一重府门为横排三间，悬山屋顶上覆盖着青灰脊瓦，屋脊两端装有兽吻，屋檐下四根红漆木柱一字排开，大红漆门给人以肃穆之感。大门两边原有四根五六丈高的木制旗杆，旗杆下原有一对威武如生的石狮子。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人当做“四旧”砸烂。大门外正前方原来还有一座高大的影壁，影壁上绘有一种叫做“”的动物，这种动物的脚下踏着金银财宝，依然不满足，还张着血盆大口向着太阳，企图把太阳也一口吞下去。据说，在明清时期，县以上的军政机关大门外的影壁上都绘有这种动物的图像，意在警告官员不可贪赃枉法。察哈尔都统署的二门为卷棚悬山顶，建筑风格很有特色。正厅位于都统署的中心，为都统升堂的地方，是都统署中最高大的建筑，面宽五间，六根红漆大柱托起屋顶，给人以宏大庄严的感觉。后厅为都统处理公牍与读书的地方，院内古柏参天，花圃吐芳，别是一番深幽清雅的境地。厅后为都统及其家属的寝室，有正房五间，厢房三间，颇为幽静。整个察哈尔都统署的建筑完全符合封建时代官衙“前朝后寝”的规制，是与北京紫禁城及众多王府的建筑布局完全一致的。坐落在张家口的察哈尔都统署，是京西第一座保存完好的清代衙署，对于研究清代衙署建筑与人文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张库商道著辉煌
清朝建立后，实现了长城内外的一统，张家口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最有意义的就是张家口至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商道的形成和繁荣。张家口历来是长城内外各民族人民友好互市的地方。汉代的宁城互市，辽代的坝上榷场，明代的茶马互市，都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这些互市，无论从规模上、形式上，还是交易量上，都不能与清代的张库大道相比。清代以前的互市，大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到长城沿边的汉地来进行贸易，而张库商道的贸易方式主要是清朝的商人，千里迢迢到库伦，甚至到俄国的恰克图去进行交易活动。这种几千里路的长途贸易，只有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可与之相比。因此，张库商道又被称为北方丝绸之路。
张库大道是指张家口通往蒙古高原库伦城（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路线，它南起张家口，北至库伦，直到俄国的边境城市恰克图，在历史上是内地与边疆的主要商品流通渠道，也是我国北方连接蒙、俄的一条国际商品运输线。张库大道历史悠久，700年前，元朝定都北京，为加强对岭北地区的统治，便开辟了这条官马大道，但只是用于“通达边情，布宣号令”。清代重修以北京为中心的驿道时，对该道进行了重点整修，并被列为官马北路三大干线之一。这条干线由张家口经兴和（今张北），至库伦，全长3000多里。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经清政府批准，俄国商队开始由厄尔口城（今伊尔库茨克）经库伦、张家口到北京。库伦等地的中国商人，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也组成商帮去西伯利亚进行贸易，这条大道开始繁荣起来。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定《恰克图界约》，确定了两国商人在恰克图进行边境贸易，经清政府与汉蒙商人的进一步开拓，形成了以张家口和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为集散地，经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到恰克图的陆上国际商路。
自从设置恰克图中俄贸易市场后，张家口就成为了京、津、河北一带对恰克图贸易的物资集散地和储运基地，在沟通运销渠道，发展北方国际交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张家口的旅蒙业（即办理去库伦蒙区贸易、运输业务的行业），康熙年间只有30余家，中俄贸易开展后，尤其是恰克图开埠后，旅蒙业有了大的发展，乾隆年间发展到100余家，同治年间达到了350余家，光绪年间达到400余家。大境门一带商贾云集，市场繁荣，正沟一带商店鳞次栉比，一派繁忙景象。张家口堡也由一个边境军事防御小镇，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边贸城市。《口北三厅志》中有一首《张家口城楼》的诗，形象地描绘了这种景象：
张家口堡是今张家口市的根。张家口的发展与张库大道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清朝末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张家口堡有了迅速发展，1909年京张铁路开通后，张家口成为通往西北的货流枢纽，张家口堡的东关形成了繁华的商业街武城街。这条街现在依然是张家口市区最繁华的商业街。辛亥革命后，张家口成为对外开放的商埠。1918年张家口的商业贸易出现鼎盛。据《张库通商》记载，张家口对蒙古贸易的商号增加到1600余家，年贸易额达到1.5亿两白银，张家口成为中外商贾的聚集地，被称为华北第二商埠。1922年，张家口的票号、钱庄已达到42家。
张家口的商号、钱庄、票号的投资人、经营者大多是晋商。晋商来张家口经商的历史十分悠久，在明朝时就有许多山西人到张家口经商。特别是清朝初年，在康熙帝出征噶尔丹时，张家口的晋商为清军提供了大量军需物资，有的还捐献了大量的军费。所以，清朝统治者特命张家口的“八大皇商”进京，由皇帝亲自赐宴，鼓励他们继续在张家口经商办商店。在张家口经商的晋商中，著名的有祁县乔家大院乔氏家族，乔家在清朝中叶，就有人迁居张家口，在这里开设“金诚”、“元隆”两家碱店，并在张家口堡二道巷开办了宏茂票号，参与了张库大道兴盛时期的金融业务。张家口以北的大草原有许多产碱的水淖，乔家看中了这个商机，开始了制碱买卖。每年乔家都要派人到坝上去购买碱块，用牛车拉回张家口，加工成四方形的碱块。乔家生产的碱块，不但在国内畅销，而且还销往国外。在碱业最好的时期，乔家每年要有3万辆牛车去草原拉碱坯。山西祁县的渠家也在张家口开设了茶店和“三晋源”、“百川通”票号。山西太谷的曹家也来到张家口经商，开设了锦泉涌、锦泰亨、锦泉兴票号、钱庄。山西的晋商对张家口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极大地推动了张库大道的繁荣与兴盛。
当时的张家口也是外国商人的聚集地。特别是张库大道的兴盛，吸引了许多外国的资本到张家口投资。据记载，民国初年，在张家口的外国商行有英国的得隆、仁记、商业、平和商行，有德国的礼和、地亚士商行，有美国的茂盛、德泰商行，有日本的三井、三菱商行，有法、俄、荷兰的立兴、恒丰商行，总数达44家。这在当时是除天津口岸、上海洋场之外的又一个外商聚集之地。这些外国商行在张家口置地盖房，开展商业活动，促进了张家口的开发与繁荣。今张家口堡的鼓楼西4号、鼓楼东23号、二道巷1号、2号、安仁里3号，这些中西合璧的建筑，多是当年驻张家口堡的洋行的旧址。
张家口也是直隶和本地商贾的聚集地。清代，随着对蒙俄贸易的全面开放，直隶和本地的许多商人都来到张家口堡和来远堡，从事对蒙俄的贸易活动。这里有联手经营的束鹿、深州、饶阳、辛集的直隶商帮，有北京的京帮商人，也有蔚县、阳原、怀安、涿鹿的本地商帮。这些人会聚张家口及其附近地区，为发展中、蒙、俄之间的经贸交流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五、慈禧太后怀来逃难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他们与入教的流氓恶棍一起，在我国为非作歹，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人民群众把仇恨集中于洋教洋人与洋货，不断掀起反抗斗争的高潮。义和团运动就是这样一次伟大的斗争。这一运动在张家口也点燃了斗争的烈火。1900年，在京津义和团的影响下，张家口广大农民设坛组织义和团和红灯照，仅数月时间，塞外张家口一带，便到处设坛建场，习符诵咒，演练刀枪，继而又发展到烧教堂，杀洋人，抵制洋货。在宣化府，天主教堂被捣毁，作恶多端的洋人和清朝官吏受到惩罚。在怀来县，义和团在西关和城内设立了坛口，还烧毁了县衙东南的法国教堂，义和团大师兄坐在县衙大堂上，申斥县令，审理案件，为百姓伸冤做主。在蔚县，义和团聚众围困法国神甫及教民聚居村达20天，给了洋教以沉重打击。在阳原县，义和团烧毁了西小庄天主教堂，义和团、红灯照在张家口大地上一时轰轰烈烈。
慈禧太后
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但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却余怒未消，时存废立之心。慈禧太后的这种蓄谋，却屡屡遭到各方面的非议，特别是外国帝国主义国家也并不支持，这使慈禧太后十分恼怒，在义和团镇压不下去的情况下，慈禧就萌生了利用义和团反对外国洋人的想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义和团渐及京畿之地，英、美、法、日、俄、意等国兵士也进入北京使馆区。五月，慈禧太后派军机大臣赵舒翘前往涿州、良乡察看义和团虚实，并予以“宣抚”。五月二十日深夜，有人交给荣禄一份洋人要求慈禧太后归政光绪皇帝的照会。慈禧太后获悉这个消息后，决意对洋人开战。六月二十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凡是义和团设过坛的房屋，都被焚毁，联军占领北京后，特许军队公开抢掠3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经过这次抢劫，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在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下，慈禧太后狭持光绪皇帝，仓促从北京越过长城到达塞外怀来县，经宣化府、怀安县，逃到大同，又经太原逃到西安。
光绪帝
据当时任怀来县知县吴永口述而成的《庚子西狩丛谈》记载，七月二十三日晚，吴永收到一份紧急公文，要求为官员军士准备食物粮草。这才知道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已住宿在延庆州岔道，离怀来县境只有几十里路了。怀来县本为京城至内蒙古的必经之路，在境内设有2个驿站，4个军站，设驿马300匹，但当时地方秩序已乱，驿马大部被溃兵所抢，其他设施也大都被损坏。从延庆州岔道到怀来县城（今怀来县怀来旧城，已在修建官厅水库时被淹没），第一站应到榆林堡。榆林堡原为驿站之一，吴永便派人去告知，让作准备。第二天拂晓，县令吴永从怀来县城早早出发，去榆林堡迎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但天不作美。吴永出城走了八九里路，忽然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道路泥泞，风吹衣湿，寒冷异常。正在这时，迎面来了一乘驮轿，并有一骑为前导。见到吴永，骑马的人高声问道：“来的人是怀来知县吗？”吴永应承后，骑马的人又说，这就是军机赵大人。这位赵军机在驮轿上对吴永说，两宫（指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已经有两天两夜挨寒受饥，情状极为困苦。由于洋人打进北京紫禁城，又不能不走，要尽最大力量，安排好食宿，使两宫暂得安息。当吴永赶到榆林堡时，那里的百姓早已逃走，堡内寂无人烟，到了驿站，只有管理驿站官员的一名家丁没有逃走。吴永便问预备接驾的情况，这位家丁说，榆林堡内只有3处骡马店，这3处骡马店根据吴永的吩咐，已初步做了打扫，并在每个店内各煮了一锅绿豆小米粥。但已有两锅粥被溃兵抢吃一空，另一锅也几乎被抢吃。吴永听了，感到情况严重，便亲自坐在店外的石墩上，命随身马勇荷枪保卫，才保住了这一锅粥。不久，慈禧太后坐着一顶蓝呢轿子，光绪皇帝坐着一辆驮轿来到骡马店门，吴永慌忙下跪迎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一行从轿子上下来，进入店内。不一时，太监崔玉桂出了店门，大声呼喊：“谁是怀来知县？”吴永急忙进入店内正屋跪下。吴永偷偷看到，此时的慈禧太后穿一身布衣服，坐在正屋方桌右边的椅子上，十分疲惫。她先问了吴永是旗人还是汉人，籍贯在哪里，到任的时间，并问县城内有没有准备，吴永一一作了回答。吴永还告诉慈禧太后说，县城已有所预备。说到这里，慈禧太后忽然大哭起来，边哭边说，我与皇帝连日逃了数百里路，竟然没有看见一个百姓，官吏更是没有见到一个。现在来到你这怀来县，你还穿着官服来接驾，可算得是我的忠臣了。慈禧哭罢，又对吴永说，我与皇帝连日奔走，又没吃的，又没喝的，又没穿的，十分痛苦。途中口渴，命太监去取水，不是没有水桶，就是井水中浮有人头，不得已只得嚼秫秸杆解渴。昨天夜里，我与皇帝只有一条板凳，只好背对背坐了一夜，夜间寒气逼人，度时如年。你看我完全变成了乡下姥，至今已有两天没有吃饭了，肚子饿得慌，你这里是否备有食物？吴永随即献上小米粥，但连筷子也没有。内监出来向吴永要筷子，一时竟然找不到。幸好吴永身上佩带着小刀牙筷，只好先送给慈禧太后。其他人只能用秫秸杆充当筷子。吴永在窗户外听见屋内的人争着喝粥，发出响亮的声音，好象喝得十分香甜。一会儿，大太监李莲英出来对吴永说，老佛爷十分想吃鸡蛋，能否找到？吴永亲自到堡内一家一户的空屋内寻觅，最后在一空抽屉内，竟然找到5个鸡蛋，真是大喜过望。又在西屋内吹火勺水，将鸡蛋煮熟。后寻得一只粗碗，放进一点食盐，交给内监捧于慈禧太后。一会儿，李莲英出来对吴永说，老佛爷很受用，刚才所进5枚鸡蛋，一下子就吃了3枚，另外2枚，赏给了万岁爷，其他人都没有赏到。但老佛爷又很想抽水烟，你能不能找到？吴永灵机一动，就将身上带的几张粗纸，在西厢房的窗板上自行搓卷了5支烟，交于内监。不一时，慈禧太后手把水烟袋，自点自吸，从屋里出来，吴永赶紧跪在泥泞的院子中。慈禧太后对吴永说，这次出来，连衣服也没有来得及带，现在觉得很冷，你能不能给预备点衣服？吴永说，我当尽力预备。慈禧太后于是说，你可以先回县预备，我与皇帝也即将启程了。一会儿，慈禧太后坐上吴永准备的轿子，光绪皇帝坐了延庆州准备的轿子启程前往怀来，吴永在门外报名跪送毕，上马由间道飞驰回县。
义和团旗子
吴永回到县城，义和团已撤出，街道两旁的店铺都闭门关户，百姓也都躲藏起来。吴永便强令百姓在户外摆设香案，迎接慈禧一行。不一时慈禧的轿子就到了，安置在西关一所日常供过境官员住宿的公馆里。吴永匆匆回到县署，从箱子里只找着他母亲的呢夹袄一件，准备献给慈禧太后，又为光绪皇帝找来夹衫长袍、马褂各一件。
慈禧太后在怀来县城的随扈兵士、宫监有数千人之多，每日供给数量十分巨大。只两天时间，沿官道10里之内，蔬菜、牲畜、粮食、柴草都被用尽，对此，吴永心里十分忧虑，加上公务繁忙，县城内街道又以大鹅卵石砌成，两日中碌碌奔走，靴子上已磨出两个破洞，脚指头也几乎露了出来。幸好第三天，慈禧太后命令继续启程，并命吴永“办理前路粮台”。吴永一下子从知县升为道台。七月二十五日黎明，慈禧一行又向西逃走，先到了距县城30里的土木驿，这里本来也有驿马，但已被溃兵抢掠，百姓也都逃到山中，堡内人烟断绝。宣化镇总兵何乘鳖带马队到土木驿来接慈禧太后，一同到了沙城。沙城仍属怀来县地境，这里设有巡检司。吴永已先派人来沙城安置，预先将东大寺作为行宫。七月二十七日，慈禧一行由沙城启程，经响水驿，当晚住在宣化府。但据当地人传说，慈禧太后曾在鸡鸣驿地主贺家大院住过一晚，而且她住过的房子至今犹存，已经成为一处旅游的景点。直到八月初一，慈禧一行又继续西行。有人就慈禧太后西逃途经怀来的事，写了一首诗：
对慈禧太后仓皇西逃时的狼狈相作了形象的描述。
吴永，字渔川，浙江吴兴人，为曾国藩的孙女婿，庚子那年，他正好在直隶怀来县当知县。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对《庚子西狩丛谈》一书评价甚高，认为它是“西巡诸书最佳之著作”。因此本书详引此书有关章节，以飨读者。
慈禧从怀来逃出后，二十七日到达宣化府，宣化镇总兵、宣化府知府、宣化县知县等率大小官员数十人，抬着大轿到郊外迎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下了小轿，改乘四人抬的大轿，进宣化南门，住在镇台衙门。慈禧太后在宣化城住了3天，又继续西逃。之后在怀安县左卫城中樊家大院住了一宿，次日早晨，慈禧一行又沿着洪塘河西行，在北九场用膳。在北九场张家大院，慈禧用膳后，在院中消食，此刻村里鸡不鸣狗不叫，她一高兴，便夸道：“这地方真是一个太平庄！”她的这种感叹，反映了一个逃亡的太后，急切期盼太平的愿望。但正是她的倒行逆施，才造成了外国入侵的局面。正因为慈禧太后有了这一感慨，北九仓便改名为太平庄了。在太平庄，慈禧太后还将张家大院邻居的一名青年女子强行定为光绪皇帝的妃子。据说当时这位女子出于好奇，双手扒在墙头上向张家大院张望，慈禧看见这位女子的手长得修长，犹如凤爪一样，于是心血来潮，便说这女子可为光绪皇帝的妃子。但当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后，早已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这位冀姓的姑娘，却因为是慈禧钦定的妃子，无人敢娶，一直过着孤独的生活，终因忧郁寡欢而致病，只活了50岁，就含恨离开了人世。这是慈禧西逃给张家口人民带来的又一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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